扬州偶遇双面碑记

净瓶

阳春三月下扬州，这是一次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旅行。清明一过，我与老伴驱车直奔扬州，这次扬州之行，住在竹西公园附近，傍晚的时候就去那里看看。竹西公园是一座融合历史遗迹与古典园林风光的公园，以“竹西佳处”为文化核心，再现唐宋名胜景观。园林布局雅致，以水景为中心，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竹林幽径、假山池沼相映成趣，营造出“城市山林”的静谧氛围，是市民休闲与文化寻根的理想之地。据记载隋炀帝时将扬州升为陪都，在此营建了规格近于京师的江都宫，是他三下扬州的核心居所。宫城利用六朝广陵城改建，分为宫城与东城。竹西公园所在位置本是隋炀帝的上方行宫（竹西宫），隋亡后改建为禅智寺，也就是杜牧诗中“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的地方，因此一诗句，民间也俗称“竹西寺”。唐代鉴真和尚在大云寺出家修行，后曾在禅智寺修学。禅智寺、大云寺都是唐代扬州地区的重要佛教场所。

竹西公园内有一“唐大云寺故址”碑立于亭下，是1963年为纪念鉴真逝世1200周年而立。这块石碑正面刻有的核心文字是 “唐大云寺故址” 六个大字。

上款（右侧）： 刻有“鉴真和尚出家处”。

正中： 刻有“唐大云寺故址”。

落款（左侧）： 刻有“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纪念委员会立，一九六三年”。

《大云寺故址》简介：唐代大云寺是鉴真和尚（688—763）十四岁舍俗出家的寺院，鉴真和尚曾在禅智寺修学，后归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法，鉴真和尚经历六次东渡后抵达日本，传经授道，为促进中日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63年农历五月初六日，为唐代赴日传播中国文化的鉴真和尚逝世1200年，中日两国人民分别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鉴真和尚逝世120周年纪念委员会在此立碑。（简介录自竹西公园内景点介绍）

扬州竹西公园附近当地的居民介绍，在隋亡后隋炀帝行宫旧址改禅智寺，后来多次改名，在唐朝叫过“大云寺”，查阅了有关资料后发现当地人的说法有误。根据历史记载和专家考证，从时间上来说是先有禅智寺，后有大云寺。虽然民间传说或网络文章将“禅智寺”与武则天时期的“大云寺”直接挂钩，但根据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的严谨考证，这两者在唐代实际上是并存的两座寺庙，且禅智寺的起源更早（见图表）。考古出土发现证实，唐代的大云寺位于扬州城北的黄金坝一带（距离竹西公园有一定距离）。大云寺是武则天时期由国家敕建的官寺，它与作为隋宫改建的禅智寺是两座不同的寺庙。

以下是详细的时间线和历史沿革梳理，可以厘清这段历史：

1. 隋亡之后：先建禅智寺（隋末唐初）

此处原为隋炀帝的行宫（上方宫）。隋朝灭亡后，据考证在隋末唐初，由僧人怀演利用隋宫的旧址建立了寺庙。因为建在蜀冈之上，佛教称高处的寺庙为“上方”，且利用了隋宫基础，故名“上方禅智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简称禅智寺或上方寺。它是唐代扬州的一大名寺，也是“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出家之地。唐代诗人杜牧著名的诗句“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就是描写此处，因杜牧的诗句唐中期后俗称“竹西寺”。

2. 武则天时期：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在全国各州建立大云寺，以供奉《大云经》。这里是隋炀帝时期的“长乐道场”，前身为南朝长乐寺；武周时期，武则天称帝改为“大云寺 ”，鉴真大师在此出家；唐中宗李显复位后，为了消除武则天的政治影响，下诏将全国的“大云寺”改名为中兴寺，寓意李唐王朝中兴。短暂改名，后又改为“龙兴寺”；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改称“开元寺”，最终定名，沿用久远。

这两座寺庙之所以容易被混淆，是因为它们都经历过了同一时期相似的“改名潮”，且都在扬州城北。竹西公园内立有“唐大云寺故址”石碑，是因为该石碑是后来为了保护文物从黄金坝搬迁至此的，并非说明那里就是原址。

那天阴雨天气，蒙蒙细雨飘落，故而在亭下驻足观看，绕到碑的背面，发现上面刻着碑文，引起注意。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了，碑上正中镌刻着两个大字，我认为是“骨塚”，下面是一个“塚”字还清晰，上面的就不清晰了。咨询了几位朋友，有说为“帝”，可能这块碑与隋炀帝有关；有说为“骨”，应该是僧人的集体墓葬处，与鉴真和尚有关。听了朋友的分析，考虑到另一面的“唐大云寺故址”是为纪念鉴真和尚而立，我更倾向是“骨塚”了。

这方碑应该不是真的墓碑，而是清代纪念鉴真和尚或者是大云寺的先贤大德而立的碑刻，正中“骨塚”，左侧落款是“大清道光岁次丙申年……”，这是公元 1836年，说明这是一块古碑；后来被安置在了当年唐代禅智寺旧址（竹西公园），成为扬州佛教文化的一部分，就非常有意义了。竹西公园本身曾是隋炀帝行宫旧址，隋炀帝亡后唐代改建禅智寺，鉴真和尚在大云寺出家修行，后曾在禅智寺修学，所以这里与隋炀帝、鉴真和尚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这可能也是“骨塚”碑被迁移、安置在这里的重要原因——它和公园的历史背景高度契合，能串联起隋炀帝、鉴真和尚与扬州的故事。这也可能是让人们觉得石碑是“帝塚”的缘故，终归隋炀帝是安葬在了扬州。

这是一块双面碑！且是一块跨越了清朝到新中国的“跨代碑”。看到此碑，我想了很久，1836–1963，相隔一百三十七年，将清道光年间的纪念与百年后纪念鉴真和尚联系到了一起，妙哉妙哉！就是不知道63年前，“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纪念委员会”是出于什么原因做了这样的安排？也许是无心之举吧。琢磨半天，觉得挺有意思。立在亭下琢磨许久，突然想起济南趵突泉公园的“双御碑”，康熙与乾隆二帝墨宝同碑，成为经典。

上网查一下，国内知名的双面碑还不少，只是网上查不到扬州竹西公园这一块“双面碑”的记录，更是引起我的好奇心了。网上查到知名的双面碑：

1、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史晨碑》，是最著名的一类。它是一块石头两面刻字。正面叫《史晨前碑》，背面叫《史晨后碑》。虽然叫“前后碑”，但时间顺序上往往是反的或者连续的。比如《史晨碑》记载的是鲁相史晨祭祀孔子的事情，前碑是奏章，后碑是祭祀后的记录。这种通常被视为一个整体事件的记录。

2、太原多福寺的“欠钱碑”，是非常实用的民间用法。正面刻于清乾隆二十二年，记录了当时的欠款名单；38年后（乾隆六十年），寺庙重修又缺钱，于是就在石碑的背面继续刻上了新的欠款名单，称为《后欠钱石》。这种属于“一石二用”，利用石碑的剩余空间记录新的社会事务，实际上起到了“古代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作用。

3、洛阳白马寺的“断文碑”（清凉台）。 正面是清朝刻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而背面则是唐朝时期的碑文（虽然损毁严重）。因为跨越了唐、清两个朝代，所以也被称为“两代碑”。

4、泰山岱庙的《岱岳观造像记碑》。俗称“鸳鸯碑”或“双束碑”。它由两块同样尺寸的条石并立组成，碑身四周都刻字，记录了唐高宗、武则天等六帝一后的造像记事。这与单纯的“一块石头两面刻”在物理结构上是不同的。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附近工作近二十年，午休时间常常会去趵突泉转转，这里有一块著名的“双御碑”。这块碑刻极为罕见地集齐了清朝康熙与乾隆祖孙两代皇帝的墨宝于一身，是园内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

这块碑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一碑两面”。正面：刻有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激湍”二字，意指泉水喷涌湍急。细心观察，“激”字中间的“白”与“方”被换成了“身”字，寓意“圣祖亲临”。背面：刻有乾隆皇帝御笔诗作《再题趵突泉作》。这首百字长诗不仅描绘了泉水美景，更记录了一段祈雨的传说。据传乾隆皇帝在梦中见到其祖父康熙帝面带怒色，醒来后联想到济南大旱，便立刻在泉边设坛祈雨，并挥毫写下背面的诗篇代作“祈雨文告”。说来也巧，仪式后不久便天降甘霖。为了表达对祖父的敬意，乾隆特意将自己的诗刻在康熙题字的背面，寓意“承前启后”，从而诞生了这块举世无双的双御碑。

为了保护文物，现在的原碑立在娥英祠内（位于趵突泉北岸，泺源堂北侧），通常用玻璃罩保护起来。在来鹤桥南端立有一块复制品，方便游客近距离合影拍照。每次游趵突泉必去娥英祠，看看这块承载了很多历史和文化的古碑。

这是立于趵突泉泉池东南角的复制“双御碑。

看过竹西公园的双面碑，思绪便在这长江与黄河之间，在这淮左名都与泉城水畔，来回摆荡。两座碑，都承载着“双面”的故事，可这“双面”的意味，却又如此不同。

扬州这块碑的双面，是时光的断层，是历史的叠影。一面指向“唐大云寺”，隋亡后竹西宫改为“禅智寺”，武则天一朝，曾敕令天下各州设立大云寺，宣扬《大云经》，为女主正名。扬州有了这座帝王行宫又改建的禅智寺后，又有了一座官寺——大云寺，想来也曾是殿阁巍峨，香火鼎盛，承载着一个时代狂飙突进的政治信仰与宗教狂热。而转过面来，“骨塚”二字却如一声幽深的叹息。它指代什么？是隋炀帝的塚，是战乱中仓皇掩埋的殇魂，还是后人追念大云寺曾经的先贤大德？已无从确考。这模糊，恰成最大的张力。寺庙的“有”（曾经的兴盛）与骨塚的“无”（所指的湮灭），信仰的喧嚣与死亡的静默，王朝的鼎革与个体的寂灭，被强行压缩在同一块石头的两面。它不像记载，更像一个巨大的、矛盾的隐喻，昭示着这方土地如何在一代代“黍离麦秀”的轮回中，将繁华、信仰、生命与权力，一层层地夯进泥土，最后只凝结为这沉默的、正反相悖的证物。它诉说的，是历史的无常与沉重，是“十年一觉扬州梦”醒后，那载不动的许多沧桑。

而济南的那座“双御碑”，则是一曲精心谱写的帝国和谐与文脉赓续的双重奏。康熙的“激湍”二字，是帝王对造化神工的瞬间捕捉与激赏，是力量与动态的肯定；其孙乾隆的御制诗，则是优游品味后的长篇咏叹，是文采与哲思的延展。一简一繁，一瞬一恒，一赞一咏，共同构成了爱新觉罗氏祖孙对同一眼天下名泉的鉴赏与“加持”。这双面，是合作的，是递进的，共同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的：昭示清盛世的文治武功，以及帝统与道统在时间中的顺利传承。碑石在这里，不是承受历史暴力碾压的基石，而是彰显当下“圣朝”气象与“雅趣”的精致展台。它所凝固的，并非断裂与疑惑，而是秩序、继承与一种堂皇的、不容置疑的“拥有”。

风过竹西，草木窸窣，仿佛还能听见唐代诗人杜牧在此低吟“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扬州的双面碑，就立在这“歌吹”散尽的沉默里。它的两面，是历史自己留下的、未曾和解的谜题与伤痕，是时间深处的自我辩驳。而趵突泉边的水声依旧欢腾，那通双御碑沐浴在历代游人的仰视中，它的两面，则是权力与文雅联袂出演的、指向永恒的“不朽”宣言。

一者，是历史自身的腹语，沉重、模糊，充满记忆的断裂与生存的诘问；另一者，是权力在历史光洁表面的提笔留痕，清晰、流丽，意在塑造永恒的形象。思绪徘徊于这两座“双面碑”之间，我恍然觉得，我们凝望的或许并非石头，而是时间本身的两副面孔：一副，是暗流涌动、布满刻痕的幽深河床；另一副，则是阳光之下，粼粼闪烁的、被规训的平静水面。而真正的遗产，或许正在那光斑之下，深不可测的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