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雪芬改革越剧

朱常温

袁雪芬改革越剧

浙江嵊县的剡溪两岸溪水澄碧，山青水秀。杜山脚下的那个村庄就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的出生地。

嵊县是越剧的故乡，1922年，袁雪芬出生的第2年，嵊县施家岙的第一个女子小歌班问世。袁雪芬的出世和越剧小歌班的诞生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时期，历史牢牢地把越剧和袁雪芬同志联系在一起。

袁雪芬的父亲叫袁茂松，是一位乡村的私塾教师。父亲身体不好，无力耕种，全家虽有几亩薄田，但只能靠父亲教书的微薄收入度日，十分清苦。在当时，贫苦是普通的，杜山村的女孩子要维持生计，一般只有三条路：当童养媳、卖到上海去做童工或学戏。但当时学戏这条路是很低贱的，它还不如做工好。因为戏子、讨饭子、婊子这“三子”是连在一起的，父亲是决不愿女儿去做戏子。袁雪芬的父亲倒想让袁雪芬去上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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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因此他要她读点书识几个字，将来到上海可以写个信用家，报个平安。她父亲倒不认为女孩子就没有用场，父亲告诉袁雪芬，女孩子也要“自立”，不靠父母、丈夫，靠自己，这对袁雪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父亲很和蔼，但经理格，读书时他把袁雪芬的小辫子用红头绳拴在桌上，以免她盖去玩耍。在父亲的教诲下袁雪芬很懂事，不但懂得了自立，也更懂得了自尊。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为了要自立，袁雪芬逊儿偷偷地离开家到三里以外的“四季春班”去学戏。那时她岁。她对科班师傅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学戏。”一起在眼里学戏的共有20几个女孩子，大的16、17岁，小的11、12岁，第一天到科班，她没有带铺盖，这一天她和傅全香同睡。张铺。过了几天，老板要大家填“关书”，这是进科班必办的手续，关书上写道：“3年学艺，4年帮唱，生老病死，各凭床命。”这关书，好似一张卖身文契。他父亲当时一定要袁雪府家，但袁雪芬执意不肯，旁人也帮着说，连老板也来保证，父亲才勉强在关书上签了字。

学艺生涯开始了，那时候的学艺，不象现在那样学员在花香鸟语之中的漂亮洋房里，有排练厅，练功房，那时只能破庙、住庵堂，生活条件真是无法提。袁雪芬和姐妹们一样身生疮，可师傅却说：“谁先生疮，谁先红。”在学习方面，赋们为了自己的生计，不肯把功夫全盘托出，要是他把本事给给了你，那么他今后的温饱就成了问题。在这种社会里就能不得不采用偷学的方法。1936年，四季春班从绍兴到高山出，前台老板请了2位客师，一位小生叫屠杏花，一位花卉王杏花，这两位客师在当时已是相当有名气了，尤其是花，人们美称“三花”中的一花就是她。王杏花演出《叶仙》印》、《火烧百花台》等，袁雪芬大开眼界，觉得她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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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身段优美，服装新颖，样式、颜色都非常好看，头面的装饰也非常漂亮。袁雪芬好不惊讶，她老是站得远远的盯着看。袁雪芬很想学王杏花的唱腔和身段，常常躲在“出将”“入相”的门帘后面，用手挑开一道缝，专心地记住王杏花的唱法和动作，当时的规矩是同行不准在旁看戏的，只要王杏花的眼睛往里一瞟，她就逃开。袁雪芬想了个办法，在舞台的屏风上戳了一个小洞，偷偷地躲起来，王杏花演出时，就从小洞里偷看。姐妹们也学袁雪芬，结果在屏风上戳出了好几个洞。老板知道了大怒，要大家跪下，打个“满堂红”。袁雪芬的记忆力很强，王杏花演出的几部拿手戏，都学到了手。袁雪芬学戏时，很注意武打戏基础，开始学戏她什么都学，后来在绍兴大班师傅那里学了武戏如《盗仙草》、《斩经堂》，又从另一位师傅那里学了《火烧濮阳城》、《嘉兴府》、《走麦城》，她先学武生，后又改学花旦。

“四季春”从萧山演出后，接着第一次来到了杭州。杭州的美景使她心醉，她感到新鲜，心里高兴。那一次，由于王杏花的母亲生病，要王杏花速速回家，王杏花走了，她的戏由谁来代替呢？老板和师傅商量，觉得袁雪芬扮相、嗓子、表演都不错，就让她顶替了上去，结果很成功，杭州人称袁雪芬为“小。王杏花”，从此袁雪芬挂了头牌，那是同她的好学分不开的，挂头牌那年，袁雪芬才14岁。

袁雪芬越来越受观众喜爱，很快就有了名气。她的号召力很大，只要她上演的戏，卖坐率很高，按理说，自己已挂了头牌，包银（工资）也多了，这样已是很好了，但袁雪芬不，她提出要“改革越剧”，因为她感到越剧停留在“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状态和时势太不适应了。那时正值抗战时期，在上海演出那段时间，她常常看到日本兵强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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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他们低头鞠躬，又看到报纸报道我国的大好山河沦入狱手。她感到气愤和悲痛，想用自己唱的戏同敌人作战。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实践中锻炼，她已能编幕表戏，她试把班小说《安邦定国志》改编成越剧，来表达自己的爱国心，她不过吴祖光写的话剧《正气歌》。又看了《党人魂》、《葛嫩娘》文天祥的坚贞不屈，扣她心弦，一心救国，不怕杀头，使她扶佩，感动不已。她看看自己演的越剧太落后，那时台上是幕起戏（没有剧本），戏可长可短，演员在台上可以信口编词，没有内容，没有灯光，没有布景，更有一些戏如《马寡妇开店》、《刁刘氏》等是色情、淫荡的，如果演员不健康，还可以和台下打情骂俏；台下有时也会叫喊：“阿妹，阿姐，嫁给我之类的下流话。台后呢，更是乌烟瘴气，大阿哥和流氓可以爬便串进串出，东拉西扯，一会儿拉堂会，一会儿认“过房女儿”，油头滑脑地死缠着演员。国难当头，怎可如此，“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有什么意思呢。决不能了越剧一定要改革，要象救亡话剧一样，要有教育意义。”她想定了，就对老板说：“我不愿演老戏了，，也不象过去那样演了。要我演，一定要改！”袁雪芬向老板提出要请编剧，请导演，望得台装置和美术设计等⋯⋯。老板感到很为难，因为这样要使多的钱。但袁雪芬说：“请编剧，导演的钱可以从我的总理扣，由我来出好了。”袁雪芬本来包银四万伪币，为了越剧烈她每月只拿4千，有些人认为袁雪芬简直是发疯了，不是你傻瓜吗？但袁雪芬有自己的精神境界，她这一举动使一起心思想赚钱，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人惊呆了，就想从向老板提出：一，不唱堂会（官员和大亨把演员拉到家割唱）。二，不拜客。三，不唱拉局戏。四，不准闲人到后来。这么着，谈何容易？一个弱女子，提出要把越剧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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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想都不敢想，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如果弄不好，轻则丢掉饭碗，重则丢性命的。袁雪芬想，新的道路要靠人去“闯”去“创”，担心惧怕是没有用的。改革一定要进行。于是就在上海一个只有三四百个座位的小型的叫“大来”的剧场里，进行了越剧改革的尝试。为了便于装置布景，要拆掉前面二排座位扩大舞台，老板心痛得不得了，简直象割了他的肉。袁雪芬求了又求，总算同意了。导演请来了。，叫于伶。编剧请来了，叫南薇，舞美设计等等也请来了……。演员方面请了沈月凤、张桂莲，还有陆锦花，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现上海越剧院著名演员）等，从此他们在导演和编剧的指导下一字一句的背词，一举一动的排练。但有的演员演惯了路头戏（没有剧本的戏），台上“自由”惯了，如今要她背台词，又要记动作，很不习惯，把剧本一摔说：“3年徒弟已学出来了，现在又要来当徒弟。”袁雪芬总是耐心说服她们，她自己总是以身作则，刚开始，袁雪芬记台词也感到有困难，而且经常换戏，负担又重，后来她想了一个办法，每天演出完夜宵之后，把剧本拆开钉在墙上，先把剧本从头看一遍，后记住故事结构和意境，再记自己的台词和唱词，这样记又快，而且对整个戏也有所理解，她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终于大家把台词都背了下来。当时在“大来”戏院一起参加改革的演员吴小楼回忆说：“袁雪芬倡导的越剧改革，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影响，袁雪芬对待艺术一丝不苟，她的严谨和百折不挠的革新精神，使我十分钦佩！”徐天红也回忆当年说：“袁雪芬她们在‘大来’剧院建立编导制后，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革新，这种改革吸引了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班子，为此，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改革的第一个戏叫《古庙冤魂》。袁雪芬在改革中很重视吸收多方面的营养，表演上也尽量学习话剧和电影的写实手法，并注意人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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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刻划，她要求演员一切要发自内心，不要在台上康复和困花样。她说动作要提炼，不要简单地把戏演成话剧加唱。昆油和京剧有优美的身段和技巧，她都吸收过来，丰富越剧，她那怕是一个水袖（长长的白袖子）动作也要力求其准确性。总裁真实的表现力。

袁雪芬虽然很年轻，但她懂得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是事业并不是金钱。所以改革不管是否成功，她总不顾一切地向前走。当时在一份说明书上她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肩上的担子是重的，脚下踏的是沙漠，我们准备忍受一切艰难……。”

新事物总要遇到非议的，袁雪芬花了不少心血，采用了夏本，剧团有了编剧、导演，舞台有了布景，连服装、化妆等都进行了改革，但还是有人反对，有的人说：“改革什么？影响我的收入。”她母亲也说：“不改革你每月可拿4万，改革了你拿4千，而且演老戏都便当。”但袁雪芬不顾这一切，她认为尽管忘步艰难，而个人经济有损失，这些和发展越剧这一事业来比总是小事。所以她还是一步一步向前走。改革的第二个钱《情天恨》，是根据莎士比亚的故事改编的。第三个戏是（题）人》，是宋朝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

1946年袁雪芬以新的艺术手法，演出了根据鲁迅群《祝福》改编的现代剧《祥林嫂》，开始是编剧南薇和袁雪丽量想改编《祝福》，在化妆时南薇把小说读给袁雪芬听，过芬听了后说：“我看完全可以改编成戏。”于是他们就雷厉风乐来。南薇有个朋友，在宋庆龄那里工作，听说南极要改革进福》就对他们说：“最好事先征得许广平先生的同意。”阐述雪芬就去拜望许先生，许先生听了很高兴，她热情地接待了们，还亲切地问：“能改编成戏吗？”袁雪芬说：“能，我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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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人，风土入情很熟。”许先生又问：“你们改成戏，有人看吗？”袁雪芬很有把握地说：“有人看的，我们有观众，加座都卖尊光。”许先生嘱他们写出剧本后让她看一看，她还要去请文化界朋友来看。

征得了许广平的同意，袁雪芬异常高兴，就此，南薇写一场，她们排一场，夜戏完了再干通宵，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戏终于排出来了。5月6日是《祥林嫂》预演的日子，越剧预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演出前《文汇报》记者来采访，袁雪芬说：“这一次演出是尝试，希望大家指教，帮助。我过去演青衣的，从花旦演到老旦，从青年演到老年，还没有过。不过，对祥林嫂这个人物，我在农村里有印象，我喜欢《祥林嫂》这部戏，因为太现实了⋯⋯。”采访时还谈了越剧的改革，这次谈话记者用了《后台的祥林嫂》为题，发表在1946年5月9日的《文汇报》上。

戏，快要开演了，气氛有些紧张，这时南薇急急忙忙进来对袁雪芬说：“不得了，来了那么多的文化界前辈和知名人士。”南薇报了有：田汉，洪深⋯⋯等10几个人，这些全是许广平请来的。袁雪芬以熟悉的生活和丰富的舞台经验，顺利地完成了这次预演。田汉等对袁雪芬的演技大为赞赏，说：“戏是不错的，有生活，有人情，有道理。”并夸袁雪芬“风格很高，极有才能”。许广平先生也祝贺袁雪芬演出成功，并感谢她把鲁迅作品搬上舞台。

《祥林嫂》的演出轰动了整个上海，许多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赞扬《祥林嫂》。她们每天日夜演出二场，场场客满。连演了3个星期，上座率照样达13成。《祥林嫂》的演出成功，被颂为越剧的一座里程碑。

《祥林嫂》的演出成功，引起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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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上对袁雪芬及他们的剧团加以注意。一次，宋美龄来到上海，她听越剧不同于以往，又听说袁雪芬享有盛名，便转托别人邀请袁雪芬去唱堂会，按理说博得宋美龄的青睐，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在宋美龄看来一个戏子，还不是可以很方便地召之即来，但袁雪芬不，她拒绝了，她不唱堂会，有些人又以为家雪芬疯了。他们认为袁雪芬真是不识抬举。由于袁雪芬拒绝这样的大亨，因此多次的不幸降到袁雪芬头上，先是报纸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攻击，然后用卑劣的手段向袁雪芬身上抛粪、抛弱强水，写恐吓信，扬言要请袁雪芬吃“花生米”。这时我地下党也很关心袁雪芬，常常引导她，关怀她，当时袁雪芬不知道是共产党，只知道是一些穷朋友，他们对人好。许广平先生对亲雪芬也很爱护，并对她说：“这样的社会没有保障，我们要互相支持。”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对上海的文化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要地下党“注意这个剧团”。那一天，他还坐了小轿车绕道看了袁雪芬主演的历史剧《凄凉辽宫月》。当时进步舆论群对反动势力迫害袁雪芬的行径一连几天许多报纸进行了保护和反驳；《袁雪芬被辱事件》、《拒绝参加流氓组织，袁雪芬担怨受暗算》⋯⋯。又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呼吁“社会让一个善良的人平安地活下去。”这样，反动派才不敢对袁雪芬下毒手。

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袁雪芬她更认清了旧社会的黑幕更认清了自己身上的担子和文艺工作的意义。尽管为了改革剧她连累加气而吐血生病，但她没有忘记怎样让越剧演员从板的雇佣剥削、控制和束缚中摆脱出来。摆脱老板，这种困对她来讲越来越强烈了。她常常感到老板只要赚钱，只要做率高，再坏的戏也嚷着要演，阻碍越剧改革。老板，为什么老板？老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利，因为老板有削弱，打袁雪芬天真地想：“因为老板有剧场，大家才这样听他，女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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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己来造个剧场，不就可以自己作主来演戏了吗？。袁雪芬想联合姐妹自己来造个剧场，去找朋友于伶商量。于伶是中共地下党员，袁雪芬并不知道。于伶听她一讲，知道困难很大，但并没有阻止。于伶问：“怎么造？”袁雪芬说：“通过我们自己演出筹集基金。”于伶又问：“怎么演出？”袁雪芬说：“联合越剧姐妹演出。”袁雪芬有个脾气，只要她认准的事，非去做不可。她决心找越剧界姐妹一起商量。姐妹们和她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于是她联合了尹桂芳、徐玉兰、傅全香、竺水招、范瑞娟、筱丹桂、吴小楼、张桂凤、徐天红等十位姐妹进行联合公演。演出的剧目是《山河恋》。那是1949年，这批天真善良的姑娘积极行动起来，他们请来了律师，起草“合约”，经签字法律生效。他们顾不得酷暑息夏，积极置办服装，上电台宣传，预售戏票，个个兴高采烈。

演出那天，上海黄金大戏院（今大众剧场）人山人海，上海越剧界这么许多头牌集中到这里演出，许多人顶着烈日，想侥幸地等一张退票。演出说明书上，印着《山河恋的演出动机》和十姐妹的照片，下面是十姐妹的亲笔签字。黄金大戏院简直是沸腾了。第二天，上海各报陆续发表评论，进步文化界热情支持和充分肯定这次联合公演。阐明联合演出的意义，明确越剧改革的前进方向。《山河恋》的演出又轰动了上海，但迫害也随之而来，国民党警察局送来公文，勒令停演。理由是“手续不完备”。这是借口，目的是要取消这次演出。袁雪芬和姐妹们气愤、焦急，商量一定要继续演下去。她们不管白天还是深夜，去找当局评理。国民党威胁她们，她们理直气壮质问：为什么不让我们演出。社会局说：“你们这些小姑娘，胆子也太大了，联合大会演，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袁雪芬说：“我们不晓得共产党，联合演出是为了造剧场和培养下一代。”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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瞪着眼，气势汹汹地呵斥袁雪芬：“你们晓得吧？特别是你袁雪芬，市党部接到告你的信一大叠，要抓你，便当得很，马上可以把你抓起来！”袁雪芬也大声说：“抓好了，你要拿出证据来，一定要让我们演出。”经过几天几夜的斗争，姐妹们终于胜利了，反动派取消了“勒令停演”的公告，但经济权被国民党控制了，在那样的社会里，几个女演员怎么能造得了自己的眼睛呢？她们演出的血汗钱除去了服装、谢酬、场租等等，所利润几，再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造剧场根本谈不上。这次公演，就是有名的“越剧十姐妹大闹上海滩”的事件。

袁雪芬说：“艺术实践使我感到，越剧在改革中成长。越剧的生命在于改革。”这话一点不假。越剧及袁派唱腔如此婉转蓄、娓娓动听，能独树一帜，和袁雪芬的不断创造，不停改革是分不开的，袁雪芬在演《香妃》一剧时，由于情绪的需要她和琴师一起创造了越剧“尺工调”，原来老戏越剧，不管在么情况下，起哭调总是啊，啊，啊这三个字，叫三哭头。自从袁雪芬演《香妃》一角，情绪所到处，她觉得悲痛一下子送出来，先用震撼人心的声音惊呼一声，接着是惊呆，此时台下鸦雀无声，然后再从肺腑里唱出这个尺工调的哭调，真正性别好处，使人听了好象郁闷能得到倾泄，淋漓尽致地抒发人物悲痛。又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的名剧，解放后又在了电影，袁雪芬演祝英台，下了不少功夫，她演的祝英台成就不下几十次，她去掉了旧戏中色情、庸俗的糟粕，使祝英的洁、痴情、热情，奔放而含蓄，她注意了祝英台的性格类别灵美。使《梁祝》在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解放后，则绪更高了，以满腔热情为人民演戏。有一天，她在马路上于伶，见他穿了一身军装，惊喜地说：“噢！你们都是共竹呀，我还不晓得共产党在哪里，原来你们就是共产党，‘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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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什么要求时，她说：“党内有你们这样的人，我都赞成，都拥护。”她对党更有感情了，她演戏更有目标了，生活觉得更有意思了。所以她对所演的每一个角色，总是如醉似痴地投入到创造中去。《白蛇传》、《西厢记》、《祥林嫂》、《双烈记》、《秋瑾》……她都是反复提炼，精益求精。

越剧几十年来从简陋的“的笃班”到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之一，其中袁雪芬的功绩是无法说得清的。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对她十分信任，她入了党，先后担任了华东戏曲研究院副院长、越剧实验学校校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越剧院院长。50年代到60年代，上海越剧院创造了许多灿烂的优秀剧目，奔赴世界舞台，并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欢迎。80年代，在上海越剧院舞台上出现了周总理和鲁迅的高大形象，都有她的心血。她的艺术实践对越剧艺术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十年浩劫后，她怕越剧走回头路，她主张越剧要不停地、永远地追求、改革、创造下去。我们相信，越剧将会以更新的面貌，更幽婉的传统美和现代美，出现在当今的戏曲舞台上，这是一定的！20世纪末，越剧将会更加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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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英:一眼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