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曼德拉谈和解

窄船人

曼德拉因为领导南非黑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争取平等自由，被白人种族主义政府以政治罪名定罪，总计坐了27年牢。但他一直走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路上。
他的路是艰难的。为了换来不流血的和平民主，他顶住黑人解放阵线内部的强大压力，坚持与政敌进行马拉松式的多党谈判，团结一切力量，以化解种族怨结；他非但不支持“把白人赶进大海”，反而呼吁黑人“将武器扔到海里去!’’他不计前嫌，与德克勒克为首的白人势力共同推动南非和平进程……奇迹终于出现，一场内战得以避免，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被彻底清除，南非首次实现了多种族平等大选。从1994年开始，南非开始建立多种族民主宪政，有了稳定的多党选举框架，完成了从白人专制到现代民主的平稳过渡。
南非曾是世界上种族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但在曼德拉的坚决倡导下，新南非并没有沿袭“纽伦堡”式的国际审判方式处理历史宿怨问题，而是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允许加害者坦白罪行、换取宽恕，受害者获得真相与尊严，以真相和宽恕替代报复与惩罚，完成民族缝合。这是非常伟大的举措：若选择复仇清算，南非会陷入种族内战、永无宁日。
他选择的原谅，不仅仅是国家战略，也是个人选择。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他遭受的不仅仅是制度的加害，还有狱警的虐待。但他逐渐明白：仇恨只会困住自己，让心灵永远活在监狱里，无法获得真正自由。出狱那一刻，他就下定决心：必须把悲痛、怨恨留在身后，否则即便身体自由，灵魂也仍在狱中。他不原谅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但尝试理解狱警、白人统治者也是制度的产物；他看到对方身上的人性，所以不再只盯着恶行。他邀请当年虐待他的3名罗本岛狱警出席总统就职典礼，向他们主动致敬。他这个举动，不是认可狱警的虐待，而是以宽容打破仇恨循环，让对方也获得救赎的可能。这种襟怀让人崇敬。他说：“在这个世上，宽恕比报复能成就更多事。”他证明了自己的话。

和解的案例
我们先看印度的一个例子。长期以来，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混居者，偶有矛盾，但大体和平。1947年英国同意印度独立，但以什么方式独立，成为一个主要议题。很多政客煽动，要印度、巴基斯坦分治。英国无力调度，决定分家：印度教徒为主的地区成立印度，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成立巴基斯坦。问题是，在没有科学划界、没有人口安置的前提下，他们直接进行了一刀切。划归巴基斯坦地区的印度教民众搬往印度，划归印度地区的伊斯兰教民众搬往巴基斯坦。这当然让人们都互相憋着火。加尔各答当时是印度第一大城市，印度教徒、穆斯林各占一半，高度混居，贫富差距极大，底层人最容易被煽动。民众的情绪积累之下，一点小事就点燃了火药桶。于是加尔各答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城市暴乱之一。几天之内，数万人死亡，几十万人无家可归，整条整条街区被烧光。杀红眼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很多房屋被纵火，人被活活烧死；街上到处是尸体，没人敢收；警察、军队完全失控，不敢管、管不住；社会彻底崩溃，商店关门，交通中断，水源、食物断绝。当时西方记者描述：“加尔各答变成了人间地狱。”英国军队、印度警察、当地政府……全部束手无策。他们有枪、有炮、有军队，却止不住仇恨。
77岁的甘地不忍心自己努力一生的事业如此葬送，他不带一兵一卒，只带几个助手，住进加尔各答最乱、最危险的穆斯林区。他宣布：“我就在这里，你们要杀先杀我。但只要我活着，就不允许这里再流血。”他宣布无限期绝食，直到全城彻底停火、恢复和平。
第一天，全城仍在大规模仇杀、纵火、抢劫，绝食消息几小时传遍全城，但暴力未停。甘地身体迅速恶化，午夜已心律不齐、说话含糊。第二天，甘地极度虚弱，只能卧床，生命体征不稳。城市发生转变，大批民众、记者涌向甘地住处，焦虑、祈祷、请求甘地停止绝食。印度教、穆斯林双方领袖开始主动上门，跪在甘地床前，承诺停火、约束暴徒。街头暴力明显减少，纵火、杀人事件大幅下降，但仍有零星冲突。第3天，甘地的健康急剧恶化，生命垂危，全城震动。加尔各答陷入集体悔恨与良知觉醒。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自发联合，走上街头呼吁停火、互相保护。暴徒主动放下武器、离开街头，大规模暴力基本停止。两教领袖共同起草和平承诺书，发誓彻底终止教派仇杀。第4天，甘地看到和平终于实现，绝食结束。
我想甘地并没有预期到绝食一定会有用的，作为77岁的老人，他也应该知道绝食的风险，他不一定能挺到和平到来。这不是一个政治表演，这更像一场赌博，甘地进入绝食中的心情恐怕是伤心的，沉痛的，一往无回的。我们试想，如果不是甘地，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这场灾难还有什么办法结束？不敢想象，加尔各答，甚至印度，在血仇中会变成什么样子。丘吉尔说：“甘地在加尔各答做的事，军队做不到，政府做不到，只有他做到了。”
在加尔各答，当两教派的人站在绝食的甘地床前，保证不再仇杀时，一位印度教徒的父亲问甘地：“他们杀了我的儿子，我就把一个穆斯林小男孩摔死在墙上！我该怎么做才能不下地狱？”甘地说：“我知道不入地狱的方法：找一个父母都死了的、和你儿子一样高的穆斯林小男孩，好好把他抚养长大，而且要把他教导成穆斯林。”多么震撼人心的话！这是“以爱止恨、以抚养代复仇”的理念，劝人放下血债循环，用救赎代替报复。这位父亲听后痛哭忏悔，后来真的收养了一名穆斯林孤儿，践行了甘地的话。
也有失败的和解。几十年的巴以冲突，曾有过一个化解的机会。以色列总理拉宾感到这样的杀来杀去，永远没有出路，所以开始主张和解。他赢得了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的支持，1993年，双方签署《奥斯陆协议》，以“土地换和平”为核心：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巴勒斯坦人在加沙与杰里科先行自治、开启最终地位谈判；巴解承认以色列生存权。1994 年拉宾与阿拉法特、佩雷斯同获诺贝尔和平奖。可惜的是，以色列极右翼反对“割地”，视其为“叛徒”。拉宾在特拉维夫和平集会后，遭犹太极端分子伊加尔・阿米尔枪击身亡。和平进程戛然而止，巴以重回对抗。
和平的达成，何其艰难。但是，如果不以和解的方式，又有什么出路？

暴力的困境
宋代张载从易理出发，说：“仇必和而解。” 这是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和解是解决仇恨唯一的手段。有太多人信奉以暴力回应暴力，但这只能加深仇恨。甲儿子偷了乙的牛马，乙就毒死甲的牛马，甲恨死乙了，就烧甲的房子，甲感到深仇大恨，都怪甲的儿子，就再杀死甲的儿子；然后乙觉得和甲仇深似海，就杀了甲全家……这样下去，早忘了最初那一点点小矛盾，记住的全是血仇。历史上的以暴易暴，最终没有得来好结果的，仇是越来越深，苦难是越来越重。就像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世代的恩怨，使两方简直陷入了一个绝望的黑洞。如果不试图再次和解，那这个冤仇永无了期——除非一方把另一方完全消灭。
甘地曾对暴力惩罚做过评论：“以眼还眼，只会让整个世界都失明。”“人类没有能力了解绝对的真理，因此没有资格进行惩罚。”在电影《甘地传》中，他说“对我而言，我发现我们都是罪人，惩罚的事应该交给上帝。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现状，有比让火车出轨或用剑砍人更好的方法。”这种思想托尔斯泰也反复表述过，在小说《复活》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在目睹了监狱的种种罪恶后，经过深刻的内心挣扎和反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想摆脱这种让许多人受苦受难的可怕的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既不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他找不到的答案，原来就是基督对彼得说的那段话：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
这是基督教的思想：惩罚应该交给上帝。那么人要做什么？人所能做的，是反思自己也不是清白无辜，忏悔自己的罪，认清对方也有他的冤屈和苦楚，宽恕、和解。
我们只能讨论一种理想的状态。现实中，很多时候你想宽恕、和解，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对方可能根本不想这样。那么我们也只能先护卫自己。然后寻找和解的可能。
但是即使有和解的可能，当事人也会想：对方给我造成那么大的创伤，我怎么能咽下那口气？按照宗教的教义：上帝会惩罚他，或者说，行善自有善报，作恶自有恶报。那么饶恕他，他继续为恶怎么办？基督教如此解释：惩罚权属于上帝，但上帝将惩罚权委托给了国家。国家用神所命定的惩罚权立法、执法，来制止罪恶、保护无辜、维护公义。用法律来制裁，把私仇引渡到公事公办，这样就中断了血债循环。
个人间的冤仇，有法律可以仲裁，国家、社会层面的不公，往往没有法律，又怎么办？曼德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从制度角度下手，建立“和解委员会”，允许加害者坦白罪行、换取宽恕，受害者获得真相与尊严，以真相和宽恕替代报复与惩罚，完成民族缝合。文革之后，中国政府给曾经受到不公待遇的人进行平反、补偿，也是这样的思路。
而国与国之间的冤仇，就只能找契机，坐下来谈和了。
这时还是会有“咽不下那口气”的情况，尤其是弱势的一方，在承受了诸多磨难之后，突然间说和解，很难转得过这个弯。但问题是，如果不和解，事情只能更麻烦，无休无止。和解就意味着，以前的不公就那样子吧，没办法追究了。这个世界不是理想的世界，不是一切事情都能找回等价的补偿。理性，意味着压制情绪。
我们这个国家，缺乏像甘地那样，从宗教精神的高度调和世间的矛盾的事例，但我们不乏从政治的角度的调和。历史上有将相和，有七擒孟获，都极有政治智慧。近代历史也有很好的事例，比如1912年中国发生的清帝退位。
辛亥革命后，南北对峙，是个非常高风险的时刻。之前革命党的暴力起义，清政府的暴力镇压，双方其实都杀红了眼。辛亥革命刚一成功，各地出现的“杀满”事件，汉人想起了清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历史记忆，与自己遭受的政府的压迫，以及眼见的国家衰败引起的愤愤不平，种种不满形成强烈的反满复仇情绪，他们开始杀满族人。短期内，直接死于排满暴力的旗人就约有10—15万人（太平天国时期关内八旗人口就有约半数被灭，总数在30—50万人）。
此时，如果清政府为了自保，下重手杀戮乱党，满汉矛盾会更加激化，极可能演变成全国性内战甚至民族分裂。
但双方选择和解。清帝和平退位，革命党许诺给皇家保留故宫（暂居宫禁部分）和颐和园，每年四百万两白银做生活费，尊重皇室尊严、保护宗庙陵寝；同时下令保护旗人，禁止对满人杀戮；更大的事情是，颁布五族共和政策。然后革命党成立民国政府，制定宪法，实施选举。
这次和平退位直接终止了民族间的仇杀，“五族共和” 从口号变成现实可能，为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打下基础。这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解。但远不止于此。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几乎都伴随长期战乱、人口锐减、生灵涂炭。但这次政权更迭不流血、不屠城、不搞大规模清算，没有边疆地区借“改朝换代”分裂独立，没有引发列强趁机瓜分、全面混战，在当时列强环伺的局势下，最大限度保护了国家利益，也让中国转型获得了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可以说，这次和解，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完成制度转型，这是很了不起的。在一个习惯“改朝换代必血流成河”的文明里，它再也不是“斩草除根”的野蛮逻辑，而是妥协政治、法治精神的萌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这在当时的中国极具先进性，在世界王朝更替史上都极为罕见（法国大革命血流成河，美国独立也艰苦卓绝地打了多少年的仗）。在那个年代，全世界各国追求独立的革命风气还没有涌起，各国几乎都是君主制，中国完成了如此文明的帝制终结，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当然后来的事情发展得不如人意，但起码那个时刻的当事人，做得非常好。


前一代的罪债怎么办
经常有人拿着美国人先辈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日本人先辈对中国人的屠杀来谴责，强调不忘仇恨。这个事情该怎么看呢？
现代法治与道德哲学里，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个人责任原则。它主张罪责止于个人，任何人不应为自己未曾参与、无法控制的行为承担法律或道德罪责。如大卫・刘易斯就主张，个人有选择的自主性，他反对将个人命运与遥远祖先的罪行强行绑定。
当然这种说法也会有人觉得不很完美，如迈克尔・桑德尔说，这样可能助长对历史责任的逃避。但他也承认后代无需为前人的具体罪行受罚，更应承担的是社群性的记忆与反思义务。
法国哲学家杰里米・沃尔德伦等提出历史不正义的 “时效取代论”。该理论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环境变迁，过去的不正义事实可能因情势变更而被“取代”，权利与资格会随环境变化而失效。不能无限期用百年前的不公现状来定义当下的权利分配，主张无休止地追溯复仇在道德上站不住脚。
学者爱迪・B・维丝提出“代际公平”理论，强调每一代人都是地球的托管者。后代有权继承前代的文明成果，但没有义务为前代的错误买单；责任应体现为记忆、道歉与补偿，而非生命代价的仇杀。
我喜欢这两种说法。以18-19世纪白人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土地剥夺与屠杀为例来讨论：白人殖民者有罪，肯定不代表他们的后代就应该被惩罚，甚至被合理仇杀。这样的话上一代的罪恶与苦难，就要无限眼神下去。那他们的后代就有罪吗，这个罪要一代代一直背下去吗？我想，父辈有罪，到了他们的子女，罪就会轻得多了，毕竟他们无法选择他们出生的家庭。如果我们说，你享受了你父辈罪恶的成果，那么再到下一代，这种罪会更轻一些。如果已经过了多少代，还要他们拿生命或尊严来还债，已经显得过分。当然，对当年受害者的道歉和补偿仍然必不可少。因为当年的事对他们现在生活确实有着影响——他们享受着先辈打下的战果。
何况，可以父罪子承吗？我喜欢佛家的理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因果，父辈的白人和原住民之间有那样的施暴和受难，那么自有他们自己的因缘果报；既成事实之后，他们的子女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却不一定是来分担父辈的罪债的，更可能是来享受他命定该享的福报的。各人造自己的业，受自己的报，还自己的债，没必要再把父辈的债也压到子女头上，让他背负双份。
即使去除宗教性考量，仅仅法治与道德哲学中的哲学思考，也已经很有说服力：应该承认现代社会已形成新的人口与治理格局，不能让从未做过伤害行为的后代人个体承担金钱赔偿；更不能让无辜后代进行“生命对等”的仇杀。但对历史创伤，还是要记忆并做制度化修复，比如由国家以制度性补偿（如教育、医疗），或通过道歉、文化保护来来和解。
所以，我们能用美国先辈对印第安人的罪来指责今天的美国人吗？能因为日本先辈的侵华向今天的日本人宣扬仇恨吗？
事实如何呢？2024年6月苏州，一个男子持刀登上一辆日本人学校的校车，准备去杀戮幼童，被一名中国籍引导员胡友平拼命阻止。这事造成极坏的影响，让国际上、尤其是日本人，对在中国的经商环境的健康程度做出了极坏的判断。这种极端的事情，来源于国内日益高涨的仇日情绪。各种宣传无处不在，连很小的孩子都会受到这种教育。很多幼儿园在红色爱国主义教育中就不断宣传仇日情绪，常常组织孩子们穿上八路军或红军的军装，手持道具枪或刀，对面有老师或部分孩子扮成日本鬼子，这些孩子就进行模拟刺杀的表演。民意被鼓动起来，导致很多极端行为开始涌现。比如有人跑到日本靖国神社去撒尿，有人在深圳砍死上学的日本小学生，有中国选手对日本选手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有人在圆明园公开斥责为日本游客服务的中国导游；苏州等地袭击事件之后，很多年轻人使劲拍摄反日视频，组建群组喊“清除汉奸”……
在改革开发之初，邓小平为了得到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亲自访美访日。在飞机落地日本的时候，邓小平礼数备至，拿出诚意，赢得日本的好感。改革开放期间，日本是全世界对中国支持最大的国家。那时候双方谈的都是中日友好、“一衣带水”，两国情感也非常好，直到武汉疫情期间，日本东京塔还打出“武汉加油”的大字，日本举国上下积极给中国捐物资，其箱子上所写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诗句，一时被国内热传。结果后来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慢慢坏起来，这两三年日本的民意调查显示，他们民众对中国人印象“不好”的比例已飙升到90%左右，好感度仅13%左右，成为亚太地区负面数据最强的国家。
其实日本在二战后，被美国进行了制度改造，今天的日本人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军国主义体制下的日本人。他们整体变得文明多了。今天右翼的日本人在日本国内比例极小。而且，他们因为二战战败，不允许有军队，不允许有战舰和其它武器，只有国民自卫队。中国人的仇恨情绪，让日本越来越戒备。高市早苗上台后，一力修改宪法，建立正规军队、生产武器，都一一被提上日程。有人说，我们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了，日本人一旦有了武装，将会是极其强大的威胁。我们看，我们全民性的盲目的仇日情绪，是不是无端制造了一个大敌出来？
好不容易才和解的两国，何必又要重新仇恨？

曼德拉之失
近年，伴随着南非的现状的呈现，人们对曼德拉的政治遗产，逐渐有了更加全面的打量。曼德拉无疑有伟大的一面，对南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时，他也给南非留下了一些后患。
比如：政治与权力结构层面，曼德拉主导的南非政治体制改革的过渡期，放弃“权力分享”，使得非国大逐步一党独大，后续政府（姆贝基、祖马）腐败泛滥，治理能力持续衰退，这个坏局面至今难以扭转。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过度妥协、重和解轻改革，未触及土地、矿业、金融等核心经济结构的白人垄断，种族贫富、土地不平等固化至今。
在推行黑人经济振兴时，政府强制企业黑人持股、高管配额、政府采购倾斜，初衷是平权，但实际变成政治寻租、精英分肥，少数黑人权贵暴富。
这种过度妥协，也为政府对暴力犯罪、黑帮、枪支管控的软弱埋下伏笔。新政府废除了白人时期严苛的治安体系，自己却没有严格执法，使得谋杀、抢劫、强奸率飙升，南非成为全球最危险国家之一。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经济政策不当。南非新政府推行去工业化，同时又全面快速开放市场、大幅降关税、取消贸易壁垒，使得本土制造业（纺织、汽车、家电）无力竞争，导致大量倒闭、失业激增；外资自由进出，白人中产、技术精英、资本大规模移民（带走技术、资金、管理），导致人才断层、治理能力下滑。经济开始衰落，贫富分化越来越加剧，南非从非洲工业强国沦为资源和消费依赖型经济体。
有人说，曼德拉的功在“破”与“和”：终结种族隔离、避免内战、建立民主，是无可替代的国父级贡献；但过在“立”与“治”：理想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妥协的权力安排，埋下去工业化、贫富分化、治安崩溃、人才流失、腐败蔓延的长期隐患，成为今日南非困境的重要根源。
所以，一个伟大的人，也会有他的相反的一面。
　　我们不怀疑曼德拉的愿望的真诚，不怀疑曼德拉人格的伟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永远不能非黑即白地看待任何人，没有完美的人。同时我们得到一个教训：政治既是需要高尚的情操，又是需要很高超技术的事情。就说曼德拉所推行的和解，始于一个很良好的愿望，也收到了很多良好的实效，但是稍有不慎，还是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放到操作层面，永远要小心，好心可能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