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博物馆略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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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名都据古史载，蜀国有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前后相继。新都是古蜀开明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新都正因村遗址、马家战国木梓墓以及其他出土文物表明了，新都在久远的古蜀时期已趋繁盛。 正因村遗址正因村遗址于2001年在西南石油大学新都校区建设过程中被发现。经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陶质以夹砂陶居多，器物组合以小平底罐、敛口罐、高柄豆、高领罐、簋形器等为代表，另有少量的尖底杯、陶岙等。石器多为斧、锛、凿类生产工具。通过类型学分析，推断新都正因村遗址是一处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过渡类型的遗存，其年代应在三星堆遗址的晚期至十二桥遗址的早期即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小平底罐商代(公元前1600年一公元前1046年)新都正因村商周遗址出土 尖底盏、喇叭口罐、尖底杯西周（公元前1046年一公元前771年)新都正因村商周遗址出土 石锛、石盘状器、穿孔石器商代（公元前1600年一公元前1046年）新都正因村商周遗址出土 柳叶形巴蜀铜剑、手纹虎纹柳叶形巴蜀铜剑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新都出土 柳叶形巴蜀铜剑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新都出土 青铜剑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新都出土 战国兵器战国时期的工匠已能熟练掌握青铜冶炼的技术.青铜器氧化后常常在表面形成一层特殊的氧化层，对器体起到极好的保护作用。因此，很多青铜兵器虽经千年的埋藏，出土时仍光洁如新。 鸟纹铜矛、螳螂纹双耳铜矛、牛头纹铜矛、虎纹蝉纹铜矛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新都出土 长胡铜戈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国家三级文物）新都出土 无胡戈（国家三级文物）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新都出土 曲尺纹铜斤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新都出士 铜斤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国家三级文物）新都出土 直腰铜钺（国家三级文物）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新都出土 无胡戈、铜削、双胡戈、铜匕、铜剑、环首刀马家战国墓出土 蛇纹铜剑(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新都马家镇修整河道出土 铜印马家战国木墓出土的巴蜀图语铜印，印背微拱，中为鏊钮，四周有由饕餮纹组成的精美纹饰。印文为一组“巴蜀图语”符号，分上、下两层。此印文的图像有表示最高权利的含义，故此印可能具有“玺”的作用，是一件极有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物。 巴蜀图语铜印（复制品）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新都出土 巴蜀图语铜印（国家三级文物)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新都出土 云纹地连弧纹铜镜、连弧纹铜镜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 变形三龙纹铜镜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 战国铜镜铜镜是古人照面梳妆的工具，至战国日渐盛行。我国出土战国铜镜最多的区域，是湖南长沙和安徽寿县一带，当时均属楚地，所以又称“楚式镜”。此外四川、陕西、山西、河北乃至地处东三省的吉林等地，都有战国铜镜出土。可见，战国时期铜镜的铸造和使用已经很普遍。 战国时期的铜镜，按其纹饰，常见的有蟠螭纹镜、山字纹镜、菱纹镜和羽状地纹镜，还有比较少见的饕餮纹镜和狩猎纹镜等。 金银错工艺(也称错金银）是一种金属细工工艺，始见于商周，发展于春秋，盛行于战国以后。其一般工艺流程为在青铜器表面预先铸出或錾刻出图案，铭文所需的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加以错磨，使之与器体紧密结合，不易脱落。再用蜡石将其打磨光滑以突出图案和铭文的装饰效果。 错金铜带钩 带钩带钩是古代扣接束腰革带的用具。始于春秋，流行于战国至汉，在古籍中还有犀毗、鲜卑、师比等别称。 蝉纹铜带钩、嵌绿松石铜带钩 汉风唐韵汉、唐是新都历史上两个政治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新都出土的大量汉西像砖，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两汉时期新都繁荣富庶的景象。隋唐时期，修建了至今犹存的“驿馆园林”南亭（即今桂湖）、“西蜀名园”东湖，以及宝光寺、龙藏寺两大佛教寺院。他们见证了唐代新都社会经济的繁荣、园林艺术的高度发展与佛教文化的兴盛。 汉代画停砖汉代画像砖嵌在同时期砖室墓的基壁上，既是墓室结构的一部分，又是一种艺术装饰品。秦汉时期的新都，经济文化发达，厚葬之风盛行，其汉代画像砖墓在全国汉代基葬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新都区内新繁、马家、新民、清流等地汉墓出土画像砖共六十多个品种，两百多件。清末，因新都发现二十四字铭文汉砖，从而国内引发了近百年的汉砖研究活动。这些展出的画像砖，是新都博物馆馆藏画像砖的部分精品。这批画像砖，按内容题材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九个类别：生产生活、舞乐、百戏、神话、典故、建筑、教育、政治和性文化。 月神画像砖（国家一级文物）东汉（公元25-220年）新都出土 日神画像砖（国家一级文物）东汉（公元25-220年）新都出土 鼎人画像砖（国家一级文物）东汉(公元25-220)新都新繁镇出土 说唱俑东汉(公元25：220）（国家一级文物） 汉代四川陶俑西汉及其以前西汉以前，巴蜀文化兼受毗邻地区的楚文化和秦文化的影响。西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手工业、商业兴盛，与外界尤其是关中京辅地区往来联系更加频繁，双包山木俑和陶俑体现的关中俑特征，正是这种地域文化交流所造就的。·西汉末年至东汉初期此时期，四川地区即便是普通规格的墓葬也开始随葬陶俑。陶俑多为捏制，陶俑的品种、数量都很少，形体较为短小，一般在15厘米左右，以拱手站立的女侍俑和执箕俑为多。制作较为粗糙，身躯轮廓近于椭圆筒形，衣纹多以阴刻细线表现，面部眉目很不清晰，缺乏表情，陶质多为火候不高的泥质红褐陶。东汉中期至东汉晚期此时期四川汉墓中随葬的陶俑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比前一时期大大增加。尤其是东汉晚期的陶俑，达到四川汉俑艺术的鼎盛点，与中原同时期汉俑交相辉映。陶俑制作将捏、模、刻画多种技法并用，塑造的形象生动活泼，富于神情。四川汉俑中特大型作品均出土于此期墓葬中，精品也大多属这一时期。 长舌执蛇俑 庖厨俑、提鞋执镜俑 陶俑这批陶俑的陶质为夹砂和细泥陶。陶色有红、灰两种。红陶烧制温度较低，灰陶较高。 轭(e)靷(yin)式系驾法此法为先秦古车独有。殷商时期，马车的主流是独轴（单车辕)驷马驾双轮形制。驷马中，外边两匹为骖马，中间两匹为服马。骖马拉偏套，套绳分别沿着两匹马的内侧向后，通过前轸（车箱后的横木)左右的吊环，结在舆（车箱）底的桃上。服马的（牵引车的皮带）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在舆前，由衡（车辕前端的横木）上两轭(驾在牲口颈上的曲木）的内侧牵引过来，两服马各一。后段则在车舆下边，两服马共一朝。两交合后，系在前舆下边的一个环上，然后用粗绳索把环和轴连接在一起，把两匹服马的分力聚成一个合力，然后集中在车轴的正中间，于是，车可以平稳受力。 架套式系驾法套靷（yin）式系驾法新都马家山出土的陶车马，对先秦古马车的轭(è)鞘式系驾法进行了否定，这主要反映在取消了轭，把马车从马的肩上解放出来，使马与马车成为相对独立的部分。新都陶车马的马身上还有一棍状鞍形器，虽不具有负重的作用，但可以把从肩套到车辕的曳车绳支出马身，以免除曳车朝绳对马身的磨伤。如果把马身上的棍状鞍形器称为“架”，这种系驾方式就叫做架套式系驾法或套鞘式系驾法。 东汉陶三轮马车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卷》载：三轮马车最早出现于唐末五代，但始终未得到推广。而新都出土的陶三轮马车，时代在东汉与三国之间，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古代马车演进史的认识，从而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陶狗、陶羊、陶雌雄鸡、陶鸡、陶马头东汉马家山崖墓出土 博局纹铜镜、龙凤纹铜镜汉代(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 连弧铭文铜镜、神兽禽鸟纹铜镜汉代(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 规矩纹铜镜、长宜子孙铜镜汉代(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 四乳四纹铜镜、四乳八禽纹铜镜汉代(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 高足金杯唐代(公元618-907） 唐式钱币窖藏1982年11月21日，新都新民镇发现一处唐代钱币窖藏。此窖藏共有铜钱657公斤，共164250枚。其中，唐代“开元通宝”的数量占窖藏的96.1%，唐代“乾元重宝”的数量占窖藏的3.7%，唐代会昌“开元通宝”的数量占窖藏的0.2%。 唐五代孤品钱币会昌开元背“永”会昌开元背“永”钱，永州铸。永州唐时属江南西道。天成元宝据史料记载，天成元宝钱是后唐天成年926年）所铸。从钱径25毫米、重5克的形制特征推断：此出土钱为官铸币。咸通玄宝据丁福保《古钱大辞典》记载：唐咸通十一年（870年），桂阳监铸钱官主彤进新铸钱，文曰：咸通玄宝。因有敕停发不行，故只有样币，极其珍贵。 会昌开元通宝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扬州节度使李绅铸造新的“开元通宝”，以背文“昌”字表年号。同时，他倡导全国各地均以州名铸钱，因此各地的“开元通宝”都铸有一字，代表铸钱所在的行政区域。全国范围所铸之钱，这里仅缺平福、丹桂四州铸钱，新都经济之盛，货币流通之产，可见一斑。 经幢公元七世纪后半期，密宗迢迢东来，佛教建筑增加了一种新的类型一经幢。“幢”为梵文Dhvaja和Ketu的意译，原指佛像前所立的珠宝丝帛装饰的竿柱，后改为石刻。其形式与塔相仿，一般为八角形石柱，顶上覆以石质八角屋顶，上刻《陀罗尼经》。密宗认为，这种经幢具有无限的法力，可以镇魔驱邪、护佑太平。 铜镜发展到唐代，其造型已突破了前代的圆镜模式，新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方亚形等新样式。纹饰图案在传统的瑞兽、禽鸟、画像等基础上，发展出体现异域风格的海兽葡萄纹及生活气息浓郁的打马球、人物故事等新题材。盛唐时期，铜镜装饰的民族特点增强，多以花卉、对凤、盘龙等元素组合成吉祥图案，构图自由豪放，清新活泼，表现了大唐帝国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唐双鸾瑞兽葵花镜唐双鸾瑞兽菱花镜 桂湖全景图碑拓片·清代桂湖始建于隋代。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新都故城迁至今新都县城的位置，而驿站设立于县署之南，代“亭”在初唐还主要为驿馆之意，命名为“南亭”。“南亭”者，城南之驿馆也。 宝光寺全景图碑拓片清代新都宝光寺与成都文殊院、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并列为长江流域佛教禅宗“四大丛林”宝光等与成都文殊院、江江金山寺杨报州毒列列流浦宝光寺占地十万平方米，由一塔五殿十六院组成。其规模之大，僧徒之多，经典文物收藏之丰富，堪称四川佛教丛林之冠。 人文明清新都自古“民富俗淳，人文蔚起”。明清时代是新都人文的鼎盛时期。“文化之根系于人”，新都状元杨升庵，才艺冠女班的诗人黄峨，以思想家费密为代表的“费氏六乡贤”以及诗僧雪堂等文化名人，带动了一批蔚为壮观的文人群体，共同铸就了人文新都。 银锭明代银锭美观大方，被视为中国银锭的代表造型。银锭的含银量一般在95%以上，银锭铭文多涉及税银内容，包括时间、地点、用途、重量、工匠和监铸押运官员等信息。 清代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青花瓷器成为主流。这批陶瓷，其共同特点是简洁、朴素，以实用品为主。 清代晚期，蜀派古琴在弹奏技艺和理论研究上都有重大突破，成为中国琴坛的主要流派之一。新都龙藏寺一度是清代蜀派古琴的活动中心。 古琴艺术在四川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此次展出的四具清代古琴，为新都龙藏寺旧藏，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新都龙藏寺的广大僧众在一代著名诗僧雪堂的带领下，吟诗作画、抚琴唱和的欣欣景象。关于古琴和古琴艺术，史料上多有记载。相传西汉司马相如在临邛（今四川邛崃)富豪卓王孙府上，以优美的琴声获取了卓文君的芳心，而在四川发现的汉代画像砖上也多见弹琴鼓瑟的场景。由此可见，古琴在古代川人的文化娱乐生活中已比较常见。古琴音乐本质上是文人音乐，文风盛则琴乐兴，蜀中古琴能够发展成一个流派，是以文化的繁荣为基础的。古代新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涌现出一大批包括杨升庵在内的文学家和诗词大家，他们不仅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还因为与古琴的不解之缘，成为继承传播四川乃至中国古琴艺术的典范。 古蜀、汉、唐、明、清是新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几个时期。这里展现的，只是新都悠久历史的几个断面。拂去历史的尘埃，曾经的繁华依然闪炼着深沉的光晕，文采风流的先贤还在不断散发出隽永的芬芳。新都，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古老而又年轻。今天，二十一世纪的阳光照耀着这片神奇的土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蓝图已经展开，古老的新都，必将续写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