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丰碑·两弹一星③ 奠基篇之二

真善美

文字：真善美 图片:网络

二、组建国防科研机构

1956年10月8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国防部五院），钱学森任院长。1957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国防部五院在原10个研究室基础上成立两个分院，分别承担导弹总体、火箭发动机和控制导引系统的研究工作。1958年2月，将通信兵部所属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划归国防部五院建制。随着导弹仿制工作全面展开，中央军委决定加快国防部五院一分院、试验站、空气动力研究所、二分院等4项工程建设。到1961年，五院已建成了三个分院，为导弹研制奠定了基础。

　　为解决组建导弹研究机构技术人才问题，1956年5月29日，聂荣臻受周恩来委托，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33位有关部门领导共同研究，并商定从二机部、中国科学院以及军事工程学院、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选调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到五院工作，和当年分配的1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起组成了最初的导弹研究队伍，加上随后调入的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形成了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第一批骨干力量。从1958年至1959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五院配备了几千名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国防部从9个军区，动员数千名复员士兵到五院工作。1960前后，补充有实际工作经验技术骨干100名、大学毕业生4000名、中技毕业生2000名，投身到导弹研制技术队伍行列。

　　与此同时，中央还批准从全国选调了数百名高、中级科技骨干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1958年7月，二机部九局在北京建立了核武器研究所，李觉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科技专家曾先后担任副所长，主要任务是接收、消化苏联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以及调集、培训人员，而核武器的研究设计由同时开始建设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承担。

1959年6月，苏联毁约停援后，由于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尚未建成，为争取时间，先在北京核武器研究所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前期研究工作。1961年7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批准从全国抽调一批科技人员参加核工业建设，并相继为核武器研究所抽调数十名留学生、数百名大专毕业生和数千名工人。1963年春，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基本建成，有力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集中使用和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力量，更好地配合“两弹”研制，1961年，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商定，分别组成两个协作小组，以便加强领导，及时协调解决研制中的具体问题。其中五院与科学院的协作小组由五院副院长王诤、钱学森、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裴丽生和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组成；二机部与科学院的协作小组，由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和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中国科学院为此先后动员了30几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承担了300多个科研项目的协作任务，大大加强了国防尖端技术的攻坚力量。这一重要措施，进一步调动了双方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保证了任务的落实和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克服“大跃进”中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许多企业出现的混乱现象，使企业走上正轨，由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主持和组织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于1961年9月16日经毛泽东主席签发试行。该条例规定了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企业的技术工作由总工程师负全部责任。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联正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为由，宣布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了全部技术资料，使正在开展的科研项目和重大建设工程被迫中断，给刚刚起步的以“两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技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一时间，国内甚至出现了“两弹”下马的声音。在此关键时刻，聂荣臻、陈毅等老帅坚决反对放弃。陈毅元帅态度鲜明地说：“一天都不能等，一天也不能停，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为此，中央指派时任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将军带队深入一线调研。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人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认为，三年内，最迟在1964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可能的。”这份报告，为中央作出自主突破核技术的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

　　党中央最终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毛泽东主席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于是，这项关乎国运的工程被赋予了一个充满痛感与斗志的代号“596工程”，用以铭记1959年6月那个背信弃义的日子。：“再穷，我们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张爱萍将军这句形象而坚毅的话，道出了亿万人的心声，于是，在遥远的金银滩，6000多名牧民默默地拆下帐篷，赶着牛羊，最后一次回望世代生息的家园，为那个神秘的“新家”让路。从那时起，一根名为“596”的“打狗棍”，便在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与最朴素的劳动者手中，开始一锤一錾地锻造。没有图纸，便从一张白纸开始；没有援助，便用自己的头脑与双手。他们沉默地走进荒漠与深山，将自己隐入历史的烟尘，只为在未来的某一刻，让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为自己、也为这个民族，争一口气！

　　针对严峻国际形势，为改善工业布局，应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保卫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1964年5、6月间，中共中央作出了“搞好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决定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国防工办随即召开国防工业会议，确定国防工业按照规模小、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调整一线，集中力量建设三线。会后，国防工办组织各国防工业部，由赵尔陆率各部工作组对三线10个地区进行实地勘察选址工作。在此基础上，1965年2月，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国防工业在二，三线地区新建项目布局方案的报告》，从此，国防工业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全面展开。从总体上看，三线建设改善了国防科技工业的战略布局，建成了一批大型的生产、科研战略后方基地，研制、生产出一批部队急需武器装备，对加强战备、巩固国防和发展内地山区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