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豪宅大宅毁灭，留存的街巷并没有随之颓唐，浸润其中的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淡定从容，更加令人动容。行至湖嘴北端的古市河，但见雨中的程公桥上，游人联袂，伞盖如云。桥东那面河下明清进士及第榜单前，亦有不少人驻足观望。显而易见，曾经繁华的河下文化，并没有消沉而去，其所留下的精神财富，依然熠熠生辉，为人们尊重向往。</p><p class="ql-block"> 鼎盛于明清的河下商人集群，素有“儒商”之誉，赞之甚者，是他们在财富累积过程中一者为“仁”、一者为“文”优异品质。</p><p class="ql-block"> 为“仁”者，是他们在生意兴隆的同时，不忘施惠于乡，不失慈爱之心。眼前的程公桥，虽起于当地湛真寺僧人岳宗借南河道总督府“参赞河务”的水工大师陈潢暂存银两主持筑建（初名“湛真寺石桥”），但其后的维护之类的费用，和湖嘴石板路一样，则主要来自盐商程氏家族解囊襄助，因此民间便改其名为“程公桥”。此类善举，几乎遍及镇中每一个公共设施。这是“仁”，为“文”者的成就则更为显赫。仅是科考，明清两朝，在连绵五百三十七年，约二百期科考中，常住人口不过万余的河下，就诞生了六十七名进士、一百二十三名举人、十二名翰林、一百四十余名贡生。数量之多倒也罢了，质量更是高得出奇。明嘉靖二十年有“状元”沈坤，崇祯四年有“探花”夏曰瑚，清乾隆五十四年有得“帝师”之称的“榜眼”汪廷珍。而因《西游记》享誉海内外的吴承恩，科考的最好成绩，只是三次乡试落第后才取得的进南京国子监深造的“岁贡生”。足可见，那些进士及第的学霸绝非浪得虚名。</p><p class="ql-block"> 河下出进士，并非起于明清，史有记载的河下第一名进士，是大唐会昌三年及第的赵嘏，一位艺术成就非常了得的唐代著名诗人，其入选《全唐诗》的诗作多达二百六十首。只是明清时的河下进士有如泉涌，灿若星辰。一般人总喜欢把它归之为彼时极度富有的盐商崇文重教，捐资兴学，延请名师大儒的大力推动，但对追求“学而优则仕”的深厚历史底蕴，则缺少应有的足够关注。殊不知，大明恢复科举制度的第二次科考，河下即有杨靖进士及第，此公三十岁官至尚书，并曾因办案公允有度，获太祖朱元璋“四善”嘉评。而他的出身背景，只是干鱼巷深处一个普通的“民籍”家庭，与盐商和财富并无直接关联。诸如此类者还有很多，菜市桥西的刘氏一族，从明万历至清康熙，，后祖孙五世，由一世举人起，后四世六进士接，得“五世魁科”极盛美誉，其背景也不是商道，而是世代传承的仕宦家风。如此案例表明，河下的进士涌现，并非“飞来石”般的凭空而至，而是文脉历史在新的时代条件共同起作用的激化爆发。 </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然而，事情似乎又并非如此简单，细数看着灯光下被雨淋湿的进士榜单，从明洪武十八年杨靖起首，到清光绪三十年的五百二十年间，河下有进士及第的家族姓氏多达三十有余。其中更有例外，徽商程氏族人程骏业，一生勤奋攻读，痴心功名，右臂残疾，不能握笔的他却偏偏将科考视为自己人生终极追求，一生应试无数，最后一次赴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已是八旬有余的老人，穷经皓首的结局依然是不第而止。但就是这种坚持感动了上苍，让他成为清乾隆、嘉庆二帝“千叟宴”座上宾，被他孜孜以求精神感动的皇帝特赐功名，从屡试不中的“举人”到“进士”、“翰林”，一一补齐到位，一举成为名扬天下的士人典范。而这一旺势，当然有文脉传承和财富支撑在起作用，但同样的走势结果，为什么在人文和财富条件差不多的地方却鲜有存在，事出蹊跷，必有根由？之后的街巷雨中行，我已无心观景，一门心思全都在探寻其之奥秘。直待走到即将改名“淮安大学”的淮阴工学院河下校区前，时下一个热点词“地缘政治”，有如闪电直击，顿时让我“脑洞大开”，明清河下科举文化勃发的动力是否与其特有的“地缘”相关，将我的探究引入了一个新的维度空间。</p><p class="ql-block"> 然而，事情似乎又并非那么简单，看着灯光下被雨淋湿的进士榜单，从明洪武十八年杨靖起首到清光绪三十年，五百二十年间，粗略数来，族人得进士及第的姓氏竟多达三十有余，其中更有例外，程氏族人程骏业，徽商后代却一生勤奋刻苦，痴心功名，右臂残疾，不能握笔的他却偏偏将科考视为自己人生终极追求，一生应试无数，最后一次赴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已是八旬有余的老人，穷经皓首的结局依然是不第而止。但就是这种坚持感动了上苍，让他成为清乾隆、嘉庆二帝“千叟宴”座上宾，被他感动的二帝不吝奖赏，特赐功名，从其屡试不中的“举人”到不曾触摸的“进士”、“翰林”，一一补齐，一举成为世人仰慕的士人典范。由此可见，科举旺势的形成，文脉传承之外，亦有财富支撑在起作用。但同样的“旺势”，为什么在人文和财富条件差不多的其它地方却鲜有存在。事出蹊跷，必有根由？之后的雨中行，我已无心观景，一门心思全都放在其奥秘所在的深思之中。直待走到即将改名“淮安大学”的淮阴工学院萧湖校区前，受其触发，“地缘”，有如闪电直击，顿时让我“脑洞大开”，明清河下科举文化勃发的动力是否与其特有的“地缘”相关，将我的探究引入了一个新的维度空间。</p><p class="ql-block"> 与淮安老城区仅一墙（城墙）之隔的河下，从形成之日起，就一直游离城区之外，即使到了工商经济繁盛的明清，也只是一个城外小镇而已。个中原因固然有老淮城面积有限的局限，尤其是明清，城中同时驻节的二品漕运总督部院，四品淮安府衙和六品山阳县衙，冗杂的机构人员占据了大量的城区空间。再加上，淮安府城地处战略要地，还要留出相当地域如先后扩建的新城和夹城，满足卫所和漕兵军用所需。这还是空间的物理限制，比之更严重的还有传统的社会阶层的桎梏。按照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与政治功能密不可分的“士族”家庭，与满足城市正常生活运转密不可分的手工业主家庭，以及拥有大量土地，以出租获利的地主家庭，在淮安都可以进入府城居住，而商人阶层，尤其具有“商籍”的商人家族，则和旧时其它政治中心或军事枢纽一样，被禁止入住的规则拒之门外。这一做法，对于“商”之阶层，无疑是一种政治压制和社会歧视。开始时，得漕、盐经营便利的河下商人对此可能尚无抵触，但当根基扎牢，家业做大，两三代人传续之后，他们必然要对此等限的不公心生抵牾。既然不能改变官方桎梏，那就改变自己，河下商人群落纷纷将后代的出路转向“学而优则仕”，依靠财富优势提高家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通过科举改变家族命运，赢得出人头地的机会。那时的河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兴盛的崇文风气，为什么商人们纷纷解囊兴办义学，以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进士举人，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内生动力或许就基于此。结果也正如其愿，资料表明，明清时期，淮安府辖区内，进士及第者八十四人，其中有近八成出自河下。在这方面，河下商人在崇文兴教方面持续数百年的不懈发力，在居功至伟的同时亦获益良多。</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河下文化，文脉厚重之外，还有武脉刚强，从来不乏为国为民的尚武精神和英勇担当。进士榜中，不仅文科举“三鼎甲”齐全，武科举亦有明万历壬辰武科“状元”叶允武，清乾隆戊戌武科榜眼“任联捷”。比之更为辉煌的还有在历史风云变幻、尤其是民族危机挺身而出的一众英雄豪杰，镇北有抵御金兵南侵的巾帼英雄“梁红玉祠”，镇中有抗击倭寇、建立功勋的状元沈坤府，镇南有在甲午战场为国捐躯的爱国将军左宝贵纪念园，在历史上，他（她）都是响当当的民族英雄。而之所以有如此“武脉”，最核心的原因是历史上河下及周边地区，从邗沟连通江淮到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再到黄河夺淮，处于江、淮、运、黄诸河交汇节点的淮安所在区域，自然就成了南北交通、物质转输、货物贸易不可或缺的枢纽节点，军事地位亦随之直线上升。一旦出现地方割据、南北对峙的天下大乱，淮安更是成了南北势力南下必取，北御必保的兵家必争之地。处于淮安老城西北近郊的先北辰、后满浦、再河下，自然不能脱身之外，一旦出现北方势力南侵，这里就是战场前线和重要据点。正是这样的渊源机遇和环境熏陶，在河下成就了同样光辉灿烂的“武”文化，使以保家卫国为特色的英雄辈出成为必然。</p><p class="ql-block"> 南宋抗金女巾帼英雄梁红玉，一个出自军伍世家、身世艰涩、智勇双全的传奇女性。南宋建炎三年，苗傅发起叛乱，逼迫高宗赵构下台，危急关头，身为大将韩世忠夫人的她，受密令招其父巧施计谋，从敌巢脱身，策马一昼夜赶至其夫韩世忠大营通知他回师勤王，解救危局，最终平定叛乱，梁红玉立下大功，留下“一日两夫人”特别奖励的历史佳话，并成为凭功勋领取朝廷俸禄的文官将将配偶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人。黄金荡大战，梁红玉身临一线协助韩世忠大战金兵，现在很多人但知她“擂鼓战金山”之勇，却很少有人知晓她在战后借弹劾其夫“失机纵敌”的重大失误，澄清事实、保护韩世忠及宋军士气之智。后来受命协助韩世忠驻守楚州（今淮安），御敌于淮河一线，她更是以筑新城，“织蒲为屋”，与士卒同甘共苦的艰苦努力，创造出驻守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兵不敢犯”的军事范例。今之淮扬菜系有传统名菜“开阳蒲菜”，其之主料香蒲根芽，因曾被梁红玉在驻军粮荒时作“瓜菜代”“以菜充粮”，故而名之“抗金菜”，以表对女英雄的崇敬之情。</p><p class="ql-block"> 有军籍家族背景的 明朝“抗倭状元”沈坤，身世同样传奇，祖籍昆山的他生于其与吴承恩相邻而居，因发小相善、同学情深，彼此订立儿女亲家婚约（后因吴承恩之子早夭而未成），两人一直保持通家之好的亲密关系。嘉靖三十五年，已是南京国子监祭酒的沈坤因母故而回家尽孝守制，正逢倭患从江南流窜至江北，官军征剿不力，就在倭寇日益猖獗之际，沈坤挺身而出，变卖家产，招募千人，亲自操练，组建民间抗倭武装。次年倭寇窜至淮安烧杀劫掠，沈坤率乡兵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寇始退。隔年，倭寇卷土重来，沈坤又一次率乡兵出击，围歼倭寇主力累计八百有余，为将倭寇逐出江北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英雄，最终却被抗倭不力、嫉贤妒能的一应官员以“私练园勇、图谋背反”以及为害乡里等莫须有罪名诬陷，被多疑的嘉靖皇帝下令削籍逮京拷讯，未及审明真相，本就重病缠身的他，便抱屈瘐死锦衣卫狱中。今人为纪念他，以原址复建的方式修状元沈坤府，建状元阁，以表对他抗击倭寇业绩的尊崇之情。</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其后还有不怎么为人注意的清代民族英雄左宝贵。他本为山东费县（今平邑）人，回族，幼时父母双亡，被好心邻居收养并习得皮匠手艺，十五岁时因打伤钉马掌不付钱的官差而逃亡至河下避难落户，颇得河下好心人呵护，娶河下回族姑娘陶二姐为妻，从此，重情义的他便视河下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或许是深受河下武文化特别是梁红玉、沈坤等前辈英雄的熏陶影响，成婚不久，他便领着两个弟弟投身军伍，很快就因“性勇敢、多大略”，屡立战功，脱颖而出，成为领兵将官。凭着治军有方，关爱士卒和“贵不忘本，富而好施”，热心为驻地百姓办好事，官声甚佳而一路高升，直至成为记名提督，晋封健威将军，获黄马褂、头品顶戴等赏赐。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以总兵职驻守奉天（今沈阳）他受命领军援朝抗日，因主帅懦弱畏敌，贻误胜机，打烂一手好牌，致使清军主力被困平壤，抱着必死决心奋战在一线的左宝贵最终在牡丹台炮战中以身殉职，尸骨无存，成为甲午大战中壮烈殉国的第一名高级将领，名列“甲午三英（另为邓世昌、丁汝昌）”之首。出于褒奖，光绪帝准其入祀“昭忠祠”，赠“太子太保”衔，谥号“忠壮”，并诏令在其生前立功之地立祠祭祀。河下亦依朝廷旌表，在其夫人陶氏和和子女主持和地方官府、回汉民众襄助参与下，依照回族葬仪，为左宝贵举行了隆重葬礼，立“左忠壮公祠”，四时祭奠不息。曾经的左祠虽然在抗战时期毁于日军之手，但葬有左宝贵罹难战场仅存的战靴和残衣的衣冠冢，则在河下民众的保护下完好如初。</p><p class="ql-block"> 以梁红玉、沈坤、左宝贵为代表的河下“武文化”，经典的特征，不是武艺精湛，也不是演义中的江湖侠义，而是关键时刻为国为民赴汤蹈火的大仁大义，是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是智勇双全的智慧和担当。其文化价值丝毫不逊甚至高于科举文化。</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春雨仍在淅沥，夜色中的灯光依然朦胧，可我来时的疑惑却在雨时的苍茫中觅得清晰答案。千年烟火淬炼的河下底色，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p><p class="ql-block"> 其之富而有仁的儒商底蕴，已不再是巨贾逐利的衍生品，如今蓬勃兴起的文旅经济，已然把河下商道的“仁”放大为普惠民众的发展红利，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体验消费，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金字招牌。也正因为如此，河下的居民，面对动辄数以万计的日游客流量“冲击”，却很少有人选择搬离，其之“定力”，最核心的要素，就是这种“冲击”给他们带来了收入持续增长的机会和福利。同时，也正是他们“留住”的理性选择定力，让河下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生活的烟火气，成为吸引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流连忘返的核心竞争力。游客如此倒也罢了，淮安当地的很多人也会因为它的吸引，在节假日结伴至河下休闲度假。研究文化的人大多明白，只有来自生活、能够融合于现实生活的文化，才能获取永恒的魅力。把商业文化的灵魂从谋利于私转向实惠于众，正在成为河下传统商道革故鼎新的新型动能和转折标志。</p><p class="ql-block"> 科举已作古，但其文化中崇文重教的精神内核却依然在这里传承光大。古有晋地盐商后人、受科举文化熏陶而生的朴学大师阎若璩，今有与河下文化渊源厚重的淮安籍学者、当代语言文字研究领域标志性代表人物、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原淮阴工学院现淮安大学早在六年前就在古镇河下设立萧湖校区，依托古镇文脉，培养工业设计和视觉传达方面专业人才。现在的河下，更是把历史文化呈现作为新片区开发建设的新“风口”，在还原历史格局的同时，不惜投入，通过本地迁移修复和外地整体搬迁重建等方式，形成以“世进士第”、“太史第”、“文魁楼”等徽派、赣派官宦府第古建筑群。网上有人以为这是在“造假，而我却认为他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古时盐商崇文兴教德行的尊重和致敬，是用古建筑所具有的传统艺术元素，具象诠释何以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何况，引进的俱是货真价实的历史文物，易地呈现，在m z y yi既是保护，更是综合价值的全面提升。难能可贵的是，异地而来的古建筑群，因气质相投，与河下的人文环境氛围竟无一丝违和，仿佛天生地就一般。几天前，路过河下外围，看到有不少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到河下村游，询问的结果，他们来此的主题均为“研学”，从辉煌的河下文脉中汲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精神营养和进取动力，让历史的文化基因活在当下，影响后代，未来可期。</p><p class="ql-block"> 如此一般的，还有以梁红玉、沈坤、左宝贵等民族英雄为代表、基于家国情怀的英武文化和担当精神，也在以各种方式在河下乃至更大的范围传播弘扬。经典者有上世纪抗日战争风云激荡的一九三五年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应河下徽商友人之请，借河下萧湖北岸的古灵王庙兴办的私立新安学校（因缘起徽商所邀，取徽州古名新安为校名），在陶行知的学生、继任校长汪达之先生组织带领下，走出了一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亡，被称为“民族解放小号手”的少年英雄团体——新安旅行团，一群小英雄，用十七年时间，在二十二个省的广阔天地，用文艺宣传形式宣传抗日救国，激发全民抗战热情斗志，在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崇高荣誉。上海解放后，随解放军进入的新安旅行团，三度改组，最终成为国家级文艺演出院团上海歌剧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艺术的途径将自己的红色基因和源于河下的文化品质在更大的范围传播开去。</p><p class="ql-block"> 由此可见，河下文化和生活的根脉底色，正在以全新姿态走在新时代征程上。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为根基的河下，只要坚守根基，前景必定一片光明。</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2026.04.21.于淮水之滨</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