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歌者

一然

　　孩子们像三尾小鱼游进校门后，这条街突然就空了。我站在“正宗关岭黄牛肉”的褪色招牌下，看着那点红色在巷子深处移动。他没有疯。我突然这样想。疯的是我们，我们这些急着把孩子送进校门，然后赶着去扮演某个角色的正常人。

我跟着他走。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

他在信用社门口的垃圾桶前停下来，不急着翻找，先摘下一只耳机。风吹着他花白的鬓角，我听见极细微的歌声流出来——是山歌，地道的布依调子，关于山怎样高，水怎样长，姑娘怎样在月亮底下绣花。

“你也听歌？”他忽然开口，没有回头。

我一惊，随即明白他早发现了我。“嗯。你这调子……是断桥那边的吧？”

他终于转过脸。脸上皱纹有点深，但眼睛很亮，像被山泉水洗过的黑石头。“你懂？”他笑了，露出缺了颗门牙的豁口，“现在没几个人懂这个喽。”

他把另一只耳机递过来。塑料外壳已经发黄，线缠得像藤蔓。我犹豫了一秒，接过来，靠近耳朵。

没有声音。

我愣愣地看着他。他又笑了，这次笑出了声，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歌在心里头，”他指着自己胸口，“这里唱，比什么机器都响。”

然后他开始哼唱。就是刚才那支调子，但更悠长，更婉转。他一边哼，一边从垃圾桶里抽出一个压扁的纸箱，仔细展平，折好，用塑料绳捆扎实，放进背篓。每个动作都踩着节拍，弯腰是低音，起身是高音，捆扎是节奏。

“你……”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我女朋友以前最爱唱这个。”他拍拍背篓，像是在拍老朋友的肩，“她走了六年喽。肝癌。痛的时候，我就给她唱这个，唱着她就不喊疼了。”

他重新背上背篓，红色塑料在晨光里泛着温柔的光。“后来她走了，我还是得唱。不唱，这心里就空。一唱，她就还在，在调子里，在词里头。”

我们并排往前走。路过“某某老牌理发店”，路过“某某窗帘”，路过那些刚刚拉开卷帘门的店铺。有人从店里探出头来看我们——一个背着背篓的拾荒者，和一个穿着半旧衬衫的男人，并排走在四月的阳光里。

“那你每天……”我指指他的背篓。

“捡东西啊。”他说得理所当然，“纸板三毛一斤，塑料瓶一块二。捡够二十块，我就下班。”

“下班？”

“嗯，下班。”他认真点头，“下午是我的时间。我去电视塔那边的山坡上坐着，看云，看鸟，看县城全貌。有时候写点词。”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本子边角都磨白了，翻开，里面用圆珠笔工工整整写着长短句。不是诗，是唱词。关于一朵云怎样变成雨，关于蚂蚁怎样搬走一粒米，关于垃圾箱旁边开出的蒲公英。

“你识字？”

“读过高中哩。”他有些骄傲地挺挺背，“要不是家里穷，我能考上师大。当年作文比赛，全县第三名。”

我们走到十字路口。他要往右，去菜市场后门，那里有最新的“货源”。我要直走，回家洗衣做饭。

“你是个写东西的吧？”他忽然问，“我看你像。眼睛里装着太多东西的人，不是教书的就是写字的。”

我点头:就只会胡乱写点东西。

“那你写写咱们关岭。”他把耳机重新戴上，“写写这条街，写写这些人。别老写那些虚头巴脑的，就写真的。写王理发师剃了四十年头，写窗帘店的燕子离婚后一个人撑店，写……”他拍拍自己的背篓，“写我们。”

绿灯亮了。

“我走啦。”他说，然后又哼起那支山歌。这次我听见了词，真正的词：

“山高高不过脚板哟，水长长不过思念，

捡垃圾的阿哥慢慢走，心里的歌谣唱不完……”

他走远了。红色背篓在人群里一浮一沉，像一条红色的鱼，游在生活的深水里。

我站在原地，忽然想起莫言在《生死疲劳》里写的那头驴，它轮回几世，看尽人间悲欢。而这个背着背篓的歌者，他没有轮回，他就在此生此世，用最卑微的方式，活成了最通透的哲人。

回到家，空荡荡的屋子。妻子的照片依然在那面墙上微笑。我打开电脑，文档变成了空白。

忽然明白，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的“民间”，不在采风的山寨里，不在古籍的记载里，就在这条街上。在那个红色的背篓里，在那副没有声音的耳机里，在那个肝癌妻子的记忆里。

他才是真正的歌者。不唱给舞台，不唱给掌声，只唱给风听，唱给云听，唱给垃圾桶旁新开的野花听。他的音准是生活校准的——捡到完整的瓶子，调子就高些；只捡到碎玻璃，调子就低些。但永远在唱，永远不停。

我打开新文档，敲下第一行字：

“在关岭，有个背红色背篓的老人。他的耳机里没有歌，他心里有一整条坝陵河的水。”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跳舞。远处隐约传来学校的广播操音乐，还有菜市场的吆喝，摩托车的轰鸣。在这片嘈杂里，我似乎又听见了那支山歌，从街道的尽头，从时间的深处，从所有卑微而坚韧的生命里，缓缓升起。

他不是流浪者。

他是这条街的游吟诗人。

他的背篓里，背着一个正在消失的、却永远活着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