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埔军校旧址忆叔父

仁爱乐施

　　2026年4月16日，我和老伴随团到广州旅游，来到叔父曾经就读过的黄埔军校，看到眼前的实景，回想起叔父以前的点点滴滴，心中顿时升腾起对叔父的无限敬意。

叔父排行老四，十岁时被爷爷送进学校读书，几年后叔叔满足不了学习的要求，便萌生了去外地求学的愿望。

叔父通过在甘肃上学的张冠军同学了解到，著名教育家查钊1938年率领西安收容战区中学师生1700名，由陕西凤翔县步行至甘肃天水县创办甘肃中学。这个学校是不仅是国立的，而且老师教的好，收费很低，很适合自己去学。

1939年初春，叔父怀揣梦想，带着笔墨纸砚，告别家人和刚结婚的妻子，踏上了异地求学之路。

在那里叔父如饥似渴勤奋学习，得到了老师的赏识，他的作文常被老师批改为“甲”，不少作文后边还被老师批注为“全校之冠”。叔父读完甘肃中学，报考了兰州大学。

此时叔父看到日本的铁蹄踏遍中国，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辜民众惨遭杀害，华夏大地满目疮痍，因此暗下决心，要保家卫国，到部队上去，到前线上去和日军决以死战。

1939年，叔父的日记中曾多次写到日军的暴行，呼吁民众自愿当兵，“到前线，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敢于牺牲，与那狗日本拼一拼”，他甚至见到青年乞丐，还质问他，国家都这样了，为什么不去前线打仗保家卫国。他还呼吁后方的文人和文艺工作者，以演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性，以唤起广大民众抗日的意识夺取抗战的胜利信心。

叔父在《军民合作与抗战前途》一文中写道：“有过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到目前阶段，被日军弄得千疮百孔，领土主权不得完整，国家人民不能自由.....唯望全国军民不论男女老少，共同联合起来，各尽所能，同心协力，共同抗日....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抗战胜利属于我们。”

叔父在《抗战中我们青年学生应有的责任》一文中还倡议：“积极为抗战前线的将士们募捐棉衣。”老师曾在他的一些作文后边批注他“是个热血爱国的青年”。

叔叔感到单学文化并不能救国，必须靠枪杆子，因此又报考了黄埔军校。

一个多月后，两个学校的入学通知都下来了。叔叔在兰州大学考试分数位居全校第一，黄埔军校考试成绩位居第八。入学时叔父选择了黄埔军校。

在军校里叔父不仅学到了不少军事技能，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些同学后来成了抗日名将，有的同学后来成了地方和国家政要。军校毕业后，叔父被分配到国民党一个机关里，做了一名秘书之类的文书，在这里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才长处，部队里的报告、布告、总结、电报、方案等文稿都由他拟定。

在部队里，叔父品行端庄，一派儒家风范，空闲时间都是在读书、抄写经典文章，说话文雅有理，远离女色，被机关里的同事们称为“王夫子”。

抗日结束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不断溃败。有一次长官带着他这个文职秘书一同前往一个地方商议要事，因此叔父有了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当飞机经过家乡上空时，叔父恨不得从飞机上跳下来回到故乡的怀抱。

叔父亲眼看到国民党上下腐化，人心涣散，毫无希望。“绝不能再跟它走下去，离开国民党，回到家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1949年叔父随部队机关前往台湾，达到福建后心想：如果一旦去了台湾，今后再回到故乡见亲人将是十分困难的事。因此他找了一个机会，逃了出来。花钱提前约了一个驴夫，凌晨天不亮，让驴夫给他一身便服换上，毛驴驮着行李顺着小路匆匆逃走。谁知那驴夫起了贪财之心，走得到一片森林处，便逃的无影无踪。

叔父没有了行李，身穿破烂衣服，长途跋涉几个月，历尽千辛，最终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

叔父回到家里，见到独守空房十载的四婶，二人悲喜交加，相拥痛哭，从此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家，过上了男耕女织的农家生活。后来他们有了两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和一个可爱的儿子。

叔父的三个哥哥中，他最能说着话的是三哥——我的父亲。兄弟相见，分外高兴，但叔父一脸抱歉的说，行李被驴夫卷走，实在拿不出见面礼物，父亲说你回来了，就是给家里最大的礼物。叔父将腰里的一根军用皮带解下来，还有返乡途中揣在怀里几个月的一个剃须刀，递给了父亲。

父亲很珍惜叔父给他的那根皮带，夏天舍不得用，怕汗给浸湿了；皮带扣子坏了，父亲用粗铁丝做了一个换上。有一次父亲抗一百多斤的粮食袋子时，把皮带撑断了，就用粗棉线在把它连起来，父亲是想让这浓浓的兄弟情延续下去，这根皮带一直伴随着父亲离去。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把这根皮带郑重的交到我侄儿手中，我说这根皮带伴随你爷爷近四十年，它上面附载有你爷爷和你四爷的深厚兄弟情谊，还有老一辈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这些作风我们都要好好传承下去。

叔父送给父亲的剃须刀，我很少见父亲用过，我从小就见它在老桌的抽屉里珍藏着，我参加工作后，将它换上新刀片，感觉还很好用，又使用了好多年。

生产队时期，叔父是队里的一名记工员，每天晚上全生产队的劳力们都围在队部的煤油灯下，给叔叔报当天全家的出勤。叔父一丝不苟的记着，从未出现差错。

叔父学问深，字写的特别好。村里的匾额、碑文、村民家里装粮食口袋上的题名等都是请叔父写的，大半个村几百户家里贴的对联都是请叔父写的。每年春节叔父都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写春联，一直写到大年三十，从不叫累、从不嫌烦，为我们家族赢得了良好的人缘关系。

1971年我们大队在陆浑大渠内埠分水闸修建当民工时，叔父也在那里。分水闸完工时西一干渠分水墩表砌的青石上煅刻的“ 汝阳团常渠连”几个字就是叔父书写并锻刻上去的。

2023年12月，我意外看到叔父1939年毛笔小楷手抄本《文章醉我非关酒》上的字时惊呆了，反复怀疑我眼睛的辨别能力，竟分辨不出究竟是楷体繁体字印刷版还是手工抄写版，直到看到最后的空白页处夹有衬格纸时，才敢相信确实是毛笔抄写的，这毛笔字的功力恐怕王氏家族很难再有人超越了。

叔父有儒家修养，坚守以和为贵，与人为善，从未与家人和外人吵过架，虽然对孩子们管教严，但从未大声呵斥过，邻里关系处理的非常好。

叔父谨遵做好当下每件事的准则，在生产队、大队不论干什么活，叔父都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和尊重。

文革期间叔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曾多次被审查，说是上过国民党的学校，在国民党队伍干过，被扣上了“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和“地、富、反、坏、右”一起游过街。

当时县里有个专管审查历史问题的临时机构叫“双清办公室”，派人多次到村里调查，叔父很配合，很平静的对待一而再再而三的调查和询问。由于叔父人缘好，乡亲们一致对叔父的评价极高，因此“双清办公室”将叔父定性为：“国民党特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当时不按敌我矛盾对待，已算是最大的宽容和处理结果了。我记得当时县里将叔父作为正面典型，在很多类简报里都报道了这条信息，以提醒“有问题”的人要争取宽大处理。

我知道的叔父博览群书，博学多才，文采出众，在村里是位受人尊敬的文化的人。他在外闯荡过程中一定有很多传奇故事。他的很多优良作风一定需要晚辈去学习和发扬。他在军校毕业后，究竟被分配到哪个部队或哪个机关，干了什么、当了什么，我们家族的人都不知道，我只记得很早以前，见过他在外边时的一张英俊的军官照，据说那时他的军衔是中尉。

叔父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他做过的‘一切。或许叔父因“文革”期间受审查的阴影，怕家人以后再受到无端牵连，在家人面前从不再谈及以前的事，他在“文革”中给上级写的一些所谓检查和经历的底稿，连一个字也没有给子女们留下。

叔父在65岁时病故，据村里人说，在叔父离世一年后，村里来了一辆红旗小轿车，里边坐着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到村里打听叔父，当听到叔父已经去世的消息后，惋惜且无奈的掉头走了。人们测测来人可能是叔父的同学，或同事、战友，可能位居高官，几经周折才打听到这里的，遗憾的是上帝没有给他们再相见的机会。

如今叔父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我很遗憾叔父在世时我们没有意识去了解叔叔的历史，后来当我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后发现已经很晚了。

2023年12月下旬，叔父的儿子、儿媳根据我的提示，从老屋棚上翻出一箱珍藏的叔父以前读过的书，那书全是木板印刷的，文言文，绵纸、线装。我翻阅那些已经发黄的老书时，竟意外发现了有几本叔父用毛笔亲手抄写的经典文章和叔父1939年在学校上学时写的作文和日记。我对叔父所写的文章进行了认真研读，虽然发现可用的东西很少，但从一些字里行间也增加了对叔父的了解。

根据收集的零碎信息和从关于叔父的只言片语以及这次发现的文稿，整理出以上对叔父的一些简单回忆，并写进了我的回忆录《山青岁月》里。

造化弄人，叔父这一生的真实经历，让我悲叹于时代与政治的洪流带给一个个体命运的影响，唏嘘于一个人的选择可能会引领自己走到全然未知的巨大命运岔口。我曾想，如果叔父当年报考的不是黄埔军校而是抗日军政大学，后来的人生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和结局呢？但我内心更多升起的，是由衷地赞叹和感动叔父那赤诚的家国情怀、那对亲情故土的眷恋和牵挂、那对命运的坚韧和对苦难的接纳、那始终与人为善和勤勉生存的儒家风范。

叔父虽然已离开人世40多年，但回忆他传奇的一生，至今仍带给家族后辈深深的自豪感和珍贵的精神力量。

在叔父学习过的地方留影

校园

军校宿舍

黄埔军校成立于1924年

上边写着黄埔军校两句校训: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叔父在中学时写的文章。

　　1939年叔父写过的部分作文、日记、文章等。

　　叔父的小楷毛笔字(从叔父1939年写的文章中反拍的片段)。

　　撰稿: 山 青

图 片: 山青

编辑: 仁爱乐施

时间: 2026.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