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山：闯王陵上的迷雾

黄建华

　　四月末，淫雨霏霏。我走进鄂南的崇山峻岭，是为寻一座陵。山里大雾，浓得能挤出水来。一路上山，到了山顶，才懂得什么叫云山雾罩。连观景台都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能见度不过二十米。只得下山。山腰小镇上吃饭，浓雾散去，天晴了。下午的阳光清淡、懒散，九宫山的峰峦和植被忽然清晰，春风皴染，些许树叶泛出红色。

我们决定重新上山。我以为，闯王陵既在九宫山，从山脚到山顶，总会遇见它。重新登顶才知道，闯王陵所在虽属九宫山脉，却与这座山峰不在同一方向。雾是一种隐喻。它来时不打招呼，去时也无须告别。人在雾中行走，以为前方就是目的地，走到才发现，目的地在另一个方向。历史又何尝不是一团大雾？我们以为看清了某个人、某段事，其实只是看清了雾中自己的影子。

次日到牛迹岭。四柱三门的仿明清门楼，荷花绿大理石匾额，上书"闯王陵"三字。整个建筑依山就势，气势宏伟“但"山不在高，有仙侧名"——"仙"是什么？是一个人的功业，还是一个人的结局？李自成生前是"闯王"，死后是"仙"，这中间的落差，岂是一座门楼能够弥合的？

陵区最抢眼的是那尊跃马驰骋的巨型铜像，一股英雄豪迈之气扑面而来。可我总觉得，铜像越是英武，越显得不真实。一个死在乡勇锄头下的人，一个在大雨中与山民滚打于泥潭中的人，如何能够保持这般昂扬的姿态？

历史需要纪念，但纪念往往是对真实的修饰。拾级而上，圆形墓冢高高隆起。墓碑前有一个不算太大的铜鼎，也许是香炉，也许象征他曾问鼎中原。问鼎。这个"问"字用得妙——既是询问，也是质疑。权力从来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李自成问了，但来不及听到回答。

鼎中的泥土长出一层碧绿的小草。再大的鼎，最终也要归于泥土。再重的权力，也重不过一粒种子的力量。

纪念馆大厅中央，一尊李自成头戴斗笠、身披斗篷的半身雕像，表情冷峻，双目圆睁，一副威武不屈又死不瞑目的神情。"死不瞑目"——这是后人的想象，还是死者的心境？一个人死时是否瞑目，取决于他是否完成了自己。李自成完成了什么？他完成了从驿卒到皇帝的跳跃，却没有完成从皇帝到一个人的回归。

纪念馆旁有一处山坡，石碑上刻着"李自成殉难处"，斜坡岩石上刻着"激战坡"三字。"激战坡"确是一片坡，但这片坡既不高，也不陡。曾经号令千军万马、令对手闻风丧胆的一代"闯王"，居然死在乡勇的锄头下。历史喜欢开玩笑。它让最强大的人死在最卑微的地方，让最辉煌的事业终结在最不起眼的角落。这不是历史的恶意，而是历史的平等——在死亡面前，帝王与山民，千军万马与一把锄头，终于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围栏里飘落几片白杨叶子。我弯腰捡起一片，轻轻拂去尘土，凝望那金黄的叶脉。叶子从高处落下，完成了它的一生。人呢？人从低处爬上高处，再从高处跌落低处，这是否也算一种完成？

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说："李自成胜利了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不是工具，人民是根基。忘记这一点的人，无论拥有多大的船，最终都会沉没。我试着踏上"激战坡"走了两步，并不难走。当然，没有大雨，没有厮杀。但无论如何，只要失了民心，这样一面小小的山坡，就能断送一代枭雄。

关于李自成的死，历来有通山说与通城说之争。但此刻，站在牛迹岭的雾气中，我忽然觉得，通山还是通城，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一个人死在哪里，这是历史的细节；一个人为何而死，这是历史的追问。前者需要考证，后者需要领悟。考证是学者的事，领悟是每个走近历史的人自己的事。

雾又起了。从山谷里升上来，慢慢地漫过石阶，漫过铜像，漫过墓碑。我想起上山时那场大雾。当时我以为，雾散了就能看清一切。现在雾又起了，我才明白，看清一切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历史真相就像雾中的灯。你看见光，但看不见灯；你知道灯在那里，但永远走不到它跟前。这不是遗憾，这是人与历史之间应有的距离。太近了，你看不见全貌；太远了，你看不见光亮。

我们信步走下台阶。台阶很陡，雾很浓，每一步都要小心。我想，这大概就是行走本身的意义——不在于抵达，而在于过程中的警觉与敬畏。"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被说了许多遍，但每一遍都是新的。因为"不当"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选择，一个需要在每一代人、每一个人身上重新做出的选择。

雾更浓了。陵区的轮廓渐渐模糊，只有那尊跃马铜像的头部还露在雾外，像一个不肯沉没的问号。我转身离去。身后，雾中的闯王陵沉默如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