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巷书香~周有光故居

陈德汇

常州青果巷，旧称“千果巷”，紧邻京杭大运河南市河段，是江苏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始建于明前，因运河果品集散得名。巷内粉墙黛瓦、枕河而居，留存大量明清民居 。这里文风鼎盛，走出唐荆川、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等名人，被誉为“江南名士第一巷” 。

穿过熙熙攘攘的街市，跨过一座古朴的石桥，一座深宅大院便静静地矗立在眼前。这是礼和堂，明代建筑风格的门楼虽历经沧桑，却依然透着一股端庄肃穆之气。

走近这条被誉为“江南名士第一巷”的古街，这是一条流淌着墨香的河流，滋养了无数文人雅士。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踏入青果巷133号的周有光图书馆，去探寻“汉语拼音之父”的百岁老人的智慧足迹。

庭院中央一尊青铜塑像，一对互相依偎的老人，周有光先生和他的夫人张允和女士。他俩目光交汇，平静而温和，没有丝毫的张扬，却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驻足凝视，脑海中浮现出叶圣陶先生曾感叹过的“谁娶了都幸福”。在这方小小的院子里，战火纷飞也好，岁月静好也罢，他们始终琴瑟和鸣，正如这庭院角落悄然滋生的小草，虽不起眼，却坚韧地守望着时光的流转。这尊铜像，定格了一段相濡以沫的佳话。

绕过庭院，步入那间被称为“半间书屋”的展厅。这里复原了周老在北京拐棒胡同的书房，陈列整齐的著作，陈旧书卷的气息扑面而来。房间很小，不过十平方米左右，一张旧书桌，几把椅子，书架上堆满了书，甚至连转身都有些局促。

在成为语言学家之前，周有光的身份是一位经济学家和银行家。190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同时任职于江苏银行、新华银行，并被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上海，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的教授，在金融和经济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专家。

然而，1955年的一次会议，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因为早年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兴趣，发表过相关文章，他被邀请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他被留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这一转身，让他放弃了深耕多年的经济学领域，开始了全新的“半路出家”之旅。

在这逼仄的空间里，在这张普通的书桌上，周有光先生在知天命之年，以惊人的毅力推开了汉字现代化的大门，让汉语拼音成为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书桌上摆放的放大镜，那盏陪伴了他无数个日夜的台灯，我仿佛能看到一位清瘦的老者，正伏案疾书，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他自称“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言半路出家”，用两个“半圆”拼凑出了完美的人生。这间小屋空间狭窄，但精神世界却可以无穷放大。无声地宣告，真正的学者，不需要奢华的殿堂，只要有一颗执着的心，斗室亦能容纳乾坤。

“半路出家”的周有光，在语言文字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和远见。他与叶籁士、陆志韦等人共同起草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并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则：拉丁化（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音素化（以音素为基本单位进行拼写）、口语化（以普通话为基础）。明确了汉语拼音的性质，即它不是汉字的拼音方案，而是汉语的拼音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迅速成为全国小学必修课，极大地推动了扫盲工作和普通话的推广。一个文盲只需学习十几个小时，就能掌握这套注音工具。此后，周有光又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主编《汉语拼音词汇》，为中文信息处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汉语拼音最终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因此，他被世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首倡建立“现代汉字学”，提出汉字研究的“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并运用统计方法研究汉字效用，为汉字教学和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他提出的“文字三相分类法”和对世界文字发展规律的宏观考察，开创了中国比较文字学的研究。85岁退休后，他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文化学领域，笔耕不辍，出版了《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多部著作，对全球化、现代化等重大议题见解独到。

回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建筑，青果巷的青砖黛瓦或许会老去，但周有光先生留下的那份对知识的渴望、对国家的责任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却如同一束不灭的光，照亮了后来者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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