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春秋，托起十三个月

天亮

　　 〈艰难的五年春秋〉

（上篇）

十多年了。离开岗位之后，时间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把许多事情冲淡，冲远了。可有些记忆，却像河底的石头，水越清，看得越分明。时不时地，我会想起过去的时光，想写下那段特殊时期的记忆。夫人笑我痴呆，说我是吃饱了撑的。我笑笑，不争辩。有些事，不说出来，心里堵得慌。说出来，又怕没人懂。

就这样，在脑海里打了十多年的腹稿，始终没有落笔。

动笔之前，我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用价值观去审视，这些回忆有没有价值？价值在哪里？这个问题像一座山，横在眼前，挡住了前行的路。它又像一条河，分开了过去与现在，值与不值，隔河相望，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最终，我还是拿起了笔。

因为我知道，有些路，不走，会后悔一辈子。有些话，不说，会憋在心里一辈子。

1976年1月8日。那一年，我二十出头。在政府的安排下，我来到一个小山坡，向大寨学习，开荒造田。

时值正午，太阳悬在头顶，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我抡着锄头，一下，又一下。山上的土很硬，每一锄下去，虎口都被震得发麻。忽然，一阵风把高音喇叭的声音送进了耳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

我停下了手里的锄头。风还在吹，喇叭还在响，可我的耳朵里，只剩下一片嗡嗡的声音。天还是那片天，山还是那座山，可我觉得，一切都变了。

消息传来，大家悲痛，山河同悲。那个为新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总理，那个用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好总理，走了。他的离去，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更在每个人心中刻下了永远的伤痛。

天是灰的。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那个让无数人敬爱的人，走了。我站在山上，北风灌进领口，冷得人发抖。可那种冷，不是冬天的冷，是心里头空了一块的那种冷。像有人在你胸口凿了一个洞，风呼呼地往里灌，你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把它堵上。

我站在那里，想起了许多事。总理，是您下达的指令，“多子女而无子女工作的家庭，可以留城一个”。我是那个幸运儿。因为这条政策，我远离了乡村，进入了乡镇的二轻厂。虽然只是一个不大的工厂，但那是我的起点，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的地方。

此刻，站在山坡上，我多想对总理说几句话啊。我想说：总理，我记住了您的恩情。可我也想问：总理，我们今后的路，该往哪个方向走？没有人回答。

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冬天特有的干燥和寒冷。远处的乡村灰蒙蒙的，炊烟稀稀拉拉地升起来，又被风吹散。

那一年的中国，像一艘在风暴里摇晃的大船。舵手不在，水手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划。理念还没有一撇，人心却已经散了。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时。那个时刻，我刻在骨头里，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正在车间里干活，机器的轰鸣声震得人耳朵发胀。突然，广播响了。那个庄严的声音讲述着伟人的丰功伟绩，最后，那句“永垂不朽”像一记闷雷，炸在每个人的头顶——毛泽东主席逝世。

我整个人僵住了。手里还握着工具，眼睛盯着机器的某个零件，可脑子里，一片空白。

转眼之间，天空暗淡，江河凝滞，天地呜咽。那不是一个领导人离开，那是一盏灯灭了。那盏灯虽然时明时暗，但它一直都在。现在，它灭了。

我泪飞顿作倾盆雨。不是一滴一滴地流，是整片整片地涌出来，止都止不住。我把机器的电源断开，转身就跑。跑出车间，跑过走廊，跑上楼梯，一头扎进自己的宿舍，扑在床上，号啕大哭。

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不是因为我和主席有什么的私人感情，而是因为毛泽东主席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太阳、是人们心中的“神”。在这个社会已经很乱的时候走了，我们读了十年的书，难道就要在这样的工厂里，一天一天，耗尽自己的一生？

前途，你在哪里？主席没了，总理也没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

那天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窗外有虫子在叫，叫得人心烦。我盯着天花板，问自己：你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吗？没有答案。

1977年底到1978年，“一批两打”运动开始了。

这场运动，名义上是批判“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但它仍然带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色彩，许多做法沿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模式，结果一步一步扩大化，造成了批斗挂牌等粗暴现象。

运动一来，人人自危。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批判对象。也许是我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也许是我对领导表现出过什么“不端正”的态度。我反复回想，反复琢磨，始终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后来我想明白了。有些运动，不是因为你真的犯了什么错，而是因为需要有人成为“靶子”。每一场运动，如果不批判几个人，就显不出弄权者的能力，就缺少了他们向上攀登的阶梯。那些人，手里握着一点点权力，便把它当成了武器，当成了投名状，当成了往上爬的绳索。

我痛恨他们。至今想起来，仍然痛恨。

那一场针锋相对的批判会，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会议室的主席台上，那几个黑着脸的人，端坐在那里，神情严肃而得意。墙上的标语红得刺眼，像是用血写的。

他们一条一条地念我的“问题”。有人拍桌子，有人搬凶。所谓的“搬凶”，就是把话说得越来越重，把帽子越扣越大，直到你受不了，直到你低头认罪。

我没有低头。我挺起胸膛，直视着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我的家庭，我和我的家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经受尽了压迫。今天在这个镇办企业，我靠自己的双手，多劳多得，用血汗换来的钱，我侵占了你们什么？我在这里天天和几百斤重的木头打交道，汗流浃背，浑身是伤，我妨碍你们什么了？

我拍着桌子，一声一声地反击。两军相对，勇者胜。有人暗示我：别这样下去，否则就要挂牌子了。我高声喊了出来：“来吧！来得越快越好！没有生存，就在黑暗中灭亡！”

会议室里一下子安静了。那些人面面相觑，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硬。

挂牌子。那意味着什么，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懂。那是专政，是对待敌人的方式。而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差点成了“敌人”。

好在我坚强。好在我心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我挡住了他们的暴风骤雨。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没有开灯。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望着黑漆漆的天花板，脑海里翻江倒海。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离开这里，想偷渡去香港，去另一个世界，换一种活法。

可是，当我回头看到桌上那一套算术、理化、语文的丛书时，眼泪又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那些书，是我仅存的希望。是我在黑夜里唯一能看见的光。

我翻身起来，提笔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朋友写信。我在信里说：我进入了这场运动，辜负了你的希望。也许，我会远走他乡。

信寄出去了。可我没有走。

那些人虽然不敢再公开批斗我了，但惩罚并没有停止。“发配”这是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我被派进大山里伐木，被派去搬运沉重的货物，被派到乡下搞各种苦活累活。每天天黑回来，肩膀磨破了，手上全是茧子，腰疼得直不起来。

可这些惩罚，反而锻炼了我的意志。每次回到宿舍，看到那些摆在桌上的书，我的内心就会激起一股决不服输的力量。书，又一次给了我勇气。它让我放下了逃避的念头，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春天来了，高考的春天。77年就来了。国家恢复统一考试的消息又从北方传来，“不论出身，不论背景，只要你有本事，就能进学校！”

我握着一把斧头，站在一大堆树木前，半天又说不岀话。因为“一批两打”运动，已经让我心碎了一次高考，今天又播放高考的广播，让我心疼。

那天晚上，看见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既熟悉，又陌生，底子太薄了。

白天工作，晚上看书。别人聊天，我还是看书。一而再，再而三，名落孙山。

说心里不难受，那是假的。那种感觉，像你拼命地跑，拼命地跑，可终点线永远在你前面一点点，你伸手就能够到，却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人有时候需要反审，更需要自我总结。我走到河边，坐在小河边上。河水不宽，水也不深，但坐在那里，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凉丝丝的，能让人清醒一些。我看着那片天空，问自己，你还要坚持吗？

想了很久。这时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我不知道那道彩虹是不是老天给我的回答，但那一刻，我深深地理解了，有些路，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到希望。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回家。继续看书。

春天的风，终于吹到了我身上。

拿到录取通知的那天，我一个人走到宿舍后面的小山坡上。山坡上的野草已经绿了，有几朵不知名的小花，白的、黄的，星星点点地开着。风从远处吹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我站在坡顶，看着远处的大山和翠竹。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摆，像是在向我微笑。忽然，眼泪奔涌而出。我哭了。无声地哭了。

不是难过。是这些年压在心里的一切，一下子全涌了上来。我想起批判会上那些指着我的手指，想起那个差点就要挂上牌子的自己，想起一次次落榜后的沉默，想起河边那个快要放弃的黄昏。

这一刻，全都涌了上来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眼泪擦干。

再见吧，那个让我心寒了五年的地方。艰难的五年春秋，到此结束。前面有新的路，有新的可能，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托起十三个月的天亮〉

（下篇）

1980年的冬天，似乎把一整年的凛冽都积攒到了最后时刻。

十一月三十日，我伫立在县粮食局的大门前，手中的报到通知书被握得温热。这不仅仅是一纸公文，更是我命运转折的渡口。门前那株高大的白兰树早已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际，像极了一双双沉默而苍老的手，似乎在审视着我这个迟来的归人。

那一刻，恍惚间我又看见了五年前那个坐在河边的黄昏。那时的河水浑黄，云如死灰，我曾以为这辈子也就那样了，像枯叶一样随波逐流。然而此刻，我用五年艰难日子的淬炼，终于换来了这个重新开始的清晨。五味杂陈的情绪在胸腔翻涌，有期待，有紧张，更有一种不真实的恍惚。命运这东西，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转角，给你一场措手不及的救赎。

推开门，便是新天地的开始。

十二月四日，正式去基层粮管所报到。那日阳光出奇的好，微风里似乎都藏着花香，仿佛是天地在迎接我的归来。然而，从五号到三十号，单位并未分配具体工作，只是让我熟悉环境。每天按时上班，打开水，擦桌子，看报纸。别人忙得脚不沾地，我却闲得心慌。这种“闲”，比忙更累人，因为它在拷问你的耐心。

但我学会了等待。那艰难的五年教会我最重要的一课，便是忍耐。你急，时间不会快一分；你躁，事情不会顺一点。不如静下来，把手头能做的事做好。

十二月三十一日，没等来工作具体的分配，先等来了假期。在旁人欢天喜地准备过元旦时，我主动揽下了一桩“闲事”，将大米加工厂的一个主要零部件带回家乡，请求当地修配厂支援。那是我的背水一战。幸运的是，当地厂方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从做模、翻砂到精制出品，一条龙免费协助。因为这件事，我的假期延长了两天，更赢得了单位领导的认可。

那艰难的五年差点把我烧成灰，但剩下的那点火种，在这里，借着这阵东风，又重新燃了起来。

八一年的四月，春风终于吹软了柳条。单位背后的河边，杨树冒出了鹅黄色的嫩芽，毛茸茸的，在阳光下透着光晕。上级决定送我去粮校深造。消息来得突然，我站在窗前看着新叶发愣，仿佛看见了命运的转机。

去粮校的路上，长途汽车窗外的田野从枯黄变嫩绿，又从嫩绿变深绿。油菜花开了，黄灿灿的一大片，晃得人眼睛发亮。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我不禁想起那些年在昏暗灯光下苦读的夜晚，想起一次次落榜后的沮丧。如果那时放弃了，便没有今日。人这一辈子，有些苦是必须吃的，早吃晚吃，都是天命。

在粮校，白天听课，晚上自习。转眼到了九月，上级通知让我独立去一个大单位做财务季度账。独立，这两个字写出来容易，做起来却重如千钧。回到临时住处，我独自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的月亮。那晚月色清辉如霜，我忽然觉得，那五年的苦，没有白吃，那一次次的落榜，没有白熬。

十月十一日，我赶上了毕业典礼。阳光落在肩膀上，暖暖的。随后的一个月是漫长的等待，院子里的白兰树叶黄了，又落了一地。以前我会觉得命运像这些叶子，不知会被风吹向何方。但现在我明白，命运不是叶子，人可以决定自己往哪走。

十一月九日，原单位领导为我举行了欢送晚宴。领导亲自包饺子，同事们围坐一堂。领导那句“常回娘家看看”，让我眼眶湿润。虽然只落脚四个月，但我干了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酒过三巡，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我鼻头一酸。在这里，我没有被当作过客。那五年里我被指指点点，差点挂牌子，而现在，我坐在祝福声中。

我想，这就叫苦尽甘来。

十一月十二日，我转调令到了县城最大的粮管所。这里担负着全县的购销调存加，人来人往，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那五年教会我，无论到了什么位置，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个差点挂牌子的地方来的，是从那间没有开灯的宿舍里来的。

十二月十日，不到一个月，我又成了“110救火队员”，被派往最大的收购乡镇支持财务工作。八二年一月四日，再次接到火速通知：两天为限，完成本部门各项工作。

没有余地，四十八小时，连续奋战。

那两天的情景，刻骨铭心。窗外是隆冬的夜，北风呼啸，雨水敲打着玻璃。办公室的日光灯白得刺眼，嗡嗡声像蚊子在头顶盘旋。渴了喝口水，困了闭眼三五分钟，或者去院子里跑一圈。那根弦绷得太紧，一松就断了。

六号夜里，最后一个数字填完，最后一个句号画圆。

我放下笔，长长呼出一口气，那口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窗外是深冬的黑夜，但东方天际已隐隐透出鱼肚白色。

一月七日，带着报表走出大院，阳光正好照在脸上。冬天的阳光不刺眼，但暖，像一只宽厚的手掌。

这十三个月，从1980年11月底到1982年1月初，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辛苦吗？辛苦。值得吗？值得。

因为这十三个月，我检验了能力，锻炼了意志，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如果没有那艰难的五年，就没有这十三个月的从容。那五年让我学会了在黑暗中等待天亮，学会了在被否定时依然相信自己。

如今回想，那段日子像一块被反复锻打的铁。每一次锤击都疼，但每一次都让它更硬、更韧。最冷的冬天，反而让根扎得更深。

那艰难的五年，那些灰暗的日子，不是伤疤，是年轮。

从1976到1982，从那个差点挂牌子的年轻人，到这个迎着阳光走出大院的人。六年的路，走了很久。

不会忘的，也舍不得忘。因为这六年，不只是工作。那是我用青春、汗水和眼泪，一笔一划写下的——自己的历史。

二0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黄道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