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起初——小学时光拾忆

西津桥

小学时光早已远去，却是人生真正的起初。回望七十年代的求学路，记忆像一场温柔的考古，只能打捞起散落的碎片，拼凑出一段裹挟着时代印记的童年时光。

一

“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1972年9月1日，在永康县李店公社章店村的一间粉墙黛瓦的老房里，我小学一年级的第一课，便在跟着老师高声朗读“万岁”的声浪中开启。我的第一任老师，正是我的母亲——当时她是村里的民办教师。

那时的章店小学分设两处，都安在村集体的老房子里。一年级教室在村中心，另一处在村北。彼时还称“大队”，我们章店大队，隶属于永康县李店公社。

一年级的记忆早已模糊，只留存下一件憾事：首批发展红领巾，我没能入选。不知是不是当班主任的母亲有意谦让，看着同学们脖子上系起鲜红的领巾，我又急又委屈，当场哭了出来。母亲误以为我肚子疼，关切询问，我只好含糊点头，把满心失落悄悄藏进心底。

童年的求学路，从一开始就带着辗转的印记。此后因父母工作调动，我告别章店小学，二年级便随母亲来到公社所在地的李店小学。李店离章店不过三四里路，校园独立规整，办学条件比章店小学好上许多。母亲和另一位女老师同住一间宿舍兼办公室，父亲或是对方爱人来探望时，两对夫妻连同孩子，都挤在那间逼仄的小屋过夜，如今想来，仍觉不可思议。我模糊记得，二年级的班主任依旧是母亲，而且正怀上三弟，脑海里没有其他老师授课的任何印象。

二

三年级，母亲临产，我转去父亲所在的栗园小学——那是另一公社的学校。当时家里一贫如洗，父亲还没有自行车，我跟着他步行前往。

栗园小学的班主任是金老师。她高挑清瘦，皮肤白净，二十多岁的年纪，刚生完孩子不久，眉眼间既有教师的严谨，又有母亲的温和。金老师教学认真负责，治班颇有威信，班级纪律始终井然有序。她对我格外关照，常予表扬鼓励，还让我担任副班长兼学习委员。

栗园小学的校园不大，却藏着许多温暖的记忆。除了班主任金老师，教一年级的黄老师让我印象格外深刻。黄老师兼任我们三年级的音乐课，那时音乐课还叫“唱歌课”。在我们一众男生眼里，她是最和蔼的老师：身形微丰，脸蛋如春桃般红润，温柔一笑时会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说话轻声细语，像春日暖风般治愈人心。她和父亲、黄老师一样住在校园里，宿舍就在金老师隔壁。放学后，我不敢轻易去金老师的房间，却总爱跑到黄老师那里。她会拉二胡，常和我们闲谈，有时轻轻抚摸我的脑袋，拿出糖果饼干分给我吃，那份温柔与甜意，至今留在我的童年里。那时的黄老师还是未婚姑娘，校园里几个教师子女常一起玩耍，一次闲聊谁是校园里最美的老师，伙伴们都说是金老师，唯独我，执拗地认定温柔的黄老师最漂亮。后来我离开栗园小学，还常和父母提起她。许多年之后，听说她已儿孙满堂，幸福美满。我深感欣慰，心想这般温柔美好的人，终被岁月温柔以待。

陈老师，也是印象极深的一位。他是栗园村本地人，民办教师，身形高大，脸上总挂着笑容，格外朴实可亲。父亲每周要去探望母亲，我年纪尚小，独自住校总觉孤单害怕，父亲放心不下，便托付陈老师多照看我。每当父亲不在学校的夜晚，陈老师便陪我度过寂静的时光，让我有了安稳的依靠。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师，后来却遭遇人生挫折：那个政治氛围浓厚的年代，他只因闲聊时一句随口的时事议论，被人打了小报告，领导认为他政治倾向有问题，最终被辞退出民办教师队伍。历史上的大人物蒙冤尚有平反昭雪的机会，像陈老师这样的普通人，被时代裹挟，悄无声息，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多年后我曾想帮他向当地领导反映、争取教师退休保障待遇，最终没能成功。

那时的栗园小学，没有电灯，老师房间里一盏盏煤油灯，映着昏黄的光影。后来传来要装电灯的喜讯，我们盼了许久，当第一束电光亮起，校园里瞬间响起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哇”，那光亮，成了童年里最明亮的记忆。电灯靠村里柴油发电机供电，每天晚上只在规定时间发电开灯。

栗园小学还发生过一件令人心悸的事：当地一名精神失常的男子，突然闯入校园，持刀砍伤了好几名同学。后来听说，那人家境贫寒，生活重压之下精神崩溃，发病时总觉得旁人都是要吃人的老虎。这件事在当时影响极大，也给年少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栗园小学读了一年多，忠厚老实的父亲被校长看中，选调为校办五金厂供销员，常年在外奔波。母亲担心无人照看我的学习，便决定让我回到她身边。就这样，我重返李店小学读四年级。彼时，母亲依旧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数学则由另一位民办女老师任教。

三

重回李店小学，我迷上了课外阅读，但凡能找到的故事书、小说，都爱不释手，常常读到入迷。可功课上，却渐渐出了状况。母亲教语文，向来严厉，我从不敢懈怠，语文成绩一直拔尖；但数学老师教学能力平平，课堂纪律松散，我的数学基础渐渐薄弱。一次，母亲检查我的珠算作业，见我指法生疏、基础不牢，当即严厉训斥，随后果断决定：让我留级，重读三年级。

这次留级，对我触动极大，却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心态。幸运的是，新的班主任李老师格外擅长鼓励学生，在他的班级里，我得到了满满的关怀与肯定，渐渐找回自信，学习状态焕然一新，稳居班级前列。李老师是我小学阶段遇到的唯一的男性班主任，感觉的确有些不一样，坚定沉稳，没有婆婆妈妈的唠叨。最让我佩服的，是他讲故事的本领，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总能让我们听得入迷。受他影响，我更加酷爱阅读课外读物，也学会讲故事，还在学校“故事大王”比赛中斩获一等奖。

1976年下半年，我随母亲再次回到章店小学，就读四年级。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学校组织学生写揭批文章，这完全超出了小学生的能力，我们只好从报纸上摘抄一些空洞套话，毫无真情实感，如此教小学生写作文，也是当时的荒诞之处。但社会风尚已悄然发生转变。

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X老师，三十岁上下，是教师队伍里远近闻名的美女，她丈夫在县城某事业单位工作，在当时算是嫁了条件优渥的好人家。X老师工作责任心强，争强好胜，作风泼辣，管理班级雷厉风行，同学们都对她心存敬畏。

我刚转入X老师班级时，成绩明显领先，X老师很认可，也经常表扬，还让我担任班级学习《毛选》（注:毛泽东选集）小组的组长，利用课余时间带领一批同学读《毛选》，高声呼喊一些语录，那当然也是似懂非懂，重在形式，凑个热闹。

可她的有些教育方式，我始终难以接受，久而久之，矛盾渐生。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X老师要求我们每篇课文都必须全文背诵，这是硬性任务。对我而言不算难事，总能率先完成；但不少后进生苦不堪言，常常无法按时达标。X老师便要求我们这些完成任务的同学，放学后留下来帮后进生背诵课文。我们牺牲了玩耍的时间，陪着同学一遍遍朗读，实在心不甘情不愿，有时天黑了，仍有人无法完成。我心里满是不情愿，难免流露，被X老师察觉后，遭到严厉批评。年少气盛的我不肯服软，与她僵持，更惹得她十分气恼。

还有一次，我发现X老师朗读课文时读错了字音，课后便捧着《新华字典》去找她理论，执意纠正读音。没想到X老师满脸不悦，责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窘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另有一回，我随口夸赞教室里数学老师写的黑板字迹“真漂亮”，X老师当即沉下脸，瞪了我一眼，我吓得立刻闭嘴。

与X老师的摩擦越来越多，母亲知悉后出面沟通，本想化解隔阂，谁知反倒火上浇油。此后，X老师干脆对我实行“三不”政策:不批评、不表扬，上课不叫我发言，我成了班级里最特殊的存在。

与X老师的“冷战”，没有让我灰心丧气，反而刺激我的倔强，加之母亲的督促，我更加努力地学习，依然保持成绩名列前茅。那时，重视教育的氛围日渐浓厚，改革开放的春风悄然吹起，恢复高考更成为时代标志性事件。当时小学升初中需要考试，并非人人都能升学。恰逢那年推出保送制度，每所学校可推荐一名最优秀的学生免考升学。母亲极力争取，X老师也没有为难，最终同意将我列为保送生，我得以免考升入初中。

章店小学的最后两年，除了学习，我们还要参加集体劳动。学校倡导积肥，我们便挎着竹篮或竹筐，去田埂边捡拾牛粪，晒干后堆在操场角落，谁的粪堆最多，就能得到老师的表扬。那些肥料，有的送给生产队，有的送到学校试验田。泥土的腥气、青草的气息，连同劳动的场景，至今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个年代还时兴“忆苦思甜”，学校曾邀请贫农代表作报告，控诉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台上声泪俱下，台下的我们都觉得，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远比当年挖野菜、吃米糠的日子幸福太多。

小学四五年级，我的体育天赋也渐渐显现。在公社运动会上，我拿下百米跑等多个项目第一名，还被选送参加环城区中小学运动会，这纯粹属于“野生”技能，天赋使然。因为没有专业体育老师指导训练，我的运动成绩只能止步于此，在更高规格的赛事中始终未能获奖。

四

岁月流转，七十年代的小学时光早已远去，那些辗转求学的经历、或温柔或严厉的师长、质朴纯粹的童年琐事，都沉淀在时光深处。最近一次回家乡清明扫墓，我突然发现，一位小学同学的名字出现在墓碑上，顿时心生感慨，浮想联翩。那几个小学校园，我曾专程寻访旧址，有的废弃后旧屋尚在，有的则完全消失，早已无影无踪。有几位印象深刻的老师，我多想再见一面，却再无机会，特别是那个好胜要强的X老师，年少不懂事的我多有顶撞，听母亲说后来生了一场病，身体欠佳，已是满头白发。我真心希望她能平安健康，重现往日意气风发的容光。

岁月淘洗，往事泛黄，那些温暖的启蒙、成长的磕绊、时代的印记，早已融入血脉，滋养一生。记下这些细碎的往事，只为回望人生最初的起点，致敬那段点亮童年、启蒙人生的岁月，珍藏那份裹挟着时代温度的成长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