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一）

老长不大

　　我读的中学，是创建于1956年的宁波市镇海区骆驼中学，当时名为镇海县第三中学。因为镇海中学是县第一中学；柴桥中学是县第二中学；所以骆驼中学成为县第三中学。它们都是县属的公办中学。

1957年学校迁址于骆驼镇上骆驼桥东边的西柘墩庙。学校坐北朝南，校门前是一条由骆驼通往贵驷的青石板大路。路外边是中大河，河面宽阔，由西向东缓缓流淌，注入镇海口的甬江。中大河是甬江以北镇海区的一条主要河流，起着灌溉、航运、排涝、洗涤等重要作用。

据资料，西柘墩庙始建于明代，供奉的主神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儒阚泽。阚泽会稽山阴人（绍兴），另一说是今宁波慈城人，少年时家贫靠抄别人书而学，后官至太子大傅，因学识与德行被后世立庙祭祀。将这座祭祀寒门学霸博学鸿儒的庙宇改为培育青少年的学校，倒也不失为选对了地方。

庙宇规模较大，前后三进，作学校时供奉的神像早已拆除。我读书时，庙的正大门是封闭的。头道山门隔了几间房，用作学校的总务室、财会室、物品储存室和门卫值班室等。中大殿做了学生用膳的食堂。后大殿为学校的大礼堂。中、后两殿之间的天井，是庙西教学区与庙东教学区往来的通道。庙东侧的几间厢房做了食堂的厨房。

庙的西侧有道门，学生大都由此门进出。进门后是个大操场，操场的南边与西边是围墙，将学校与民居隔开，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操场的北边是一栋新建的两层高教学大楼，俗称西大楼。它长条形一字排开，两层十二间教室，上下各六间，青砖墙面、实木地板、窗明几净，蛮有气派。大楼后面是一片广阔的农田，一条东西方向的镇骆公路从农田中间穿过。

那时，骆驼镇上还没有什么高楼，这栋教学大楼在周边低矮的民房衬托下，鹤立鸡群，格外醒目。我初一第二学期的教室就在大楼的二楼。夏天夜自修天尚未暗时，我站在教室北面的窗口，可以眺望到我家背后的小山。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十几岁少年，乍一离开母亲等亲人独自在外生活，特别想家。故此，我常常伫立在窗口远眺，有时不免会泪湿眼眶。

学校的大门是在庙的东侧，两边连着围墙，里面有两幢苏式“工”字型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前后有两个偌大的院子，类似花园，称为东校区。前幢是教学楼。我初一第一学期的教室在那里。后幢是寄宿学生的宿舍。我就住在那幢房子里。

我是1961年9月入学的。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的政策压缩城镇人口和控制城镇公办学校的招生人数，因此乡村的学生能上公办初中很少。我们河头小学那年八十多名毕业生，只有九人升学到骆驼中学，其他绝大多数人要么去了当时公社办的农校，要么干脆回家务农种田。

那年，骆驼中学在骆驼区只招收了两个班，分为初一甲班和乙班，每班约四十人。甲班大多是家住骆驼镇上及附近的走读生。乙班多来自离学校较远的乡村寄宿生。我们河头小学九人都分在乙班。

由于年代久远，又无联系，我对班里的同学早已忘记了。即使稍有些印象残存在脑海里的几位同学，也都是模糊的，譬如同来自河头小学的同学，有两位的名字也记不得了，更不要说他们的情况。就是原来比较熟悉要好的徐寅忠、周谦忠、沈宇伟等同学，我辍学离校后也都没有碰面和联系，只知道他们三人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中专，至余后来的工作生活等情况就不知晓了。顺便插一句，在当时的年代，乡村的学生初中毕业考中专是第一选择，升高中排第二位。因为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就是跳出“农门”成了国家编制的干部，所以考上中专的都是优秀学生，乡镇的中学也是把优等生推送去中专，其次升高中。

我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听说发小徐寅忠同学因病去世了。这么聪明能干的人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惋惜。

周谦忠、沈宇伟两位同学，我们六十多年没有见面了，都已年近八十，不知道他们现在何方，一切可好？

还有徐家祥和朱永根两位同学跟我一样，都没有读完初中而辍学了。说到辍学问题，我虽然没有经过调查统计，但凭自身的经历与认知，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学生辍学率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就我们那一届而言，有近一半人因各种原因没有读完初中而辍学了，而且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学生。

这也许就是时代的因素——时势比人强嘛！其次，贫穷也是制约青少年上学读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人的生存总是放在第一位的。

徐家祥同学和我是同一大队的，只不过分别住在两个自然村。他务农后做过生产队会计、小学教师，后来还当了我们母校——河头中心小学的校长。

朱永根同学是与我相距一里路的邻村金家池头人。我的外婆家就在该村，因此我们从小就认识。他种田后于1965年“四清运动”中入了党，是我们同学中最早入党的人。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后，他就担任了骆驼区工业办公室主任。

说到同学，是不能忘了女同学的。我们九人中有两位女生，那时人小不觉得什么，后来长大了才意识到，两位女生不仅聪慧伶俐学习好，而且都是含苞欲放极其标致的美少女。可惜的是，一位我连她的名字都忘记了，可能姓王，河头乡横溪村人，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她有否毕业去了哪里情况怎样等等，都不知道了。另一位孙幼芬同学，相对熟悉些，她家住河头中街后操场边，我们从小就认识，有时候还一起玩，小学同班六年。听说她也中途辍学了，后来嫁到哪里？工作与生活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人老易怀旧，还不自知悖，既然啰嗦了，不妨再聊聊。

我到如今，除了上述的同乡外，稍有点印象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位是盛毅，一位是陈国祥。

盛毅是否班长？我记不清楚了。他是骆驼镇上人，一个典型的好学生，勤奋好学、积极向上，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班里的事情总是积极参加带头干。为人文静腼腆、朴实无华，待人热心真诚、温和谦让。若不发生“文革”，他必定上大学，不知道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发展得怎样？

陈国祥是田顾小学考上来的，是我邻村陈底堰人，好像也是中途辍学。我能记住他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他酷爱绘画，尤其喜欢画那些披挂着各种盔甲战袍的古代英雄武将，一有空闲时间就在本子上画，而且画得栩栩如生，看得我赞叹不已。二是我们两村有些农田相邻，干活时偶有相遇，特别是我们两家在一条小河的两边河堤上，各有一块蔬菜地，我与他有时莳弄农作物碰到，隔河相望相聊，非常开心投机，又多了一份亲热感。可我离开家乡后却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还有甲班的两位部队干部子女，虽然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更没有交往，却让我记住了一辈子，因素是他俩各有一辆自行车。严格来说，我记住的不是人，而是物。六十年代初，我国乡镇的自行车，如同八十年代的小轿车，拥有者非富即贵。其实，他们是走读生，部队驻地离学校有几里路，没有利用特权用部队的车送，而是骑着自行车来上学，已经是很不错了。

有时候，人倒不一定是仇富或嫉恨权贵，而是当时对远超自身奢望的事物，会留有深刻而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