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人生——国军中将师长公秉藩传略 公丕才

一树老胡杨

跌宕人生

——国民党军中将师长公秉藩将军传略

公丕才

引言：二十年前的夏天（200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军史研究委员会决定联合推出一部全景式大型纪实文学丛书，按时间顺序把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三个省（区），进行系统全面挖掘，形成一部史料性、文学性、纪实性、研究性的长征丛书。甘肃是长征的会师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所以得到了各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工农红军在甘肃》一卷的采写、编撰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的头上。于是我受首长委托和省委之邀担负起了《红脚印》的采写任务。虽然甘肃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个局部，但是必须系统掌握红军长征的全过程的史料，精准把握长征中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战役战斗、敌我双方力量、沿途兵要地志、风土人情等等。于是，我前后用了半年时间查阅历史文献、档案资料，采访历史人物，又沿着红军从四川懋功两河口到陕北吴起镇的长征路线，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才完成了这次采访任务。

也就是这次完成《红脚印》的采访创作过程中，有一个人物突然间闯进了我的视野，成为我特别关注的对象。他就是国民党军中将师长公秉藩，也是公氏家族中唯一一个位列《民国军事将领名录》的公姓将军。

其实，这主要是因为他也姓公，我也姓公，所以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于是就顺带收集整理了他的生平，研究了他一生的沉浮荣辱，是非功过，所以才有了20年后的这篇《公秉藩将军传略》。

关中公氏少年儿郎 投笔从戎征战疆场

(1902—1929)

公秉藩，字屏轩，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七里桥村一个远近闻名的乡绅世家，其家族可谓是关中公氏的最具代表性的人家。

在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大地，公氏虽说是稀有小姓，但是在扶风县公氏家族却是大户人家，仅七里桥周边就有几十户。目前已发展到近百户。据扶凤公氏族谱记载，此地公氏均系山东蒙阴公氏后裔。其先祖早在明季中后自鲁经豫迁晋，经历数世之后，又于清初由山西过黄河，迁徙到了陕西关中，并在扶凤法六寺附近定居下来，到公秉藩出生时，已是七世久居法门镇七里桥了。谱叙：“祖籍山东蒙邑，东蒙公氏。清代初年，由晋地流域陕西扶风法门镇七里桥。”其家族墓地也有残碑记载可考：“东蒙公氏，清初徒秦”。迁陕始祖（一世祖失名），谱上只有公太公代替，二世祖公进财，三世祖公永胜，四世祖公天德。至公秉藩的祖父五世祖公振江时，靠农商兼营，渐成大户，田产甚丰，方圆几十里内皆称其为乡绅。六世公翁（公秉藩父亲），扶风县志载其：“善治家，多田产，重教厚礼，享良绅之誉。”

法门镇踞周秦故地，依佛家圣地法门寺，文脉与烟火交织，少年公秉藩在此入私塾启蒙，寒窗苦读经史子集，不仅练就一手遒劲楷书，更养成了心思缜密、隐忍机敏、共情力强的性格。彼时正值清末民初，关中大地战乱频仍，军阀割据混战，加之天灾接连不断，乡间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寒门子弟出路寥寥。目睹乡邻困苦，公秉藩不甘终老田园，在弱冠之年毅然弃笔从戎，投身冯玉祥麾下的西北军，开启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

西北军向来以练兵严苛、作风强悍、军纪严明著称，对新兵的磨砺极为残酷。公秉藩虽为文弱书生出身，却能咬牙顶住高强度训练，做事踏实干练、细致周全，加之粗通文墨，在目不识丁的士兵中迅速脱颖而出，逐步升任基层军官。他先后亲历直奉战争、南口大战等一系列军阀混战，在枪林弹雨中积累了实战经验，也看透了旧军队派系倾轧、实力至上的生存法则，练就了一身审时度势、保全自身的处事之法。

1927年，国民革命浪潮席卷北方，西北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公秉藩随部投身北伐战争，转战豫、鲁、冀数省，冲锋陷阵、指挥稳妥，深得上级赏识，接连升任营长、团长，成为西北军年轻军官中颇具潜力的新锐力量。战场之外，他始终不忘乡土，对底层士兵和贫苦百姓抱有恻隐之心，这一底色，也为他日后赈灾济民、善待部属埋下了伏笔。

在此期间，公秉藩深感旧式军队军事素养不足，主动寻求系统军事教育。他先后进入陕西陆军讲武堂（汉中分校）、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六期深造 。陕西陆军讲武堂为西北军核心军事学府，课程涵盖步兵战术、地形学、兵器学、军队管理等，公秉藩在此接受正统军事训练，夯实了军事理论基础；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则是蒋介石为培养嫡系高级军官设立，课程更贴合中央军作战体系，他在此系统学习现代战术、参谋业务、政治训练，完成从西北军旧军官到中央军将领的思想与能力双重蜕变 。两次军校深造，不仅提升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更让他深谙国民党军内部运作规则，为后续仕途发展奠定基础。

1928年东北易帜，全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随即着手整编军队，大肆削弱地方杂牌派系，西北军首当其冲。1929年蒋冯战争爆发，冯玉祥西北军惨败，各部分崩离析，或被裁撤，或被中央收编。身处乱局之中，公秉藩深知依附西北军已无出路，为求部队生存与个人前程，他率残部脱离冯玉祥，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改编，正式转入中央军序列，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关键转折。

同年，关中地区爆发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史称“民国十八年馑”。扶风县灾情尤为惨烈，田野皲裂，树皮被剥食殆尽，饿殍遍野，百姓逃荒者不计其数，卖儿鬻女、易子而食的惨状随处可见。此时公秉藩刚率部接受改编，军饷尚未足额拨付，个人积蓄也极为有限，但听闻家乡惨状，他心急如焚，当即告假返乡赈灾。

回到七里桥村，看着熟悉的乡邻面黄肌瘦、奄奄一息，公秉藩痛心不已。他当即拿出全部个人积蓄，又不顾颜面，向军中同僚、当地乡绅多方拆借，甚至典当了自己的军装、配枪，筹集了一笔赈灾款。随后，他在村中开阔处搭建粥棚，亲自坐镇施粥，每日鸡鸣即起，监督熬粥，保证粥品“插筷不倒、能果腹充饥”，杜绝克扣，让灾民能吃上一口热饭。同时，他以家庭为单位，给周边十个村庄的受灾农户发放救济款，每户足额发放四块银圆，用于购买粮种、度过荒年。消息传开，周边县区的灾民纷纷慕名而来，求助者络绎不绝，公秉藩来者不拒，短短两天时间，便散发银圆八千大洋，直至囊中羞涩，再也拿不出一分一毫。即便如此，面对抱着幼儿、奄奄一息的饥民，他依旧不忍拒绝，四处奔走呼吁，动员当地富户开仓放粮，尽最大所能挽救乡邻性命，甚至举高利贷债数千大洋，接济饥民。其后，他见乡间儿童失学、文盲遍地，遂以薪俸与积蓄办学，以自家田产为基，创办心如学堂，开蒙乡里，启智桑梓。这场倾其所有，甚至举债赈灾的善举和办学开智仁义，在扶风乡间代代相传，也让公秉藩在家乡百姓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善名，成为他一生复杂履历中，最具温情的一笔。

围剿苏区抢注头功 东固得赏军旅巅峰

(1930—1931)

1930年2月，公秉藩因“弃冯（玉祥）投蒋（中央军）”，归顺有功、治军有方，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编第5师师长，驻守江西吉安，年仅28岁便跻身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行列。同年，他在吉安加入国民党，彻底融入蒋介石阵营，成为中央军嫡系外围的重要将领。彼时江西中央苏区蓬勃发展，红军力量不断壮大，蒋介石调集重兵，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公秉藩率新编第5师驻守吉安外围，奉命参与围剿苏区战斗，承担封锁苏区、清剿地方赤卫队的任务。

第一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将领各怀心思，派系矛盾重重。公秉藩部虽属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作战序列，却面合心离，各自打算。张辉瓒急于立功，亲率自己的第18师孤军深入，直逼苏区核心根据地。而公秉藩深谙红军游击战术，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始终避免与红军主力正面交锋，全力稳固防区，侥幸保全了部队实力。

1930年底，红军为集中兵力、伺机歼敌，主动撤离东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东固作为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素有“东井冈”之称，是国民党军眼中的“匪巢核心”，谁先拿下东固，无疑是“围剿”行动中的头等之功。

公秉藩得知红军主动放弃东固，撤离核心区的消息后，敏锐察觉到立功良机。他当即决定采取阳奉阴违之法，不再从张辉瓒之命，率部星夜进发，从侧翼突入中路，赶在张辉瓒第18师之前，不费一枪一弹，抢先占领东固。为抢占头功，他又绕过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直接向蒋介石与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加急发报，称其“率部浴血奋战，一举攻克匪巢东固，重创红军主力，肃清苏区武装”。蒋介石接到捷报后大喜过望。当即对其大加赞赏，连发数道嘉奖令，盛赞公秉藩“忠勇果敢，用兵有方，战功卓著，堪为全军表率”，並特“嘉奖公师大洋一万元”。随后，又将新编第5师破格升为国民革命军第28师，补充全新枪械、火炮等精良装备，兵力扩充至万余人，实现了从杂牌军到中央军嫡系的蜕变 。

此次东固抢功，让公秉藩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从一名普通的新编师长，一跃成为蒋介石眼前的红人，正式叙任陆军中将，手握精锐主力师，达到了军旅生涯的第一个巅峰。而被抢去功劳的张辉瓒，心中却极为不满，多次责难并向蒋介石举报公秉藩抢注虚功，两人就此结下很深的恩怨，也为后续张辉瓒部被围歼时的公师“见死不救”留下了伏笔。

同年12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兵力，围剿龙冈、上杭等苏区核心区域，以图彻底剿灭红军主力和苏维埃政权。毛泽东，朱德将计就计，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张辉瓒在左右两路友军配合下，决定亲率第18师主力做前锋深入龙冈，却陷入红军主力（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及红三军团一部共4万人）的包围圈。激战前夕，张辉瓒生怕侧翼二路配合不好，曾多次电令公秉藩率28师前出，随时准备从侧翼增援，命令其立刻从富田出兵，夹击红军。但公秉藩因此前抢功与张辉瓒结怨，加之忌惮红军主力集中战力具优，先是拖延婉拒，后又以“防区未稳、恐遭偷袭”为由，按兵不动，拒不前出，直到红军合围态势形成，也未发一兵一卒增援。不仅如此，他还暗中向南昌行营发报，称张辉瓒“盲目冒进、贪大喜功，不听劝阻，独断专行，致陷重围，咎由自取”。最终，张辉瓒部孤立无援，全军覆没，张辉瓒本人被红军活捉。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渔家傲˙第一次反“围剿”》中大写特书的“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中的那次全歼张辉瓒第18师龙冈战役。

当然公秉藩的这次见死不救，虽然保全了自身实力，却也暴露了国民党军内部派系倾轧、自私自利的腐朽本质，当然客观上也帮助了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战后毛泽东主席诗兴大发，盛赞此战之后，苏区新气象是：“”二十万军重入赣，烽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

公秉藩在治军带兵方面，也与当时多数国民党军将领截然不同，他做到爱兵如子、治军有方，与其他国民党军的恶劣习气也有明显区别。他深知士兵多为贫苦农家子弟，参军只为糊口，因此明令禁止克扣军饷，保证士兵粮饷足额按时发放，每一笔军饷支出都亲自过问，杜绝下属军官贪腐；对待士兵不打骂体罚，坚持以理服人，训练时严格要求，生活中关怀备至。士兵生病负伤，他亲自探望，安排军医全力救治；家中有困难的士兵，他酌情发放补助，甚至自掏腰包接济。就连被红军俘虏放回来的基层军官士兵，他也体谅苦难，甚至重用。

他摒弃官兵等级森严的陋习，日常与士兵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行军作战时，与士兵一同跋山涉水，多次把战马让给伤兵，自己从不乘坐士兵抬的轿子。同时，他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百姓、抢掠民财，所到之处尽量不扰民，维护百姓正常生产生活。这种善待部属、体恤士兵的作风，让第28师内部官兵关系极为融洽，士兵们对其忠心耿耿，即便后来他兵败被俘，部属也甘愿为其打掩护，这也成为他日后能成功逃脱的关键原因。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术，兵分四路大举进攻中央苏区 。公秉藩第28师配属右翼路军，驻守富田、东固一线，与王金钰第47师协同作战，作为进攻苏区的先锋部队 。此时的第28师经整编后，装备齐全、兵力充足，公秉藩踌躇满志，妄图再立战功，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

5月14日，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报，得知其将于次日向东固进发 。毛泽东、朱德当即部署伏击：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负责正面阻击，红四军（军长林彪）、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抢占九寸岭、观音崖制高点，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迂回包抄，切断敌军退路 。5月16日，公秉藩率28师沿山坑、中洞，向白云山推进，上午9时许，全部进入红军预设的伏击圈。

红军占据九寸岭、观音崖等制高点，居高临下发起猛攻，机枪、步枪、手榴弹火力齐发，第28师队形瞬间大乱，官兵伤亡惨重。战至下午，红三军团赶到战场，发起总攻，短短数小时，第28师主力被全歼，死伤、被俘官兵近4000人，副师长王庆龙被俘，师部装备、文件、印章悉数被缴获。公秉藩见大势已去，带着卫士长及五六十名残兵，趁乱溜出包围圈，沿山路向富田方向逃窜。

彼时天降大雨，山路泥泞，一行人狼狈不堪，饥寒交迫，沿途不敢走大路，只能钻山林、走小径。5月17日黎明，公秉藩换上士兵破旧军装，逃至富田附近小村庄躲雨，仅剩二三十人。5月19日，逃至吉安县值夏镇附近村落，被当地赤卫队包围，悉数被俘。但是就在这样危急时刻，得益于他平日善待部属，公秉藩身边士兵纷纷出面，为其打掩护，谎称自己是营部书记“张秉林”，赤卫队不疑有诈，将其编入普通俘虏之中。

按照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次日为被俘人员发放路费，愿留则参加红军，愿走则发放三块大洋返乡。公秉藩排在队伍末尾，轮到他时，桌上仅剩一块大洋，赤卫队员准备去取剩余款项，他生怕身份暴露，连忙推辞：“同志，我家离吉安不远，一块大洋足够了！”领过路费后，他头也不回，仓皇逃离，一路辗转逃回南昌。此时，南京方面早已认定他战死沙场，正在筹备追悼会、追赠荣誉，他的意外归来，让蒋介石又惊又怒，最终念其过往功绩，仅给予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令其重建第28师，但公秉藩自此彻底失去蒋介石的信任，从风光无限的剿共新锐，跌入仕途低谷。

五年蛰伏隐忍待机 只为一朝东山再起

(1932—1937)

1932年4月，公秉藩被正式免去第28师师长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兼任中央军校高级教官 。军事参议院是国民党军的闲散机构，参议一职无实权、无兵权，形同赋闲养老。从手握重兵的中将师长，沦为无权无势的闲职人员，公秉藩内心虽极度失落，却始终隐忍不发，低调行事，静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中央军校任教期间，他放下身段，潜心钻研国民党军事理论、现代战术教程，结合自身实战经验，编写步兵战术、山地作战等教材，深受学员好评 。他深知蒋介石对嫡系亲信与特务系统的重视，为重新获得信任，主动向国民党蓝衣社创始人，特务卷康泽靠拢，申请加入军事委员会特务系统。1933年9月，经康泽推荐，公秉藩出任南昌行营别动总队第3大队大队长，次年升任总队副，1935年1月出任第1支队支队长 。

南昌行营别动队是蒋介石嫡系特务武装，兼具军事、政治、特务职能，核心任务是剿共清乡、编组保甲、训练壮丁、反共宣传，是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得力工具 。公秉藩在任职期间，先后在江西、陕西、湖北等地开展清乡行动，围剿红军游击队，修筑碉堡，编组保甲，强化地方统治，深得康泽信任和重用。

1936年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叙任其为陆军少将，恢复其高级将领身份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国民党军急需前线带兵将领，公秉藩终于迎来转机，同年8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军第34师中将师长，驻守豫晋交界地带，编入第3军序列，开赴抗日前线 。历经五年蛰伏，他重掌兵权，重返军界核心，却也踏上了人生最为悲剧的一段征程。

逐鹿中原抗击日寇 花园口掘堤多争议

(1938)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日军攻陷徐州后，沿陇海路西犯，土肥原师团强渡黄河，直逼开封、郑州，武汉震动。郑州作为平汉、陇海铁路枢纽，一旦失守，日军机械化部队可长驱直入，威胁抗战大后方。为延缓日军攻势，蒋介石采纳“以水代兵”策略，下令掘开黄河大堤，制造黄泛区阻挡日军。此时，公秉藩率第34师隶属第39军（军长刘和鼎），奉命驻守郑州以东，负责黄河防线警戒与掩护主力撤退。6月初，国民政府下令河南省军政当局先在赵口掘堤，因地形复杂、水流不畅未能成功。6月9日，蒋介石下令改在花园口掘堤，由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负责施工，公秉藩第34师承担外围警戒、掩护掘堤及协助施工任务。

公秉藩接到命令后，率部迅速抵达花园口周边，部署防线，阻击日军先头部队，确保掘堤工程顺利进行。他亲自勘察地形，划分警戒区域，命令部队严防日军突袭，同时抽调兵力协助新编第8师挖掘大堤。掘堤期间，日军多次发动小规模进攻，均被第34师击退。6月9日下午，花园口大堤被掘开，黄河水奔腾而出，沿贾鲁河向东南倾泻，迅速形成大片黄泛区。

大堤决口后，公秉藩率第34师奉命掩护国军主力西撤，在黄泛区边缘地带阻击迟滞日军。他指挥部队利用洪水造成的混乱，迟滞日军推进，掩护友军安全转移至郑州以西，达到了战争需求，在军事上暂时阻挡了日军沿陇海路西进的步伐，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但也给豫、皖、苏三省百姓带来灭顶之灾 。据统计，花园口决堤导致89万余人死亡，1250多万人流离失所，5400平方公里土地沦为泽国。公秉藩作为执行者，虽无奈执行命令，但亲眼看见百姓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内心深受触动，也为其日后的人生抉择埋下复杂伏笔。

中条悲歌抗战御敌 晚节不保作伥汪伪

(1937—1945)

国民党军第34师原为西北军杨虎城旧部改编，官兵多为陕甘子弟，作战勇猛、吃苦耐劳，部队凝聚力极强。抗战初期，公秉藩接任师长后，全力整顿军纪，补充装备物资，强化实战训练，迅速提升部队战斗力。他依旧坚持爱兵治军的作风，关心官兵冷暖，保障后勤供给，带领第34师官兵迅速投入抗日战场。

1938年，随着忻口会战失败，太原失守，国军主力近20万人分批撤向晋南中条山区，重新布置防线抗击日军进攻。公秉藩所率第34师随第3军驻守中条山，隶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承担防守中条山东线阵地的防御重任。中条山横亘山西南部，黄河北岸，是屏障关中、守护中原的战略要地，被誉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日军曾多次调集重兵进攻中条山，均被国民党军击退，公秉藩率第34师坚守阵地，先后参与晋南会战、六六战役等多次重大战斗，面对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日军，他亲临前线指挥，官兵们同仇敌忾、顽强阻击，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杀伤大量日军有生力量，牢牢守住中条山防线，成为抗战前线的中坚力量。

驻守中条山期间，公秉藩率部苦心经营防线，从1940年11月至1941年3月，历时四个月，带领士兵在凤凰山至唐王山一线修筑工事、交通沟与据点，士兵们的工具都磨秃了，依旧昼夜不停。他深知中条山防御的重要性，多次告诫官兵：“中条山是关中门户，守不住中条山，家乡父老就要遭日军屠戮，我们必须死战不退！”在他的指挥下，第34师多次重创日军，成为中条山防线的“铁壁”，公秉藩也一度从“剿共败将”转变为备受赞誉的抗战将领。

1941年5月，日军调集10万重兵，发动中条山战役，采取中央突破、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条山国民党军发起毁灭性进攻。此时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指挥混乱，后勤补给严重不足，官兵士气低落，防线迅速崩溃。第3军军长唐淮源、37师师长寸性奇等将领，率部浴血奋战，最终壮烈殉国，数万官兵死伤惨重。

公秉藩率第34师驻守的东线野峪、十八坪、唐王山阵地，首当其冲遭遇日军第36师团主力猛攻。5月8日，日军攻陷唐王山阵地，公秉藩立即组织部队反攻，亲自率敢死队冲锋，收复唐王山周围阵地。但因右翼友军防线被突破，日军形成合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又令其率部驰援马村（第5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公秉藩被迫放弃唐王山阵地，退至胡家峪。

5月17日，第34师被日军分割包围，与军部彻底失去联系，部队伤亡殆尽。公秉藩率领残部奋力突围，激战中部队彻底溃散，身边仅剩两名卫士 。

5月18日，在山区隐蔽时被日军搜山部队俘获，成为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 。被俘之后，他的身份很快被日军特务机关甄别出来，成为日军重点攻克对象。起初，公秉藩尚能坚守民族气节，拒绝日军的威逼利诱，决不投降。日军将其押往山西临汾战俘收容所，沿途他目睹遍地中国军民尸体，百姓流离失所，内心备受煎熬。但在日军持续的死亡威胁与高官厚禄的诱惑下，他内心的防线彻底崩塌，为保全自身性命，最终选择变节屈服，投降汪伪，留下了一生无法洗刷的污点 。

1941年下半年，公秉藩接受汪伪政府任命，出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参赞武官公署中将武官，后任伪中央党校训练团干部总队长 。1944年调任伪湖北省政府保安处长，1945年7月兼任伪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警务处长 。协助日军训练汉奸武装，维持日占区治安，清剿抗日武装，沦为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的帮凶。他自知汉奸行径天理难容，行事始终谨慎，未犯下严重血债，对部分被俘抗日人员，也曾暗中予以从轻处置。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彻底垮台，公秉藩的汪伪军警生涯就此终结，人生从此坠入低谷。

穷途末路再寻新机 阶下囚徒革新洗面

(1945—1961)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和中央军为快速接收华中地区，对汉奸采取怀柔利用政策，只要归顺协助接收，便暂不追究罪责 。身在武汉的公秉藩抓住这一契机，主动联系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表态愿意戴罪立功，维持武昌治安，决心全力配合国军接收 。孙蔚如念其为西北军旧部，且抗战初期有功，加之急需人手稳定秩序，便同意其请求 。

公秉藩随即召集旧部，控制武昌警察局、保安团队，全力维持当地秩序，阻挠抗日武装接收，全力配合国民党完成接收工作 。因其“配合有功”，被任命为国民党新编第七路军军长、第六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 。但他深知自己的汪伪汉奸经历是抹不去的罪责，国民党的重用只是权宜之计，1945年底，他主动提交辞呈，请求退职还乡养老，获得批准后，返回西安闲居，深居简出，低调度日 。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公秉藩自知罪孽深重，无处可逃，于1949年7月主动向西安市公安局登记自首，坦白交代自身历史问题 。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公秉藩因国民党战犯、汉奸双重身份，被西安市公安局逮捕审查 。经法院审理，认定其参与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抗战期间投降日伪、协助国民党镇压革命等多项罪行，1952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关押于陕西监狱服刑 。

在监狱服刑期间，公秉藩真心认罪悔罪，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认真学习政治理论，深刻反思自己一生的过错 。他主动交代全部历史问题，检举揭发其他战犯罪行，以实际行动弥补过往罪责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建设：1950年国家发行建设公债时，他变卖部分住宅，购买3000万元（旧币）公债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将家藏商代青铜鼎（价值一万余银币）无偿捐献给国家，同时动员亲属积极捐款捐物，支援前线 。这件商代青铜鼎为稀世文物，是公秉藩家传至宝，他毅然捐献，彰显了改造后真心爱国的情怀 。

政府特赦重获新生 归乡安居参政议政

(1961—1982)

1961年12月25日，公秉藩作为第三批特赦战犯，被依法释放出狱 。此时他已年近六旬，历经十年牢狱，早已褪去将军锋芒，满心都是对新生的感激 。特赦后，政府给予其妥善安置，根据本人意愿，安排其返回原籍扶风县参加农业生产，并按月发放生活补助，保障其基本生活 。

回到家乡七里桥村，公秉藩彻底放下过往身份，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安心生活，下地劳作，饲养家禽，挑水砍柴，与乡邻和睦相处，从不提及过往的是非功过 。家乡百姓感念他1929年举债赈灾的善举，并未对其加以歧视，反而包容相待，让他得以安稳度日 。

“文革”期间，公秉藩虽因历史身份受到一定冲击，但因其改造彻底，为人低调，加之乡邻暗中庇护，并未遭受严重迫害 。他始终安分守己，默默劳作，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反思历史过错 。“文革”结束后，国家全面落实统战政策，公秉藩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1980年当选陕西省第四届政协委员，同时还被陕西省政府任命为文史馆员。自此，他从一名战犯，转变为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身份蜕变 。

担任政协委员期间，年近八旬的公秉藩积极参加会议、视察调研，结合自身经历，为陕西经济发展、统战工作建言献策 。同时，他撰写多篇对台宣传材料，呼吁台湾国民党旧部认清形势，推动祖国和平统一 。1982年1月2日，公秉藩在西安出席陕西省政协四届四次会议期间，因病逝世，享年80岁，走完了自己充满争议、跌宕起伏的一生 。

是非功过浮沉难料 荣辱忠奸自有定论

公秉藩的一生，横跨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多个历史时期，是旧中国乱世中军人命运的典型缩影，其人生功过交织、荣辱并存，难以用单一标签定论 。

他出身寒门，心怀乡土，在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之际，倾其所有、举债赈灾，挽救无数乡邻性命，尽显爱民爱乡的赤子之心 ；治军带兵，他爱兵如子、不苛不虐，赢得部属衷心拥戴，展现出难得的带兵操守；抗战前期，他率部转战中原、坚守中条山、血战花园口，奋勇抗击日军，履行了军人保家卫国的职责，其抗日情怀和功绩不容否定。但他也深陷时代逆流，参与“围剿”苏区和红军，站在了革命和人民的对立面；更在中条山兵败后，丧失民族气节，投降汪伪，留下了无法洗刷的历史污点 。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经改造，真心悔罪，捐献国宝、支持国家建设，弃恶从善 ；晚年投身统战工作，为祖国统一发挥余热，最终获得人民的谅解与社会的认可 。他的一生，是个人选择与时代洪流交织的结果，既有爱民、爱兵、爱国的温情与担当，也有趋利避害、失节背叛的过错与耻辱 。

纵观其八十年人生，前半生在乱世中追名逐利、随波逐流，历经荣辱浮沉 ；后半生洗心革面、回归本心，安于乡土、回馈社会 。公秉藩的人生轨迹，印证了历史的公正：过往的功绩不会被磨灭，犯下的过错也不会被掩盖，而真心悔罪、向善而行，终能获得新生 。

赘语：对于公秉藩将军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但是作为公氏一族的宗亲，我对流域陕西关中扶凤一带的公氏族人却充满好奇。我曾先后三次到过扶凤，追寻过这支东蒙公氏后裔的足迹。经认真综合地方志、文史资料、族谱残本与地方口述，现将扶风法门镇公氏（以公秉藩家族为核心） 可考人名、世系、关系整理如下，作一简述，权作后记。

一、迁陕始祖（一世）：公太公（名失考，族谱称“公太公”） 原籍：山东蒙阴东蒙公氏，其祖先于明代中后期流域河南，经至山西境内，在其生活数代之后，于清初迁往陕西扶风法门镇七里桥一带定居立村，为扶风公氏开基祖。传扶风公秉藩后人藏有《公氏族谱》（光绪至民国抄本）一部，世系至公秉藩父祖辈 。由于我几次去扶凤都是公私兼顾，来去匆匆，虽然与公秉藩的后人有过联系，却因公秉藩多在西安等地，始终未见到他的直系的后代，也没有亲眼见到手抄《族谱》真迹。不过，村中多位老人都坚称曾多次目睹过《公氏族谱》。

二、 清中后期世系。考其族谱、墓碑、口传和地方史志，可证：二世公进财、三世公永盛、四世公天德、五世公振江（公秉藩祖父）、六世公翁（公秉藩父辈亲）、七世公秉藩，字屏轩，配当地大户闺秀王氏。育有三子二女，分别为公继忠、公继孝、公继信，二女公继兰、公继芳。同辈堂兄弟有公秉仁、公秉义、公秉礼、 公秉智等。公秉藩直系孙辈有：公志强、公志坚、公志钢、公志铁、公志远曾孙有富至，玄孙有宇清等。

三、在调查中，还发现在扶风县法门镇还生活着与公秉藩同族不同支的公氏族人，他们的先辈也是与公秉藩的先祖一起由山西迁徙此地的。清末秀才公景文、公景武兄弟，公希贤、公希圣兄弟以及他们的后裔。据扶凤县民政部门介绍，扶风县境内现有公氏一百余户，人口近300人。

衷心祝愿这支远离故土东蒙的公氏宗亲们生活幸福，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附：主要参考文献资料目录

1. 公秉藩：《我参加第二次“围剿”被俘脱逃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2. 公秉藩：《我所经历的豫东作战和黄河花园口掘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3. 公秉藩：《第三十四师在中条山抗战纪实》，陕西文史资料选辑

4. 扶风县人民政府：《扶风人物·公秉藩》

5. 陕西省档案馆藏：公秉藩特赦档案、狱中反省书、历史交代材料

6. 扶风县地方志：《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赈灾史料》

7.《民国军事将领录》《国民党军中将传记辞典》

8.中国军事博物馆：《第二次反“围剿”档案》

9. 中条山战役史料汇编（抗日战争纪念馆）

10. 花园口决堤历史档案（河南省档案馆）

11.《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第一至四卷）

12.《土地革命战争史》

13.《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军事史纲》

14.《民国时期西北军战史要纪》

15.《从忻口到中条山》（抗战回忆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