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错，也是一种风范 万亚平

平平安安

认错，也是一种风范

——献给第三十一个世界读书日

万亚平

在阅读中常见作者附在文后的“后记”“附识”“注释”“说明”等文字，以对文章或著述一些细节作必要的申明。其中，有种“认错”“领错”文字，也颇具意义。它提升了作品与作者的境界，也让读者顿生尊敬。

原来，认错不仅是风格、风度，更是一种风范。

下面选取自己在阅读中写下的四则小札，献给第三十一个世界读书日。

一、梁实秋坦诚认错

近读梁实秋《雅舍随笔》（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在《拜伦》一文末尾附有一则《后记》。篇幅不长，寥寥数语记下一处误译，读来颇有意思，更见大家风范。

现照录如下：“奥格斯塔是拜伦的异母姐姐，不是妹妹。我所以有此误，不是由于写作匆忙，也不是由于记忆错误，纯粹是由于无知。英文sister一词，可姐可妹，我便随意写作妹妹了。承读者黄天白先生为文指正，我非常感谢。”

读完这则《后记》，我当即在书页空白处写下眉批：“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一‘知’影响中国两千余年，涵养了文人雅士的谦谦之风。世人崇之、敬之、行之，形行景从，代代相传，不绝如缕，实为中国文化中一束暖光，一道动人风景。亦可见，文章千古事，半点马虎不得，当常怀敬畏之心。更可见，高手在民间。”

事后特意查阅“黄天白”其人，以印证“高手在民间”一语。查证后方知，有两位黄天白，本名黄晔，福建福州人。曾任英文《中国邮报》采访主任，《公论报》主笔，《民众日报》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越南《成功日报》总编辑，越南《新生报》主笔等职，服务新闻界逾五十年。公余第以多种笔D2名涂抹散文、杂文问世。莎，同名同姓同时代。两位黄天白都为饱学之士，但都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民间”。

黄天白（约1903—1978），本名黄晔，福建福州人。曾任英文《中国邮报》采访主任，《公论报》主笔，《民众日报》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越南《成功日报》总编辑，越南《新生报》主笔等职，服务新闻界逾五十年。公余常以多种笔名涂抹散文、杂文问世。

黄天白（1892—1963），嘉定人，一身兼具学者、教育家、乡邦文献守护者等多重身份，著有史志巨著《嘉定大事记》19册，现已入选《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从《雅舍随笔•笺短情长》之《写给黄天白先生的信》判断，指误译之黄天白当是福州黄天白，因其在英文报纸供过职，对英美文学有相当浸润熟稔。后也定居台湾，与梁实秋有交往。

二、黄裳闻过则喜

像梁实秋先生这般大度认错、传为美谈的事例，在文化著述史上屡见不鲜，俯拾皆是。

家父日记中，便珍藏着一封著名文化大家黄裳先生的“领错”回信。全文如下：

上海黄裳先生来信（1997年5月10日）：

正中先生：

《读书》转来大文，获悉您指出我将《榕槎蠡说》与《若庵集》作者混为一人，非常感谢。此文撰写时，《蠡说》一书遭抄没尚未归还，仅凭记忆落笔，遂误将二书作者合为一人。后《清代版刻一隅》出版，已将此书另行收录。

谢谢您的指谬！

匆此，叩问近安。

黄裳 五月十日

家父在信后附记：1997年5月12日中午喜读黄裳先生来信，对先生之谦逊精神，甚为感动，深表敬意。1997年6月13日记。

家父毕生钻研徽学，人称“无名学者”，著有《徽州人物志》，于徽州文献与人物涉猎甚广。当年他在《读书》杂志上读到黄裳先生介绍《榕槎蠡说》的文章，见文中介绍作者程哲时，误将《若庵集》亦归其名下，显然将《若庵集》作者程庭与程哲混为一谈。家父当即致信《读书》杂志社，编辑部随即将信函转交黄裳先生。黄裳先生接信后即刻回信，坦然承认混淆之误，说明缘由，亦提及弥补之举，末了更以谦逊风度致谢：“谢谢您的指谬。”

程哲、程庭确有相同处，同姓程，同为康熙年间人，同是徽州歙县岑山渡人，同寓居扬州。不同的是程哲以刻书称世，程庭则家世业盐。程哲有《榕槎蠡说》传世，程庭以《若庵集》示人。

黄裳先生是现代著名散文家、记者、藏书家，堪称大师级文化学者，著述宏富。面对因特殊年代书籍遭抄，仅凭记忆落笔而出现的疏漏，不仅坦然认领，更对一位无名读者及时回信，讲明原委，谦逊纳言，这已不只是个人风度，而是深植于中国文化血脉中的君子风范。

　　认错，本就是一种风范。在这一点上，梁实秋与黄裳两位先生堪为师表，令人心生敬意。他们笔下的微瑕小疵，反而成就了治学之人的人格大义。正如《论语》所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般诚恳认错，自然让人仰之敬之。

认错需要勇气；同样，指错亦是一种风范，除勇气之外，更需要学识支撑。

三、家父指错结书缘

家父在研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整理点校、黄山书社出版的《新安名族志》（明戴廷明等撰）时，发现书中疑似有五十多处疏漏或错讹。出于对这部典籍的珍爱，他致信出版社，郑重呈上“拟校”意见。二十页稿纸上，五十多条建议按人物、原文、拟校、按语逐项分列，工整严谨。

编辑部接信后，即对照原书逐一核查，发现所言皆有理有据，纠讹精准，令人信服。出版社亦展现出直面错误的勇气与担当，当即决定停售此书，化浆销毁，重新校订出版，并特邀家父参与新版审订。

彼时出版社对署名“万正中”的无名学者一无所知，遂派责任编辑韩开元先生登门探访。家父书房虽小，却藏有数千册徽学典籍，堆叠甚高的《徽州人物志》书稿更让来访者确信，这是一位沉心治学、脚踏实地的民间徽学研究者。编辑带走几沓书稿，说回去研究和汇报。仅两月余，家父便收到黄山书社社长左克诚先生亲笔签名的通知，正式决定出版其160万字的《徽州人物志》。

一段由“指错”而起的徽学书缘，一桩由热爱与学识共写的学界佳话，就此流传。

四、钱钟书守真敢言

去年重读杨绛《我们仨》，书中记有钱钟书先生参与翻译《毛选》时的一段往事：

“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煐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阅全国不同版本《西游记》查对，钟书所言无误。孙悟空是变作小虫，被铁扇公主吞入腹中，铁扇公主也算不上‘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

这般直言指错，既需深厚学识，更需过人勇气。彼时为1977年，钱先生刚走出“牛棚”不久，特殊年代的阴影尚未散尽。但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对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笃信不移，躬身践行。

　　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奠定了中国治学的根本品格：诚实、谦逊、自知与敬畏。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则标举了西方学术精神：真理高于权威，以批判与理性追求真知。

梁实秋先生直面失误、自剖其短，黄裳先生闻过则喜、虚心纠错，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黄山书社从谏如流、毅然重刊，钱钟书先生坚守真知、敢言直谏——他们皆承续了东西方先哲们的流风余韵，在各自时代与领域中将治学精神发扬光大，堪称学林标杆、书林风范。

认错，是风格、风度，更是一种风范，一种大家风范。（2026.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