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谋略＂

重庆梁平周叔叔·周舟

打我开始记事那天起，我就觉得父亲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虽然他的性格很爽直，无论任何事都喜欢直说，但是真正遇到了“事情”，他就喜欢动脑筋琢磨解决问题。

1977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梁平下了一场好大好大的雪，双脚踩在雪地里可以掩到我的膝盖。

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在金带仁德村的王家院子生活，农闲时在大队砖瓦厂做工补贴家用，我就与仁贤小学教美术的父亲在一起。

那个年代像这种一家人分居两地或者几地的，那是司空见惯，却也非常地无奈。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着父亲微薄的收入，只有等到过年的时候，才会为我们三姊妹缝一件新衣服。一碗油炒饭就算是豪华版的生活，更别说吃上一顿肉。即使这样，父母还是把我们几个孩子“拖大”了。

在仁贤小学，父亲常常抽着闲暇时间，在镇上食品站画宣传画，找外快应付一些开销。食品站站长看到父亲的画作惟妙惟肖，又快又好，对父亲佩服有加。常常给父亲说，想把他儿子叫来给父亲当徒弟。有一次，主动给父亲开了一张白条，最低的价格可以购买一副紧俏的“肚杂”（猪内脏），可别小瞧这个“肚杂”，在那个年代不是有特殊关系是无从购买的，不到过年的时候，食品站也是难得杀一次猪...

父亲拿着专属的“白条”，没有立即去购买。当天夜里，父亲在寝室里把一块白玻璃放在两根小凳子中间，再把一只白炽灯通上电，放在玻璃的下面，那张“白条”紧紧地贴在玻璃的下方。玻璃上，父亲在一张白纸上轻轻地描画着，不一会与“白条”一模一样的“白条2”，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父亲拿着复制的“白条”，在灯光的透视下看了又看，不是内行根本找不到一丝破绽。然后根据白条的外框尺寸，父亲两刀儿就裁剪得天衣无缝，接着就是“白条3，白条4”......打那以后，我们家隔三差五就可以吃到物美价廉的荤腥，我那两年长得虎里虎气敦敦实实的，体育老师“龚少普”见到我就说：“给你配把红缨枪，就是一个儿童团长，戴顶红军帽，你就是潘东子”。

一个周末的晚上，父亲用煤油炉烹饪的一副“肚杂”，满校园飘香。体育老师“龚少普”，语文老师“潘庭文”和父亲就着老白干，畅快在苦中有乐的龙门阵中，根本没有想起在礼堂里看守学校木料的“谈校毛”（副校长）。“谈校毛”的性格有些“隔古”（不合群），父亲那天没有喊他。哪知道，不谙世事又生性好动的我，一个人跑到礼堂的木板上去爬“竹掉杆”（锻炼手劲往上攀爬的体育设施），晃悠悠的“吊杆”把我快乐的童年荡来荡去，当我从“吊杆”上梭下来时，手一松，整个身体在木板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哪个，哪个，偷木头啊。是不是要谋害我...”，“谈校毛”忽地一下从吱嘎的木床上一跃而起，刺眼的手电四处照射，从晃动的光柱上，我仿佛听到了他激动的心跳。这突如其来的强烈反应，当时就把我吓傻了，龙门阵的喧闹声戛然而止。“谈校长，小娃儿不懂事，你莫这么上纲上线嘛，我们二天吃好的，喊你......”，关键是“二天吃好的，喊你”这句话，平息了“谈校毛”的愤怒。天天鼾声如雷的礼堂，那天晚上安静得出奇......

那年的冬天确实好冷，父亲看着我冻得像仔姜一样的耳朵，甚是心疼。有一天，父亲领到了画画的“外快”，给我买了一顶人造革的棕色皮帽，那帽子还自带可放可折的护耳，暖和极了。父亲给我戴上，捧着我的小脸说：“越看你越像一个小飞行员”，我的自豪和得意无以言表。

彩色故事片《南征北战》，我反复看了好多遍，发现这皮帽与蒋匪军的军帽特别像，便拿出圆珠笔在帽子上，凭着记忆画了一个“青天白日”头徽，正得意洋洋地在镜子面前照了又照。突然，父亲出现在我的面前，吓得我把帽子赶忙藏在肚子里...。父亲严厉地教育我：“你这个画的是国民党，往大里说，你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往小里说，你外公就是国民党的将军，你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上了大学找不到工作，到农村去劳动，你一天瞎搞，扯蛋...”！当时，我恨不得把头缩进脖子里。

那晚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的背影倒映在洁白的墙壁上，他拿着一只圆珠笔在画着什么...第二天早上，一颗鲜红的红五星在小皮帽上闪耀着光芒，戴着帽子的我，对爸爸说：“等满山的映山红开了，红军就回来了......”。那一刻，懵懂的眼神里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拜。

父亲想到王家院子的母亲和妹妹，就用“白条3”换回一副“肚杂”，叫我从仁贤走路回光明（现仁金路），给母亲和妹妹改善一下生活。

那天早早地放学了，我戴着“红军帽”，提着爸爸的“慰问品”，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像一阵风似的走过仁贤的渡槽，翻过“猫儿垭”，不久就来到了“金城寨”的地界。

“金城寨”是回家的必经之路，那时候还是一个果园，果园下有几户当地的村庄。突然，一群在公路上耍泥巴的娃儿挡住了我的去路，估计是看到我那崭新的“红军帽”和我干净整洁的灯草绒衣服，心生了嫉恨。

“你是哪里的娃儿，你硬是拽麻了...”，说着说着，几个娃儿就扑上来，想把我搞翻在地。看着这群穿着“补疤裤儿”的大娃儿，当时确实好害怕，面对这么强大的势力，我撒腿就跑，哪知道前面还有一个娃儿放出了“槁脚”（使绊子），直接把我放倒，一个“狗吃屎”让我满脸尘土，坐在马路中间大哭了起来，“慰问品”也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蒙眼中，我看见那几个娃儿在一旁有说有笑，“算了，保命要紧，见势不对，赶快撤退”，这时候哪里还顾得上“慰问品”，马上捡起我的“红军帽”，一路小跑回到了王家院子。

当晚我被打的消息，母亲立马托人带给了父亲。“打不赢就跑，这是对的！但是，打不赢，我们可以智取...”，父亲看到满脸伤痕的我，一边给我擦眼睛水一边说。回到学校，父亲找来一张厚厚的素描纸，经他一裹，素描纸秒变“小喇叭”，就是这个“小喇叭”，让我在“金城寨”地界再也没有被那群“补疤裤儿”欺负了。

又是一个周末，父亲为了锻炼我的胆量，让我独自背着小书包重走“仁金路”。不出所料，那群“补疤裤儿”突然闪现，又想找我娱乐娱乐。

此刻胸有成竹的我，镇定自若地从书包里，拿出“小喇叭”面对着反方向，撕破喉咙地喊：“爸爸，爸爸，有人打我，爸爸，爸爸，还是上次打我的那些娃儿.....”，反复地喊了好几次，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补疤裤儿”立刻呈鸟兽散，一下就消失在路边的竹林丛丛里。

正当我气喘吁吁一路小跑，一个骑自行车的大叔，在我面前下车了，原来前面是一个陡坡，自行车根本就蹬不上去。我一边喝着叔叔的“攀儿”，一边与他结伴而行，很快我就回家了。那些娃儿远远地看着我和自行车大叔一路谈笑的样子，其实只是一个假象，碰了巧。

父亲的“谋略”让我找回了信心，我再也不害怕那些“补疤裤儿”来找我的麻烦，后来每次回金带的王家院子，畅通无比。

那时候，面对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父母总是运用他们的智慧，顽强地与伤痛握手言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在他们面前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家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好在70年代末，父亲落实了政策重回剧团工作，我们一家人才得以返回梁平县城，重新过上了城里娃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