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滇池

鲁一夫

　　1997年至2000年，昆明。

三年间，十九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们中有警察、商人、退伍军人、年轻女子。最后被人看见时，往往是在某个夜晚的路边，被身穿警服或军装的人“例行检查”，然后连人带车，消失在春城的夜色里。

没有挣扎的痕迹，没有求救的电话，甚至没有一具完整的遗体。仿佛被黑夜彻底吞噬。

直到一部二手手机的意外开机，一个数字坐标在警方监控屏上亮起。顺藤摸瓜，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真相浮出水面：制造这些消失案的，是一群穿着制服的人。而他们的“政委”，三年前还站在正义的一边——他曾是铁路警察。

屠宰场的大锅终日沸腾，养肥了猪狗；保险柜里的审讯笔录工整严谨，记录着死者最后的言语；伪造的警官证闪着冷光，让停下的车辆毫无防备。

这不是小说，是发生在世纪之交春城的真实罪案。它关于信任如何被 亵渎，关于恶如何在纪律的包装下繁衍，关于一群“聪明人”如何将犯罪做成“产业”，更关于天网恢恢终究难逃的古老真理。

翻开这份卷宗，你将看到人性至暗处，能坠得多深。此案还引申出对中国司法影响极深的杜培武案。

1

2000年5月31日，昆明，晚8时17分

石安公路在夜色中如一条发光的带子，从昆明主城区向安宁方向延伸。雨刚停，路面湿漉漉地反射着路灯的昏黄光芒。

一辆黑色奔驰S320平稳地行驶在中间车道。军牌“成K-30017”在车尾泛着冷光。驾驶座上的是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民警朱昆，三十八岁，短发，国字脸，穿着深蓝色夹克。副驾驶座上是他的朋友王元福，四十二岁，退伍军人，现在做钢材生意。

“老朱，你说那批螺纹钢能压到多少？”王元福摇下车窗，点了支红塔山。

“云南建工的老李我熟，他那边月底要冲量，价格能谈。”朱昆单手扶着方向盘，右手从储物格里摸出个打火机，“不过你得现款，他们被三角债搞怕了。”

“现款没问题，我……”王元福话没说完，突然从后视镜里注意到什么，“后面那辆白色微型车，跟咱们三个路口了。”

朱昆扫了眼后视镜。一辆白色长安微型车保持着一百米的距离，不紧不慢地跟着。车子挂着地方牌照，云A开头，看不太清具体号码。

“可能是顺路。”朱昆说，但右手不自觉地摸了摸腰间——那里别着他的配枪，七七式，八发子弹压满了弹匣。警察的本能让他多了一丝警觉。

前方两公里是大石坝收费站。灯光通明的收费亭旁，临时设立了检查点，红蓝警灯在夜色中旋转闪烁。两名穿着反光背心的“警察”站在路边，其中一人举着停车牌。

奔驰车减速，准备进入收费站通道。

“缉毒检查，请配合。”举牌的“警察”敬了个礼，手电光在朱昆脸上晃了一下。他肩章上是三级警司，脸很年轻，不会超过三十岁。

朱昆摇下车窗，递出驾驶证和行驶证：“同志，哪个支队的？”

“刑侦支队，例行检查。”年轻“警察”接过证件，用手电照着看了看，又扫了眼车内，“麻烦两位下车，我们需要检查车辆。”

王元福皱皱眉，低声对朱昆说：“这么晚了还查车？”

“最近严打，理解一下。”朱昆推开车门。就在他脚刚沾地的一刹那，变故骤生！

年轻“警察”突然从腰间掏出一副手铐，“咔嚓”一声铐住了朱昆的右手腕。几乎是同时，另一名“警察”从侧面扑上，制住了副驾驶座的王元福。两人甚至没来得及喊一声，就被反剪双手，推进了不知何时停在旁边的白色微型车后座。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到四十秒。收费站工作人员在岗亭里低头数零钱，完全没注意到这短暂的异常。

白色微型车和黑色奔驰一前一后驶离收费站，拐进一条岔路，消失在夜色笼罩的丘陵地带。

微型车里，驾驶座上的男人摘下大檐帽，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四十一岁，寸头，眼神阴鸷如鹰。他通过后视镜看了眼后座被铐着的两人，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笑意。

他是杨天勇，前昆明铁路局公安分局东站派出所干警，这个杀人劫车团伙的“政委”。

副驾驶座的杨明才——外号“老付”，四十一岁，楚雄人，脸黑如炭，正用一块脏布慢条斯理地擦拭手上的油污。后座，滕典东和左曙光一左一右控制着朱昆和王元福，两人都用膝盖顶住“俘虏”的后背，使其动弹不得。

“朱警官，委屈了。”杨天勇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聊天，“你身上那玩意儿，自己掏出来，别让我动手。”

朱昆的心脏狂跳，但多年警队的训练让他强迫自己冷静：“你们是什么人？知道袭击警察什么罪吗？”

“知道，死刑。”杨天勇笑了，那笑容令人毛骨悚然，“所以我们不在乎多背几条。”

车子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了二十分钟，驶入一个挂着“兴旺养殖场”牌子的院子。铁门在车后缓缓关闭，三条狼狗在笼子里狂吠。

这里就是东郊基地——杨天勇团伙的主要据点之一，一个由废弃炸药仓库改造而成的屠宰场、刑场、毁尸场。

2

时间倒回1994年3月，昆明火车站

肖林——那时他还叫夏彬，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走出出站口。他穿着没有军衔的校官呢子大衣，这是他在佳木斯黑市花八百块钱置办的行头。包里装着三十万现金，是他诈骗一百万元后分得的“首付款”。

站在“春城欢迎您”的标语下，肖林摸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一个电话号码：铁路局东站派出所。他记得母亲说过，小时候在楚雄老家有个邻居家的孩子叫杨天勇，后来当了铁路警察。

公用电话亭里，肖林投进硬币，拨通了号码。

“喂，找谁？”接电话的是个女声。

“我找杨天勇，就说佳木斯的夏彬找他。”

等待回电的半小时里，肖林在火车站广场转了转。九十年代中期的昆明火车站鱼龙混杂，倒票的、拉客的、卖地图的、小偷扒手，在民警的哨声中如潮水般聚散。肖林看着那些穿警服的人，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憎恶，又夹杂着莫名的羡慕。

电话铃响了。肖林抓起听筒，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天勇让我去接你，你在哪？”

当晚，铁路局职工食堂的小包间里，两个失散二十多年的发小见面了。杨天勇穿着八九式警服，三级警督肩章，大檐帽端放在桌边。肖林则脱了将校呢，露出里面的羊毛衫。

“可以啊天勇，都三级警督了。”肖林给杨天勇倒上白酒，“在派出所当领导？”

“屁领导。”杨天勇一饮而尽，抹了把嘴，“东站派出所，小民警一个。一个月工资加补贴不到六百，值夜班一次十块钱补助。这身皮，穿着光鲜罢了。”

几杯酒下肚，话匣子打开了。杨天勇讲他1979年入伍，在成都军区某部侦察连干了三年，精通射击、格斗、驾驶。1982年复员，托关系进了铁路公安，本以为能大展拳脚，结果十年了还在派出所天天处理鸡毛蒜皮——旅客打架、小偷小摸、倒卖车票。

“去年抓了个票贩子，那家伙掏出两千块钱塞给我，让我放他一马。”杨天勇眼睛发红，“两千块！我他妈要上三个月的班！可我愣是不敢收，为什么？怕扒了这身皮！”

肖林静静地听着，适时地递烟、倒酒。等杨天勇发泄完了，他才缓缓开口：“兄弟，不瞒你说，我在东北犯了点事。”

“什么事？”

“骗了公家一百万。”

杨天勇夹菜的手停在半空，盯着肖林看了足足十秒钟，然后突然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他妈胆子比我还大！”

那一夜，两人喝光了两瓶茅台——是肖林从东北带来的。他们聊部队，聊女人，聊社会的不公，聊那些“开奔驰坐宝马”的人“第一桶金都不干净”。两颗扭曲的灵魂在酒精的作用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凌晨两点，食堂要关门了。杨天勇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搂着肖林的肩膀：“在云南有什么打算？”

“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肖林弹了弹烟灰，眼神变得阴冷，“你看那些开好车的，哪个是干净钱？咱们要不要……”

他没说完，但杨天勇懂了。两人对视，在彼此眼中看到了同样的东西——贪婪，以及对规则的蔑视。

“我认识个楚雄老乡，”杨天勇压低声音，“叫杨明才，在屠宰场干过，杀猪的，胆子大，手黑。前年因为打架捅伤人，在乡下躲着。”

“人呢？”

“一个电话就来。”

窗外，昆明的夜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一场持续六年、残杀十九条人命的罪恶，在这个雨夜埋下了种子。

3

1995年4月，云南文山州平远街

虽然经过1992年那场震动全国的“平远严打”，这个毗邻越南的边境小镇已不复当年“枪支毒品黑市”的公开景象，但地下交易从未真正断绝。

杨天勇独自一人走进一家摩托车修理铺。他穿着便服——深灰色夹克，牛仔裤，背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三万元现金。这是肖林提供的“启动资金”的一部分。

修理铺老板五十多岁，脸上有道从眉骨划到嘴角的刀疤，正蹲在地上修一辆摩托。见有生人进来，他抬了下眼皮：“修车？”

“不修车，找老刀。”杨天勇用暗语说。

老板手里的扳手停住了。他上下打量杨天勇，特别是他的手和站姿——当兵出身的人有种特殊的气质，同行一眼就能看出来。

“什么来路？”

“楚雄的，朋友介绍。”杨天勇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红塔山，抽出一支递过去，“说你这儿有‘铁家伙’。”

老板接过烟，在鼻子下闻了闻，没点：“要什么货？”

“短的，要准，能见血。”

“五四式，八成新，膛线完好，一万二。子弹五块一发，最少买五十发。”

杨天勇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捆用报纸包着的钱，正好一万二。老板点完钱，朝里屋喊了声：“阿彩，看店。”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修理铺，骑上一辆三轮摩托，朝镇外驶去。二十分钟后，在一片甘蔗地深处，交易完成。

杨天勇验了货。枪是经典的五四式手枪，枪身有些磨损，但保养得不错。他拉开枪机，看了看膛线，满意地点头。又花二百五十块买了五十发子弹，两个备用弹回昆明的长途车上，杨天勇把用油布包好的手枪塞在座位底下。窗外是云南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山峰如笋般耸立。他闭着眼，脑海里反复演练着一个计划。

昨晚在肖林租的西郊养殖场——后来被称为“西郊基地”——两人摊开昆明地图，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区域：滇池路、石安公路、机场高速，这些地方好车多，容易下手。

“专抢好车，”杨天勇用指尖敲着地图，“三菱V6、奔驰、公爵王，一辆能卖十几二十万。咱们一个月干一票，比干什么都强。”

“车主怎么办？”肖林问。

杨天勇没说话，只是用手在脖子上划了一下。

“要见血？”

“必须见血。”杨天勇眼神冰冷，“留活口就是留祸根。咱们要么不干，要干就干绝。”

　　车子在傍晚抵达昆明东部客运站。杨天勇拎着帆布包，转乘中巴车前往西郊。养殖场在二十公里外的山坳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库，独门独院，养着十几条狼狗。肖林给它起了个颇有江湖气的名字——“西郊基地”。

院子里，肖林正和两个年轻人喝酒。一个叫滕典东，二十七岁，辽宁大连人，高中文化，退伍兵，是肖林在空军医院住院时认识的病友。另一个叫柴国利，二十六岁，黑龙江佳木斯人，肖林的老乡，原来是农药厂工人，下岗后跑到云南投奔肖林。

杨天勇走进院子，把帆布包扔在石桌上。“啪”的一声闷响。

肖林拉开拉链，油布包露出来。他解开绳子，五四式手枪在夕阳下泛着幽蓝的光。

滕典东眼睛一亮，拿起枪，熟练地卸下弹夹，拉动枪机，凑到眼前看了看膛线：“好枪，膛线还深，没打过多少发。”

“见过血吗？”杨天勇问柴国利。

柴国利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在佳木斯砍过人，没死。枪嘛，只在电影里见过。”

杨天勇从包里又掏出两副手铐、三套警服——都是他从铁路公安处仓库“顺”出来的。警服上有警号、肩章，足以乱真。

“从今天起，咱们是兄弟。”杨天勇倒了四碗包谷酒，酒液浑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肖林端起碗补充：“有财同发，有血同流。”

“干！”

四只粗瓷碗碰在一起，酒液溅出。狼狗在铁笼里狂吠，兴奋地蹿跳，仿佛嗅到了血腥味的前奏。

4

1997年4月6日，昆明，雨

下午两点的春苑小区寂静无人，清明时节的细雨把整个世界罩在灰蒙蒙的纱幕里。16栋楼下，停着一辆墨绿色警兴牌吉普车，云A牌照。

车里，建材公司老板杨卫东正在后座整理发票。他四十五岁，微胖，今天要去税务局报税，包里装着两万多元现金——这是要缴的税款和准备“打点”的烟酒钱。

三个身影从不同方向接近吉普车。

肖林穿着灰色夹克，手里拎 着个黑色塑料袋，看起来像是送货的。柴国利和滕典东跟在后面七八米，都戴着深蓝色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作案用的吉普车——他们偷来的第一辆车——停在两条街外的巷子里。

“大哥，要发票吗？”肖林敲了敲驾驶座车窗，操着东北口音。

杨卫东不耐烦地摇下车窗，正要挥手赶人，肖林突然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枚六七式木柄手榴弹——这是杨天勇从部队带出来的私藏品，当兵时偷偷藏下的——用尽全力砸向杨卫东头部！

“砰”的一声闷响，不是爆炸，是颅骨碎裂的声音。杨卫东连哼都没哼一声，歪倒在副驾驶座上，鲜血瞬间从发际线涌出。

柴国利拉开车门，和肖林一起把瘫软的身体拖到后座。滕典东坐进驾驶室，点火，挂挡，吉普车缓缓驶出小区。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只有雨刷在空荡的驾驶座前来回摆动，像在擦拭不存在的血迹。

车子开到西山脚下一处僻静的松林。雨还在下，林子里弥漫着泥土和松脂的混合气味。

“弄到后边来。”肖林说。

两人把昏迷的杨卫东拖到松树下。柴国利掏出匕首——一把三十公分长的杀猪刀，刀刃在雨水中泛着寒光。他看了看肖林，肖林点点头。

第一刀扎进左胸，偏了，碰到肋骨。杨卫东的身体抽搐了一下。柴国利手抖了，拔出刀，血“噗”地喷出来，溅了他一脸。温热，腥咸。

“快点！”肖林低吼。

，柴国利闭眼，又连捅六刀。这次找准了位置，刀刀入心。杨卫东彻底不动了，眼睛还睁着，瞳孔里倒映着云南灰蒙蒙的天空。

滕典东从车里拿来麻袋，三人把尸体塞进去，抬到一处悬崖边，推了下去。尸体滚落三十多米，卡在灌木丛里，一个月后才被采菌的山民发现，那时已高度腐烂，无法辨认。

回到东郊基地——大麻苜村326号的废弃炸药仓库，杨天勇已经等在那里。他检查了抢来的两万多元现金和吉普车，点点头。

“干得利索。”杨天勇拍拍柴国利的肩，发现他在微微发抖，“但小柴手生了，见血就慌。”

他转向肖林：“带他们去大理玩几天，苍山洱海，散散心。费用从公款出。”

杨天勇所谓的“公款”，是他制定的规矩：每次作案所得，抽20%作为“活动基金”，用于租房、买车、买装备、日常开销。剩下的按“二八”分——他和肖林各拿两成，其他参与的人平分余下六成。

他还用从派出所拿来的稿纸，手写了一份“公司章程”：

1.进出基地必须向主管报告；

2.不准带外人来基地，违者罚款1000元；

3.所有作案工具统一保管，个人不得私藏；

4.每月开一次“民主生活会要见血b冷，“留活口就是留祸根。咱们要么不干，要干就干绝。”

车子在傍晚抵达昆明东部客运站。杨天勇拎着帆布包，转乘中巴车前往西郊。养殖场在二十公里外的山坳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库，独门独院，养着十几条狼狗。肖林给它起了个颇有江湖气的名字——“西郊基地”。

院子里，肖林正和两个年轻人喝酒。一个叫滕典东，二十七岁，辽宁大连人，高中文化，退伍兵，是肖林在空军医院住院时认识的病友。另一个叫柴国利，二十六岁，黑龙江佳木斯人，肖林的老乡，原来是农药厂工人，下岗后跑到云南投奔肖林。

杨天勇走进院子，把帆布包扔在石桌上。“啪”的一声闷响。

肖林拉开拉链，油布包露出来。他解开绳子，五四式手枪在夕阳下泛着幽蓝的光。

滕典东眼睛一亮，拿起枪，熟练地卸下弹夹，拉动枪机，凑到眼前看了看膛线：“好枪，膛线还深，没打过多少发。”

“见过血吗？”杨天勇问柴国利。

柴国利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在佳木斯砍过人，没死。枪嘛，只在电影里见过。”

杨天勇从包里又掏出两副手铐、三套警服——都是他从铁路公安处仓库“顺”出来的。警服上有警号、肩章，足以乱真。

“从今天起，咱们是兄弟。”杨天勇倒了四碗包谷酒，酒液浑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肖林端起碗补充：“有财同发，有血同流。”

“干！”

四只粗瓷碗碰在一起，酒液溅出。狼狗在铁笼里狂吠，兴奋地蹿跳，仿佛嗅到了血腥味的前奏。

4

1997年4月6日，昆明，雨

下午两点的春苑小区寂静无人，清明时节的细雨把整个世界罩在灰蒙蒙的纱幕里。16栋楼下，停着一辆墨绿色警兴牌吉普车，云A牌照。

车里，建材公司老板杨卫东正在后座整理发票。他四十五岁，微胖，今天要去税务局报税，包里装着两万多元现金——这是要缴的税款和准备“打点”的烟酒钱。

三个身影从不同方向接近吉普车。

肖林穿着灰色夹克，手里拎着个黑色塑料袋，看起来像是送货的。柴国利和滕典东跟在后面七八米，都戴着深蓝色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作案用的吉普车——他们偷来的第一辆车——停在两条街外的巷子里。

“大哥，要发票吗？”肖林敲了敲驾驶座车窗，操着东北口音。

杨卫东不耐烦地摇下车窗，正要挥手赶人，肖林突然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枚六七式木柄手榴弹——这是杨天勇从部队带出来的私藏品，当兵时偷偷藏下的——用尽全力砸向杨卫东头部！

“砰”的一声闷响，不是爆炸，是颅骨碎裂的声音。杨卫东连哼都没哼一声，歪倒在副驾驶座上，鲜血瞬间从发际线涌出。

柴国利拉开车门，和肖林一起把瘫软的身体拖到后座。滕典东坐进驾驶室，点火，挂挡，吉普车缓缓驶出小区。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只有雨刷在空荡的驾驶座前来回摆动，像在擦拭不存在的血迹。

车子开到西山脚下一处僻静的松林。雨还在下，林子里弥漫着泥土和松脂的混合气味。

“弄到后边来。”肖林说。

两人把昏迷的杨卫东拖到松树下。柴国利掏出匕首——一把三十公分长的杀猪刀，刀刃在雨水中泛着寒光。他看了看肖林，肖林点点头。

第一刀扎进左胸，偏了，碰到肋骨。杨卫东的身体抽搐了一下。柴国利手抖了，拔出刀，血“噗”地喷出来，溅了他一脸。温热，腥咸。

“快点！”肖林低吼。

柴国利闭眼，又连捅六刀。这次找准了位置，刀刀入心。杨卫东彻底不动了，眼睛还睁着，瞳孔里倒映着云南灰蒙蒙的天空。

滕典东从车里拿来麻袋，三人把尸体塞进去，抬到一处悬崖边，推了下去。尸体滚落三十多米，卡在灌木丛里，一个月后才被采菌的山民发现，那时已高度腐烂，无法辨认。

回到东郊基地——大麻苜村326号的废弃炸药仓库，杨天勇已经等在那里。他检查了抢来的两万多元现金和吉普车，点点头。

“干得利索。”杨天勇拍拍柴国利的肩，发现他在微微发抖，“但小柴手生了，见血就慌。”

他转向肖林：“带他们去大理玩几天，苍山洱海，散散心。费用从公款出。”

杨天勇所谓的“公款”，是他制定的规矩：每次作案所得，抽20%作为“活动基金”，用于租房、买车、买装备、日常开销。剩下的按“二八”分——他和肖林各拿两成，其他参与的人平分余下六成。

他还用从派出所拿来的稿纸，手写了一份“公司章程”：

1.进出基地必须向主管报告；

2.不准带外人来基地，违者罚款1000元；

3.所有作案工具统一保管，个人不得私藏；

4.每月开一次“民主生活会”，总结作案经验；

5.内部称呼：杨天勇为“政委”，肖林为“司令”。

这个恶魔不仅凶残，还有着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反侦察意识。他知道，要做大事，光有狠劲不够，还得有纪律。

　　柴国利、肖林、滕典东去大理玩了五天。在洱海的游船上，柴国利吐了三次，不知是晕船还是那天的血在眼前挥之不去。但第五天晚上，在古城的小酒馆里，他已经能笑着讲“那天那个肥猪，血喷得老高”了。

人性中的恶，一旦打开闸门，便如洪水般不可收拾。

5

1997年7月10日，禄丰县城

肖林、肖力（肖林的亲弟弟）、柴国利三人穿着没有军衔的陆军军装，开着偷来的北京吉普在县城街道上慢慢转悠。他们在找枪。

下午三点，禄丰县农具厂保卫科长周国祥从厂里出来。他四十八岁，退伍军人，按规定可以配枪。腰间的枪套鼓鼓囊囊，走起路来微微摆动。

肖林使个眼色，吉普车缓缓靠边。

“首长，有事吗？”周国祥见是军车，立正敬礼——这是退伍老兵的习惯。

肖林下车还礼，他穿着校官呢子大衣，虽然没挂军衔，但气质俨然。“同志，我们是军区纠察队的。我们有个小兵携款跑了，可能经过这一带，想请地方同志配合调查。”

周国祥不疑有他：“需要我做什么？”

“上车说，我们边走边看。”

吉普车开出县城，往山里驶去。路越来越颠簸，周国祥渐渐觉得不对劲：“首长，这是去哪儿？再往前没路了。”

副驾驶的肖力突然转身，匕首闪电般刺进他胸口！周国祥闷哼一声，想拔枪，柴国利从后面死死勒住他脖子。挣扎持续了两分钟，周国祥不动了。

他们搜出一把五四式手枪，枪号被锉掉了，还有三发子弹。尸体扔下三十多米深的山崖，吉普车扬长而去。

有了枪，团伙的犯罪开始升级。1997年8月，他们偷了第三辆吉普车。11月某个深夜，滕典东、杨明才、左曙光开着两辆赃车返回昆明，其中一辆没油了，就用前车推着走。

在官渡区一条偏僻公路上，三名联防队员巡逻至此，见两辆车以怪异的方式行驶，上前盘问。

“停车！干什么的？”

滕典东二话不说，掏枪就射。“砰砰”两声，两名联防队员倒地。第三名联防队员转身要跑，被杨明才追上，用铁棍砸在后脑，也倒下了。枪声还引来一个骑自行车路过的退伍军人，左曙光抬手一枪，正中胸口。

四人当场死亡，一人重伤。杨明才检查“尸体”时，那个重伤的联防队员屏住呼吸装死，等车开走后才艰难爬行了一百多米，被路过的货车救下。他是唯一见过犯罪嫌疑人的活口，但因脑部重伤，描述模糊不清。

这次在闹市区开枪杀人，杨天勇很生气。他把三人叫到东郊基地，劈头盖脸一顿骂。

“说了多少遍！要低调！低调！”杨天勇拍着桌子，“在城里开枪，你们怕警察不知道咱们有枪？！”

“那……那怎么办？”滕典东小声问。

杨天勇沉默片刻，说：“得练练你们的胆子。见血太少，手还抖。”

第二天，他带全体成员去了昆明火化场。通过关系找到负责人，说“我们是公安学校的，来上现场教学课”。

站在焚化炉前，看着一具具尸体被推进去，二十分钟后变成骨灰出来，几个年轻成员脸色发白。柴国利又想吐，强忍着。

“都看清楚，”杨天勇指着熊熊炉火，“人就这回事。生前再牛，开奔驰住别墅，死后一捧灰。所以活着的时候，该享受就享受，该下手就别犹豫。”

从火化场回来，柴国利做了三天噩梦。第四天，他主动找杨天勇：“政委，什么时候再‘干活’？我准备好了。”

杨天勇看着他，笑了：“想通了？”

“想通了。人都是要死的，早死晚死而已。”

6

1998年4月20日，昆明滇池路，海埂训练基地，晚8时

一辆昌河面包车停在训练场外的空地上。车里坐着两个人：昆明市公安局通信处民警王晓湘，三十三岁，齐耳短发，穿着米色风衣；路南县（今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三十九岁，穿着夹克，手里夹着烟。

他们是情人关系。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也是警察，在市公安局戒毒所工作。这段婚外情在单位已是公开的秘密，杜培武多次听到风言风语，夫妻关系紧张。

“下个月我可能要调到市局了。”王俊波吐着烟圈。

“那以后见面更方便了。”王晓湘笑着，但笑容里有些忧虑，“老杜最近不对劲，好像察觉什么了。”

“怕什么，大不了离……”

话没说完，一束强光射进车窗。一辆白色微型车停在旁边，车上下来三个人，都穿着警服。

“缉毒队的，查车。”为首的人敲了敲车窗，是杨天勇。他亮出警官证——是真的，他当时还没被开除。

王晓湘接过证件看了看，编号、照片、钢印都对。她松了口气，把证件递回去：“我们也是公安系统的。他是路南县局副局长，我是市局通信处的。”

若是平时，杨天勇可能会放弃。同系统的人，风险太大。但今晚不知怎么了——也许是“双王”开的面包车太破，不像有钱人；也许是杨天勇觉得被王晓湘淡定的态度刺激了——他使了个眼色。

滕典东和杨明才拉开车门，要给两人上手铐。

“凭什么铐我们？”王晓湘怒了，“我要给杜敏局长打电话！”杜敏是时任昆明市公安局局长。

杨明才一把抢过手机。王俊波意识到不对，刚要动作，杨天勇掏出手枪——正是从周国祥那里抢来的五四式。

“砰！”

第一枪打中王俊波眉心，他身体后仰，血和脑浆溅在车窗上。王晓湘尖叫，杨天勇调转枪口。

“砰！”

第二枪击中王晓湘左胸，她倒在副驾驶座上，眼睛还睁着，手徒劳地去捂伤口。杨明才怕不死，又用修车的大号扳手，朝两人头部各砸两下，颅骨凹陷。

面包车被开到圆通山附近的思远科技公司停车场，弃车而逃。杨天勇在车上找到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这成为他后来的主要武器。

这起“双王命案”震惊春城。两名警察被杀，抢走配枪，是重大恶性案件。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局长杜敏亲自挂帅。

侦查方向很快锁定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有同事反映，杜培武曾说过“要杀了这对狗男女”；王晓湘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案发前她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王俊波；现场勘验在昌河车上找到了杜培武的微量纤维。

更重要的是“动机”——夺妻之恨。

在专案组连续十多天的审讯中，杜培武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刑讯逼供。他后来在申诉材料中写道：“他们用毛巾堵住我的嘴，用塑料袋套头让我窒息，电击，跪碎玻璃，踢打要害……我昏死过去七次。”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法庭上，杜培武当庭翻供，掀起衣服展示身上的伤痕，撕开衬衫露出被电击的焦痕：“我没有杀人！我是被冤枉的！他们刑讯逼供！”

审判长敲槌：“被告人，注意法庭纪律！”

1999年10月，云南省高院二审。鉴于案件存在疑点——没有直接证据，作案时间存疑，杜培武有不在场证明的部分旁证——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杜培武被送进云南省第一监狱。他在申诉信中写道：“真凶一定还会作案，只要他还活着，一定会再杀人抢车。请你们等着。”

他猜对了。就在他坐牢期间，杨天勇团伙又杀了九个人。其中就有民警朱昆和退伍军人王元福。

(杜培武案，笔者曾单独开篇写过此案，《谁杀了那两个警察，杜培武冤案800天纪实》因为此案对中国司法影响极深，好多司法考试的选题都出自此案.）

7

东郊基地，屠宰车间，1999年3月6日晚。

这里原本是村民杀猪的地方，三十平米的水泥房，中间有排水沟通向化粪池，墙上一排生锈的铁钩，地上有洗不掉的暗褐色污渍。杨天勇把它改造成了“行刑室”。

今晚的“客人”是商人吴峰和他的情人耿琼仙。他们开的是新款的尼桑公爵王，当时价值四十多万，是团伙盯了很久的“好货”。

两人被铐在铁窗上，嘴里塞着破布。吴峰四十六岁，做有色金属生意，吓得尿了裤子。耿琼仙二十八岁，某商场售货员，一直在哭。

杨天勇搬了张桌子，拿出讯问笔录纸——从派出所拿的正式文书。他有个癖好：喜欢审问受害人，了解他们的身份、家庭、社会关系、财产状况。这些笔录他锁在保险柜里，像是猎人的收藏。

“姓名？”

“吴……吴峰。”

“职业？”

“做……做生意的。”

“今天去哪儿了？见了谁？包里有多少钱？”

一问一答，杨天勇写了三页纸。字迹工整，条理清晰，简直可以当审讯范本。讯问完，他合上本子，说了句：“没价值。”

杨明才咧嘴笑了。他走到耿琼仙面前，撕开她的衬衫。女人尖叫，但嘴被堵着，只能发出“呜呜”声。吴峰拼命挣扎，手铐在铁窗上磨得“咔咔”响。

当着吴峰的面，杨明才侵犯了耿琼仙。整个过程，杨天勇就坐在桌边抽烟，冷漠地看着，像在欣赏一场表演。

完事后，杨明才掐住耿琼仙的脖子。女人瞪大眼睛，双腿乱蹬，两分钟后不动了。杨天勇站起来，拿起一根铁管，走到吴峰面前。

“兄弟，对不住了，你看见的太多了。”

铁管砸下，一下，两下，三下……吴峰的颅骨碎裂，脑浆流出来，他还睁着眼，瞳孔慢慢散大。

尸体怎么处理？

“老规矩。”杨天勇说。

所谓“老规矩”，是杨天勇发明的“毁尸三步法”：肢解、水煮、喂狗猪。他说这样“环保，不留DNA，骨头都能煮酥”。

院子一角砌着三口大灶，上面架着农村办酒席用的大铁锅，直径一米二。平时用来煮猪食，需要时就用来“处理”。

杨明才虽然杀人不眨眼，但面对分尸还是犹豫了。“政委，我没整过这个……”

“我教你。”

杨天勇亲自操刀。他当过侦察兵，学过野外生存，又在屠宰场“实践”过，手法专业。先卸四肢，关节处下刀，切断韧带；再开膛，内脏掏出单独放一盆；然后剔肉，骨头用斧头剁成小块。

肉和内脏扔进锅里煮，水开了撒一把盐——杨天勇说“这样去腥”。骨头另煮一锅，要煮四小时以上，直到能用手捏碎。

整个过程中，杨天勇出奇地平静，甚至哼着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

煮好的肉块放进冰柜，每天拿一些喂狗。两条德国黑背吃得津津有味，连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杨天勇蹲在旁边看，对杨明才说：“知道为什么喂狗吗？狗吃了人肉，眼神会变，更凶，更像狼。以后看家，一个顶仨。”

后来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了十一具尸体。西郊基地的三十多条狗，东郊基地的十几头猪，都吃过人肉。肖林还养了一群鸽子，偶尔也喂点“肉末”。

最讽刺的是，杨天勇的妻子曾来东郊基地，看见冰柜里满满的肉，还夸“政委真会过日子，存这么多肉”。她不知道，自己也曾吃过用“人肉汤”炖的白菜粉条。

8

8

回到那个雨夜，东郊基地

朱昆和王元福被铐在卫生间的铁窗上。这是专门加固过的，钢筋有拇指粗。两人嘴里塞着布，但眼睛能看，耳朵能听。

他们听见院子里有说话声。

“车检查过了，奔驰S320，军牌，成K-30017，行驶证是总后某部的。”是滕典东的声音，“车况很好，刚保养过。”

“能卖多少？”杨天勇问。

“这种车，黑市上至少二十五万。但军牌麻烦，得换牌。”

“老邹呢？”杨天勇说的“老邹”是邹洪斌，湖南人，专门为他们改车架号、发动机号、做假牌照。此人这次未归案，另案处理了。

“联系上了，说能做，但要两万手续费。”

杨天勇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朱昆的警官证。“朱警官，五华分局的。怪不得，看你下车那架势就像同行。”

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又掏出笔录纸。“聊聊吧。你家里几口人？老婆孩子在哪工作上学？今天去见谁？包里有多少钱？”

朱昆瞪着他，眼里要喷出火。

“不说？”杨天勇笑笑，对门外的杨明才说，“老付，把那个退伍的带过来。”

王元福被拖进来，按在地上。杨天勇掏出一根尼龙绳，套在他脖子上，双手交叉一勒。王元福双腿乱蹬，脸涨成紫红色，一分钟不动了。

朱昆疯狂挣扎，铁窗嗡嗡作响。眼泪混着血从眼角流下——手铐太紧，磨破了皮。

“现在想说吗？”杨天勇擦擦手。

朱昆咬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说……”

讯问持续了半小时。杨天勇问了朱昆的家庭住址、妻子工作单位、女儿学校、银行存款、社会关系，甚至问了五华分局的警力部署、枪支管理规定。朱昆有的说了，有的乱说，只为拖延时间。

但他知道，没用。从看见王元福死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活着离开。

讯问完，杨天勇合上本子，点点头：“谢谢配合。”然后对杨明才说，“处理了吧，利索点。”

杨明才拿出尼龙绳。朱昆闭上眼，最后想起的是女儿早上出门时的笑脸：“爸爸，晚上给我买冰淇淋。”

绳子收紧，世界陷入黑暗。

与此同时，滕典东和左曙光已经开着奔驰车驶上贵昆高速，前往贵阳交货。买家是贵州一个矿老板，预付了十二万，答应见车付尾款。

他们不知道，这是这个团伙最后一次“活动”。

9

2000年4月23日，昆明

建材商人王春所驾驶一辆崭新的三菱V6越野车外出，再也没回来。家属报案后，警方注意到一个细节：王春所的手机一直关机。刑侦支队没有放松监控，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拨打这个号码，只要一开机就能定位。

6月14日上午10时17分，金碧路典当行

典当行老板老陈正在柜台后打算盘，门被推开，一男一女走进来。男的二十六七岁，东北口音，穿花衬衫；女的二十出头，浓妆艳抹，超短裙。两人正是柴国利和他的情妇张卫华。

“老板，看看这个值多少？”柴国利把一部诺基亚手机放在柜台上。

老陈拿起手机，是当时最新款的8810，滑盖设计，市价五千多。“这你的？”

“朋友的，急用钱，抵押。”

“有发票吗？盒子呢？”

“搬家弄丢了，就裸机。”

老陈开机检查，功能正常。他注意到手机背面贴了张卡通贴纸，像是小姑娘用的。“这手机不像你的啊。”

“我妹妹的，她住院了，等钱用。”柴国利有点不耐烦，“你就说能当多少？”

“最多一千五，一个月不赎就死当。”

“两千！我这手机新的！”

“一千八，不行您拿走。”

讨价还价时，柴国利想证明手机好用，拨了个电话。电话通了，他对着话筒说：“喂？我在金碧路呢，等会儿……”

他不知道，这个电话拨出的瞬间，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技侦监控系统警报响了。屏幕上跳出一个红色坐标：金碧路127号，鑫隆典当行。

支队长刘震宇抓起对讲机：“全体注意！目标手机开机！位置金碧路127号！行动！”

便衣警察从四面八方围向典当行。柴国利还在为两百块钱扯皮，门被踹开，四五个大汉扑上来，把他死死按在柜台上。张卫华尖叫，也被控制。

“你们干什么？！抢劫啊！”柴国利挣扎。

警察亮出证件：“市公安局的！这手机哪来的？”

“我……我买的……”

“从谁那儿买的？什么时候？多少钱？”

柴国利答不上来。警察搜查他的包，里面有两张假身份证、一把车钥匙、一本通讯录。通讯录上有个电话号码被反复圈出，后面写着“政委”。

审讯室里，柴国利起初还嘴硬。但当警方出示从他租住处搜出的军装、手铐、假警官证、五四式手枪子弹时，他崩溃了。

“我说……我都说……但你们要保证，不牵连我家人。”

“先说同伙在哪。”

柴国利供出了杨天勇、肖林、滕典东、左曙光、杨明才，还有肖力。他唯独没提邹洪斌——改车匠，后来知道是“政委”交代的，说这人“只改车，没沾血，能保一个是一个”。

抓捕杨天勇时，警方出动上百警力，包围了东郊基地。三组狙击手占领制高点，特警队破门小组准备强攻。

指挥员用高音喇叭喊话：“杨天勇！你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

门开了。杨天勇举着双手走出来，没穿警服，穿着睡衣拖鞋，像是刚起床。他异常平静：“我知道会有这天。别为难我老婆孩子，她什么都不知道。”

警察冲进去，在卧室保险柜里找到七份讯问笔录、五把车钥匙、三本假军官证、两本铁路公安工作证。冰柜里还有没喂完的肉块，后来化验确认是人肉组织。

厨房大锅里，还煮着一锅“肉汤”，警察捞出一块，是人的手掌。

10

2000年10月1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

能坐三百人的旁听席挤得水泄不通，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十九位受害者的家属坐在前三排，很多人捧着遗像，披着黑纱。

法警押着七名被告入庭。脚镣拖在地上的“哗啦”声，在寂静的法庭里格外刺耳。杨天勇走在最前面，穿着看守所的黄马甲，寸头，脸色苍白，但腰板挺直，像是在参加阅警式。

旁听席开始骚动。有家属站起来，被法警按下。压抑的哭声从各个角落传来。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厚达四十七页，念了一个半小时。二十五起案件，十九人死亡，一人重伤，抢劫机动车二十五辆，盗窃枪支三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冒充军警人员……

每当念到一个受害者的名字、年龄、职业、死亡方式，旁听席的哭声就大一分。

“被告人杨天勇，1999年3月6日，在东郊基地将受害人吴峰、耿琼仙杀害后，肢解尸体，水煮，喂食猪狗……”

“被告人肖林，1998年6月9日，在晋宁县将受害人王芬（女，22岁，贵州籍）掐死后抛尸河沟，劫得人民币一角……”

“被告人柴国利，1997年4月6日，在春苑小区用匕首连刺受害人杨卫东七刀致死……”

民事赔偿部分，家属们提出总计八百六十三万元的索赔。最高的141.9万（吴峰家属），最低的9.99万（联防队员家属）。民警朱昆的家属还单独提出100万精神损害赔偿——卷宗里记载，朱昆被勒死后分尸，部分器官被煮后喂狗。

一位老太太突然站起，她是吴峰的母亲，七十一岁，满头白发。她指着被告席，声音嘶哑：“魔鬼！你们这些魔鬼！我儿子做错了什么？你们杀了他，还把他……把他……”

她说不下去，瘫倒在地。法警和家属扶她，她挣扎着不肯走：“我要看着！我要看着他们下地狱！”

庭审持续七天。杨天勇对所有指控供认不讳，但坚持说“我没折磨他们，都是给个痛快”。当检察官出示分尸、煮尸的照片时，连法警都别过脸去。有陪审员冲出去呕吐。

“为什么这么做？”审判长问。

杨天勇沉默很久，说：“开始是为了钱。后来……后来就麻木了。像杀猪一样，杀一个是杀，杀十个也是杀。穿上警服，他们就得听你的。这感觉……上瘾。”

肖林的说法更直白：“这社会弱肉强食。我们不杀他们，迟早饿死。他们开好车住好房，钱哪来的？也不干净。不如我们替天行道。”

滕典东哭了，说后悔。柴国利全程低头，不敢看旁听席。左曙光嘟囔“都是政委让干的”。杨明才——外号“老付”，咧嘴笑，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000年10月25日，一审宣判

审判长站起，法庭肃静。

“被告人杨天勇，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盗窃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盗窃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巨大，民愤极大。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同样的判决，对肖林、肖力、滕典东、左曙光、杨明才、柴国利。七个人，七个死刑。

杨天勇听完判决，表情没变，甚至还对审判长点了点头。肖林笑了一下，像是解脱。柴国利腿软了，要两个法警架着才能站立。滕典东开始哭，喊“妈”。

上诉被省高院驳回。2000年11月17日，昆明北郊刑场。

七声枪响，结束了七个恶魔的生命。那天昆明下着小雨，有人说老天在哭，也有人说在洗刷这座城市的血污。

11

杨天勇案卷宗厚达两米，用三个大号档案箱装着，存放在云南省档案馆机密室。其中有三样特殊物证，单独封存在防弹玻璃柜里：

一是杨天勇的七份讯问笔录。字迹工整，逻辑清晰，提问切中要害，简直可以当审讯学范本。谁能想到，写下这些字的人，问完话就把“证人”杀了，尸体煮了喂狗。

二是从杜培武冤案中纠正过来的全套法律文书。杨天勇落网后，杜培武被无罪释放。2000年7月6日，他走出云南省第一监狱，四十一岁，头发全白，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他获得国家赔偿九万一千三百元。出狱那天他对记者说：“我这辈子，毁在1998年4月20日。但我更庆幸，真凶抓住了，不然我死都不瞑目。”

三是十九张受害者的照片。最年轻的叫王芬，二十二岁，贵州黔西县人，在昆明做“小姐”。照片上她笑得很甜，两个酒窝。卷宗记载，她被害时背包里只有一支口红、一面小镜子、一把梳子、身份证，和一块二毛钱。滕典东掐死她，只是因为“想练练手”。

此案留下太多反思：

为什么一个受过正规训练、服役三年、从警十年的警察，会成为连环杀人恶魔？审讯笔录显示，杨天勇多次提到“社会不公”、“好人吃亏”、“穿警服十年不如人家倒卖一年”。

为什么冒充军警作案那么容易得手？二十五起案件，十九起是穿着警服或军装作案，受害人无一反抗，都乖乖下车接受“检查”。杨天勇在最后一次庭审上说：“我穿警服去拦车，一百个人有九十九个乖乖下车。为什么？因为他们信这身衣服。他们信的是警察，不是我。”

为什么杀了十九人、作案二十五起，直到最后一次才被发现？警方总结时提到：团伙组织严密，反侦察意识强；选择受害人随机，无固定目标；毁尸灭迹手段彻底；冒充身份降低警觉；作案后迅速离开昆明销赃……

2010年，昆明市公安局清理历史档案，年轻民警小张看到杨天勇案卷宗，问老队长：“这人是不是心理变态？”

老队长五十六岁，参加过抓捕杨天勇的行动。他点了支烟，沉默很久才说：“是，也不是。他聪明，能干，记性好，审讯笔录比很多老刑警都规范。要是走正道，能当个好警察。可惜啊，心歪了。歪了的心，配上本事，就是大祸。”

窗外是春城常年的明媚阳光。那些血色的往事，似乎已随滇池的风飘远，散在云贵高原的群山之间。只有档案馆里发黄的卷宗，默默记录着新世纪之初，这座西南边城经历过的至暗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