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石为甲，士族为援：谭纶擘画崇仁双城的嘉靖往事

行走者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夏日的赣东大地，空气中弥漫着烽火与不安。闽粤流寇如蝗虫过境，三次踏破崇仁县界，所到之处“焚掠靡余”。这座自宋元以来便“旧本无城”的县城，此刻正如待宰的羔羊，赤裸裸地暴露在乱世的刀锋之下。

此时，一位风尘仆仆的将领正随都御史胡松疾驰在抚河沿岸。他就是刚从福建抗倭前线调任江西的谭纶，日后被誉“抗倭三杰”的军事家。马蹄声碎，他的心中却已酝酿着一套完整的"筑城固本"方略。在崇仁的宝水之滨，一场将砖石防御与地方士族力量巧妙结合的建设运动，正在这个夏日的午后悄然孕育。

烽火压境：无城之痛与历史的抉择

若要理解这场筑城运动的意义，必先感受当年崇仁面临的绝境。清代《崇仁县志》开篇便道出了这座县城的软肋：“县治当宝水之阳，宋元以前，旧本无城”。仅有的六座关门与三十余处门楼栏栅——这些弘治年间知县叶天爵所建、嘉靖初年王铎改建的简易工事，在凶悍的流寇面前形同虚设。

罗洪先在《崇仁县新安两城记》中记录下了那惨烈的一幕：“疆场不戒，闽、广寇猝入，建、抚犯崇者三，焚掠靡余”。那时的崇仁，与谭纶在《宜黄新城记》中描述的宜黄如出一辙：“寇凡五六至，众至数万。六邑之郊，焚掠且尽”。唯有临川、金溪因有城郭得免，而崇仁、宜黄等“无城者”，尽遭涂炭。

这并非孤立的地方危机，而是明代中期“南倭北虏”困局的缩影。嘉靖年间，倭寇袭扰东南沿海的同时，闽粤山区的流寇与流民武装趁机北犯，内陆州县因长期无防御工事，成为劫掠的重灾区。

历史在这个节点给出了它的选择。谭纶在《宜黄新城记》中回忆了那个关键的时刻：胡松刚到任便问“善后计"，自己当即献上“建城固本，厉兵逆战”之策。这一主张被胡松“嘉纳之”，并迅速转化为官方的决策和行动。

“檄下有司，城崇仁，城乐安，城玉山、贵溪、弋阳诸无城者”——一道檄文，拉开了覆盖赣东及赣东北的筑城运动序幕。而崇仁，正是这场运动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站。

蓝图落地：双城规制的智慧与匠心

崇仁的新城建设，远非简单的砖石堆砌。在都御史胡松的决策支持下，在知县李呈英的具体督造下，谭纶的规划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据罗洪先《崇仁县新安两城记》与清代《崇仁县志》的记载，这座县城最终建成“南北两城”，规制严谨而各具特色。北城“周围八百有三丈，高一丈有九尺，厚一丈有二尺”，设五门——南曰“近民”，取亲近百姓之意；北曰“拱极”，暗合拱卫皇权之志；东曰“东作”，西曰“西成”，均取农事顺遂的吉祥寓意；另有“通津”门临宝水，便于舟楫往来与物资转运。

南城“高厚与北城差等，周围八百有七十丈”，同样设五门，其中“登云阁”紧连学宫，“象士之升”，既显文治气象，又方便士人参与城防。可以想见，当年学子们的读书声与工匠们的号子声在此交织，奏响了一曲文治武功的交响。

这样的布局，处处体现着谭纶的军事智慧与人文关怀。他在《宜黄新城记》中详细记录的“依山傍水”选址逻辑，在崇仁同样得到了运用。北城依托宝水设防，南城呼应学宫与民居，形成“峙夹辅”的防御格局，同时又兼顾了行政、民生与文教需求。

更难得的是，工程还体现了可持续性的考量。谭纶推动“以官帑从事”，避免过度征派民力。同时，他为城门命名赋予深意，如宜黄城门“南曰陟华，华山在其南也；北曰附凤，凤山在其北也”，让百姓“顾名思义而加之意”，从情感上认同这座新城。

据《崇仁县志》载，双城“载始夏五，冬初讫工”，仅用半年便完工。耗材“以金计，几千几百”，用工“以工计，几万几千”。这样的效率，既得益于官府“公帑遄发，工吏劝能”的支持，也离不开地方力量的响应。

士族为援：编织地方网络的深意

谭纶在崇仁筑城中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深谙地方治理之道。他明白，筑城不仅需要上级决策和官府执行，更需要地方士族的鼎力支持。

这份努力，隐藏在他为崇仁两大望族所作的文献中：《寿冈黄氏四修宗谱序》与《柏崖公传》。

寿岗黄氏，即今日崇仁县许坊乡黄坊村黄氏，是当地著名的“右族”。谭纶与他们的渊源，始于姻亲——他在谱序中直言“予以姻裔居塾其门”，岳父正是黄氏族人。当时黄氏旧谱“岁久浸毁，散帙之仅存者又多蠢残漫灭”，谭纶岳父与元美公、懋贤公等族人商议重修，特意请谭纶作序。

谭纶不仅欣然应允，更在序中盛赞黄氏“敦固淳朴，有古先民遗风”，追溯其先祖“宋世有名尚德者，任兵马使，征乐安贼有功，封昭勇将军”的功绩。这份笔墨，看似是文人间的应酬，实则是与地方实力派的深度互动。

果不其然，在双城建设中，“巨室鸿胪署丞刘君森、通判黄君肇、知州刘君应明”等地方精英“先劳居多”，成为工程推进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黄氏是谭纶倚重的“财力后盾”，那么夏氏则是他树立的”德标杆”。在为崇仁城岗夏氏所撰的《柏崖公传》中，谭纶笔下的夏氏先祖夏偁（号柏崖翁），是一位“有猷为，有操守”的隐者：他“以古之豪杰自淬砺”，用“礼教维族，仁爱厚族”，连县里的士大夫都“咸敬畏焉”。

谭纶特意提到，夏氏是“先正桂洲夏公（明朝宰相夏言）之先世”，家族“代有哲人”。为何要为一位前朝隐者作传？谭纶的深意藏在文末：“予于柏崖翁之人为盖深慕之”——他要通过褒奖夏氏，为崇仁士族树立“保境安民”的榜样。

黄氏的财力支持与夏氏的道德引领，一刚一柔，共同构成了双城建设的社会根基。谭纶的高明之处，在于将“私人交游”转化为“公共协作”，让地方士族从“局外人”变成“参与者"。

双城遗泽：穿越时空的守护

嘉靖四十年建成的崇仁双城，很快便迎来了历史的考验。据谭纶《宜黄新城记》载，此后“寇且复至，使人觇知有城而止”。这座曾经“无城可守”的县城，终于拥有了庇护百姓的“宁宇”。

这份遗泽，在清代《崇仁县志》中仍清晰可见：隆庆年间，知县何邦靖重修南城；万历年间，知县陈瑛再修；天启六年，知县崔世召“大修北城”；崇祯九年，知县徐佩弦续修；入清后，顺治十四年谢允璜、乾隆二十六年石为艺仍在维护。

一河隔两岸，两城犄角伴。嘉靖年间建成的城垣，奠定了崇仁县“一河两岸、南北双城”的城市格局，这一格局历经数百年而不变，至今仍在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兴衰变迁。

当我们今天重新翻阅《崇仁县志》中“城池”一章，读着“北城周围八百有三丈，高一丈有九尺”的规制，品味着“登云阁连迩学宫”的细节；当我们重温谭纶的《宜黄新城记》《黄氏宗谱序》，体会他对筑城的坚持、对士族的期许——那些散落在史料中的文字与砖石，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串联起一段鲜活的历史。

这是一位将领的远见，一位巡抚的决断，一位知县的实干，共同在嘉靖年间的赣东大地写下的厚重一笔。砖石为甲，士族为援，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名字与故事，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照亮着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明万历崇仁县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