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地域文化精选121

谢石

第121期

延长地域文化精选第121期今日特别推出山西张九锁，延长白文峰（两篇）、卫国和、焦文栋、呼延世敏、赵景莲佳作各一篇，请大家欣赏分享！

记住黄河

文/张九锁

我从未见过比它更沉默的咆哮。

站在壶口，脚下的大地是活的。那不是水，是整座高原在崩塌，是千万吨的黄土挣脱了大地的束缚，带着亿万年积攒的愤怒与不甘，一头扎进这狭窄的石槽。声音不是听到的，是从脚底、从胸腔、从每一寸骨头缝里震出来的。水汽不是雾，是它粗重的喘息，带着土腥味，扑在脸上，凉得刺骨。那一刻，你才明白，所谓“咆哮”，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一种力量，一种能将人的魂魄都摄了去的、蛮荒而伟大的力量。它不是在发狂，而是在倾诉，迫不及待地倾诉中华民族艰难的历程和未来的责任。它只是在奔跑，在挣脱，在完成一场从雪山到海洋的宿命。

这便是黄河。它不是风景，它是大地本身。

我的目光追随着它，从这雷霆万钧的壶口，逆流而上，去追寻它最初的模样。我想象着，在巴颜喀拉山的北麓，那该是怎样一泓清泉？它从皑皑的雪线之下渗出，清澈、胆怯，像初生的婴儿，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敬畏。它汇聚着冰川的眼泪，携着草甸的芬芳，在嶙峋的乱石间小心翼翼地探路。那时的它，还叫不出“黄河”的名字，它只是一条普通的溪流，是千万条汇入大海的溪流中，最不起眼的一条。

然而，当它一头撞进黄土高原的怀抱，命运便就此改写。它不再是那个清澈的少女，它开始吞噬，也开始被吞噬。它贪婪地吮吸着高原的血液，那松软、那肥沃而又脆弱的黄土。每一道山梁的冲刷，每一次暴雨的洗礼，都将大地的颜色、大地的骨血，全融进自己的身体。它变得浑浊，变得沉重，也变得无比强大。它用这身沉重的铠甲，劈开群山，切割出晋陕大峡谷，在地图上刻下那个苍劲有力的“几”字。那不是一个优美的弧度，那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挣扎、在挣扎中前行的脊梁。

于是，它流到了我的脚下，流到了临汾大宁这片土地上。这里的每一粒尘土，都来自它的馈赠；这里的每一口窑洞，都依着它的山势。它不再遥远，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血脉里奔流的、无声的基因。

我曾多少次独自坐在马斗关大桥上。夕阳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将天空和河水一同点燃。整条河都成了熔化的金水，翻滚着，流淌着，没有尽头。远处的山峦被镀上了一层悲壮的紫边，近处的树叶在风中瑟瑟作响，像是在低语，又像是在呜咽。一个远古的仙女从金色的光晕里缓缓走来，她的身影接天连地，从古到今，像一幅优美的水墨画。他没有唱歌，没有舞蹈，只是默默地走着，仿佛她在证明，证明只有她，才是大河的主人。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马斗关的黄河仙子祠和芝麻滩的出土石器。

那座悬于黄沙石峇上的小小庙宇，供奉着一位名叫曹仙媪的女子。传说她本是陕西宜川的普通姑娘，因反抗命运的摆布，携侄女逃亡至此，最终在黄河边坐化成仙。人们说，她是女娲之女，曾在芝麻滩助母造人，后被玉皇大帝封为“黄河之主”。

我望着眼前这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忽然觉得，那仙子祠并非虚妄。它不像一座庙，更像大地为自己立起的一座灯塔，一个温柔的注脚。当黄河以雷霆万钧之力劈开群山时，是她，以女性的柔韧，为这咆哮的巨流注入了一丝悲悯与守护。她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祇，她是每一个在河边生活、挣扎、祈盼的普通人的化身。她反抗包办婚姻，是反抗不公；她携侄女逃亡，是守护亲情；她最终坐化河畔，是将自己的生命与这条河融为一体，成为它的魂魄。

她让这条充满丰富内容的大河，有了可以被倾诉、可以被祈求的温度。她告诉我们，即便在最蛮荒的力量面前，人性的光辉也从未熄灭。

所以，记住黄河，不只是记住它浑浊的波涛和咆哮的浪声。

记住它，是记住那来自高原的、带着体温的泥土；是记住它在壶口那粉身碎骨的决绝；是记住乾坤湾那冷静从容的自然个性；更是记住马斗关半山石峇里，那自古至今，受人香火的黄河水仙。

她不是传说，她是这条河的灵魂。她让黄河在奔腾的宿命之外，多了一份守护的温柔，一份属于人的、可以触摸的信仰。

回望那条在星光下静静流淌的巨河，它仿佛一条沉睡的巨龙，呼吸均匀，梦呓深沉。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它依旧会带着满身的泥沙，义无反顾地向南奔去。

而我们，也将带着这条河，和那位坐在石崖上凝望千年的仙子，继续我们的人生。因为，记住它，便是记住了我们的根脉，记住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图文选自 2026年3月24日 《大河昕韵》）

遥望“起家井”

文/白文峰

“起家井”离“延一井”不远，“延一井”在山脚下，“起家井”在半山坡上,相距200米开外。这两口油井都在延河边上，都有着特殊的身份，“延一井”顶着一项“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的桂冠，“起家井”则开启了延长石油甚至是中国石油一个新的时代。早些年，它们还能相互望见，井场上的工人抡起胳膊吆喝一句，一高一低，呼应间就完成了一次交流。如今，“延一井”还在，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起来，“起家井”则不见了踪迹，井址周围挤满了民居，最初的那种空旷与高远，都随着一次次日出日落而远去了。

一

1907年“延一井”打成，此后一百多年间，无数油井像贫瘠土地上倔强的丛林，生长于陕北的山梁沟峁，渐成气候，成为黄土高原上一道特有的风景。一口油井打成，如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就会有一个名字与其一生相随。在某某井泵油，在某某井检修，由某某井赶往某某井……油田生产中，大伙依靠这些油井的名字确定方位、传递信息，时间一长，就烂记于心。一口油井与一个名字对应，叫出来，眼前便浮现着一幅画面，脑海里就映射出特有的形象，伴随其间的也有几分亲切。油田靠油井发展，工人靠油井吃饭，企业前景、职工未来，全都与这些油井息息相扣，那种亲切自然是发乎内心，由衷而来。

在七里村油田，“延”字号油井并不多，至今也就200口左右，一百多年了，油井名称的变换彰显着开发区域的不断扩大，“延”字打头的虽然少，辈分却最高。中国人注重长幼尊卑，辈分排列一丝不乱，一代一代的人一听名字就能分辨出老小长幼，同辈人名字中肯定要沿用一个相同的字，叫起来一拨归一拨。延伸到油井，将“延”字号油井罗列出来，一个个鼎鼎有名，几乎都是中国油井堆里的祖父辈，牵扯着许多曲折隐约的往事。由日本人打成的“延一井”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延”代表地域，说明这口油井位于延长；“一”则是它的排行，表明老大的身份，作为延长石油厂的开山之井，它的打成与出油结束了中国陆上不产石油的历史，在中国石油史上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1940年“起家井”打成，这口油井在“延一井”后排到十九，因此正式名字叫延19井。纵观延长石油百余年，有过昵称的油井只能数出这一口。为什么偏偏延19井多了一个昵称？按说，“延一井”也有一个“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的叫法，但那不是昵称，是官方正式授予的名讳，缺少了昵称的地气、平和与亲切。一个被官方所推崇，引得八方膜拜；一个在民间被敬重，故有“起家”的说法。

文化沉淀于历史，历史承载着文化。延19井被人们称为“起家井”而一直念叨不忘，里面自有它的文化渊源。几十年过去，“起家井”早已成为延长石油历史长河中一个醒目的文化符号，带着时代的烙印，彰显着延长石油文化的深刻内涵。

二

延长石油厂成立于晚清末年，时逢乱世，发展十分缓慢。“延一井”出油后，产量不高，油质却甚好，加工的灯油烟微光白，能敌美产，一时反响很大。官方遂投入大量资金在“延一井”周边继续开发，但情形并不乐观，所打新井不是无油就是产水。1935年5月，刘志丹带领陕北红军解放了油厂，期间国共两军拉锯战不断，几年间生产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同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各项工作急需用油。1936年7月，油料告罄，党中央与国际电讯联系中断，情急之下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台洋油已尽，请立即购运，否则通讯将停止。”当时中国背着贫油的帽子，起步不久的石油工业又长期徘徊不前，用油完全依赖进口，所以才有了“洋油”这个叫法。1937年卢沟桥事变，入侵中国的日寇封锁了海上贸易，包括洋油在内的许多物资进不到内地，国内用油到了一滴油一滴血的地步。这种形势下，开发石油的重大意义日益彰显。这段时期内，延长石油厂作为苏区的重点企业一度发展很快，国民党也在甘肃开发了玉门油田，缓解了内地用油的窘迫之势。

为打破日本人疯狂的经济封锁，共产党官兵勒紧裤带，在延安开始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抽空开辟了一片菜园，周恩来坐下来摇起了纺车，延安城里生气勃勃，物资匮乏缺吃少穿的年代，却是共产党人精气神最旺的时期。油厂也不例外，中共西北办事处经济部部长毛泽明对油厂格外重视，就是在他的协调下很快恢复了生产。这时，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油厂职工已近百人，抗战爆发后投奔边区的知识分子及长征带过来的一批干部参与生产与管理，给油厂注入了新生力量。其中有一个叫陈振夏的上海人，后来成了油厂厂长，再后来又成了闻名全国的劳模，1944年的边区劳模表彰会上，毛泽东为他挥毫题词“埋头苦干”，以资嘉奖。官兵一致，全民参与的气氛感染着油厂职工，快乐的人们向往着美好，并为美好而忘我劳动。油厂职工不等不靠自谋出路，想方设法抓紧生产。当时原油月产不足五吨，没油就没钱，没钱就不能生产更多的油，只有打新井找油才是出路。1938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油厂仅有的两部钻机也在国共高层人士的协调下调往甘肃支援玉门油田开发，打新井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钻机。除延长东厂、西厂外，百公里外的永坪也有一个基地，一些钻机零部件散落其间。几个月后，在陈振夏的张罗下，钢管、钢丝绳、钻头、钻杆等零部件集中到了延长，工人们总算拼凑成了一套还算完整的打井设备。没钢材就用木材，钻机除井架四根角柱用钢管固定外，其余都由木材代替，整个蒸汽机底座也由一块完整的木料制成。

要打新井了，对于瘫痪已久的油厂职工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大伙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砍伐木材、修桥开路。经费入不敷出，只能向上级领取，边区财政同样捉襟见肘，为解决油荒还是想方设法尽力解决。油厂会计时常往返于延长与延安的山道上，有时还得厂长亲自出马，辗转一两个星期，在边区后勤部门口一蹲就是半晌，请求拨款。

资金解决了，井位又成了一个问题。全厂没一个学地质的技术员，更谈不上仪器测量，科学分析，井口具体开在哪里全凭经验而定。此前，打新井时断时续，有的不出油，有的出了水，连连失望让大伙对即将开钻的新井充满期待又忧虑满腹。据一些老工人回忆，之前曾请一位矿师定过一口井位，一直未打，这次就从这里开钻吧，胜算总能大些。这样打井似乎不严谨，但也无法，那种状况下只能将就为之，由天而定。庆幸的是，冥冥之中带来好运，“起家井”就这样诞生了。油厂起死回生，再度崛起。

三

第一次见到“起家井”这个名字，让人倍生好感又略带神秘，浮想联翩之际好想一探究竟。中国农耕几千年，说到“起家”二字会联想到慈祥沉默的父亲或壮实耐劳的大哥，目光和善，笑容亲切。出于职业关系，有关它的资料时常引起我的兴趣，但总是那么少，匆匆几笔。2009年参与中国油气田开发志编纂，收集资料时跑了玉门大庆等油田，采访了不少延长石油的专家前辈，谈及“起家井”大都情绪激动，然知之甚少。我最关心的是这口油井还在吗?井位在哪里?打井用了多长时间?但它不在了，神秘消失了，连井址也没有给后人留下确切的位置，薄薄的档案里只装着一个大致的概念，不到二十字的一句话：“在延一井西北面的小山坡上，相距220米。”轻描淡写间，细分析，却足见其地位。为什么？在永久保存的档案里，能以延油鼻祖“延一井”为坐标来判断方位，分量之重，可见一斑。也许是不经意的，不经意却往往最真实最可贵。

除了这些，它总算留下来一张照片，让后人从那些打井工人的神态上去想象它的模样。黑白照片，数见人头的近30人，有的戴红军军帽，有的穿老农棉袄；有的光头无发，有的长发分头；有的五六十岁，有的十七八九。从衣着看，有农民、有战士也有知识分子。衣着气质各不相同，农民的质朴、士兵的坚韧、知识分子的儒雅，这些都决定了它的气质与神韵，它注定要付出，注定让人倍感亲切。它一完成使命便跳出人们的视野，不愿接受参观与敬仰，腾身挪位，让那块土地去承接一棵树或几株庄稼——其实它更睿智，这样才永远活着，这样才长久地立于天地日月之间。

1940年春暖花开之际，停了几年的汽笛再次响起，大伙将自制的木质钻机抬上山坡，边区解放后的第一口油井终于开钻了。只是春天，具体某月某日已无从查考，但那一天肯定蓝天丽日，春风浩荡。为了纪念那个日子，开钻前，几十号人在井场上簇拥着陈振夏，或坐或立，聚集在自制的木钻机前，留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合影。一张照片留下一个时代，留下一段岁月，应了那句话——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延19井打成后，初日产油1600公斤，这产量在那会几乎是油厂所有油井日产量的总和。据资料记载，油厂1939年产油57吨，1940年产油63吨，1941年产油199吨，“起家井”出油后产量翻了两番多。它带来的好运远没有停止，1942年一个小小的回旋之后，1943年又达到1279吨。按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油厂规模，这真是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数字。当然，这产量不单单全凭“起家井”，但“起家”，却全在这一口井上。

人们期盼油厂重振旗鼓，心劲都往一处使，凝聚力空前高涨，边区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又给油厂注入新的动力，内力外力交汇一处，“起家井”借势而起。一口“起家井”，经历了那个热情洋溢的年代，站在了“延一井”的身边，遇见了一群快乐劳动的人们，“起家井”的横空出世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家起得何等气派，一扫30年层层积攒下的颓废之气，里程碑式地将延长石油带进了一个新时代。油厂依靠“起家井”积累资本，从头起步，再度兴盛，成为几十年后延长石油“重振雄风、再创辉煌”一个激越的前奏。

用“起家井”赚的钱再投入生产，扩大规模。七1井位于延长城西的七里村，1943年加深时发生井喷，十几米高的油柱一连喷了9天，初日产油96.3吨，成为延长油田史上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至今没有望其项背者。这口油井奠定了七里村的油田地位，之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油厂重心逐步向西边的七里村倾斜，“七里村”作为“延长”一个重要的外延部分，二者水乳交融，血脉贯通，互相渗透，终成一体。在“起家井”的激发下，延长石油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油厂的规模终于扩大了。

七里村出油后几乎油满为患，周边能装油的容器几乎都用来装油，大盆小罐，牙缸脸盆，炼油厂白天黑夜连续加工，还是炼不完源源送来的原油。一时间，延长城内车水马龙，挤满了贩油的商旅，因为石油，周边的财富滚滚不断涌向延长。边区发行的纸币上，也印着油厂的图案，这绝对是一项不小的殊荣，“起家井”奠定了油厂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支柱的重要地位。

阎锡山坐镇山西几十年，富甲一方，就连他也派人东渡黄河，用边区紧缺的枪支弹药、药品棉布交换油品。油厂职工抓紧生产，汽油、煤油、擦枪油、油墨等等，这些产品凝聚着油厂职工的汗水和心血，与交换来的物资一并送往抗日的前线后方。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延长石油传奇般地保障了边区政府的物资供应，支援了抗战，支援了革命，“起家井”促使油厂获得了“功臣油矿”的称誉。

1944年5月，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因为油厂的特殊贡献，带领职工大搞生产的陈振夏厂长获得了毛泽东“埋头苦干”的题词嘉奖。“起家井”起家，不仅扩大了规模，促进了发展，同时也从精神内涵上开启了新篇，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积极乐观、无私奉献，都凝聚在四个字的题词里，一代一代弘扬传承，“埋头苦干”逐渐发展成为延长石油的企业精神。如果说陈振夏是无数创业前辈中的一个光辉典范，那么“起家井”便是诸多油井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时光不复存在，记忆便是文化，“埋头苦干”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同出一辙。抛开油井本身这个具体的物件，“起家井”作为延长石油一个特殊阶段的精神产物，促成了延长石油企业精神与企业文化的形成。

好运也许就是这么“起”出来的。今天，一百多年前的那个采炼小作坊，在“起家井”的滋润下一路向前，跻身千万吨级大油田、成为陕西企业老头、并肩中国四大石油集团、挺进世界企业五百强……在特低渗的地质条件下，“起”出来一个千万吨大油田的奇迹，延长石油的做大做强，更加凸显和证实了“起家井”的重要意义。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即使没有“起家井”，也会有其它油井站出来推动油厂发展，但历史不容选择，历史把这个使命安放在了“起家井”的身上。

四

延长石油厂，中国最早的石油企业，自“延一井”出油后便有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基业。中国早期的石油勘探者们，满怀信心地奔波往返于黄土高原，一次次都想把这份家业发扬光大，无奈特低渗的地质状况，一次次考验着他们的耐力与智慧。付出没有白费，心血总有回报，陆相生油理论上的突破为延长石油的壮大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

“延一井”打成后日本人又连打了几口井，出油状况不甚理想，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打道回府。之后美国人连续多次勘探，匆匆得出一个中国贫油的结论，灰溜溜地走人。民国政府成立陕北石油勘探所，几经周折运回德国钻机，终于打出石油，但产量一直低迷不上。延安不愧是中国革命圣地，真的是一块成就共产党的地方，最终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成了起死回生的“起家井”。正当油厂处于低谷的时候，这个家起得正在节骨眼上，这是油厂的幸运，也是中国革命的幸运，为油厂起的可谓“大家”，局部范围内也为中国革命起了一次“小家”。延长的石油不仅点亮了枣园的油灯，也为新中国的黎明描上一抹曙光。时代前进，油厂发展，“起家井”也有了新的文化内涵。中国有句古话叫创业容易守业难，回顾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起家井”的含义发展着变化着升华着。这口完全由中国人采用自己的技术与力量打成的第一口油井，凝聚着民族的勤劳与智慧，凝聚着延长石油的自豪与奉献，比“延一井”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精神内涵也更加丰富厚重，情感上也更加温暖亲近。

我渴望那个纯真的激情年代，渴望拥有“起家井”所承载的热爱劳动、忘我投入、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渴望体验“起家井”所营造的团结协作、不计得失、快乐工作的文化氛围。它所蕴含的那种无形的财富，让我能找寻到自我，我付出了，我奉献了，所以我快乐。

“起家井”叫得久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昵称，却不知道延19井就是“起家井”，不过这个问题 无关 紧要。这个非专业亦非官方的称呼，显示了草根民众 的 心愿，尊重与敬爱源自胸怀与付出。每口油井都有一个名字，都有一个对应的坐标位置，岁月久远，战火硝烟，许多油井消失了，但它们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它们在黑暗的地底下走过一遭，它们在阳光下吱呀呀地歌唱过，即使消失了，也以文化的形态存在于人们内心，一旦想起便给人以慰藉与温暖。

精神赋予油井生命，油井因精神而永生。隐形于大地和岁月的深处的“起家井”，无形却具有了文化的形态和意味，不再是一个简单具体的存在，它贯穿于延长石油的发展历程，成为企业人文精神的象征造型，或高大伟岸，或简陋低小，任你回味想象。

不知是谁第一次叫出了“起家井”，但肯定有这么一个人，一时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口。也许是一位采油工吊油时，见到汩汩油流，灵机一动，油然而生，这是单独的个人心思；也许是一群人围着油灯挤坐一起，由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说中引出，这是众人的集体智慧；也许是某位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情绪到位，手臂一挥，脱口而出，这是刹那间的灵感闪现；也许是某位文职人员起草一份报告，不断推敲，来回琢磨，终于想出，这是反复思考的结晶。总之，个人也罢集体也罢，瞬间闪现也罢酝酿好久也罢，他或他们都可算作功臣，在延长石油的历史上成就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

发乎内心，顺应民情，风来旗动，自然而然——文化就是这样产生的。在特别强调文化功能的今天，文化却掺杂着过多的人为因素，裹着一层粉饰的外衣，看看“起家井”，来得多么自然而富含生机。

遥望起家井，一个“遥”字，蕴涵深情，道出沧桑。

（图文选自 2016年1月18日《油脉》）

　　

我们一起吃春天 • 这群吃草的人

文/白文峰

一群爱吃草的人，为吃一顿草而聚在一起，还美美地谓之曰：“我们一起吃春天”。

蔬菜的祖先是草，蔬菜也是一种草。有些草虽然不是蔬菜，却有一个桀骜不驯的菜名：野菜。谁说我不是菜，我只是野一点，不屑于被人们种养罢了，自由自在地长在田野山岗。

春风还凉嗖嗖的时候，蔬菜还在大棚里捂着，野菜就唰唰唰地长起来。荠荠菜、小蒜、白蒿、蒲公英，目不暇接地报告着田野上的消息，诱惑着那些爱吃草的人。

我属马，典型的食草动物，春天的山野就是我的菜园子。我在山野上狂奔，恨不得将目之所及的那些能吃的草，一棵不剩地都采回去。

今天，一起吃草，也就是一起吃春天的人聚在了一起。很巧，撞上了谷雨。

吃草的人到齐，第一件事是备茶。今年刚炒制的茵陈茶被沸水一泡，茶汤清绿，草香隐隐，说是能养肝，恰是为这顿“吃春天”的“闹一瓶”打底。

两壶茶罢，围坐圆桌，春日美味次第摆上。第一道“春天”是凉拌蒲公英。

焯水后的蒲公英褪去青涩，淋上香油、陈醋，再撒一把蒜末，翠绿的菜叶裹着淡淡的药香，入口先是微苦，随后是绵长的鲜醇。老辈人说，蒲公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清热解毒，健脾开胃，吃的是春味，也是养生。

这时酒早打开了，该换泡蒲公英茶了，清爽养生，为“闹一瓶”添了一份雅致。

紧接着上桌的两道“春天”是两盘热气腾腾的“擦擦”。

茵陈擦擦是最美味的春日馈赠，蘸上蒜泥醋汁，软嫩中带着草木清香，咬一口满是养肝的温润。榆钱擦擦则是树上的春天，口感绵密，带着淡淡的甜香，像是把整个春日暖阳，都嚼碎咽进了胃里。

地上的蒲公英、茵陈是春的地气，树上的榆钱是春的天光。一盘盘“春天”配着醇酒，大家推杯换盏，谈笑风生。酒入喉，“春天”入口，更像是一场与春天的游戏：我们吃着“春天”，也拥抱着春天；我们嚼着“春天“，也与士地、节气达成了最深的默契。

窗外春风荡漾，桌上杯盏相碰，笑声与谈笑交织。所谓“吃春天”，吃的不仅是野菜的鲜香，也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友情的赞美，更是“洧水家人”相聚的温情。

有一首歌唱到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吃过了春天，我这样回答：春天在吃货们的肚子里！

送走吃草的人，在群里见北京的伦哥也在吃草：

“人一辈子，饮食习惯可真难改呀。

当孙子的时候，家在陕北黄土高原的乡村。春天来了，青黄不接，野菜便是重要补充。村里许多家庭靠野菜拌粗粮制作菜窝窝、菜糊糊度过春荒‌‌。

如今，野菜已不再是充饥之物，乡村的炊烟越来越瘦，故乡越来越远，但吃野菜并没有被岁月风干，每年到春季，都喜欢弄些野菜吃，好像春天吃野菜是和儿时自己重逢似的。

今日谷雨节气，早上起来坐公交车到京郊农贸市场，买了些苜蓿、茵陈、蒲公英，10点来的返回家，进行摘拣和清洗，然后蒸、炝、拌，中午就吃上了。

春光野菜香，舌暖心更畅。野菜之香，自然之美。三种独特的口感和香气，仿佛在品尝大自然的馈赠。”

我立即回应伦哥：这群吃草的人！

（图文选自 2026年4月20日 《洧水岸边》）

母亲的艰辛

文/卫国和

慈母张秀英，一生坎坷，命途多舛。幼年丧母，身为四姊妹中的大姐，她还没来得及在爹娘怀里撒一次娇，便早早扛起了“长姐如母”的重担。灶台烟火、弟妹啼哭、外公疲惫的身影，拼凑起她本该无忧无虑却满是辛酸的童年。她学着生火做饭、缝补浆洗、照料弟妹，稚嫩的肩膀尚不宽阔，却扛下了不属于那个年纪的沉重与风霜，把苦悄悄咽进心里，把暖悉数留给家人。

慈母姓张名秀英，生身之地岭于村。

幼年丧母失娘亲，弱小身躯负艰辛。

成年嫁入何家村，生活压力未减轻。

夫君身临公家门，家庭重担独自撑。

上侍公婆奉双亲，抚儿育女操碎心。

遍尝人间千般苦，温暖悉数留亲人。

（一）简朴的“衣着”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外婆早逝，让本就拮据的五口之家雪上加霜。“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可没娘的孩子，只能靠自己一双手，撑起冷暖四季。为让家人春有单、夏有衫、秋有袍、冬有棉，鞋袜合脚保温暖，衣着整洁人前站，母亲领着两个妹妹，学做各种针线活，纺线、织布、缝衣、纳鞋，保障了一家人的四季冷暖。

在娘家，她操持全家生计；嫁入婆家，日子并没有轻松多少。丈夫在外工作，上有公婆需侍奉，下有子女要抚养。合作化时期，上工抓得很紧，每个劳动日挣八分工，且不能无故误工，不敢耽误片刻，针线活只能挤在夜里。纳鞋底、缝鞋帮还能带到地头，待歇息时抽空做会儿，像纺线、织布、缝衣等活计，只能起早贪黑、没明没夜地加班加点赶制。

母亲把毕生心力都给了每位家人，唯独忘了自己。即使在那物资匮乏的年月里，我们姊妹几个几乎没穿过打补丁的衣裳，外衣多是供销社买的花贡呢、卡叽布做的，土布只做棉衣里子或衬衣，一年四季穿得整整齐齐、体体面面。我上小学时，曾因穿花布棉袄被同学讥笑嘲讽，母亲连夜为我改做了一件素净的纯色棉衣，灯下的身影，至今刻在心底。她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自己却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一套卡叽布衣裳，便是她最体面的出门行头，一辈子没添置过几件新衣裳。

双儿对女婆婆娘，七口之家费衣裳。

娘家弟妹挂心上，冷暖饥饱常思量。

自身节俭省衣衫，甘愿家人争体面。

卡叽制服不曾换，一年四季轮回穿。

收支失衡维系难，娘家婆家护周全。

唯苦自身受可怜，终身未曾新衣添。

（二）清贫的“饮食”

母亲一生，只求食能饱腹、衣可遮体。一日两餐，早上是玉米面、糜子面团子（发糕），晚上多是豆子面（豆类掺点小麦磨的面）和面。虽不曾挨饿，却也没吃过几顿好饭。只有在亲戚临门、干部派饭时，才舍得蒸白面馍、压白面饸饹。食用油更是金贵，全家一年不过一两斤，装在玻璃酒瓶里，省着用。平日里多以鸡油、羊油、碎杏仁代油，很少炒菜，陕北腌酸菜、干盐菜，便是常年的下饭菜。

母亲是很会过光景的贤妻良母。家里虽非大富，却也算殷实，曾被划定为富裕中农成分，粮食从未断过，每天吃一顿细粮也能接得上季。可她总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周一辈子穷。”精打细算、粗细搭配，把一家烟火安排得妥妥帖帖。她对自己极尽节俭，待人却格外大方。记得有一年的七月十五，队里杀了只羊，我们家分得了四两羊肉、一点羊油，恰逢干部派饭到我家。母亲在自留地里拔了几个萝卜，蒸了一锅羊肉包子，尽数招待干部，我们几个孩子每人还吃了一个，而她自己却一口都没尝到。我们不解地埋怨她，她却深情地说：“你爸也是干部，咱对人家好点，你爸在外也少受点苦。”

父亲有两位远房姑姑，嫁在同一个村子里，因家中孩子多、常闹粮荒，每到二三月青黄不接时就来我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甚至更长。她们总说：“只有在你们家，才不用饿肚子。”母亲从不嫌弃，倾其所有相待。而她自己即便病入膏肓、生命将尽时，仍吃着杂粮团子、豆子面，舍不得净吃白面。母亲去世后，家里小麦、玉米、豆类、谷子、糜子等各种存粮都有，样样齐全。

精心筹划细盘算，粗茶淡饭供三餐。

早餐团子熬稀饭，晚餐通常和杂面。

饭菜难见油腥点，两瓶菜油管全年。

身体抱恙仍节俭，不舍烹饪可口饭。

亲戚六人到门前，半月二十不嫌烦。

干部下乡吃派饭，尽其所有和盘端。

存粮丰盈品种全，囤满只为防灾年。

终生未尝珍馐馔，含辛茹苦不堪言。

（三）揪心的“住宅”

我们家的居住条件，在村里是最差的，再没有比我家更破旧的窑洞。母亲用尽一生想改善这窘迫，却次次落空，直到生命尽头，都蜷缩在残败的旧窑里，含恨而终，死不瞑目。

曾记得，祖辈留下三院地方：洞洞院四孔靠山土窑，已坍塌废弃，只放着奶奶的棺木寿材；下院五孔泥基接口土窑洞，外面看接口齐整，门窗旧些但仍在“坚守”还算端正，但开门进屋，窑顶已塌得窟窿眼叽，根本不能住人，只能存放杂物；我们常住的老宅，属独院，坐北向南，一线三孔窑洞，泥基接口，院子很大，龙门、院墙齐全，当年也算气派。爷爷去世后，父亲在外工作，家中只有奶奶和母亲两个女人，我们姊妹尚小，无力修缮。不过几年，窑洞接连坍塌，接口全毁，只能把门窗往里挪，勉强住在半截深的窑洞里。

为了全家能有安稳住处，母亲雇人铲平院东土台，准备打两孔新窑。雇用高家河老杨，推着土车子，吱吱扭扭一天也倒不了多少土，持续数月才整平窑基。1969年，文革时期，父亲在安河公社任革委会主任，被造反派以他是“当权派”为由，拉到街上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游行、批斗，无法正常工作，机关受到冲击处于瘫痪状态，无奈只能回乡躲避，期间亲自操镢弄锨，挖土打窑。数月辛劳，窑洞打成，全家欢喜，可因土质松软，裂缝遍布，成了危窑。后来又雇河南匠人，在村南崾岘口动工，挖了个“冂”型窑基，可打六孔窑洞，耗资费力，但终因土质太差再次废弃。自此，母亲病情日重，再无力提及修房之事，在破窑里熬完了短暂的一生。

衣食将就住房险，窑塌房破受艰难。

一家老少住其间，提心吊胆心难安。

雇人取土窑基奠，欲打新窑建新院。

数月劳累功绩现，崭新窑洞在眼前。

屋漏偏遇阴雨天，土质松软裂纹显。

屡屡投资打水漂，含恨瞑目赴黄泉。

（四）煎熬的“出行”

严重的晕车，让母亲的出行受尽折磨。汽车、架子车、自行车，凡车必晕，唯有骑驴骑马尚可承受；短途路，她宁肯步行，也不愿坐车。短短几分钟的车程，都能让她吐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那时她因病，要去七十里外的延长县医院看病。每次都和延买妈妈结伴，步行二十里到张家滩，再乘车去县城，借宿在亲戚家，次日看完病原路返回。一趟折腾，回家总要躺两天才能缓过劲来。为避开晕车之苦，母亲一生极少出门，亲戚的婚丧嫁娶，多是步行前往；远路的只能骑驴代步。她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延长县城。

短暂人生几十年，酸甜苦辣都尝遍。

省吃俭用不畏难，出行乘车苦难言。

病魔缠身不舒坦，隔三差五去医院。

路途遥远步行难，七十里路受熬煎。

求医问药县医院，昏睡两日方复原。

一生受尽出行苦，终身只莅延长县。

（五）艰难的“人生”

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受苦受累的一生。多舛的命运，压得她喘不过气：生活的窘迫、居住的艰难、病痛的折磨、精神的重压，让她苦不堪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小病靠赤脚医生，疑难病只能听信游医忽悠。母亲浑身不适，却查不清病根，这个说胃溃疡，那个说肺结核，胃舒平、地霉素乱吃一通。打了不计其数的“青霉素”“链霉素”注射液，都是她自己动手打的。更有荒唐的游医，让她把鸡蛋煮熟泡在自己尿液里，第二天再吃，连吃一月治病。母亲为求活命，忍辱照做，不仅无效，还耽误了病情。

1973年，父亲调往雷赤公社，雷赤地段医院调来扬州一名医生，叫陈宏如，很有名气，只要经他确诊的病人，无论走到县里、市里，甚至省里的大医院也不会有变。父亲就带母亲找他检查，结果诊断为宫颈癌晚期，已无回天之力，只能保守治疗，吃点药减轻病痛。母亲在不知情中，顽强与病魔抗争了半年多，最终撒手人寰，年仅43岁。她走了，离开了这个让她尝尽辛酸、却又满心牵挂的人间。

如今，回味母亲一生，泪眼婆娑，心中五味杂陈，刀绞般疼痛。我常常想，若母亲生在今日，有好医疗、好生活，定不会受那么多苦，更不会被病痛夺走年轻的生命。

惟愿母亲在天堂：无病无灾、无饥无寒、有屋可居、有衣可穿、有饭可食，安享清闲；惟愿她护佑子孙后代，

千秋安康，平安顺遂 ！

坎坷一生步履维艰，千辛万苦命运多舛。

人间苦难悉数尝遍，唯独不曾乐享轻闲。

少年丧母心灵摧残，中年不幸身罹疾患。

食能饱腹衣尚保暖，怎耐住宅破败不堪。

斥资劳神竭力改善，土质不佳终成梦幻。

屡建屡败受尽磨难，心力交瘁乏力再建。

病入膏肓窝居残垣，抱病含恨命丧黄泉。

忆母一生涕泪涟涟，未曾享福受尽艰难。

魂归安灵永离病灾，护佑子孙福寿长安！

亲爱的母亲，今天您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十二年了，儿子好想您啊，妈妈！

2026.4.12.于西安

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乱

文/焦文栋

清朝同治年间（公元1862年——1874年）六岁的载淳继位尊其母慈禧为太后，1875年二十几岁的同治帝驾崩,又立五岁的载湉（慈禧孙）为帝。实际为慈禧摄政。朝庭里就演出儿戏一般的西洋景，国家岂能安定。

先在云南等地，后以陕甘为主爆发了历时十六年，波及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等省的回乱。这次起义造成空前的民族仇恨对立，大大影响了清朝统治的稳固，给战争所涉及地区人口的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给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各方也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在《腾越回民檄文》中说：“掠我财物、霸占我土地，觊觎我家室”道出了回汉之争的根本原因。云南临安的恶霸争夺回民开采的工矿。一八五六年冯凌汉率众回民与之抗争，官方将其招入昆明城内，发出“格杀勿论”的命令。由巡抚舒兴阿密令各州府县“聚团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昆明的屠杀及巡抚的密令很快传遍全国。引起马金保、蓝平贵在姚州、杜文秀在蒙化、马复初在新兴、马如龙在建水、徐元吉在澄江、马名魁在丘北、马凌初在昆阳相继起兵。

一八五八年、贵洲普安厅的大坡回民，在张凌初、马河图的领导下反抗清军，进占了亦资孔城，提出“打富济贫”的号召，起义很快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护，先后有二十二个寨子数千各族人民响应。

四川会理一八五九年马荣先领导起义，很快与云南的桂亟富、李彦清会合，一八六0年两支起义军势如破竹地挺进到会理附近。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陕甘地区回汉关系本就相当紧张。由于汉民族人数众多，在处理回汉之争时，清朝官员有意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折皆抑压回民”。类似情况增加了回回仇恨汉人的心理。1862年4月，陕西华州的 “砍竹事件”导致回汉公开争斗、正式举起反清义旗。华州知府在处理回汉诉讼时公然说回民“勾通长毛谋反”，“打死一回、则少一贼”，在陕西回民中，激起了不可遏制的愤怒。谓南的任武号召数千回民联系太平军陈得才，一起攻进县城、杀死县官攻下华州。陕西反清军以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渭南的仓头镇为据点迅速向四周发展。

陕西的回民反清军与太平军、捻军、蓝大顺军活动有密切联系。陕西回民反清军在壮大的时候，曾建立十八大营之多，好几十万人。其领袖人物马生彦、马振和、杨文治、白彦虎等不少人都是阿訇，在回民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回民反清军中某些头目，不能把汉族上层人物与劳动人民加以区分，使不少汉人遭受了本可避免的灾害。

在逐渐兴升的回汉斗争中，西北地区形成了以金积堡为中心，马化龙领导的宁夏陇东地区；以河洲（临夏）为中心马占鳌领导的陇南根据地，以西宁为中心先是马文义，后是马桂源、马本源领导的青海根据地，在肃州（酒泉）一带以马文禄为领导的根据地四个反清中心。另外新疆还有回回索焕章，妥明与维吾尔族布格聂丁为首的反清势力，渐次显现。这些义军，所到之处，大肆杀戮，无一幸免。远处的戕伤，咱无据以理，就陕北一带乡野间的传说，足以说明这场战争的残酷性。

按时间推算，回民起义的年代至笔者记事时，不足百年，至今也才一百五六十年时间，也就是五六代六七代人的事。据老辈人口口相传，在我高祖手上，有弟兄四人，老大和老三被起义回民逮住连同碾子河以及石见村的老老少少杀在碾子河村石见渠河槽石磕上。老四被吓傻了，疯疯癫癫衣不遮体，一生未娶。老二（我的高祖）得幸逃脱、漂至山西大宁地界，以揽工为生，战事平息后，恋携一河津李氏女子回到延长，村里再无一人返回。老年人说：“石见渠崖窑被破了以后，杀的人真是堆山圪塄，血流成河。血水顺着碾子河向南流去，几天以后，暖泉窑子沟口河水还有红色。我的高祖之辈的坟墓与上几辈中间隔了几十米距离，有人说是阴阳先生有意空开的，有的说上几辈人杀完，没了下落，无以继葬。碾子河到世纪之交才从焦村移下来三个叔伯弟兄。到红军共产党闹革命阶段，又从上头绥德移民来任、马氏两家打短工、安伙子。

我的外家是延长县交口镇郭家塬村。听村里老人说，郭家塬郭氏家族最早也是从山西老槐树底下来的。先年住在七里村镇西河子沟。那时郭家曾出了一个郭总兵，郭氏后人在西河子沟为其立有戴帽碑。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学历不够或级别不到是不能树戴帽碑的。改革开放以后，大兴下海经商之风，曾有西河子沟王氏弟兄几人在村里修建一座王府花园，施工期间，曾挖出石羊、石马、石人、石碑，大多遗弃路边压埋土中。西河子沟宋小连说他曾见过石牌楼。后因郭家光景败落，迁居郑庄镇的芦义子村。在芦义子生存期间人口发展到四五百，有人在午朝门做过把门将军。老郭家光景很是可以。置有上千亩良田，建了数代两滩祖坟，占地五六亩，坟地“身铺卧虎湾、头顶勃牛山”，居住过的一条沟至今仍叫郭家沟。村里也建有花插墙石窑、石院、石门。后因流行一种瘟疫，早上有人得病，上午就要赶快搬离，不然后晌举家就会散尽。被迫迁至高家塬（现在的交口镇郭家塬），当时高氏人已少有居住，待郭家旺发以后，高家全部搬离，遂改为郭家塬。至大清同治朝之前郭家再次兴盛。东西崾岘口建有城门，四周砌有高墙，城里形成十字巷道，凿有数十口旱井。城门一关、半月二十不用出城，人畜生活丝毫不受影响。外人更别想进入。

赶到同治年间，回民造反，回汉之间形成一股无名仇恨，回民起义军手中有沙俄、英、法修造的洋枪洋炮。回回见汉人格杀勿论过草不留。而汉人之间缺乏有组织的反抗意识，只是消极的藏匿躲避。

郭家塬当时已形成三大门头，全村人以农为业，是正二八经的受苦人，没有丝毫的伤乱别人的意识。来了一股土匪围住城门近一个月，城里人只好通过地道躲进寨子或崖窑。寨子上面积大条件好，可容纳很多人长期生活，所以一些家里光景好东西多的就进了寨子。围堵数月以后，寨子终于被破开，所有郭氏老小均被杀戮，血和土圪塔缠成垞垞，淌到沟里把井沟里水染红，直流到西河子沟及县城西门，多少时候河水发臭恶心，人畜不能饮用。破了寨子以后，喽啰们照见崖窑上有人影晃动，就向头目报告，头目说：“崖窑上都是些穷鬼，没意思不去啦！”三门郭增胜先人一簇因光景穷藏崖窑，反遭幸免，家丁基本完整，但本族发展慢后续人丁欠丰。回匪掳掠时，因藏在山水壕里或因逃出村暂且幸免之魂，几个孤男寡女又四处招续，组合新家，才使后人得以延续。郭中华高祖父铁其原招亲生四子返回一子。郭文邦先人高万家河招亲，等等，才又（胤）及现在的几百号人。

张家滩镇的韩家村与上余佛是隔沟邻家，回民屡次进犯，村民不知武装自卫，但同在北塬上的老人仓村，就有人组织抵抗，人人能拉干动戈。一小股回匪进犯老人仓，被村人打的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回民不甘，回老巢宜川北赤搬兵再次进犯。由于外地人对当地地理位置不熟，只记得村中有几棵老槐村，从童儿湾下山照见北塬上几条塬都是树木葱郁，以为韩家村就是老人仓，直赴韩氏村寨。其实韩家村当时居住着王氏家族几百口人，韩家不知什么时候已绝迹。后来发迹的白氏家族，还是从甘肃庆阳地界被回乱驱散流落至本地的。

据说韩家村当时有400多口人，回乱以后只剩下四人，即后来的东院、西院、王老三、王刘成爷爷。老三逃到山西故去，王生贵手上携族人寻回殖骨，王刘程爷爷几经续招，才胤下现在的后人。

幸免东院家王金荣，是趁天黑回匪杀人杀累了，注意力不集中时，钻到死人摞子下被死人压住，逃得一命。后来王金荣得一子叫王招才，王招才生五子分别叫王文明、王文华、王文正、王文元、王文运。王文明生王克宪、雄、旗、林四子。王文华抚养文明的四子克林为儿。王文正生王东兴、王文元生王克英、王文运生王克敬。

西院家王金榜，被回匪驾后脖颈砍了一刀，壁开半口，匪人故意看其难受，扔下不管，榜头向前低下，后脖颈呼赤呼赤冒血，趁匪人不注意邻人将榜头扶起，用辩子从后背拴到腰带上，热血刀口竟然稳住了，待刀口结痂后，榜头再不能前伏、始终朝上仰着，后人起绰叫“朝脑子”。

榜先抚养下余佛人为长子叫王生富，富生王文胜、王文李、王文俊三子。榜又生王生贵、王生财、王生福三子。王生贵生王文章、王文斌、王文清三子。王生财（马家窑科）生王文彦、王文杰二子。王生福生王文辉（焦）、王文成二子。

王刘程爷爷及东西院荣榜二人经100多年现已繁衍几百口人，王氏家族得以复兴。

王刘程爷爷祖上有每十二年一次选送朝庭参加朝考合格的拔贡，有很多上好田地，遍及罗皮、马家窑科、韩家村等村庄。韩家村后来的白、李、艾等家的田产均是从王刘成祖上典租过去，在回回举起屠刀以后，举家老小纷纷倒在血泊之中，只余王刘程爷爷藏在水山串眼后掌一个平台上，匪贼没发现才得以逃脱。且已到花甲天命之年。先抚养了金盆一外甥、外甥殁世后，又招刘家崾“老顺气”为儿，“老顺气”生王刘成及三姊妹。

被老百姓称为长毛回子的回民起义军来到上余佛、韩家村时两村人都藏在井沟的崖窑里，村里有一个洋烟鬼好吃懒做，心想自己一个人光把子溜星穷的丁当响，回贼把他逮住也不会怎么样。就睡到一个草房里。一回民小喽啰来揽草喂牲灵，洋烟鬼还骂人家，小喽啰给大头目告知以后，来了几个人连威吓带哄骗、他就给人家说了村人藏匿的地方，回人吓胁他领路，将全村人驱赶下窑，吆到韩家村杏树圐圙，即现在王克进家窑背后那一块。两个村的人一起杀个净打溜光，血从碾盘上流脱，顺着王连子家门前圪洞口崖里流下去，一直流到谭家河沟口。

据当代人亲目，上余佛井沟里一直是漫泥滩，人们来驮水就在泥钵钵里掖水。后来，一场大水将漫泥全部冲刷干净，冲出来多少辈以前的人开凿的方方正正能泡一二十担桶的井子。说明上余佛曾是一个人丁兴旺水足草盛的好地方，回乱过后，只留下二男一女三个人。

从《延长县志》《宜川县志》《延川县志》等多部县区方志中都有回汉之戮的史实。

笔者了解到延长当地很多村庄都有先辈叫回回杀光的传说，在此不可一一列举。

回民造反，正史有记载，野史有传说，家史有交代，回乱以前人们安居乐业，人口众多，蚕田井然，而一个回乱使乱营之地统村统镇绝门闭窗断了炊烟。

在回乱以后又出现了一个狼吃人的奇特现象。《延川县志》有记：“同治九十两年狼吃人”。由于战乱各地杀人无数，有的几乎是举村灭门。死人太多，根本没有人来掩埋死人，就出现了死尸遍野血流成河的悲残局面，野狼先是喝流不尽的死人血，后是吃还未腐烂的人肉，有些要死未死，不能动弹的活人也成了狼口美餐，再到后来不管死活，见着人就敢下咀。当时村庄几尽，男人家上山受苦，妇女儿童势单力薄根本无力反抗，狼越发肆无忌惮，从人堆里叼一个就跑了。据老年人说，狼吃人吃红了眼，脖颈上的毛和血沾在一起形成血铃铃，远远听见血铃铃响就知道是狼来了，躲都躲不及，咬住就吃开了。

多少年来西北各地，人口急忙恢复不起来，一个县才几千一半万人。我记得成立人民公社时，我们村才有47口人，再往前推到十九世纪初年，也只有三、五家一二十口人。

据资料记载：一场回乱甘肃损失1500多万人口，陕西损失500多万，汉人损失1500万，回民损失500万，还有人说伤死上三千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净多出800万。

同治年间的回汉之争，是满清政府统治阶级及地方官吏设有正确处理民族矛盾，而导致的一场不该发生的杀戮。给西北人民，尤其是陕甘人口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一八六七年，慈禧命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左宗棠率刘金棠、刘松山等镇压叛乱，将马生彦、马振和、杨文治、白彦虎等叛军头目最后的顽固势力追杀至西北边陲，虽坚持数月最终被迫出走新疆，逃到国外。据说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东干村（陕西人居住的村庄）人，就是那个时候被迫迁出的陕甘回族后裔。

由于政局不稳国势懦弱，国内民族之间互相残杀，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纷纷出笼，帝国主义列强（尤其在清朝末期）先后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1842年8月有中英签定《南京条约》；2、1843年，中英签定《五口通商章程》；3、1844年中法签定了《黄铺条约》；4、1844年中美签定《望厦条约》；5、1858年中俄《爱辉条约》；6、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7、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使我国损失了大片的土地，主权和金银。

当时的浩汗罕国大将阿古柏，勾结中外反动势力侵占我新疆大部地盘，竟成立了一个哲德沙尔罕国，给新疆内外前后的恢复建设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阿古柏为了抑清反清竟将女儿嫁给白彦虎作小妾。扶植大清王朝的敌对势力。其目的就是想灭我中华。

纵观这场戡乱，朝庭不该歧视回人，偏袒汉人。回汉之间相当于一个家庭中的弟兄姊妹家，应互相容让，不该刀枪相见。回汉之间的仇杀怨恨多少代不会消除。陕西、甘肃损失2000万，有四分之三的汉人，也有500多万的回民，谁也没占到便宜，而且一部分回民后裔永久丧失国权，因战争死伤，消耗的物资谁可以赔付得起？因战乱，国内外反动势力借机寻恤兹事，帝国主义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多少 不平等条约？国门被别人打开以后，我们的经济发展比别人落后多少年？时至今日还有列强骚情，说明我们仍然不强大。

这场战乱不该发生。

我们国家还需继续强盛，才可免遭列强横夺侵犯。

我国各民族应该团结一致，抵御外来侵犯。

　　

书法与健康

文/呼延世敏

说出这两个词，先把自己给逗乐了！

我今年五十六岁了。我9岁时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瓣膜病，至今已经做过两次大开胸换瓣手术，心功能勉强维持在Ⅱ级(NYHA评级)状态。像我这样的人，跟人家谈健康，不就是在扯淡吗！

我平时是喜欢读读字帖、写写字，可我没受过什么书法名家指点，也没参加过任何级别的书法比赛，连个县书协会员都没捞到。像我这样的人，跟人家谈书法，不就是个奇葩吗？

奇葩也罢，扯淡也好，不都是现实生活中见怪不怪了的嘛。关键是咱有这一份自信，也有这么点实力在这儿！武松，听说过吧？对，就是那个景阳冈上打死老虎的主。不也是与那店小儿杠上了，连喝十八碗酒，负气上山，还真撞上了恶虎。不得已，胡乱一通拳脚，不知咋的就把那老虎收拾了！若要问他打虎用的什么招式、哪种路数，他哪里说得清楚，不就是一个“蒙”字诀嘛！何况，有没有打虎这事，谁知得道？恐怕连武松这人，也是施耐庵那张大嘴瞎掰扯的。更何况，《水浒传》是不是施耐庵写的，至今尚无定论呢！所以，这天底下的事，有几件不是蒙的；这地面上的人，有几个不是懵子！所以，你千万别见笑，别看我称不上什么书法家，算不得正经健康人，可健康与书法这类话题，我今天还就想跟您扯一扯。

关于健康，你别去问保健专家呀养生大师呀什么的，也别信营养学呀病毒学呀那一套。那些个讲究，好家伙！太精致，太麻烦，既不经济，也没效果，弄不好还容易走错道，真正落下病根！一个人，生活在这尘世间，风风雨雨、忙忙火火几十年，大小咋能没个毛病。头疼脑热、跑肚拉稀，那都不算啥事！只要你心存主见，保持定力，不要心虚气怯。该吃吃，该睡睡，别稍微一点不舒适，就疑神疑鬼，吃饭不香，睡觉不实，那还不把自己吓出病来！

如今这世道，科技腾飞了，生产力飙升了，多数人都不再缺吃少穿，不必为基本生存熬愁打拼，所以也很少干体力活了。男女老少，整天不是手机，就是电脑，往那沙发里一窝，两眼盯着屏幕，兴奋得嗷嗷的！就连上小学的娃娃，也都不怎么写字了。人嘛，这手脚不多动动，咋行？有句老话不就说：“手不动不巧，脑不用不灵”。怪不得那害偏瘫病痴呆症的人不但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平均年龄还越来越小。这情况，跟手脚动得少，一定有着不小的关系哩！

写字，就是很好的动手方式！可别小瞧了这写字对人身体健康的良好促进作用！

别看这连八九岁小孩子都做得来的写字，还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写字是一种极其精巧的活儿，要求手、眼、心、气都得跟上趟、配合好。写好一个字，不只要看得准、想得对，还得手上有绝活。那都是功夫，练不到火候还真就不行！练什么？练眼力，练心神，练气息，练手臂上的肌肉。手臂上那几十块与写字有关的小肌肉不够发达，这些肌肉伸缩时的力度弱，手腕手指就不能灵活随意，写出来的字，看上去就又软又散，让人心里眼里总觉得不得劲。尤其是站直了身子写毛笔大字书法，那是指、腕、臂、肘、肩、头、颈、脊、腰、臀、腿、脚，都得精密配合、协调动作才能弄得好的，没有数十年如一日地精心打磨，做不来的！

甚至有不少著名书法家，动不动就说什么书法写字在当今时代已经没有任何实用功能了，有的只是审美价值。这种论调，我坚决不能认同。我觉得，写字书法，在他们眼里的所谓无用，那才真正是大用，是关系到书写者身体健康与生命活力的根本之用！

写字与书法，作为心手紧密关联的精巧运动，对于健康身体、灵活头脑，有着神奇的功效。写字书法看似练手，其实是在练心练气。要把字写好，需要凝心静虑，气定神闲、头正身直，臂开腰挺，腕活指实；需要眼到、心到、手到，一样不到，书则难工。多动手，血就活；气定了，脉才旺。血活脉旺，则邪毒难侵，百病不生。于是乎，健康长寿，都不在话下！

生活好了，那就得享受享受，要能享受，必须先有个好的身体。不然，吃嘛嘛没味，看嘛嘛招烦，那哪叫享受，那就是遭罪！

所以，没事你就写写字。咱不图什么家呀师的那些个虚名破衔，也不在乎什么赚钱不赚钱的功呀利的，咱要的就是健健康康、安安乐乐的，活出他个精气神。没有啥比这更实惠，没有啥比这更开心！

别听那些书法家讲什么笔法啦章法啦一大堆咬文嚼字、花里胡哨的玩意儿，没那么高深。也别信用什么笔呀用什么纸的，没那么金贵。很简单，随便什么笔弄一支来，称手就行。可以不用墨，舀一碗清水就成。至于纸嘛，不需要宣纸，问单位里坐班的那些熟人朋友要一些报纸就很好。字帖得有几种，拿毛笔蘸上清水，照着字帖在报纸上写。别说看不见，您亲自试试就知道了，自己能看出来就行，水干了笔迹也就消失了。这样一遍遍反复写，报纸破了就换一张。写不好不要紧，刚开始谁都写不好，写得久了自然就好了。关键您得耐着性子坚持下去，天天都写，每天至少持续两小时以上，这才是最要紧的！

好了，说了不少了，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把我几十年积攒下的那点压箱底的宝贝都倒出来了。照老例，我总得留点秘而不宣、贵而不传的独门绝技吧。况且，光是我说，就算说破了天，说出朵花来，您自己只听不动手，那也是白瞎，不顶用的。

就许我用一句广告词作结束语吧：“要想常健康，您就多写字”。

齐活！走你！我得写字去了。

（图文选自2026年4月15日 《寻声暗问谈者谁》）

延安名胜：定痂泉

文/赵景莲

延安是个神奇的地方，它不光有革命圣地的光环，更有很多历史名胜古籍，将这块黄土地装点得更加厚重。

说起名胜古迹，引以骄傲的延安常常如数家珍，今天，我就来说说名不虚传的定痂泉。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的曾孙尸毗，选中延安城东北的太和山上为修炼地。有一天，尸毗见一只大鹰正在追捕一只小白鸽，尸毗眼急手快，一把抓住白鸽揣进袈裟底下。饿鹰见到嘴的肥肉落了空，不甘心地在尸毗头上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尸毗见那大鹰也实在是饿得慌，就在自己的腿肚子上割下一块肉，喂食饿鹰。尸毗跑到山间的一眼泉水洗濯伤口，伤口立时止血，很快结了痂。原来这两只鸟是两位仙人的化身，他们为尸毗的善良和虔诚所感动，不久就让尸毗在山中的一个岩上坐化成佛。　　

为了纪念尸毗割肤饲鹰的自我牺性精神，人们便把山下的这座城市命名为肤施，太和山也改名为清凉山，因为应验了佛教要求从世俗轮回中解脱，才可到清凉安住的理想境界中去。山中那眼神奇的泉水，被叫做定痂泉，被后人一直称为“圣水”。

定痂泉的真正位置，是在清凉山西脚下，有一股清洌甘泉，从高约两米的石隙中涌出，积入石池，石池长 2 米、深宽 1 米，长年涌泉不断。为延安城最好的泉水之一。

泉之西岩石上刻有“定痂泉”三个大字至今清晰安在，据考证为明代所刻。 定痂泉水清而洁，甘而润，从它的水质讲，实实在在堪比当今的“娃哈哈”“农夫山泉”等矿泉水更上一筹。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时，因了这个传说，也特此饮过此水，得到了他的高度赞扬。现在延安城的居民，为了保健康，长年以来，还坚持饮用此水。

“定痂泉”的传说很美好，意义更深刻，当年尸毗王来清凉山修行，为救鸽子而割肉饲饥鹰，这是多么的慈爱和善良，充分展现了佛性无限的光辉，天下之大，佛心无界，不管是人还是万物，皆有生命之存在，不管是饿虎扑鹰，还是猛兽追猎，都是为了生存，但最好不要以杀生为主，它昭示人们，万事应以善哉为念，共生共荣为盼。

作者简介：赵景莲，笔名，凌然 ，女，汉族，1956年10月生。陕西省延长县人， 本科学历，政工师。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编剧协会会员。2018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短篇作品集《情漫年华》一书；2020年11月短篇小说《扶贫通道》获首届陕西金融文学奖；2022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奔腾的银河》一书。

（图文选自2026年4月17日《大州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