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产队长--追忆消逝了的“历史符号”

butterflyzym

　　我的生产队长

--追忆消逝了的“历史符号”

朱耀明

近些年，网络上时常飘来一些怀旧歌声。每当老电影《青松岭》里那段熟悉的旋律响起---“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叭叭地响哎，车轮那个飞奔马蹄儿忙哎，立志那个战恶浪啊，哪怕那风雨狂哎，沿着社会主义奔向前”......，便会勾起我当年知青岁月的记忆。那种感觉仿佛被时光轻轻地推了一下，猝不及防，便跌回了那个年代。

阳春三月、山花遍野；盛夏酷暑、稻浪翻涌；金秋时节、穰穰满家；数九寒冬、‌玉树琼枝，四季在大地轮回。那一幅幅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场景，一桩桩质朴鲜活的农村生活往事，在脑海深处的记忆渐渐清晰，如一卷泛黄的画轴徐徐展开。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遵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先后下乡插队。我被分配到原永兴区几子公社蝉村四队。

生产队长叫熊祖昌，约莫四十岁、个子不高，平头，有时在头上缠上一张白汗帕。眼睛不大却明亮有神，上排牙齿微微外凸。经年累月的日晒雨淋，‌‌皮肤被镀成古铜色‌，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沟壑分明，像是田间地头的犁痕刻在脸上。一‌双手布满厚茧与裂口‌，指节粗大，泥土深深嵌在指甲缝里，像是土地在身上留下的印记。他常抿着嘴唇、眉头微锁、目光炯炯、神情严肃。说话时声音不高，却字字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熊队长衣着朴素，终年一身青蓝。干活时，衣袖和裤腿总是高高卷起。他是单身，在他二哥家旁盖了两间草房，吃穿全由哥嫂照料，自己只管吃饭，在队里埋头干活，从不过问家务。直到后来他二哥去世，他与二嫂成了亲，总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两人相依相伴，直到前些年熊队长离世。

熊队长是当年农村合作社期间成长起来的最基层的党员干部。怀着对共产党“分田分地”的朴素感情，带领社员们穷则思变，改天换地。那时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生产队是农村工作的重心。生产队长不仅要管全队生产和社员生活，还得精通各项农活。队上的生产计划及落实、劳力调配、口粮分配、公粮征购、计划生育、社会治安，乃至各种摊派任务和上级指示，事无巨细都要安排落实。因此，生产队长是一群很重要、很特殊的人。他们权力不小、责任更重。他们是中国最基层的管理者、脚踏实地的“老黄牛”、社员的贴心人，更是撑起一个生产队的脊梁。

每年年底，熊队长要组织老社员仔细商讨来年的生产安排---从水稻、小麦、红薯、玉米的播种，到豆类等小宗作物的轮作，皆需依据气候、土壤等条件仔细规划，拟定具体的生产计划。年终时分，他还要协同会计核对账目，制定相对公平的结算和分配方案，确保每位社员的付出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当年就有首歌唱道：“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我所在的生产队，每年每人能分到四百多斤谷子、八百到一千斤红薯，还有玉米和各种豆类，工分值也保持在每10分五毛多钱，多数社员家里都能有点结余钱，这在当时算是相当不错了。

在分粮和评工分这些事上，熊队长始终秉持公平公正原则，赢得了全队社员的信任。即便是对当时所谓“成份不好”的家庭和子女，也从不刻意为难、打击或歧视。五保户刘老头一直受他关照，因此一提起队长总是满心感激，赞不绝口。这一切，都与熊队长的政治智慧、领导有方、以身作则和无私品格密不可分。

熊队长敢作敢当，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论是烈日当空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只要不开会，他总是一声不吭地挥锄劳作，仿佛从不知“休息”为何物。每天晨光未露，他的身影已唤醒寂静，立在屋前山头高声喊话，给每户、每人派农活---谁负责耕田、谁去插秧，安排井井有条。晨雾中，‌‌他便肩扛锄头，嘴叼叶子烟，踩着晶莹的露珠走向田间。直到‌暮色四合，才带月荷锄归。那种务实勤恳的作风、默默奉献的精神，对我产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堪称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位导师。

我刚插队到生产队时，队里为我建的草房还没完工，熊队长便安排我暂住他家，并在他二哥家搭伙。到队当天下午两点，我就和熊队长一起在熊老二家吃了第一顿饭---粗麦粉掺少许碎米煮的粥，配一盘炒泡缸豆。那是我第一次与农民同吃同住，尤其是和生产队长一起，心里满是新鲜和触动。

队长住的屋子约十八平方米，土墙未经粉刷，裸露着原本的颜色。对着门的墙上挂着一件蓑衣和一把锃亮的锄头，仿佛在静静地诉说并无声见证着主人的勤劳。屋里左右各摆一张木床，上面铺着竹席---熊队长床上的是青篾席，我那张是黄篾席。他的全部家当，不过床头一张小而高的四方桌和上面摆着的一盏煤油灯，床尾仅一口衣箱而已。看到一队之长住得如此简陋，生活这般朴素---尽管那个年代普遍艰苦，但身为队长仍能这样如此，令我不由对熊队长生出深深的敬意。

初到农村，面对陌生的农村艰苦环境和繁重劳动，我曾感到迷茫与不安。但熊队长和全体社员都给予了我充分的理解、支持、关怀和帮助。熊队长对我的关心体现在具体行动上，起初安排我和妇女儿童干些轻活，如掰玉米、翻红苕藤、或是分红苕时记账等。后来我自觉过意不去，他才慢慢让我参加栽秧、打谷、犁田、耙田等农活。但我无论做多做少、做什么，他都充分理解和支持。比如我组织大队宣传队活动，组织知青开会学习等，他从不阻拦，总是爽快批准。当然我也自觉尽力，从不偷懒耍滑。后来队里同意并支持我加入公社文艺宣传队、参加修水渠等相对轻松自由的劳作，1972年推荐我担任大队赤脚医生，后来又推荐支持我报名上学。这一切，都离不开熊队长和社员们默默地扶持与信任。

在知青岁月里，有一段经历至今仍清晰烙印在我心底。那是盛夏的一天，暑气蒸腾，没有一丝风。熊队长叫上我一起去“搭田坎”---早稻收割完、栽种中稻前，需用耙梳将犁过的水田里的泥“抓”起，“搭”在田埂上再抹平整，以防止田坎出现漏缝，保证田水不会漏走。

生产队平日是清早7点半出工，十点左右歇半小时，俗称“吃烟”。可那天熊队长却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我们干啊，干啊....太阳像火球般炙烤大地，整个人都像要被晒干了，皮肤晒得火辣发烫，仿佛易碎的琉璃一触即破。汗水一次次浸透衣衫，又被炙干，泛起斑斑盐霜。在水田里干活远比在旱地里干活吃力得多。我又累又饿，头昏脑胀、浑身绵软。全凭一股意志和毅力咬牙硬撑着。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不知过了多久，偶有个社员路过诧异道：“咦，快三点还不收工？下午都要上工了！”熊队长这才抬眼望了望日头，淡淡地说：“时间过得真快。”随即招呼我收工回去吃午饭。

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快三点，整整八个小时，我们在烈日与水田间不停忙碌，几乎累散了架。后来我悄悄把这事说给队里人听，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纷纷说“正常、正常！熊队长干起活来可是很‘亡命’的”。而我，却在那一刻深深触摸到了熊队长身上如泥土般默然的勤恳、无言的踏实，以及深植于生命的朴实与任劳任怨。

熊队长的身影，在我的知青岁月里始终清晰。他说话直率，处事公道，是个正直、铁面、讲原则的人，在生产队颇有威信，就连平时较偏激、倔犟的社员也服他，在队里享有绝对权威和话语权。他自然也格外维护这份权威，容不得半点轻慢。

那年秋天，我和我姐姐住的草房年久漏雨需要更换房顶的稻草（那时我姐姐为了照顾我，已转队和我一起）。熊队长知道后，很快就安排了人手，并指定了砍竹子的地点---压房顶稻草需要竹子固定，还指明让社员老林具体负责。老林看了现场后说，队长指定的那片竹子太嫩，压稻草不合适，建议去邻近的另一处砍老竹子。我不懂这些就随口说：“您看着办吧。”老林就去砍了几根老一些的竹子。

谁知这事被熊队长知道了，站在几十米外就把我吼了一顿，说我“蒙头盖面”---意思是做事不敞亮、藏着掖着。我一下子懵了，从小到大从没被人这样当面训斥、责难过，心里委屈又憋闷：这哪是我的主意？可话堵在喉咙，一句也辩不出。只好把委屈等所有情绪压在心底。后来，还是熊队长的哥哥熊老二过来替我解了围。他说：“知青哪懂这些，又不是他要到另处砍的，怪不到他头上，要怪就怪老林。”熊老二还特意来安慰我，说他弟弟就那种脾气，不是针对谁，只是恼别人没按他安排的来，心里没有什么的，叫我别往心里去。再后来，熊队长看见我，“嘿嘿”干笑几声，问了句：“房子整好了噻？”语气很平和，相当于用他的方式表达表示了歉意。我其实早就释然了，也真心能理解他。

这件事让我照见了自己“受不得一点委屈，心里搁不住事，缺乏胸怀”的“小家子气”。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心性，学习共情和管理情绪，增强心理调适和认知拓展能力，遇事尽量主动拆解心智围栏。这份从委屈中生长出的包容，对我往后的人生，有着远比想象中更深的滋养。

那时，农村的有些农活强度很大。比如挖干坂田，即中稻收割后，有些水田完全干透，田泥被烈日晒成坚硬的板块。为让来年有好收成，必须把这些板结的田土翻挖出来，经太阳暴晒后，田土就就会变得松软，还能起到杀灭虫害作用。生产队要求晚饭后八至十一点，全体男劳力都得出工去挖干坂田。每天晚餐后，熊队长总会扛着锄头叫上我，一起去参加这项劳动。

他一边挥锄，一边用朴实的话给我鼓劲：“这点苦不算什么，年轻人，受点累、吃点苦，咬咬牙，坚持一下就过去了！这也是磨练意志、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我确实感到十分劳累，手上磨出一个又一个的水泡，破了又变成血泡，汗水混着血水，痛得钻心。但在队长的陪伴与鼓励下，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意志和毅力都得到了锤炼，体力也增强了。这份吃苦耐劳的底色，深深地影响了我，深深刻进我的生命里，成为一种精神支柱。在往后的人生岁月，常化作火把照亮我风雨中前行的脚步，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始终是我心底最深沉、最可靠的力量。

在队长的关心和帮助下，我慢慢学会了几乎所有的农活：栽秧、打谷、犁田、耙田、晒谷。从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领悟到人生路上必须坚守初心，脚踏实地，才能不断提升和超越自我而有所成就。队长常说：“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这句朴实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里，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铭。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每当我遇到困难挫折、遭受委屈打击、受到不公对待时，都会想起那段日子，学着在困境中忍耐，坚韧而不动摇，守住信念和初心，始终对未来、对理想、对追求怀抱希望。

在那段战天斗地的艰苦岁月里，全国有千千万万的生产队长，他们怀着坚定的信仰扎根乡土，忠于党的事业，投身农村建设。他们脚踏实地，克已奉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社会主义田野，以大无畏的担当维护一方的经济稳定与社会安宁。这份默默奉献的赤诚，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分田分地到户、合村并社、农民外出打工。人民公社、生产队渐渐成为远去的记忆。斗转星移，当年的生产队长们已鬓染秋霜、步履渐缓。曾经闻鸡而起，一马当先的飒爽英姿，成了岁月里温暖的遥忆。

当然，其中也免不了有少数人生活较困难，处境不易。我在1999 年重庆直辖后第一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曾提交过《关于关注农村基层老干部（生产队长）的议案》---后来政策逐步落实，这是源于党对农村老基层干部的深切关怀，我的议案或许只是恰逢其时而已。

当年奋斗在最基层、最辛苦、最艰难的生产队长，这个功不可没、最不应该被时代遗忘的群体，已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应政策陆续出台，他们的待遇逐步得到了改善，生活获得补贴，得到了应有的充分关注和切实的保障。

时光荏苒，下乡插队的岁月已远去多年，但我仍常常想起与熊队长共度的那些艰苦日子，想起与熊队长经历的点点滴滴，他的音容笑貌清晰如昨。他那坚如磐石般的责任担当、烈火似的勇气与坚持，那份正直、善良与勤劳，早已如种子般在我心中生根发芽，那种精神和品质，深深镌刻进我的灵魂。他不仅是引领我踏入社会的第一盏指路明灯，更是照彻我整个人生旅途的永恒灯塔，在每一个迷茫的转角，默默为我照亮前行的方向。他以最朴实、最独特的方式，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永远怀念熊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