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的曙光，及“一大”故事中的故事

晨钟声鸣万物欣

我们终于来到嘉兴，并登上了南湖的湖心岛。这是一个人工岛。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嘉兴知府疏浚市河时将淤泥堆积，垒土而成岛。后来又在岛上修建了烟雨楼。那个知府大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任上造的这座湖心岛，300多年后，竟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址。

我们也登上了烟雨楼，去体会一下意气当年，挥斥方遒的“一大”代表们的心境。

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和王会悟（李达同志的夫人）先行来到南湖，登上烟雨楼观察地形，商定游船停靠位置。

我们也如每个登岛人一样，心怀崇敬，认真瞻仰了那条“不起眼”的，却无声地载起了中国最伟大的一段历史的小船。

嘉兴南湖上的这条小船，如果没有1921年7月底的那群人，如果没有那群人的那次会议，还会有多少人能够记得住它呢？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由于种种原因，共产党选择了嘉兴，选择了南湖，又恰恰选择了这条船。看着这条小小的游船，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激荡与风雨，当然也会联想到它不惧风暴，迎着旭日驶向大海，驶向人类的理想未来。

中共一大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移至南湖红船召开，其中还有些小故事值得提一提。从这些不同个人和不同角度写出的回忆，更让我们感觉到当时的一波三折，同时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共产党的成长，从他诞生的第1天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1921年7月30日晚上，一大开到第六次会议时，会场突然闯进一个人来，据李达回忆：“忽有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来，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匆忙的下楼去了。 ”

张国焘回忆到，“陌生人”，“揭开书房门帘，窥探了一下”，说“我找错人家”后转身就走‌‌。

陈公博说，那是个“面目可疑的人”。

陈潭秋‌称其为“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包惠僧‌则提到此人“穿着灰色竹布长褂”。

董必武‌回忆，有人闯入会场，“眼睛却四下扫看在座的所有的人”‌‌。

刘仁静‌说，“突然有一个人”掀帘而入，问“找谁”后答“我找错了”‌‌。

这个不速之客到底是谁呢？经后来考证，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华人探长，俗称“包打听”，名叫程子卿。他的闯入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的警惕，他说“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由于大家已经做了准备，他们没有找到什么证据。这次意外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但会议却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

那么，会议到哪里继续呢？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可以去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在南湖租条船继续开会。那里距上海较近、环境隐蔽，且游人不多，应该比较安全。这一建议获得一致同意。

一大代表陈潭秋的一段回忆也很有意思，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到一波三折的含义。“被侦探发现后……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预备酒食， 在船上开会……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但到了8时以后， 即有不少游船往来湖上，对于我们的会议进行，殊感不便。到9时半以后，天忽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

鸳湖（南湖也称鸳鸯湖）旅馆

位于当年嘉兴城内张家弄，建于民国初年。 王会悟和部分一大代表先行来到嘉兴，曾住宿在鸳湖旅馆。

“一大”最终还是圆满结束了，但其中另外几个故事中的故事，还是很能砸吧出点别样滋味的。

一，“包打听”的反转故事：

法租界的探长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迫使会议中止。大家都觉得这家伙不是好东西。但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说，程子卿闯进会场，是为了“打草惊蛇”，是赶来给会议报信的，说他同情进步人士，帮助过宋庆龄。虽然他确实帮助过宋庆龄，而且解放后宋庆龄也帮过他，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有意帮助共产党，所以这个说法并没有被认可。

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其实早就被监控起来了：

马林是一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他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被营救出来后，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来华前后，他的行踪就一直处于严密监视之中。密探们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所以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时，就已经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警觉。从这里可以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在各种反动势力严密监视下秘密筹建起来的，个中险象可想而知。

三，“一大”代表中的两个汉奸：

“一大”代表中后来出了两个日伪汉奸，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两个人在“一大”期间的行踪也很有意思。7月30日，周佛海突然疯狂窜稀，没有参加当天的讨论。由于法租界“包打听”的闯入，会议中断了讨论，直到第二天转到南湖继续召开会议。

“一大”转移到南湖开会时，那个陈公博也开始拉肚子，没有参加那天的会议。但也有人认为是陈不想开会，有意拿拉肚子做托辞。而会议最后形成的决议则是：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

在产生这些重要决议期间，这两个人轮流“拉肚子”，接二连三的出问题，十九年后，他俩又先后参加汪伪政叔当了汉奸。这会不会就是“老天爷”预示他们将来的下场呢！

四，陈公博对后来考证“一大”的历史留下了意想不到的“遗产”：

陈公博政治立场动摇不定，1922年支持陈炯明，1923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本以为从这以后，此人与中共再不会有太多交集，哪知道60多年后……

为了明确“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党史界曾访问过许多在世前辈，但是都很难确定准确时间。这时陈公博的身影出现了。

“一大”期间，陈公博“顺便”携新婚妻子到上海度蜜月，入住上海大东旅社。1921年7月31日凌晨，大东旅社内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申报》报道了这起命案。此后，陈公博本人又两次写记了这一命案，这成为“一大”开会日期的重要佐证。

由于我党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一直处于战争动乱，生死颠沛之中，党的早期文档很多都流失了，这也包括我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而陈公博在美留学的论文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资料。

陈公博被开除出党之后，由汪精卫资助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这次留学，让他彻底放弃了共产主义立场，并走向反对共产党的道路。他的硕士论文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从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基本原则立场的转变，他也由此获得了硕士学位。而论文的附录中就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感谢学者的不懈努力，终于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获得了如此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