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来朝的记忆往事

及宪法(占国）二八班朝阳

他坐在地上，小腿还够不着地，脚丫子微微晃着，像一截没长稳的嫩竹。深色的中式小褂洗得发软，领口磨出了毛边，却熨帖地裹住他小小的身子。身后那两位，一个浅衣，一个深衣，站得笔直，不说话，也不笑，只是安静地守着——不是守着他，是守着这个时刻：光斜斜地从窗缝里爬进来，在墙皮剥落的灰痕上停了一小会儿，又悄悄挪走。我后来才懂，有些“守”，不必出声，也不必伸手，只要站在那儿，就已是全部的温柔。

“天光电影院

四个字竖在楼顶，像一枚被风霜磨钝了棱角的印章，盖在灰白的天底下。门前那人裹着深色大衣，帽子压得低，步子不快，却一步也没停。光秃的枝杈在头顶横斜着，电线在风里微微颤，像一根绷紧又不敢断的弦。那不是匆忙的赶路，倒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赴约——赴一场与旧时光的约，不敲门，不寒暄，只轻轻推开门，里头茶水还温着。

砖墙矮，瓦檐低，墙皮鼓起几处小包，像老人手背上浮起的青筋。街面不宽，石板缝里钻出几茎枯草，被风推着轻轻点头。没人吆喝，也没车鸣，只有远处一根电线杆，孤零零地站着，影子被冬阳拉得又细又长，一直伸到我脚边。我常想，一条街老去的样子，未必是坍塌，而是慢慢静下来，静得能听见自己走路时，鞋底蹭过砖面的那点微响。

我穿件印着小鹿的短袖，袖口卷到小臂，手还插在裤兜里；爸爸站在右边，衬衫扣到最上一颗，下巴微冫，、在等什么人喊一声“看这里”。三个人并排站着，没靠拢，也没疏远，就那样，把一段日子，端端正正地框进一张纸里。后来我才明白，所谓“严肃”，有时不过是孩子还没学会笑得自然，大人还没学会不那么用力地站直。

爸爸穿中山装，领子挺括，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连额角的细纹都像用尺子量过。不笑，也不皱眉，只是看着镜头，像在看一件需要郑重对待的事。那身衣服，如今穿在年轻人身上是复古，穿在他身上，是日常。他不需要解释什么，只站着，就让人想起“认真”两个字最朴素的样子：不是用力，而是不敷衍。

文革后期的时候时尚军帽，我也戴军帽照了一张照片，社会上不少人把抢军帽而入刑拘留所的

当年的我也是个帅小伙

他穿着那套带口袋的制服，腰带扣得严实，站得像棵小松树。脸绷着，眼睛睁得圆，仿佛生怕一松劲，这身衣服就自己塌下来。照片上已有裂痕，横一道，竖一道，可那股子挺直的劲儿，却从裂痕里透出来，一点没散。原来有些郑重，并不靠崭新来撑，它就藏在孩子绷紧的肩膀里，藏在旧相纸裂开的缝隙里，藏在没人提醒时，他自己悄悄挺直的腰杆里。这张照片是我在沈阳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买的一身军装在一九五九年春节拍的照片

奶奶唯一的一张照片大约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1987年，朝阳人民公园。树还绿着，风也软，我们七个人站在一棵老槐树下，有人挽着胳膊，有人牵着手，两个孩子被托在大人臂弯里，笑得露出豁牙。照片底下那行红字，像一粒糖，轻轻化在岁月里——它没说那天谁带了糖葫芦，谁偷偷把相机镜头擦了三遍，谁在快门响前一秒，把孩子脸上的鼻涕抹掉了。可我知道，那红字不是落款，是心跳，是那年夏天，我们真的在一起过。

“三口之家于沈”——六个字，红得温润，像一枚小小的印章，盖在全家福的右下角。她穿白衫，辫子垂肩；他穿浅色衬衫，头发梳得服帖；孩子站在中间，短袖袖口还沾着一点没擦净的果酱。没有背景，没有装饰，只有一堵白墙，和三双望着同一个方向的眼睛。原来最深的安稳，有时就藏在这般朴素里：不必远行，不必盛装，只要三个人，站在同一道光里，就已是完整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