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贺:猛虎与蔷薇

管季超艺术评论

董贺简介：1983年生于河北青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在《诗刊》《诗选刊》《四川文学》《天津文学》《北京文学》《中国艺术报》等，诗歌入选2022年河北文学排行榜，著有诗集《绿色的火焰》《解冻》《虚掩的门》《鸟鸣落在肩上》《一盏灯火》，评论集《墙里开花》。 猛虎与蔷薇：李发模诗歌中的温柔一刀——浅评李发模的十首诗董贺 李发模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被誉为“诗坛常青树”，更在于他的情怀、技艺与影响力。他的写作，其实代表了一代人的写作；他不断变型的诗歌，其实是这一代人在艺术的迷雾中在不断地校准方向。当他们这些诗人脚步蹒跚地历史中走来而为后世探索并开拓出平坦大路的时候，当他们的作品如同巴别塔顶端的灯盏以微弱的光源映照着诗学天空的时候，当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新诗的繁荣与成熟就鲜明地摆在眼前的时候，真的，此时我们唯有尊重。 　　李发模，1949年出生于贵州绥阳，著名诗人，如今已经年近八旬，却仍然活跃于诗坛，以雄健的笔力和烂漫的心地来触摸这个美好而崭新的时代。从他的这十首诗中，我如同轻轻掀开门缝并且充满享受地窥探里面的世界。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几乎无法用词语去概括：它的丰赡与饱满，它的决绝与热烈，它的关切与忧虑……李发模不拘泥于个体的表达，而一跃上升到一个高度——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时代的高度，这是很可贵的。他可以疾呼，可以伤悼，可以做一个真正的“我”。客观地说，即使他有时不能保证诗意的在场，即使他的有些诗还保留着上世纪诗歌的痕迹，但我仍然要说，在他的诗歌内部，始终有一种雄壮的力量存在，也可以说这种力量就是一种“爆破”，一种源自思想而表现于语言，由内向外的那种破坏或冲撞力。 把人还给人，自然，上当了吧大应防小，别以为已熟悉人性上下左右的冲突，仅为疆域吗 金木水火东南西北，中央之土呢时光也患腸梗阻无限生出无数草台班子万物，都构成了剧的木偶 天被炮火悬浮，地因农药化肥中毒生存颠簸在掠夺的途中幸也空，疼也空，撞到血泪的回声 轻薄怎样？诅咒又如何对人类的宽容本是空啊 欠这个世界已很多，人啊人万事万物之“忍”，心上已插入一把刀啊 ——《自然之忍》 他的诗歌里，奔跑着一只猛虎。在诗歌《自然之忍》中，我看到了一种指责与愤怒。诗人先是以自己的口吻说“自然，上当了吧”，别以为你“已熟悉人性”，但“大应防小”（大自然还是要防着小小的人类），你看人类“上下左右的冲突”把这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肠梗阻”暗喻内部紊乱与不通畅，而“草台班子”纷纷出场，万物化为“木偶”，这些已足够令人无奈，更何况“天被炮火悬浮，地因农药化肥中毒”，追逐欲望的人啊，是否应该停手；掠夺与索取理应遭到最狠毒的诅咒！是的，诗人的想象早已超出地理界限，也以会意的“忍”字收住这充满爆破力的篇章。他的哲思与悲悯融合为一，诗歌用力很重，在外人看来甚至是以为咬着牙写的，诗味虽然淡了一些，但是它的诗意正在留白之处，在思考后的久未消散的回声里。这首对自然充满关切之诗实则是提出了一种愿景，或许就是他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背景下写就的吧。 真的，我真想带遵义去北京让京华看看我的家乡 为我端鱼的是高山平湖为我养鹰的是蓝天白云为我捧酒的是国酒茅台为我酿情的是茶海诗乡 娄山山脉为扁担乌江与赤水河为箩绳一头挑着二十万年前远古桐梓人的足迹一头挑着两亿年前恐龙在赤水河一带的生存 北京你看你看咱遵义就是一船红色的历史咱黔北就是一船绿水青山 历史说诗人你应该把遵义会址红楼抬出大山放在海上作为航空母舰舰上装上咱遵义山水再请吟忆秦娥的那位回这舰上看看看看1935在遵义那时的硝烟那时的弹坑 ——《想带遵义去北京》 他的诗歌里，盛开着丛丛的蔷薇。我欣赏这样的抒情诗，或许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这样的语言或许通俗些，表达或许浅白些，但是这样的语言却非常干净，不拖泥带水，并且在内部有强大的情感内核，最重要的是抒情气韵是多么的自然通透啊！（这是我在比较自己前后期写的诗歌时产生的真实想法：人们为什么喜欢李白比喜欢孟郊、贾岛多一些，为什么诗人们喜欢清新自然比喜欢运用典故多一些，为什么人们喜欢乐府诗比近体诗多一些，我想人们总有自己的理由）这首《想带遵义去北京》的“蔷薇”也是真实存在的，它在诗歌干净的意境中，在诗歌通畅的抒情里，在遵义的诸多鲜明的标签上。需要强调的是，诗人的家国情怀在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一个人，用36年在悬崖上凿出一条水渠水来了，草绿了他的皱纹深了深得像那道渠 他说，水要往高处走人要往实处活命到了边缘就用手挖用牙咬用骨头撑 ——《命的边缘》（节选） 他的诗歌里，藏着温柔的一刀。我说温柔，是诗人自带的文艺属性；我说一刀，是诗歌中的铁性与锋利。比如从他的诗歌《命的边缘》中，我读到了一种坚硬。这种坚硬或许更多的与他笔下的主人公有关，但是你能感受到诗人的用力，如同举着刀锋朝向狂傲的命运，“命到了边缘”不屈服的那个是“他”，“用手挖/用牙咬/用骨头撑”的是“他”，这不正是那种试图逆天改命的铁血之诗吗？再在诗歌《呼声》中，他说“我不是在呼喊/我是在滴血/血，滴在时代的伤口上/疼醒了沉睡的岁月”,对时代的反思之诗，是在揭开一个疼痛的疤，是“血”和“伤口”，鲜血淋漓的场景让人想到“战斗”和“撕咬”后的惨烈。 　　再比如，在诗歌《人种问题》中，他仿佛不只是一位诗人，更像是一位心忧世界的社会学家。在他的理解里，“鱼是鱼”的类比推及到“姑娘”身上，“天乾地坤颠倒，弄丢了人种”的警示可能比难产更令人恐慌。诗歌中频繁的跳跃性仿佛是象征主义现身，“不生不育”到底在暗中指向了哪里？是批评“姑娘”的观念还是在眼睛泛红地怒骂“转基因”；在诗歌《粮食与黄土地》中，诗人不是靠意象主义去构建诗歌的世界，而是举着一把三棱刺刀，你看他将“粮食”由具体转为抽象，不再是高粱、小米、大豆，而是逐渐让其彻底转为一个引子，有“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味，最终指向了“草民”与“皇帝”的针锋对峙。 　　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写道“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李发模的诗歌何尝不具有这样的特质呢？他的诗在“质”与“文”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既彰显了人性之光又富含了诗性之美。其实，李发模的阅历与良知已不允许他将诗歌都写成“姣花照水、弱柳拂风”般的唯美，他关心的常常是宏大而深刻的问题，而基于此的洞察或俯瞰让他的诗歌里存在着一些让人警醒和阵痛的成分，而这些无疑也让他的诗歌内蕴着一定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