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二题（录自“东方诗风”论坛）

万龙生

关于“重庆诗歌讨论会”的回忆（2013）
　　
　　重庆诗歌讨论会是1983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一次以批判“朦胧诗”和“三个崛起”为主题的专题会议，会议以政治话语代替学术话语，对艺术思潮和学术观念上纲上线，具有明显的“左”的倾向。在被批判者缺席的情况下，会议使“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讨论转向了非学术领域，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次讨论会还引发了几次会外的活动。某一个下午，安排了一次“扩大会”。就是把到会不多的重庆诗人之外的当时比较活跃的重庆业余诗人请去与知名诗人们见面，可以提问求答。我也有幸应邀出席，见到了几位素所仰慕的诗人。
　　会场是当时的市文联礼堂，与会者成圈状围坐。事隔30年，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就是我斗胆提出了我关心的关于现代格律诗（今称“格律体新诗”）的问题，希望能听到哪位知名诗人的意见。
　　哪知我的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绿原先生似乎不假思索，马上做了否定现代格律诗的回答。他的大意是，新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格律问题，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形式。这种在我看来缺乏常识的回答，完全违背诗歌发展的规律，与我膺服的闻一多、朱湘、何其芳、卞之琳等前辈的理论与实践大相径庭，内心非常不满。待他话停，我立即起身离座，一走了之。后来有朋友说我是“拂袖而去”。
　　原来我对绿原时相当尊敬的，此后，也许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吧，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对他失去了兴趣。
　　还有一事，随便一谈：我接到会议通知后，听说最为敬仰的诗人公刘将要与会，非常激动。当时我已经调到江北区文化馆担任文学干部，参加这样的活动应该说理所当然。开始向馆长请假，却未被允许，竟与他争辩起来，结果竟没有获准。我也不计后果，自行赴会了。哪知公刘没有来渝，倒闹出上述小小插曲。
爱诗的人是有福的（2012）
——在重庆市39中学谈诗撮要

重庆市39中学位于南岸区上新街上，前临汤汤长江，后靠郁郁南山，环境优美，宜乎学习。该校正在创建诗教先进单位，每月举行一次诗歌讲座。11月14日轮到我上阵了。
三年级学生要备战至关重要的中考，听课的就只有一二年级学生，还是把可容纳百人的大教室坐得满满的。校方很重视这一工作，讲座由分管的李校长主持。
我讲课的目的是宣扬诗的魅力，吸引学生热爱诗歌，认识到今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爱诗都将使之终身受益——爱诗的人是有福的。
我现身说法，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阐述这一主题。由于只有一节课时间，而准备的材料太多，讲得很匆忙，然而反应还是很热烈，引发多次掌声。
下面摘其要点，以备忘也。
•开场白
今天我在这里延讲，有多重身份：
我当过多年教师，所以有资格做你们的老师；
我的外孙女和孙儿都比你们稍大一点，所以算你们的祖辈了；
但是作为一个老诗人，我更愿意把你们称为“小-诗-友”！
•与诗结缘
那是在遥远的1954年冬天，在北碚磨滩河畔，重庆市农业学校的校园里，我读初三年上的时候。语文教材选用了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这首诗。先师沈超先生这样解释诗是什么：“当诗人心情十分激动，非吐不快的时候，以富有音乐性的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成为诗篇。”
不久，我参加一次植树义务劳动，想到这是为母校留下长久的纪念，心情非常激动。想起沈先生的上述讲解，于是写下平生第一首诗，并且得到老师的表扬，从此与诗结下不解之缘。
•雏鹰折翅
那是1955-1957年，我就读重庆第一师范学校一、而年级的时候。那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成了中国文艺短暂的春天。我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并且与班上另外3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启明社”，准备出版油印刊物。1957年五、六月我相继在报刊上发表了两首诗作，受到极大的鼓舞，写诗读诗达到了入迷的地步。我把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雏鹰》《试翔》两本诗集。哪知风云突变，就在我踌躇满志，进一步跃跃欲试的时候，厄运来临。试翔的雏鹰铩羽折翅，坠入人生的低谷。其原因就是受反右派斗争余波的影响，我们的启明社被打成“反动小集团”，我没能毕业分配，成为社会底层的贱民。
•在诗歌伴随下度过苦难岁月
在17岁的人生“花季”，就受到如此重大的打击，全靠对诗歌的热爱，支撑我的精神，温暖我的心灵，使我摆脱痛苦，甚至享受欢乐！
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时日，我尽量地搜寻古今中外的优秀诗歌作品，如饥似渴地阅读。同时明知已经没有发表作品的可能，而且写诗好可能带来新的灾难，开始忍不住要偷偷写下内心流出的诗行。为了防止文字狱，我采取了在题材上远离政治的“三弦主义”以自保：“我的竖琴三条弦，爱情友谊大自然。”好在我每次生活变动，总会有几个志趣相投而又忠实可靠的朋友，可以结伴游山玩水，互相交流学诗心得，甚至发抒苦闷，而不怕因谁告密而罹祸。就这样，我在极左的大环境中营造了可以耽于艺术氛围的小气候，从而不断获取心灵的滋补，不断提高文学修养。
这样的日子随“文革”的开始，到1966年暑假就结束了。在极度恐怖中不可能再继续那种相对平稳的生活，只能噤若寒蝉。因为历史的“污点”，不能不担心遭到批斗、抄家，于是万般无奈将历年积累的诗稿付之一炬，包括多年积累的中学阶段作文本。
本来以为这样就与自己钟爱的诗歌断了缘分，哪知因为爱情又萌生了无法克制的写诗是冲动，是我重拾诗笔，悄声歌唱。结果是不可收拾，导致了我人生的第二次诗的创作高潮。当然仍然只能秉承“三条弦”原则，从事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一般也没有风险的“地下”状态的写作。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那时就开始膺服闻一多、何其芳创建新诗格律的主张，并且开始创作实践，走上了这条漫长的诗路。没有诗歌对我的慰藉，恐怕我不是被埋没，就是被毁灭。
不曾想到的是，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到了若干年后得见天日，恰恰因为没有着意迎合政治，一味抒写性灵而有了价值，得到了发表、出版的机会，奠定了我得到社会承认、改变自己命运的基础。
•因诗得福
1970年代末期，因为恶贯满盈的“四人帮”垮台，整个中国的命运发生了伟大的转折，许多人的个人命运也随之改写。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这种转折与我的人生理想契合，却不能不归功于诗歌的恩赐。由于思想的解放，文学的道路也空前宽阔，我又有了发表诗歌，显示文学才能的机会。于是我便因此由教师改行担任文化、新闻（报纸副刊）工作，一方面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我个人的爱好得到了满足，长处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和施展的舞台。而这正是对我在艰难困苦之中学诗不辍的回报。如果没有诗歌，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当然终生铭感诗歌，伺奉诗歌女神缪斯，痴心不改。

当然，个人的命运是不能绝对重复的。我在这里并不是鼓吹诗歌万能，希望大家都去当诗人。不是！我是想通过切身的精力，告诉各位学诗的益处。孔夫子曾经说：不学诗，无以言。这是说诗歌可以使人能言善道，长于交际。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讲，饱读诗书，能够使人风度优雅，气质不凡。而我的体会是：
诗能够——
开发智力，丰富感情，活跃思维；
记录人生，培养美德，提升人格；
倾诉衷情，宣泄苦闷，产生作品••••••
总之，善莫大焉，其乐无穷。
由我个人的遭际，超出诗的范围，可以总结出几条人生的经验：
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二、理想是前进的动力；
三、耕耘是收获的前提。
最后，我留给小诗友们两句赠言：
•读诗，并快乐着；写诗，并快乐着！这种快乐，无与伦比！
•爱诗吧，爱诗的人们是有福的：与诗相伴，受福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