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感悟四代人的婚礼

静云任军平

窖雪

我记得六婆说过，她出嫁那年才十五岁。

那天晚上，我坐在她身边，她一边纳鞋底一边说，针线在昏黄的灯光下一上一下地闪。她说那年的雪下得真大，风也大，山路两旁的沟壑都被雪填平了，看上去平平整整的，其实底下是空的，那叫窖雪。接亲的队伍只有一匹毛驴，驴脖子上系了块红布，算是喜气了。外婆穿着一件红棉袄，是借来的，袖口有点长，挽了两道。她说她骑上毛驴的时候，脚还在半空中晃荡——那双被裹得只有三寸长的脚，踩不住蹬子，只能悬着。

“走到半路上，驴子不老实，一个激灵，我就滚下去了。”

她说的轻描淡写，我听得却心惊。她说那窖雪有三尺多深，人一掉进去，雪就漫过了头顶，连声音都闷住了。接亲的人手忙脚乱地把她往外拉，拉出来的时候，棉袄湿透了，红颜色变得深一块浅一块，头发上挂着冰碴子，脸上分不清是雪水还是眼泪。

“后来呢？”我问。

六婆笑了笑，低头咬断了线头：“后来啊，收拾干净，该拜堂拜堂，该吃席吃席。”

至于席上吃的什么，她没说清，我也忘了问。那时候我只觉得好玩，像听故事一样。现在想想，一个十五岁的姑娘，裹着小脚，穿着借来的红棉袄，在腊月的风雪里滚进窖雪，被人像拔萝卜一样从雪地里拔出来，然后抖抖身上的雪，继续往前走，走进一个陌生的院子，嫁给一个没见过几面的男人。这哪里是故事，这是一个女孩子的一生。

母亲那辈就不一样了。

母亲出嫁的时候，已经二十岁了。她没有裹脚，一双天足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外婆总说她“野”，可母亲不在乎。她说那时候结婚都是走路，送亲的队伍浩浩荡荡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一路上说说笑笑，走过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像赶集一样热闹。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才有驴或者骡子骑，但母亲说她不愿意骑，“那畜生不听话，颠得慌”。

母亲对父亲的要求也不高，用她的话说，“人品好就行”。那时候家里穷，父亲接亲的新房是临时搭盖的棚子，墙上糊了一层牛皮纸，就算是装修了。穿的衣服也是借的，结完婚就还回去了。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起这些，总觉得不可思议——结婚这么大的事，怎么连件自己的衣服都没有？母亲说，那时候都这样，不丢人。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遗憾，反倒有一种坦荡荡的骄傲。

到了我们那辈，九十年代，事情慢慢变了。

我记得村里第一个买电视的人家，每天晚上院子里坐满了人，跟看露天电影似的。后来结婚就开始要彩礼了，一千块钱左右，陪嫁也有了电视机，条件好的还给陪彩电。接亲慢慢有了车，虽然大多是借的或者租的，但总算不用走路了。我结婚那年媳妇陪的是彩电，让我面子上很有光彩。表弟给联系了好几辆车，偏偏又赶上下雪。路不好走，小车开不了，都回去了，只剩下大表弟的北京吉普，二表弟借的一辆尼桑，还有一个好朋友的工具车。

那天的雪虽然没有六婆说的那么大，但路是真难走。车走走停停，一会儿陷进去，一会儿又打滑。我们村那天娶了五个新媳妇，整个村子都沸腾了，鞭炮声此起彼伏，一家比一家响。帮忙的人忙不过来，吃汤水的人排着队，厨房里的热气把窗户都糊住了，看不见外面。那是我记忆里村子最热闹的一天，比过年还热闹。

那年儿子结婚，赶上疫情，按理说该简办的。可简办也没简单到哪里去，迎亲的车队一长溜，司仪拿着话筒说得天花乱坠，摄像师扛着机器跑来跑去。我还在台上发了言，说的什么现在记不清了，大概就是些祝福的话。酒店里坐了几十桌，大家戴着口罩，隔着座位碰杯，倒也热闹。

那天我看着儿子穿着笔挺的西装，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两个人站在台上，背景是LED大屏幕，放着他们的婚纱照，一张一张地翻。我忽然想起六婆说的那个场景——腊月的风雪，一匹毛驴，一个穿着借来的红棉袄的小姑娘，滚进雪里，又被人拉出来，浑身湿透，瑟瑟发抖地继续往前走。

我想象不出那个小姑娘就是我的六婆，就像儿子想象不出他父亲结婚时只有三辆车，还在雪地里打滑。

日子就是这样，一辈人一辈人地往前走，越走越好，越走越快。从毛驴到吉普车，从借来的红棉袄到定制的婚纱，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再到三十几岁，女人不用再裹脚了，不用再骑毛驴了，不用再担心滚进窖雪里了。

可我总是忘不了六婆说的那个场景。那场雪似乎一直下着，下在我们家的记忆里，下在那些艰难而又温暖的岁月里。有时候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那个穿着红棉袄的小姑娘，骑在毛驴上，在茫茫的雪地里，一点一点地往前走。

她要走到哪里去呢？她要走到我这里来，走到我母亲那里去，走到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里来。

雪还在下，风还在刮，可她一直往前走，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