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清明上河图》真伪辩

一方

一早从上海赶赴苏州博物馆，就为一睹传说中仇英的《清明上河图》

2026 年 3 月 24 日，为庆祝“苏博”建馆 20 周年 举办的“苏州织造” 特展开幕，特意从“辽博”借来仇英款《清明上河图》，“仇英回娘家” 的宣传，瞬间引爆全城。

”苏博“用 “十年一遇、国宝返乡、明代苏州百科全书、国家一级文物” 的话术全面包装，线上刷屏、网红打卡、数字藏品、文创周边一应俱全。

据说开馆前两小时，馆外已排起蜿蜒数百米的长队，穿过绿化带，绕到街角。高峰期排队时间长达两小时以上。

特展门票提前售罄，画前更是被挤得水泄不通。

这件 仇英《清明上河图》有近 10 米长，是绘有 2200 余人物的青绿重彩长卷。

此画原为1922年被溥仪盗运出宫的三卷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之一，1945年在伪满覆灭后被截获，1948年悉数移交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

1952 年，时任东北文物处研究员的杨仁恺受命清理这批 “东北货”，在一堆被初步定为 “明代苏州片” 的伪作里，发现了这件长卷，当即认定其为“仇英真迹”。

杨仁恺的理由很明确：画风是典型吴门四家的工笔重彩，画风精细、人物工丽，贴合仇英中年风格；卷前有 “石渠宝笈” 印玺，属清宫旧藏，流传有绪；内容描绘明代苏州市井，契合 “仇英以苏州写汴京” 的创作逻辑。

此后数十年，杨仁恺先生在论文、著作、鉴定会、各种演讲中将此画奉为辽博 “镇馆之宝”，是明代风俗画的“巅峰之作”，为其一生鉴定生涯的标志性发现。

1983 年国家文物局成立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七人小组”，对全国公藏书画进行终审时，就仇英款《清明上河图》意见彻底分裂。（图为油画《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作者：封治国）

杨仁恺（上左）、谢稚柳（上中）、刘九庵（上右）认为：此卷入《石渠宝笈》，传承清晰，清宫旧藏可靠。笔墨气息、设色格调、人物造型均属明代高手，非一般苏州作坊伪作可比。与仇英其他可靠作品比对，笔法特征高度一致，认定为仇英亲笔或主笔。

启功（上左）、徐邦达（上右）则认为：此画笔墨虽工，但板滞、匠气重，缺乏仇英真迹的灵动与文气，属于典型明末苏州画坊商品画。人物、建筑、器物细节多处不合明代形制，笔法粗糙草率，与仇英水平相去甚远。款识、印章气息不对，整体是苏州片伪作，托名仇英。

傅熹年（上左）认为只有后部一小段可能出自仇英手笔，其余皆为代笔。谢辰生（上右）则未置可否。

站在这件画有两千余人物的“巨作”前，不由浮想联翩：

为何从未有过一部中国美术史收录这件“巨作”？

故宫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权威出版机构为何从未出版这幅落款“仇英”的10米长卷；明清画史也从未记载仇英画过《清明上河图》！

细观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仇英 . 汉宫春晓图》，线条细腻流畅、有弹性，造型体态优雅、神情文静；设色雅丽温润，层次通透；

而“辽博”藏仇英款《清明上河图》线条阮、弱、板，设色艳俗、平涂，人物身体僵硬，比例失调，神情雷同，建筑透视错乱，确如徐邦达所说的 “苏州片”。

据说全国各地博物馆收藏仇英款“上河图”竟达三十余卷，其中仅台北故宫博物院便藏有4件！

201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清明上河图”特展，明确标注：此卷旧传为仇英作，观其用笔、设色，应为明代后期“苏州片”作坊作品，非仇英亲笔。以明代苏州为背景，设色浓丽，早入清宫，对清院本有影响。

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专家余辉的结论很客观：自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问世之后，尤其明清以来,画界代代不乏追随者。明代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代表明代苏州片较高的艺术水平，将该绘画题材的构图形式基本上固定下来，对后世具有一定的范本作用。

又想起“苏博”的观众举着手机拍照直播，不少人排一两个小时队，仅为在画前站立3~5分钟，像是为进行一次“文化朝圣”的。

不知应该是一声赞叹，还是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