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东北师大院里的孩子们》

杨若木

这是我们一代代师大的孩子们在幼童时的团队模式

2026年3月8日

说到“去上学”，我就不单想到每天都从家里徒走到学校和那段熟悉的路程，而是想到7岁时被姥姥拽着报名“去上学”，那也许是人生路上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起点。

人生蒙昧期，大概就是从“记事儿”开始吧！有的人从一岁就开始记事儿了，可有的人记事儿晚，所记忆的事儿或许是两三岁时的了。而在有记忆之前，那大概就属于混沌期吧！就像“盘古开天地”之前，人类的婴孩儿头脑也是混混沌沌，也许只有本能，绝少思辨能力吧！

我记事也很早，到了三岁被送到师大幼儿园的那些事，记忆的就很清晰了。（幼儿园的那段日子，也要在以后的专题里讲，这里略过。）

刚上幼儿园，第一次识字，就是“师幼”两个字，那是每个小朋友围嘴上的两个红字，（那两个红字怎么记得是凸起的，难道是刺绣的？可那时候还没有“机绣”工艺，不可能是手工刺绣吧！）这就好比从饲养场产出的鸡蛋，鸡蛋壳印上都印有红印标识，标注其所属的饲养场。所以我们戴着这种大围嘴，怕是也有着同样的标识作用吧！

这种围嘴有两种，一种是有袖子的，把你上身包括两个胳膊整个地包裹；一种是简易的，只遮挡你的胸前大襟，是针对我们不太雅观的流大哈喇子和吃饭时的落落（lala）饭菜。相信大多数“院里”的孩子，都是从三岁起就戴着这种统一制作的精白布的，带有红字标识的围嘴的。

这种大围嘴不但有标识的作用，还有一个“链接”作用，幼儿园小朋友一旦出行，老师阿姨就命令：后面的小朋友要扯住前面小朋友的围嘴儿（边沿），一个扯一个，不许撒手！小朋友就用围嘴边链接成一个整体，一个跟着一个，不撒手，不落队。

我长大了，离开了幼儿园，看到我的妹妹们，后来是我的女儿，都曾经以这种列队形式出现在马路上。多年之后，看到的师大幼儿园小朋友集体出行的队伍，仍然同我们那时的一模一样。每当这时，我就要停下脚步，禁不住出神地默默地看上一会儿：这是我们一代代师大的孩子们，在幼童时的团队模式：前头有领队的老师，轻声地招呼着，并放缓了脚步，队尾有另一位“阿姨”（对幼儿园保育员的称呼）收尾殿后。孩子们一个牵着一个的围嘴边儿，这是一支蜿蜒而缓慢行进的幼儿队伍，他们步伐不稳，所以看起来又是一支“东倒西歪”的队伍。他们懵懵懂懂地东张西望，各有自己的世界。有的自娱自乐地唱儿歌，有的心不在焉地喃喃自语，有的莫名其妙地哈哈傻笑，还有的咧着嘴大放悲声，但都是老老实实紧紧拽住前一个人的围嘴边儿。

前些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和幼儿园时代的女生周晓辉和男生赵维辉重聚。那年夏天，我们三人相约到我家附近的御花园汇合，然后一起到御花园里绕圈走步锻炼。有一天，暮色重了，走出绕圈的柏油路，踏在御花园那不平整的石径时，脚步就有些磕磕绊绊的。赵维辉说：“记得不？在师大幼儿园，我们都戴着围嘴，上面有‘师幼’两个字。老师带着我们出门时，要小朋友一个拽住前一个小朋友的围嘴边，就那样大家链成一串走……那，我们再像小时候一样，拉着前头人的衣裳，走一走啊！”赵维辉提议道。

那种幼儿时被老师带领、守护，相互链联的温存和依恋的感觉油然涌上心头，但平时不苟言笑的晓辉笑了笑并没有动作，我和赵维辉也只得笑笑作罢。

如今，周晓辉已经故去九年之久，赵维辉也在2023春年没有躲过那场突然暴发的新冠疫情，当年，赵维辉曾经提议：再拉着小朋友的围裙边前行一次，可没有想到，幼稚园时代的三个小朋友，如今只剩下我一个蹒跚前行，想重温一下一个拽一个的围裙边，一起前行的那种相互支撑和依恋的机会都没有了。

是的！我人生第一次认识的两个字就是这“师幼”两个字。可那时我只认字，从不问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有时就反着读，读作“幼师”。直到我都上了小学，有一次看到我妹妹们戴着的围嘴，才茅塞顿开：这不是“东北师大幼儿园”的简称吗！真是大悟只在恍然间。

不过“师幼”这两个字到底是“师大幼稚园”还是“师大幼儿园”的简称，我就不清楚了。我记得小时候，大人们都叫它：“幼稚园”，尤其是我姥姥。

“幼稚园”这个词，肯定是源于日语，日语的“幼稚园”就是中文的“幼儿园”。虽说“幼稚”带有贬义，但说人类的童年，在智力思维上属于没有被开发的“幼稚”阶段，一点错没有，倒是很提醒人们对这一类人群的关注和重视。

我倒是觉得“幼稚园”这种说法很准确，这个阶段，就是人生的蒙昧期，没有思想观念，（简单的思维不能算在内）我们的一切都是被支配和要求的，例如：为什么到了7岁就要去上学，我不问，也不懂，父母和阿姨又没有对我进行过学前的“学习目的”教育。

如今，我只能用AI制图，重温一下我、周晓辉和赵维辉一个拽一个的围裙边，一起前行的那种相互支撑和依恋的感觉了。

　　还是回到“去上学”报名的那天吧！

这是人生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里程碑式的一天。

可我报名上学的那天，父母却忘记了，也许他们太忙，带我长大的姥姥也忘记了，她一大早就敞开了大门，叫我出去野——“放虎归山”。

我径直跑到四教前趟房，那里有一座与周围的建筑都不同的二层小洋楼，还有着高高的院墙和小花园，是我幼儿园小朋友成基辅的家。

另一个玩伴叫万生的也赶来了，有一段时间，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玩，虽说他们俩是男孩儿，可我也从没把自己当女孩儿。所以我们玩的是“力气活”——开“舰艇出海探险”，就是把成基辅家院子角落煤堆边的一个大煤筐抬到院子里，三个人爬进去，一前两后，或者两前一后，一起喊着号子，用力有节奏地压着大煤筐的筐沿 ，大煤筐就像压压板一样上下升降——这就是在“狂风巨浪”中航行，我们的力气越大，上下跃动就越大，舰船就前进（移动）得越快！这就相当于“乘风破浪”地前进。

其实，成基辅第一次带我们去他家玩，曾带我们去他的玩具室看过他的玩具，那是一个小房间，但一个大书架几乎占据了一面墙，书架上层层叠叠摆满了他的玩具，都是我不曾见到过的，连商店的玩具柜台也看不到的。但都是男孩子的玩具，有飞机、坦克车、舰船、大炮、各种枪，手枪、冲锋枪，铅人小骑兵……只是没有一个洋娃娃。玩具都很新，五颜六色、琳琅满目。

看到眼前的这些玩具，我的头顶一下子就有一股触电般麻麻的感觉缓缓倾泻下来，麻麻地流到脸上，麻麻地顺着脸颊到耳朵、脖子……同时，鼻子也嗅到一种奇怪的气味，有点像刚收到的报纸上的油墨味儿。

写到这里，我想插一嘴，说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很奇怪的生理反应，自小，我在遇到刺激的事，或者兴奋，或者恐惧，或者尴尬的时候，总有这样的生理反射：就是麻麻的一种感觉从头顶倾泻而下，麻到额头、脸颊、脖子，之后渐渐消失。有时看到别人尴尬，例如那人说了句言不由衷的话，面露窘态，我也能跟着别人“麻”，直到四十多岁，有一次听到我们作家协会的一位老作家，当众给一个宣传处处长“拍马屁”，说些阿谀奉承的话，我还替他“麻”过，脸红过一次。

后来学到了“肉麻”一词，我还以为这就是我自小的那种感觉找到了相对应的词语的表达。可是，有一次，和一位作家朋友谈到“肉麻”，说起我从小到大的这种“麻”感，她却大笑说，“肉麻”不过是个形容词，哪有什么真的“肉麻”？我就从来没有过呀！

我因此惊讶至极，难道我的这种感觉是个例——那就是病态吗？还有没有其他人像我一样？我没有再问过。（这篇小文在师大附中校友文协群发表后，“师大院里的孩子”附中校友攸笛站出来说，这种“肉麻”之感，他也具备，而且看他描述的“肉麻”，比我有过之。看来我并不是“另类”）

反正，当我看到满登登一架子玩具，我真震惊到目瞪口呆，醍醐灌顶似地“麻”了，鼻子也瞬间嗅到一股奇特的味道。

可是成基辅并不喜欢这些玩具，还没等我们一件件看完那些新奇的玩具，他就匆匆忙忙招呼我们到院子里，在煤堆边找那大煤筐玩“航海冒险”了。所以，后来我们也就只在一起玩大煤筐“航海冒险”。

　　那天压得正起劲，我的手一阵剧痛，拔出手，看见血流了出来——是煤筐上缠的一根细铁丝扎破了我的手掌。

快！赶紧上红药水！成基辅拉着我进了房门，叫大人出来给我上药水，这时过来一个大人，个子不高，很瘦，见他比我爸爸老得多，我想那一定是成基辅的爷爷。

老爷爷一边喃喃地说：“不怕！不怕！”，一边拿出一个小药箱，翻出红药水，药棉绷带来给我包扎。

我根本不怕，从来受伤流血都不会哭。但我觉得这个爷爷自己倒像是很“怕”，有点手忙脚乱，很笨拙，包扎得很松垮，不像我姥姥，给我包扎伤口总是像恨不得把我也绑起来一样。

末了他问：“你爸爸叫什么名？”

我说：“杨公骥。”

“哦！你是杨公骥的孩子啊！长这么大了！”他俯下身来，细致端详了我，说：“长得像你爸爸！”

这时，隐约听见外边有人喊我的名字——是我姥姥在喊我！

我急忙跑出去，见我姥姥站在院子门口，她就站在门阶外，绝不越“雷池”一步，院门内是成基辅家的“阿姨”（保姆），姥姥客气地和那“阿姨”说着话，看到我，掩饰不住地焦急朝我招手。

当她一把抓住了我时，只一拽，我就随她一同飞也似的跑起来：“快快！去报名，晚了就报不上了。”

原来，姥姥是抓我去报名上小学。

这时节是暑期，学校在放暑假，正是北方最热的天气，而且是又热又闷令人大汗淋漓。想想看，一个在大煤筐里奋力“开船”的孩子会是什么模样？所以姥姥一路上边拽我走，边回头看我的脸，每次都不得不停下来，又气又恼用她那粗糙的干手绢，擦我脸上的汗和煤渣的混合物，脸被擦得火烧火燎的，我的小裙子也都湿透了，身上沾的煤渣子、煤灰也很可观，姥姥就拍打着煤渣子连同我，直到我忍不住地尖叫。就这样，一路拉连带拽、拍拍打打地到了师大四教的“工会”。

那座被大人们称为“工会”的白色二层小楼，坐落在四教前趟房临街，它的建筑样式与周围的建筑都不同。现在想，这“工会”小楼估计也是伪满洲国时小日本儿盖的，举架都是拘谨窄小的。“工会”二楼有一个稍大的房间，就是姥姥曾经参加的识字扫盲班的教室，这我早就熟悉。上二楼的楼梯是外露的，很窄，如果你上楼，看见正巧有人下楼，最好是停下，让下楼的先下来，你再上。

我平时最关注的不是这小楼，而是楼下靠左的一个小窗，它才是这座小楼的最值得瞩目之处：卖电影票的地方。

一旦那扇小窗开了，晶亮的玻璃窗不见了，变成黑洞洞的，窗外还有人头攒动，好了！大喜过望！卖电影票了！赶紧跑回家拉着姥姥来买电影票，不管演什么电影，反正都得带我去看。要买红色的票券，是甲座，两角五。如果来晚了，只能买绿色的票，是乙座，一角五。

原来，今天，那工会小楼就是我们小孩报名上学的地方。

门前聚集着带着孩子的家长，那些孩子都是我的同龄人，报名上学有严格的年龄限制：检验户口本，本孩必须七周岁，9月份以前生人。

姥姥把好不容易收拾得半干不净的我，推进一楼的一间小房间，先是有一位阿姨上前招呼我，给我量了身高和体重，然后让我站在一旁排队，等着“考试”，只见靠窗子的桌子前坐着一位烫着卷发的阿姨在和小孩谈话，这就是“考试”。

啊！我立刻“肉麻”了，她就是大人们说的“老师”吧！我人生中见到的第一位小学的老师——我的老师。男孩女孩一个个上前去，先鞠躬问一声：“老师好！”然后坐在小凳子上，回答老师的问题。

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女孩，很乖的模样，说话声音洪亮，老师问：“你身上的布衫是什么做的？”

她说：“是用我妈妈的旗袍，给我毁的！”

一听这话，引来一场哄堂大笑。我一听就知道她没有上过幼稚园，我就知道标准答案：“我们的衣裳都是农民伯伯种的棉花，工人阿姨纺的布做出来的。”唉！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

所以轮到我，我也学着大家，生涩地第一次给那位叫“老师”的阿姨鞠了一躬，道了声“老师好！”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衣裙很埋汰，手上还缠着窝窝囊囊的绷带，但我一定要在“考试”时表现好。于是坐在小凳子上，满怀期待，等着老师快点问我“衣裳是什么做的？”这个问题，可是老师没有问我“衣裳是什么做的”，而是问：“你家住在哪里？”

“我家住在哪儿？”我愣住了，又一次的“肉麻”过后，慢慢伸出手，辨识了一下方向，朝西面指了指。

“你家的门牌号？”老师说。

我答不上来，人生中我见到的第一位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就没有答上来。

我只知道我家住“那儿”，我从来没有走错过家门，更没有走丢过。

结果我的智力测试得了4分。

出了“考场”，姥姥气急败坏地拉着我，还一耸达一耸达地甩着我的胳膊，一边教训我：你连家的门牌号都不知道？怎么这么笨！

晚上爸爸妈妈回到家，姥姥又告状：“孩子报名，连自己家门牌号都不知道，得了4分。你们说说，你们说说……”再往下应该说的：“怎么这么笨！”姥姥没有说。

接着大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教训我，一定要记住自己家的门牌号，还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叫什么名。他们说“万一你丢了……”可以叫警察叔叔帮你找到家。

我想，我怎么能丢，难道我傻吗？！

后来姥姥说：“有拍花子的，你知道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凡是小孩都知道：就是一种专门拐小孩的坏人，他手上涂了一种神秘的药，只要用那手拍拍小孩的头，小孩就像被吸铁石吸住的钉子，不声不响乖乖地跟着坏人走。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家和爸妈了，很悲惨！

姥姥才是真正说服我的，我必须记住我家的门牌号，万一被拍花子的拍走了，我要机智勇敢地逃脱，找到警察叔叔，告诉他我家住的门牌号，然后，不就找到我家，找到我爸妈了吗！

姥姥还告状说，我跑到成基辅家去玩，大吵大闹，一身煤灰，还把手扎坏了。

爸爸这才问我，“看到成基辅的爸爸了吗？”我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瘦老头儿，似乎不是成基辅的爷爷，而是他的爸爸。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瘦老头果然是成基辅的爸爸，叫成仿吾，是当时的东北师大的校长。他不单是东北师大校长，1938年左右还是延安“陕北公学”的校长，我父亲17岁到延安，第一步就是就读于“陕北公学”，所以那时候，成仿吾就是我父亲的校长了。

不过，要是我姥姥不说起这件事，我是不会和爸爸妈妈说：我到谁家去玩了，他们家住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院子，有一书架玩具等等，我也不会对我看到的，有任何想法。去了就去了，玩了就玩了，看到了就看到了，是谁的家，他爸爸是做什么的，又有什么关系？

我到谁家玩都不会像我姥姥那样，很拘谨地站在门外，我会径直上去敲敲门，推开门，喊：某某某！

幼稚园时期的孩子，还没有观念和由某种观念而来的举止言行——他们的内心是纯洁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