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模范人物形成之思考

容全堂

市场经济与模范人物形成之思考

辽宁抚顺的雷锋、河南兰考的焦裕禄、江苏徐州的王杰，是20世纪60年代的模范人物。西藏的孔繁森、云南的杨善洲、广西的黄文秀、新疆的贺娇龙，则是21世纪初的模范人物。

为何改革开放前的模范人物多出自中东部地区，改革开放后却更多出现在边疆地区？探究其原因，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市场经济环境下，中东部地区比边疆地区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挑战，导致该地区模范人物相对较少，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重塑中国道德模范的“生长土壤”与“呈现形态”。

深入思考市场经济与模范人物形成的关系，可从以下四个维度剖析“边疆与中东部”这一现象：

一、价值逻辑的冲突：“逐利理性”与“道德理想”的二律背反

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是功利主义和效率优先，而模范人物的底层逻辑是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二者在深层结构上存在天然的张力。

1. “经济人”假设的泛化：

市场经济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氛围在中东部发达地区尤为浓厚。当社会资源分配主要依靠货币、资本和技术时，“按贡献分配”便取代了“按需分配”。在这样的环境中，谈论“不计报酬”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会被视为“傻”或“不懂行情”。

在这种氛围下，模范人物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因为他们的行为逻辑与主流的市场交换逻辑背道而驰。

2. 道德的“功利化”与“工具化”：

在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好人好事有时会被异化为一种“社交资本”或“个人品牌营销”。

在传统社会或边疆地区，行善是发自内心的伦理责任；而在市场化的中东部，行善可能变成一种博取关注的手段。这种“表演性道德”，让人们对真正的模范产生了疏离感。

二、结构震荡：转型期的“失范”与“焦虑”

中东部地区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更为严峻，本质上是因为不同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与深度存在差异。

1. 中东部：社会结构的“急刹车”与“重组”

中东部是市场化改革的前沿阵地。从国企下岗到房地产波动，从城乡二元对立到产业升级迭代，这里的社会关系网破裂最快、重组也最为剧烈。

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传统的道德规范，如仁义礼智信逐渐失效，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这就形成了“道德真空期”。

这一时期，人们首要关注的是生存与发展，模范人物仿佛成了“奢侈品”。大众往往只能顾得上“独善其身”，很难涌现出那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典型。

2. 边疆地区：传统社会结构的“慢适应”

边疆地区尤其是基层，市场化进程相对较慢，传统的宗族关系、部落结构或熟人社会依然得以保留。

这里的社会结构相对固化，由于资源相对匮乏，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更多是基于生存本能和传统伦理，而非复杂的市场契约。

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慢节奏社会中，利他主义更容易被视为常态而非特例。所以，像黄文秀、杨善洲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精神在那里是被环境“滋养”而非“打压”的。

三、评价机制的转移：从“精神表彰”到“绩效考核”

市场经济强调量化考核，如GDP、利润、KPI等，这种评价机制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治理和公共部门。

1. 模范人物的“边缘化”：

在中东部的行政体系和企业中，考核指标多为经济数据。一个人即便品德高尚，就是堪称模范，如果不能直接创造GDP或解决财政危机，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就会很低。

传统的“学雷锋、做好事”缺乏制度化的激励机制，更多依赖个人觉悟，而在巨大的业绩压力下，个人觉悟显得势单力薄。

2. 边疆的“政治优先性”：

在边疆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文化融合往往被置于首要位置，经济指标的权重在某些层面可能让位于政治安全。

模范人物的事迹，如贺娇龙带货助农、孔繁森关爱民众等，直接服务于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因此他们被高度推崇。这种社会评价体系对“道德模范”的需求更为迫切，相应的供给自然也就更多。

四、人格类型的变迁：从“英雄”到“精英”的范式转换

市场经济不仅改变了社会环境，也改变了人们心中“模范”的标准。

1. 传统模范，在改革开放前多为“道德完人”。雷锋、焦裕禄代表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利他精神。

2. 现代模范，在市场经济下多为“奋斗精英”或“坚守匠人”。如今的模范不再是单纯“苦行僧”式的牺牲，而是在竞争中获胜、在困境中逆袭、在专业领域做到极致的人。例如，张桂梅是教育创业的典范，袁隆平是科技报国的典范，甚至很多优秀企业家也可归入此类。

这种现代模范，大量诞生在拥有创新资源、人才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中东部地区。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与模范人物”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对立，而是复杂的“重构”：

在中东部，市场经济深水区导致传统“老黄牛”式的模范相对稀缺，但也催生了如科技精英、创业先锋、抗疫英雄等新模范。这里的模范更难做，因为面临的诱惑更多，但也更具时代力量。

在边疆，市场经济缓冲区对传统模范所秉持的奉献、坚守精神冲击较小，保留了更多传统道德的火种，使得“奉献型”模范依然源源不断，且符合时代的精神需求。

市场经济并非消灭了道德，而是改变了道德生存的生态。当我们在中东部感到模范难寻时，其实是在寻找适应新土壤的“新物种”；而当我们在边疆看到坚守者时，那是道德传统在未被商业洪流完全淹没的角落发出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