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河洋老家Ⅱ文/黄鑫

大河洋美术馆

我的河洋老家

文/黄鑫

我的河洋老家：雪脊上的时光烙印

我总爱回到河洋，回到那座抚育了我童年，却也安放了我整颗灵魂的老屋。

眼前的老屋，是一栋坐落在黄氏宗族腹地的两层楼房。楼下格局坐东朝西，二楼的正厅与两侧厢房则坐北朝南，一条宽敞的走廊临厅而建，廊下独坐，便能将厅堂的烟火与世事尽收眼底。这房子，听说是祖父在同村黄姓族人手中买下的。在当时山多地瘠的村落里，华构兀然立在青瓦白墙的民居群中，显得格外扎眼。小时候问父亲，曾祖父、祖父原来住的厝是在哪里？父亲告诉，在里边弄，祖厅边上现在学校的操场。之前我们的种南瓜的小菜园，1975年建岭兜小学村大队无偿收走。老厝是曾祖父、祖父、三位叔父都生在那座屋也在那座厝仙逝。后来没人住时，只做储存空间，因多年失修倒塌成了种菜园。

小菜园我还有印象，母亲常经说堂伯娇伯找母亲吵架，说她偷割了娇伯家的南瓜。说那事儿母亲十分委屈，是咱家的南瓜藤伸向没有扎栏的娇伯一片空地，母亲说一枝藤伸过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因大饥荒时代没人能为此事作证，又是小小一个南瓜，加上宗亲的事娇伯与父亲早就不是和好的兄弟，那天他知道父亲走古田，故意趁父亲不在家时找上门，来一场大男人谩骂语言。

全村皆姓黄，黄氏祖堂与几座标志性的黄氏大厝，是这片土地上荣耀的图腾。那些青砖黛瓦、马头墙翘的建筑，是典型的江南徽派风格，河洋古道沿途，通往宁德周宁、福安的闽东地界，皆是这般风骨。我家的老屋，便紧挨着这些代表着宗族荣耀的大厝。我们一家五口，曾在这方寸之间挤挤挨挨，度过了无数寒来暑往的岁月。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几十年前的画面竟如昨日般清晰。那是1970年的冬天，小姐姐要出嫁了，嫁去了杨家墩的林府。那年我才七岁，对“出嫁”这件事尚无概念，只记得姐姐在前一晚的哭嫁。起初听见她撕心裂肺的哭，只觉得可怜，细细听来，那哭声里却藏着韵律与词章——是娘儿俩面对面的哭唱，用本地方言吟诵着吉祥与不舍。那些词句，我竟都能听懂。

家里挤满了人，堂叔、婶婶、姨婆，各路亲戚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夜色深沉，母亲唤我上楼，将给姐姐的陪嫁衣裳、亲友馈赠的物件，用米筛筛过一遍，再细细叠入箱中。我不解地问缘由，母亲只说：“这叫‘叠箱’。”

次日拂晓，男方迎亲的队伍踏风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常来家中走动的邻村媒人，红目睫叔公。他身后，跟着两队人数相等的迎亲汉子，抬着一只完整的大肥猪肉和大红双喜，浩浩荡荡。队伍先在我家吃了一碗蛋包面，酒席简单，随后，那装满了红漆木桶、花被与新衣的嫁妆箱，便在众人的抬扶下，踏上了河洋古道。

姐姐出嫁那日，喜娘带着两个新娘伴，举着扎着红纸猪蹄与红花的晴雨伞，登门接亲。那个年代，“破四旧”的风潮正盛，出嫁的姑娘没有花轿可坐，只能步行。中午的“出门酒”办得热闹，却也拘谨。昨晚已专为男宾设过三席，今日女宾虽有席位，却也恪守旧俗，女士们不能与长辈同席。姐姐挨个向长辈、堂亲哭谢，每一人都回赠一个小红包。那时公社管得严，办酒席若铺张，便是“铺张浪费”，村上杀一头猪都需大队报批，稍有不慎，便要被唤去公社无偿劳动几日。

桌上的菜，在那个温饱尚难的年代已是极尽丰盛：炒黄粿的焦香、土粉的滑嫩、纹饼煮花菜的软糯、海蛎抱蛋的鲜腴，还有猪脚肉的醇厚，每一道都带着乡土最本真的味道。

傍晚时分，二楼厅堂烛火通明。父亲点燃香烛，桌上摆满了供品与喜糖。大姐、二姐、三姐，还有我的外甥们都赶了回来，围在一旁看热闹。出嫁的仪式到了最庄重的一刻——母亲让我为姐姐（老四）喂饭，端来一只大红公鸡，让姐姐亲一口。随后，一道道菜肴在姐姐唇边虚晃而过，那哪里是吃饭，分明是一场饱含离愁与祝福的礼仪。当地风俗，女子出嫁须学哭唱《分家伙》，那歌谣字句押韵，朗朗上口，大意是说，姐姐出嫁后，家中的财产与宝贝，皆归弟弟所有，姐弟从此便是内家与外家。有句俗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还有他对弟弟的声声祝福，我句句听在心里，热泪盈眶，也终于懵懂地明白，姐姐从此就要离开这个家了。那一天，我也跟着哭了。

夕阳西下，姐姐与迎亲队伍一同走在河洋古道上。队伍浩浩荡荡，向着杨家墩的方向穿行。在那片喜庆的氛围里，她踩着林家铺就的红地毯，走向了她的婚礼，走向了未来的光明人生。

如今再站在老屋中央，几十年的光阴仿佛被瞬间压缩。这间屋子的一砖一瓦、每一缕木纹、每一块污斑，都还严丝密缝地印在脑海深处。我痴痴地环视，伸手抚过斑驳的墙壁，仿佛在触摸自己的肌体，触摸自己的灵魂。

这老屋，二楼是母亲大半生的舞台。她在那里为人裁衣，我在那里嬉笑玩耍、伏案读书。成年后，我便居于二楼那间仅五平米的左厢房。整座房子，其实原是半户，另一半是父亲当年用二十四块银元，从邻居家典当得来，才凑成了如今的整座院落。

曾有一段往事，牵扯出一段邻里的悲欢。同村有个同姓青年，名叫五岁。民国年间，他卖壮丁远走他乡。直到1973年，他才带着一家六口迁回岭兜村。他的两个表弟与他一同来找父亲协商老厝，用一百二十元人民币，从父亲手中讨回了当年典当的房产。那时正值“农业学大寨”的集体化时期，他们一家从漳州天宝公社迁回，与我们邻里相处和睦。他一家讲闽南话，唯有五岁能讲流利的河洋话。一家人勤恳地参加生产队劳动，靠记工分维持生计，家中无猪无禽，唯有锄田插秧、种地瓜的汗水。他的大女儿、儿子与村中孩子一同早出晚归，次子在中房中学读书，日子清苦。后来，他的妻子心生悔意，日日争吵，甚至怪我们家支持他们迁回。她时常与母亲争执，最终，她带着两个女儿和两个孩子返回了漳州。五岁随后将房子卖给了邻居土弟哥，自己也重返漳州，从此再未踏回河洋。那段插曲，如同一枚被时光遗忘的钉子，深深钉在老屋的记忆里。

而二楼，是我如今睡觉与创作的天地。临窗而望，远方的群山连绵起伏。这扇窗，是我童年的眼睛，也是我今日眺望精神原乡的窗口。窗外是青瓦、白墙、田野，再远处，便是三座鼎足而立的山峰：陈太尉宫、顶旗峰、弥陀峰与龙角峰，如同案头的笔架，将天地勾勒出风骨。

童年时，我总趴在这扇窗前，对着群山无尽遐想。跨山的古道上，农夫挑着柴担，一步一晃。山那边是什么？是集市？是大海？是戏台？是神鬼传说？母亲曾说：“我到今天还没到山那边去过，去了，就会破碎了整整一个童年。”我只记住了墨绿色山脊的每一个起伏，记住了夕阳下漫天的晚霞。若让我闭眼画一条曲线，那定是河洋山脊起伏的线条。于我而言，这是一条有灵性的线，是我生命的第一曲线。

这夜，我睡得格外沉。乡间没有电灯，万籁俱寂，只有棉被的暖意包裹着我。那床2020年新婚时的花被，早已晒得蓬松温热，带着阳光与岁月的香气。我一头钻进洞房花烛夜的回忆里，几乎要在此刻融化。或许会做一个童年的梦吧？可什么梦也没有，一觉睡到天光破晓，明亮的光线逼进窗来，将我唤醒。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向窗外望去，刹那间，整个人怔住了。

眼前竟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屋顶、古道、田野、群山，无一不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昨夜一场大雪，下得如此透彻，如此慷慨，将整个河洋裹进了一个纯净的自然神话里。

一个陡起的记忆，瞬间击穿了时光的壁垒，闯入脑海。

也是这样一个雪夜，也是躺在这张被窝里，我赖床不肯起，推说天冷。母亲无奈，陪着我看窗外的雪景。她突然用手指向远方，指着顶旗峰与宝胜顶，声音带着惊喜：“乞丐，你看！”

我顺着母亲的指尖望去。

那一片无垠的洁白天地间，一点殷红，正微微晃动。

那是顶旗峰的峰顶，是雪地里唯一的生命。

在那天与地皆为纯白的世界里，那一点红，便如同一簇跳动的火焰，一颗不灭的星辰，分外耀眼，也分外孤独。它像母亲的指尖，点破了冬日的沉寂；也像童年的一个谜，刻在了我记忆的雪脊上，从未融化。

河洋的雪，河洋的峰，河洋的红。

这，就是我的老家。

黄鑫

2028.4.15于福州东海岸诗港

☆注：图片来自于网络冫国画篆刻作品/黄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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