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地域文化精选专版11

谢石

专版第11期

《大脑的哲学》，是我延长籍甘肃某高校退休老教师苏新欧佳作，文章资料翔实，可读性强，是一部史料级的难得佳作，推荐大家一睹为快！

大脑的哲学（8--8）

——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文/苏新欧

第四朝领袖： 王明、博古（4）

▲陕北红军中的“肃反”

1942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马文瑞开了一个不算玩笑的玩笑：张国焘另立中央，闹独立，对于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来讲，有很大的损害，可是对于陕甘苏区，对于高岗、刘志丹、习仲勋这些人来讲，还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要是张国焘不搞独立，不跟教员反着来，不把形势搞得那么紧张，那么教员他们就不会这么快北上。如果教员他们再晚来几天，那么整个陕甘苏区和高岗、刘志丹这帮人，早就完蛋了。

事实确实如此。1935年的陕北肃反，差一点就把整个陕甘边的中高级干部一锅端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主要领导，一个不剩，全都被关押起来了。

原26军营级以上的军官除了少数人 ，大部被缴械扣押，还有县委以上的政府干部，基本都被抓起来了。

中央政治局书记任弼时说：“如果中央晚了一步，或者是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来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1/10的苏区——陕北苏区怕是会损失了的。”（张志清等著《延安整风前后》P 22）

习仲勋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指“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经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黄金生《长征落脚点革命出发点》载《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4期第54页）

▲西北苏区“肃反”的由来

西北苏区“肃反”的发生，有其错综复杂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思想根源 。

思想根源 土地革命时期，也是中共发展史上“左”倾错误屡屡发生的时期。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间长达4年之久 ，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种错误与危害，也对西北根据地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早在陕甘边苏区创建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者，对西北地区形势的复杂性，以及革命的艰苦和曲折缺乏认识，……一直在党内产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分歧。为了达到红军应以工人为主的目标，脱离实际的设想，要在西安找3000工人去改造根据地红军成分。就连刘志丹等也被扣上“勾结军阀，白军军官”的帽子。1934年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为陕甘边特委戴上“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帽子。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批评陕北特委，没有去领导工人罢工运动，显出乡下党的偏向等。

历史根源

西北苏区曾先后出现了两块根据地，一是谢子长开辟的“陕北”，一是刘志丹开辟的“陕甘边”。由于这两块根据地的自然条件、队伍来源不同，领导者的出身也不同，因此他们在工作方针、斗争策略方面也就有所不同，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两个派系。尽管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在两个派系之间还是产生了不少矛盾，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而积怨甚深。

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谢子长与白明善、唐澍、李象九、阎红彦等人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第3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发动了西北地区第一次武装暴动——清涧起义，在西北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经过短期准备，以谢子长营为基础的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

革命军北上途中，屡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惨重，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

1928年5月1日，谢子长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5月10日，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3旅，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在华县瓜坡镇宣布参加渭华地区农民起义。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在榆林红石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

1929年7月，刘志丹任陕西省委候补常委，后到陕甘边界从事兵运工作，创建了南梁游击队。

1930年8月，谢子长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

1931年10月间，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指示，和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等将陕北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及晋西游击大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共 800 余人，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11月下旬，谢子长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党委书记，刘志丹、阎红彦、荣子卿为党委委员。

1931年底，大年初一这一天，谢子长为贯彻省委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清洗内部不纯分子的指示，开始对部队进行整训。在整训中，他和刘志丹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主张干革命必须打出红旗，而刘志丹却要坚持“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

尔后，谢子长在一个打粮食的场上开会，他站在辘轴上刚说了一句“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马上就有人上前把刘志丹的枪给下了，接着又去抓赵连璧。赵连璧将两把盒子枪一摆，意思是你们要干什么？旁边有人“啪”的一枪就把赵连璧给打死了。

这次流血事件是西北游击队在大联合后的首次冲突，此后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在一年之内竟轮番换了4任总指挥。

1932年12月上旬，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陕甘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2团并进行了整训。杜衡指责谢子长和阎红彦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等错误，撤销了二人的领导职务，并决定给他们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强令二人离开部队，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1933年5月，杜衡（后不久叛变）再次来到红26军，按照“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创建苏区。红26军2团被国民党军击败，损失惨重，只剩下刘志丹、王世泰等数十人，辗转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11月间，谢子长在上海受训结束，回到了陕北，被中共北方代表委派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壮大了第2、第3支队，并和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一起组建了第4、第5支队，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1934年4月，刘志丹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7月8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成立，由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不久，谢子长率部南下，与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42师会合。这是陕北两个派系的第2次合作。

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26军42师党委和陕北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指示，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26军1933年5月南下失败的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并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

郭洪涛在发言中也严厉批评了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红26军一些领导人的不满情绪使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刘志丹说，现在大敌当前，关于这个党内认识问题，稍后再说。这样，会议就没有再争论下去。此次会议是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派系之间矛盾的延续。

8月下旬，谢子长兼任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率红42师第3团及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陕甘边苏区的第1次“围剿”。1935年1月下旬，刘志丹曾去探望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谢子长。

据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见面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刘志丹坐在谢子长旁边，拉着他的手，说你得好好养伤，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这个事，一个是研究怎么粉碎第2次围剿，他们两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很多事情都讲在一起了。两个人讨论到联合作战的问题，并准备成立西北军委。

对于军委主席由谁来担任，刘志丹和谢子长各执己见。两个人争来争去，谢就说这个主席要刘志丹当，现在这个伤势情况，他也不能活动，也不能工作，这个主席由刘来负责，统一由刘来指挥就行。刘志丹就不赞成，说不行，还是谢做这个主席。两个人为这个事吵了不少。最后谢子长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指定刘志丹做军委主席。

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破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破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二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统一领导。由此看来，谢子长和刘志丹之间的矛盾基本化解了。但在谢子长身后，两个派系之间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危机。

朱理治、聂洪钧分别受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委派，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任务，先后来到了西北苏区。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延川县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批评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

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3次反‘围剿’斗争时，朱理治提出的“左”倾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反对，这使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

其后，由朱理治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就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人参加。会议秘密通过了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

但此时的红26军和红27军都由刘志丹统领，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还没有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肃反的实力，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的到来，就使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有了强有力的军事支持。

此时的红25军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支部队被迫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后，一路转战，一路“肃反”，在1935年4月到了陕南后，还误杀了杨虎城17路军警备3旅旅长张汉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并由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军队有了猜疑。

红25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延川县永坪，和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朱理治在红25军主要领导者和郭洪涛的支持下，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宣布由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3人为“中央代表”，夺取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成立了中共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

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

此后，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采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从鄂豫皖带来的极左思想和“肃反经验”，以红25军为后盾，打着“中央代表”的旗帜和“反右倾”的幌子，进行“肃反”。

10月6日，戴季英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杨森、张仲良等一大批领导干部逮捕入狱，宣布他们的罪名是：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右派是反革命。

郭洪涛对这种过火的做法曾表示反对。当时朱理治征求郭洪涛的意见，郭洪涛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

可后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原红26军和陕甘边被杀干部就多达200余人。这便是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直至红25军来到西北后，又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创：东方直心、姜波、翦商《陕北红军的内斗史》2026 1月6日河北）

直接动因

永坪会议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继英6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西北苏区“肃反”的“一切问题都是在6人坐谈中决定的”。

从10月1日起，“肃反”执行者开始进行大逮捕。据张秀山回忆“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左'倾错误执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等同志和我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二十七军十四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林，张文舟、李启明……和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至于王世泰，康建明，刘月山、龚逢春、张邦英等几个因负伤或带游击队在边境活动等原因。在未被除外，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

“肃反”执行者对被捕人员不仅强加于“莫须有”的罪名”，而且进行残酷的逼供信，在肉体上予非人的折磨。

刘志丹被捕后被戴上沉重的手铐和脚镣，就连他的妻子佟桂荣和不满6岁的女儿，刘力贞也被抓进了管制队，历经磨难。

期间，“肃反”执行者杀害了陕甘宁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委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组织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200多优秀干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史》（上）P108—113）

中共中央对“肃反”的制止和纠正

1935年10月中旬，在西北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的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苏区吴起镇，并立即着手制止和纠正“肃反”。

22日，中央即派贾拓夫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作为先遣队携带电台寻找刘志丹。

贾、李二人日夜兼程，在甘泉线下石湾遇到陈子华和郭洪涛。郭洪涛向他们报告了有关苏区“肃反”的情况：“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贾、李当即电告中央 。中央接电后，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央名义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和红军历史与现状，及“肃反”的情况汇报。他们“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尽快放刘子丹同志” 。

期间，毛主席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 。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住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中央立即采取了三个紧急措施。

第一 ，立即派王首道贾托夫、刘向山，先行前往关押被捕者的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把事态控制起来，避免进一步扩大。

第二 ，成立了负责审理“肃反”事件的5人“党务委员会”（亦称5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

第三，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立即释放了刘子丹，高刚，张秀山，杨森，杨琪习仲勋，刘景凡，任浪花。孔令福，高金春，赵启明，胡邦英，黄罗斌，郭宝山，高浪亭，朱奎、王聚德，王家娃等人 。随后其他被关押的干部也相继分批获得释放。（同上引P116—117）

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戴季英“重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予严重警告”。 中共中央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平反后，先后安排了工作。（同上引P 119—121）

刘志丹出狱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亲切接见了他。周恩来见到刘志丹时的第一句话就说：“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建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

刘志丹心情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是你的学生”，“感谢中央救了我们。”

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刘志丹的手，面带微笑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是互救嘛！”

第二天，周恩来带着刘志丹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高兴地对刘志丹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呀！”

还亲切地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

毛泽东接着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

刘志丹听了欣喜万分，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中共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和我们。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中牟党建：陕北与中央“互救”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 2015年07月28日 河南 ）

窃以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并没有彻底纠正这次“肃反”中的错误，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没有彻底平反。

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聂洪钧、戴季英的处分决定。但是，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依然抱着歧视的态度，例如张秀山被下放到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李维汉曾经比较客观地回忆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不过，刘志丹并不计较这些，他说：“工作要紧，个人的事是小事。情况复杂，意见不一，自己再去追究，又增多了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实来作结论。”(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

复出后的刘志丹先后担任中央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周恩来)、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习仲勋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刘志丹之死】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强调渡过黄河东征的意义。在组建东征的队伍时，中央再次想起了刘志丹。张闻天、李维汉找刘志丹谈话，让刘志丹出任新组建的红28军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

宋任穷直到晚年还对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感叹不已。他说：“附近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来了，没等我们打，就连夜逃走。”

1936年3月下旬，红28军进入神木、府谷，当地百姓听说刘志丹来了，都专门跑来看望。宋任穷看到，“当地群众不称呼志丹同志为军长，都亲昵地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志丹同志面前，拉着志丹同志，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刘志丹还在这里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并与他彻夜长谈。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是后方的“肃反领导人”还在继续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让刘志丹、张秀山非常愤怒。刘志丹动情地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刘志丹、张秀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灵柩在志丹县公开安葬，军民群众悲痛欲绝，还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礼。毛泽东亲自为之题字：“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事实上，牺牲时刘志丹头上还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张秀山回忆，马文瑞亲眼目睹了刘志丹牺牲后，干部登记表上仍旧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

他用自己的生命，向党和人民作了最后的表白。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他，刘志丹对老战友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

刘志丹的这段话讲在1936年，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对照刘志丹身后屡屡出现的类似陕北“肃反”的往事，可知他的担忧与预见是颇有历史眼光的。

【“肃反”扩大化的深刻原因】

中共党内的“肃反”斗争，是受共产国际大背景深刻影响的。

1930年２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议提出：

“各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社会民主派的斗争”，“必须无情地揭露那些打着共产党旗号、以右派叛徒和托派叛徒为代表的社会民主 派代理人。”

1930年６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和军阀的同时，“应当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

1931年８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明确强调指出：

“中国共产党必须大规模地开展工作，来揭露右倾机会主义所有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工作中，都要与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1930年上半年提出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开展肃反工作。中央苏区首先开始肃反运动，对所谓“ＡＢ团”“改组派”斗争。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进一步要求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ＡＢ团。共产国际反“右倾”、“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别的指示，成为王明等人发起苏区“肃反”运动的理论依据。

1931年２月23日，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指示信，指出“ＡＢ团”及改组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得力的工具，“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9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这是王明临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之前亲自执笔起草的文件，毛泽东说它是王明路线“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

王明等人在这个“纲领性”的决议案中要求，红军“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1931年９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2年１月９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子”。

１月12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认为“最近各苏区内发现了ＡＢ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与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阴谋”，向各苏区发出指示，“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强调各苏区“应该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以对付“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在临时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2年１月的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便决定将“肃反”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苏维埃政府对于肃反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加强红军中的肃反工作，清洗红军中的异己分子，因该马上执行。”

“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的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

（来源：《文史精华》2006年第02期 作者：何立波 原题：《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学生 苏新欧 2026.3，30 于临洮

大脑的哲学（8-9）

——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文/苏新欧

第四朝领袖： 王明 （5）

【王明回国】

1937年11月，号称“100%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回国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要员亲自到延安飞机场迎接，双方热烈拥抱。毛主席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 ，你们回延安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

毛主席还说：“陈绍禹（即王明）同志，给山沟里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全党的幸运。”

可见，毛泽东对王明回国的期望值之高。从不在意衣食住行的毛泽东，对王明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和必要的照顾。比如生活上，王明每月的津贴是六块钱，比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多一块钱，这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办的。（《万众瞩目的延安》P213--214）

10天之后，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史称“12月会议”。

王明新来乍到，即作长篇报告。他滔滔不绝地论述中国形势，他指责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和解决民生、民主问题。他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王明俨然像钦差大臣，毛泽东等政治局委员们“洗耳恭听”。

王明报告完毕，毛泽东起而发言。他仍然坚持8月洛川会议的既定方针，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抗日战争中的山地游击战。

分歧是明显的，彭德怀回忆说“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的，王明又怎么讲，让他在实践中去证明吧。”

王明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响应，因为王明有共产国际的唬人招牌，又因为当时党内的一批军事干部就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曾与毛泽东发生过意见分歧。

但是 ，王明的主张并没有形成决议。事后王明曾经感慨地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做个结论就好了。

会议最后讨论人事问题。王明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要求改组中央书记处。按照王明的意见，会议决定将遵义会议以来的中央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变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

刚刚回国的王明在当地的特殊地位得到了认可，毛泽东做了谦让。然而谁是谁非，并未见分晓。王明在会议上的表现，就连张国焘也看不过眼。张说“王明当时俨然是奉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的右倾错误，刚刚开了个头，随后愈演愈烈。

王明因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又一次抬高了身价，当上了中央长江局书记。

从此，王明在武汉大力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同时也明显地表露出他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挑战。他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表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要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前往武汉。（张志清等著《延安整风前后》P31—34）

在12月会议上，王明由“左”倾跳到右倾，否定中央独立自主的政策，又为多数人所接受。（《万众瞩目的延安》P222）

在12月会议上，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构成了挑战，“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胡乔木回忆毛泽东》P67）

毛泽东在会上处境十分困难，他曾说，12月会议室我是孤立的。李维汉曾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会后，王明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史》（上）P454）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谈到过12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12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12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就是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削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P231）

他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12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 ，以为自己错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11月19日）

“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参加12月会议的彭德怀回忆道：“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 ，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 ，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于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线中的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证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上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上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彭德怀自述》第224、225、226页）

国民党人在武汉发起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宣传攻势，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割据，把军队交给中央指挥等。

一度否认争取领导权说法的张闻天，这时再度强调起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来了。他明确提出“国共两党间是存在着争取领导权问题的 。“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与国民党合作，但也必须时时有戒心……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评了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多数中央领导人都跑到武汉去做统战工作的做法，说“与国民党谈判，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去。”“统一战线只是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相反，他认为，党“必须用更大的力量放在民运工作上去 ，因为党要发展就要发展民用，民运要发展又必须要党投入较大的力量才行。

在依据张闻天、毛泽东等意见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政治报告中，中共中央一方面明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明确提出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问题。主张“以最大的努力”“巩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领导力量”，“使着党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军事上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和领导作用”，坚持必要的批评与斗争，以推动并帮助国民党进步。

对此，共产国际领导人明确表示认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间地带的革命》P 366、367、368）

王明当了政治局常委，在延安做报告，经常在桌子旁边放一摞马列著作，常大断大段地背诵马列原著，博得了一片喝彩。

在当年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司马璐的记忆里，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据说，当年延安女青年找对象 ，普遍流行的标准是：第一要有王明的理论，要像王明那样懂理论；第二，要有博古的口才，向博古那样能讲话要；第三，要有周恩来的人才，要像周恩来那样长得标致、有风度；第四，要有毛泽东的实际，要像毛泽东那样，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由此可见，王明在当年的延安影响力是很大的。（王东方《中国革命的延安之路》第135--136页）

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在他任职的延安女子大学，甚至有人称他为“王妈妈”。许多年轻人很欣赏他的长篇大论，认为这“最高级最精彩”。

这说明直至1940年，王明的错误并未被人们完全认识，王明仍是受人爱戴的“理论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蔚然成风。（《万众瞩目的延安》第220页）

【王明的错误】

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他的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P517）

1，“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王明回国时，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已齐聚延安。王明做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重点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了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还不够，……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不赞成关于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三种不同势力的提法。认为不应该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同上引P515）

他完全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 。（同上引P516）

而忘记了国共合作最重要的是独立自主原则。毛主席说：“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是背弃民权主义。……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会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524—525）

2，“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

毛主席说：游击战在整个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上说来，他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忽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10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499）

毛主席强调：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同上引P500）

3，“在组织上，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王明一心想当党的领袖，极力贬低毛主席。他曾提出“中国的政治领袖只能从中大培养出来，军人充其量只能当将军，不可能成为政治领袖。”他看不起钻山沟、打游击的毛泽东。明确表示过“毛泽东只能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人物”、“不能成为党的领袖。”（文辉抗 叶建君主编《万众瞩目的延安》P213）

在12月会议上，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构成了挑战，“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胡乔木回忆毛泽东》P67）毛泽东在会上处境十分困难，他曾说，12月会议室我是孤立的。李维汉曾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会后，王明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史》（上）P454）

王明去武汉后，更是目无中央，与延安分庭抗礼。

例如，不经过延安同意，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并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造成恶劣影响。

后来竟发展到挑战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权威。如王明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不是采取协商态度，而是居高临下的对书记处加以批评；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以个人名义为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作总结，并公开发表。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王明以武汉的政治委员数超过延安为由，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张闻天、毛泽东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后来毛泽东干脆说：“12月会议以后中央已名存实亡。”（文辉抗 叶健君《万众瞩目的延安》P214—215）

【季米特洛夫的劝告和共产国际的指示】

季米特洛夫，时年56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富有声望的活动家。原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后来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王明驻共产国际时间，季米特洛夫与他一起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王明当了政治局常委，在延安做报告，经常在桌子旁边放一摞马列著作，常大断大段地背诵马列原著，博得了一片喝彩。

在当年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司马璐的记忆里，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据说，当年延安女青年找对象 ，普遍流行的标准是：第一要有王明的理论，要像王明那样懂理论；第二，要有博古的口才，向博古那样能讲话要；第三，要有周恩来的人才，要像周恩来那样长得标致、有风度；第四，要有毛泽东的实际，要像毛泽东那样，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由此可见，王明在当年的延安影响力是很大的。（王东方《中国革命的延安之路》第135--136页）

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在他任职的延安女子大学，甚至有人称他为“王妈妈”。许多年轻人很欣赏他的长篇大论，认为这“最高级最精彩”。

这说明直至1940年，王明的错误并未被人们完全认识，王明仍是受人爱戴的“理论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蔚然成风。（《万众瞩目的延安》第220页）

【毛泽东的思考】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央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提出报告。刘少奇根据自己在北区工作的认识时间，第1次指出四中全会以后的党“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地保存着立三路线”。

这引起了多数与会者的强烈不满，对报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四中全会以后，只是犯了一些错误，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原则上支持刘少奇的同时，出于策略考虑，说王明时期不是总路线错误，只是若干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王明回国后举行的12月政治会议和3月的正式会议上，王明用“左”倾跳到右倾，否定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政策，又为党内多数人接受。 毛泽东震惊之余，认识到王明由“左“转向了右，根本原因是教条主义；人们接受王明的教条主义，根子在于党内真正读马列主义的人不多，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

因此，他在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分析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的同时，发起新哲学会等学会团体，组织干部读书学习。希望他们用用马列主义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吹响了学习的号角，他指出：

“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经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是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斗争。所以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着重致力于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的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东西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从这时起，实际上开始了整风的准备。

1939年2月，党中央成立干部学习部，把在延安的干部编班编组。规定每天学习两小时。

【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最主要任务什么？

这是整风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

什么是主观主义？毛主席说：“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做保守主义，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版）第8册 P 34）

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右倾和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思想根源上来说都是主观主义 。能不能在指导思想上反对并纠正主观主义，对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在这一期期间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讨了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9月10日，毛泽东做报告，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间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做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中派主义。”

报告强调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要实行学制的改革，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首先从政治局通知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报报告提出：“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延安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年谱》（中）P327 ）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召集一边是位高级干部在延安举行整风会议。一切都表明，毛泽东意在党内发动一场促进人们灵魂的思想教育运动。

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礼堂座无虚席，中央党校正在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做了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

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抗战以来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几十万党员在领导人民给敌人做斗争，但是毛泽东话锋一转，説党“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什么问题呢？

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脑袋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太正派。”

他解释道：“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的矛盾。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矛盾。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P 811—812）

接着他针对延安当时流行的糊涂观念，阐明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要和实际相联系等问题。

他明确指出：一个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性和哲学，从第1章到第4章都背得烂熟了，但完全不能应用的人，不算是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的解释历史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那些光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实际的人，是不能算作真正的知识分子，顶多只能算半个知识分子。（ 同上引P814）

“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我们党内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饰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要克服教条主义，使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从事实际事务的研究，产生真正的理论家。要克服教条主义，使有经验的同志得到良好的理论修养，使他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从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 （同上引P819）

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呢？

毛泽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概括“有的放矢。”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剑和霸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同上引P820）

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的教条的做法。他说：“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某些个别字句看成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有得到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同上引P820）

“有些人比猪还笨。”毛泽东毫不留情的批评“左”倾冒险主义者，每逢一个纪念日都要去示威，明知敌人已有准备，要逮捕人。 还不顾一切。他说：“你们看，猪在猪圈里 ，哼哼着向前走，碰到墙还知道回头。哪些人明明知道要遭敌人逮捕，也不回头。这不是比猪还笨吗？”

“教条主义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那教条主义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

毛则东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剥下了所谓“理论家”的外衣。（《万众瞩目的延安》P 227—23 0）

学生 苏新欧 2026年4月1日 临洮

大脑的哲学（8-10）

——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文/苏新欧

第四朝领袖： 王明 （6）

▲哪些人参加整风运动？

1942年8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整风的意见》，以电报形式发给聂荣臻。电报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还有上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强调“要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住他们中存在着的不正三风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的学习，着重钻读与反省自己”。

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但是毛泽东强调抓住“关键少数”。延安整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重点放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身上，通过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群体，带动全党风气转变。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整风“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因为“犯思想病较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部分高级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只会引用经典著作和诗句，不会结合中国实际解决问题”。

在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后，194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一些过去犯过左情错误的同志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张闻天第1个做了检讨，博古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有勇气研究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李维汉等人也做了检查。

但王明没有做自我批评，他坚持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也不承认自己在抗战时期犯有右倾错误。相反，他揭发批判起他的中山大学同学来。他说博古是“苏维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把自己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错误一笔勾销，把责任推到博古身上。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赵辉同志的不满。

10月7日晚，当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等同志前来找他谈话时，王明进行反击，指责“中央过去的方针（指洛川会议以来的方针——引者注）是错误，”“太左了”。

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杨家岭召开工作会议，王明在会上发言，仍坚持他7日晚上谈话记录。王明发言后，与会同志立即对他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几个错：“（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盲目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通电给中央与前委 。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针对这些批评，王明进行了解释和反驳，认为他“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

由于王明不承认错误，并提出中央犯有“左”的错误这样重大的问题 ，会议结束，毛泽东提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对政治问题的意见，去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会后，王明在惶惶不安中竟休克病倒了。10月12日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从此，王明在整个整风时期都没有露面。1942年2月16日，王明写下了《忆牡丹》的诗：

雍容傲骨岂凡流，菏菊梅兰未可铸。

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馅不低头。

这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情绪，是很显然的。（《万众瞩目的延安》P 237—242）

关于整风的方针，毛泽东提出8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指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827—828页）

从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8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采取的正确方针。

关于整风的方法：实行自我批评和批评。

顺便说两句，一是，有专家说，在延安整风期间，“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起来，是毛泽东的发明，也是延安整风的一大特色”，我不赞成！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斯大林提出的。1928年4月13日，斯大林在一个报告中指出：“同志们，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的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包 ，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而我们的缺点是很多的，这一点必须公开地老实地承认。”

“我们需要批评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而不是为了削弱它。正是为了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正是为了这一点，党才宣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

并且强调“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5%至10%的真理，也应该表示欢迎，细心听取，看到它有好的地方。”（《斯大林选集》下卷P 7、11）

所以，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P406）

毛主席最初提的顺序是：“自我批评与批评”，现在人都都普遍说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二者是有区别的。一个人首先进行自我批评，才好批评别人。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喜欢批评别人，他一说，对方就顶他一句：“你把自己屁股上屎擦干净，再说别人！”顿时他哑口无言。

在谈到党的三大作风时，毛主席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P1096）

毛主席当时这样说：“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这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意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中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强调纠正过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3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1943年4月3日）

【延安整风运动的逐步展开】

一个人，思想是最不容易转变的。一个党，思想路线也是最不容易解决的。毛泽东充分认识这一点，并因此对整风采取逐步展开的方式。这是他延安整风的重要领导艺术。

▲分阶段推进，是延安整风逐步展开的鲜明特征。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大体分如下几个阶段。一开始是准备阶段，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个学习竞赛，还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毛泽东已经提出了通过学习整顿思想作风的问题。

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主编了《六大以来》一书，提供给党的干部学习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是为整风做思想、组织的准备。

接着是动员、预热阶段。1941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进一步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作出明确规定，把这些内容组合起来，就很明白：这次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既是一种动员，也是一种预热。

再接着，进入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阶段。毛泽东作报告后，各单位传达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党内有计划地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全党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1943年10月整风进入总结经验阶段，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作出结论。

最后进入整风结尾阶段。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和党的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全党在学习这些文件的过程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

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分阶段推进，既使整风运动任务明确，方针政策清楚，又形成一环扣一环的工作节奏，体现出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

▲分期分系统进行，是延安整风逐步展开的重要特征。延安整风运动共计用了三年多时间。

毛泽东把这三年多时间分为两期：

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约一年半时间。第一期整风学习带有试点性质，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主要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有六七千人，占高中级干部总人数的2/3以上。

第二期自1943年7月至1945年4月，近两年时间，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是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两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又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

其中，中央党校系统是重点，而中央党校的第一学员部又是重中之重。当时中央党校有六个学员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党校第一学员部。为了加强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总学委，毛泽东为主任委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毛泽东，就把总学委设在中央党校，重点抓第一学员部整风学习。

分期整风，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方式；按系统进行，又把不同系统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突出出来，把重点单位突出出来，以达到整风成效更显著的目的。这是毛泽东的重要领导艺术。

【开展自我批评与批评】

对于党内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预先提出的重要原则是：批评要实事求是。他强调：“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污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批评时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能“无知妄说”。

在毛泽东领导下，延安整风中开展的批评，是在进行一段时间学习，大家认识普遍提高后进行的，是结合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的，是针对思想理论和路线重大问题而非针对个人的，是充分讲理的，更重要的是，开展批评是有重点的。

参加整风的各单位都开展批评，但以中央领导机关为重点。中央领导机关的批评，集中在开中央整风会议阶段，采取的方式是：与会者作一般性发言，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其他同志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

【中央整风会议的批评】

不是进行一次就结束了，而是边学习边开展批评。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分三个阶段展开。

第一阶段从9月7日到10月6日，主要是找准批评的对象和主要问题。在此阶段明确：批评对象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要解决的是王明等人将苏联经验教条化、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问题，从而引出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笔者加：毛泽东讲：“过去王明说，整风是整王明、洛甫，是莫斯科的，这是一个真理，但它不完全，还要整全党。”他解释说，现在的中央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来的，只有我和少奇同志是挨过他们整的。因此1937年苏区党代会，乃至六中全会时，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过去的问题，所以一直不能改造这个中央 。包括在1937年12月政治会议上，我都只能妥协，不能进行尖锐的斗争，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因此也就造成过去的延安八百诸侯和边区一国三公的复杂局面。因为1941年9月会议把问题摊开来，我才能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才能出农村调查等书。但九月会议还没有说明王明是路线错误 ，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不觉悟，当时不能丧失大多数。因此，9月会议也只是清算了内战时期的错误，实际上武汉时期也是一个危机期，中央（常委）在延安只有5位，武汉则有7位，当时王明是要篡夺中央权力的，多亏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现在可以肯定地讲，王明路线“曾危害过党，差不多可以说全党各地都受了影响”，甚至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思想上被俘虏过，“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中间地带的革命》p 436—437）

毛主席于1941年至1943年写了《驳第3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个文件的批判。每一批判独立成章，所以称为“九篇文章”。就连中央领导干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看过，至今没有公开发表。

《毛泽东年谱》中卷说：“九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他们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就是他们的乱斗法，没有可能把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毛泽东年谱》中卷P.350—351）

第二阶段会议，从11月13日至月底。主要是通过批评，解决方法论问题。毛泽东结合党的经验讲了许多方法问题，例如，解决主要问题连带解决其他问题的方法，等待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等。

第三阶段会议，从1944年2月下旬直到5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主要是总结经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同时纠正前一阶段批评中的缺点。

毛泽东在领导延安整风时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光有批评不行，还要有自我批评，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扬党内民主。

【怎样正确地进行自我批评？】

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中强调，正确的自我批评，基本做法是 “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目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

在自我批评方面，中央领导起到了带头作用。毛泽东就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在延安整风中评价自己说：“决议（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对于决议稿中提到的毛泽东思想概念，

毛泽东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周恩来也是自我批评的典范，他用半个月时间，写了4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2万多字发言提纲，检讨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错误，诚恳地表示：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是要将毛主席的全部文献好好地精读和研讨一番，提高思想方法。

博古发言时，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作了自我反省。

张闻天结合历史，作了检讨发言。王明请病假一直没有到会，由他夫人孟庆树代笔，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写了检讨信，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纠正教条主义宗派错误。

延安整风后一阶段，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整风的同志学习了中央规定的马列书籍，边学习，边讨论，边提高认识，到1945年2月下旬，全党在如下几个重大问题上基本统一了认识，这就是：王明等人的错误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问题；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虽手续不完备但是合法的；对于党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但结论必须宽大，以便全党团结起来共同工作；党的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要肯定其起了进步作用；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时间的中央领导也不能全部否定，做得对的就应肯定。这种认识上的统一，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结果，展现了毛泽东领导艺术在顺利开展延安整风中的重大作用。（陈立旭：《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党史博采 2025年7月5日 河北）

【如何对待王明】

毛主席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啦，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毛泽东文集》第二卷P 406—407）

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说：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于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很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 。

毛主席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P375）

1944年，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说“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P 938）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全党的团结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头石头都洛了地。”（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党的七大时，选举中央委员。毛主席前几天就提议要把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几位中央领导选进中央委员会。这天他一直坐着会上等唱票，等到王明、博古、李立三的选票过了半数， 才离去。（《延安整风前后》P 236）

如何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后来，毛主席进一步论述道：“对于党内犯过错误的同时要有正确的政策，帮助他们，不是把他们整死 ”（《毛泽东年谱》第二卷P 572）

“对党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说，犯了错误，还是要给他工作做，还是要给他饭吃，不能一棒子打倒，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同上引P 629）

“斯大林的方法就不好,他对反动派只有斗争没有团结,而且不仅仅限于斗争，还把反对派杀掉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派都犯过错误，除了托洛斯基走掉以外，其他都被杀掉了，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法，干部是不能杀的。”（《毛泽东年谱》第四卷P 607）

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P 996—997）

【王明的最后归宿】

党的七大后，王明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政策研究和法制建设领域。根据历史资料，他被中央安排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负责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1946年6月，中央成立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王明担任主任，领导完成了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的制定工作。1948年12月，该委员会改为法律委员会，王明继续担任主任，参与全国性宪法草案的起草。此外，他还曾在山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主持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为我国法制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然而，他在政治立场上始终未彻底改正错误，对过去的错误拒绝深刻反省，最终选择长期滞留苏联。

王明后来的归宿如下：

长期留居苏联

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为由再次赴苏联，此后长期滞留莫斯科，未再回国。但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政治立场转变

20世纪60年代起，王明在中苏关系恶化背景下，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在苏联报刊发表多篇文章，歪曲中国共产党历史，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走上与党对立的道路。

1974年，他写了《中共五十年》（实际书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一书，编造虚假历史情节（如称“中共在抗日期间，与日寇勾结卖国”，因缺乏事实依据，被学界认定为“政治陷害”。利用“文化大革命”，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解读、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恶意诋毁。 说轻点， 其晚年行为与党的路线背道而驰，说重点，他就是党的叛徒！

病逝异国

1974年3月27日，王明因病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去世，终年70岁。苏联政府将其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学生 苏新欧 2026，4，4 于临洮

大脑的哲学（8--11）

——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文/苏新欧

党的四朝领袖犯错误原因 （7）

【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

谢觉哉曾写首诗，形象描述了延安整风运动如何脱胎换骨改造人的灵魂的过程：

紧火煮来慢火蒸，珍珠都要功夫深。

不要捏着避火诀，要学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内夹生 。

煮是暂兮蒸要久，纯情炉火十二分。（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6月23日）

在谈到延安整风的意义时，陈云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认识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邓力群同志的谈话）

刘少奇说：“全党干部在这个运动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展开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样就真正的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 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就减少了。”（《刘少奇选集》下卷P267—268）

2025年是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整风就是集中行动，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破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明确了今后努力方向，对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我以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突出贡献是,为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也就是党的思想路线。

人们说，“思路决定出路。”“新思想引领新征途”，可见思想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前，党只有三种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唯独缺少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即认识路线。人们认识事物所遵循的方向和道路。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制定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

1941年，毛主席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间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假马克思主义。

主观主义者提出不适合的情况的任务，如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 ，但在思想上， 主观主义的余毒依然存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P 372、373）

“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非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的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参与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的存在着”。（同上引P389）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定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巩固了党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国革命的前进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成功，充分证明了延安整风的历史正确性与伟大意义。（朱隽：《澄清对延安整风的三个误识》 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2期）

专家指出，在百年党史中，我们党经历了三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的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延安整风与“第一个结合”的确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同教条主义解决斗争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式确立。

这次思想解放解决了“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中国用、怎么用"的根本问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第二次思想解放：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与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

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

1978年，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冲破了思想禁锢，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次思想解放推动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三）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百年党史经验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进一步把“第二个结合”提升到“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高度。

这次思想解放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怎么在中国扎根更深、怎么与中华文明融为一体”的根本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的认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标志着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如何理解“第2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原创 少翾 幽木阁 2026年4月11日 内蒙古）

【反思四朝领袖的错误】

归根结底，就在于他们缺乏一种正确的认识方法，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国情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所以就表现为，要么是主观主义，要么是教条主义，要么是经验主义，三种主义的思想根源，都是一样的：理论和实际相脱节。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在第3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的表现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他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实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是别人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就是经济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倒是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的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事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在思想方法的实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分裂开来，他们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与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P 988—989）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讲得很清楚，现在听听毛主席对他们的评论 。

毛主席首先讲：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 ，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再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52）

毛主席总结说：“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孙宝义等编《毛主席读书学习》上册P 249）

光独立思考还不行,前提是实事求是。李立三能”独立思考”，但他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他提出什么“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统们罢工”，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这些想法，哪一个能实现？哪一个不是空想？

王明熟读马列主义的书，能大段大段地背诵马列经典，可指导中国革命，不是犯“左”倾错误，就是犯右倾错误。

毛主席揭示了其原因：强调“理论还是要学的,而且要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毛泽东年谱》（中）P336）

还说：“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对于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版）第11册P23）王明不正是这样吗？

1930年5月，毛主席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那时候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词，而叫它“本本主义” 。他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指示是正确的，决不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他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紧接着提出一个重要观点“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在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紧接着他写道“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111）

这段话是令人深思的：从党史上看，一大代表：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到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还有王明，不正是这样的吗？

这是什么原因？我以为原因就在毛主席讲的这段话：“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声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284）

这就是说，只有真正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人，那就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学懂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而那些理论脱离实际，“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就如毛主席说的“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做“敲门砖”，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身居要位，以权谋私，但最终跌了下来，身败名裂。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60年，正在兰大附中上初二的我，给父亲说了我的志向：“决心以后学习、研究、宣传、捍卫马列主义一辈子”，父亲大吃一惊：“儿啊，这碗饭不好吃。记得看过30年代毛主席写的一篇文章，好像说研究马列的人中，成批成批的成了反革命，你不害怕吗？”

“我不怕，我也不会成为反革命分子。因为我曾经非常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们出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有的想成名成家，有的有野心，所以犯了错误，就不能真正改正，拒绝批评和组织对抗 ，最后形成了反革命分子。

而我对马列主义是真心热爱，我一无野心，二没想从中捞到好处，所以一旦犯错误，也能坚决改正，继续努力工作。”

【第五朝领袖】

党的第五朝领袖就是遵义会以后选出的张闻天。

在“鸡鸣三省”的那个村子里，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当时周恩来、张闻天都力荐毛泽东接替博古，毛泽东毕竟看得深远，鉴于种种因素 ，推荐了张闻天。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更换领导人，须经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出自“山沟沟”，从未去过苏联 共产国际缺乏对他的直接了解。张闻天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原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

博古“交权”时间,1935年2月5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后。

在博古准备交权时，凯丰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 博古没有听他的，还跟凯丰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就把象征“权”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闻天。（刘英《长征琐忆》）

周恩来曾回忆博古被替换下来的原因：“当时博古再继续当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时候提出来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让洛甫做了……”（《延安整风前后》P11）

张闻天又具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自从他从左倾营垒中杀出来以后，跟毛泽东紧密合作，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站出来做反报告，立了头功。再则，如毛泽东曾说过的那样“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容易与毛泽东共事，也能团结别的同志一起共事。 毛泽东的眼力不错，此后，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长达八年之久，与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共事关系。（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P389）

张闻天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个过渡时期的领导人，所以从不争党权和军权，反而三次主动提出让贤于毛泽东，一时被传为佳话.。

▲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领导人，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毛泽东称张闻天为“明君”。毛泽东当着人们的面曾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当时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有议论，甚至说张闻天是“泥菩萨”，他也不为所动，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王东方《中国革命的延安之路》P267—268）

从遵义会议开始，张闻天一直支持毛泽东。张闻天是一个从善如流，光明磊落，有着很好的民主作风的领袖 ，毛泽东曾诙谐地称赞说“洛甫是个明君啊，能让大家重复发表意见。” 在延安整风运动初期，毛泽东在大会上讲“我党生动活泼的局面，一个是大革命时期，一个是抗战初期。”大革命时期就是陈独秀当总书记，那时候大家开会是可以当面批评他的，他自己也可以再三做检讨。抗战初期是张闻天在管事，毛泽东说张闻天是讲民主的“明君”。

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张闻天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毛泽东经过考虑， 认为“目前还不是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他继续当下去。

【第六朝领袖】

1939年夏季后，张闻天开始提示把自己名义上的总负责“安全解放”，实际上他也主要去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去了。到1940年5月，张闻天索性把住处和自己负责的中央秘书处这个机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杨家岭，事实上把党内总负责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豁达明智的张闻天主动提出：“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住处是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张闻天年谱》上卷P555）

1971年8月，毛泽东再次离京南巡，沿途同各地负责同志谈话，多次谈到党的历史。在与华国锋的谈话中，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1943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重要会议，决定了中央领导设置与工作职责，并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有关内容：“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毛泽东为主席。”

从此，领导人完成了由名义向实际的转变，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成为党的第六朝领袖。

而第五朝领袖张闻天说：“人患无‘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尽他的力量来好好的工作下去。”（王东方《中国革命的延安之路》P269）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众望所归。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张闻天后来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中共六中全会文件也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1939年4月《共产国际》（俄文版）刊登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一文，同年九月《共产国际》第6期（俄文版）专门刊登介绍毛泽东生平的长文，称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军事战略家”，“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之一”，“属于人民的，不屈不挠的领袖和民族英雄。”（《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史》（上）P435--436）

【四朝领袖中，为什么只有毛主席领导革命取得成功？】

在中共党史上，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犯了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博古先犯了左倾教条主义，后来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在和他们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毛主席把中国革命引向成功。

周恩来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接受。10年内战时期他是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事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 。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周恩来选集》上卷P334—335）

在拙文《试析毛主席的历史贡献》中，我进行了概括，这里只提纲挈领地讲一下。

回顾历史，在众多领导人中，唯独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超然取得伟大的胜利，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说到成功，一般人的成功都带有功利主义 ，而毛主席却不是。

毛主席为何能辉煌成功？

（一）根植于一个熔炉铸造出来的6种品质——这是他的精神家园。

▲“一个熔炉”就是伟大的祖国，这是他安身立命的宝殿。

▲“六种品质”：

一颗红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个理想——共产主义；

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

一种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不怕牺牲；

一条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一个充电器——酷爱读书，终身学习。

（二）成就于用“一根金线串联起来的“三大法宝”——这是他战无不胜的工具和武器。

▲“三大法宝”—就是“实际调查法，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一条金线一根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是三大法宝：实际调查法，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串联在一起，形成三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帮助，互相验证，彰显真理的关系。

不管是调查研究法，还是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都贯彻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正是由于毛主席运用调查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具体地天才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同盟军、革命道路、革命的前途等）正确的提出制定了一整套方针路线和政策，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若要深度追问，请看拙文《大脑的哲学》（9）系列。

学生 苏新欧 2026，4，8 于 临洮

大脑的哲学（8--12）

——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文/苏新欧

党的第五朝领袖 张闻天

▲我以为张闻天是被忽视、被冤枉，被亏待的一朝领袖。

生前，对他宣传很少。他的许多业绩鲜为人知，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就成了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不知道，在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曾当过八年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

王震将军 对张闻天历史地位的肯定

王震将军对张闻天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明确肯定。根据历史资料，王震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曾向负责党史工作的邓力群提出建议，强调应将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主持中央会议的历史事实载入史册。他指出：“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历史要真正实。”这一表态体现了王震对张闻天在党史中被长期忽视地位的重视。

此外，王震的建议背景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实际作用密切相关。历史档案显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了大量中央会议，处理重大组织问题，并在西安事变等关键历史节点发挥核心作用。王震的呼吁反映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也间接肯定了张闻天在党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摘自史料）

在遵义会议后的三年多的，存在着“洛毛合作”的领导体制。资料显示，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起， 至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为止，有张闻天个人著名或者与别人联名的电报，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联名的就有286分之多，占了将近2/3。

▲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巨大贡献

早在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为张闻天起草，其中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蔣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张闻天年谱》上卷P364）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闻天自始至终坚持“逼蒋抗日“方针，力主和平解决，表现了惊人的胆识。

张闻天的这一功绩，迄今为止少有人提起过，大量档案却清楚地告诉人们，这是客观的事实。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日，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经蒋灯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君等有何高见，速复。

中共中央接电后，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初步商议，决定应张学良之邀，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

12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参会人员，会议记录所列为：朱德、国焘、泽东、恩来、博古、洛甫、林彪、文斌、洪涛、亮平、伯奇、欧阳钦。

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张闻天年谱》上卷 P 394）

毛泽东说，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他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也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顾及到蒋介石嫡系胡宗南刘氏等进攻关威胁西安的可能性。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理解部署兵力。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前线的中心。”

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委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行动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

张闻天发言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 ，“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方式（实际是政权行使），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统队伍”。

毛泽东最后做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变形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史》（上）P256—257）

关于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张闻天从大局出发，极力反对 会上提出的“审蒋”“除蒋”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张闻天提出了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是“把局部的统一战线转移到全国的统一战线。”（《张闻天文选》第2卷第134页）

遗憾的是，这次常委扩大会，并没有接受张闻天的意见，会后的电文都是按照“以西安为中心”与“审蔣”的思路来处理的。

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 徐特立、王稼祥 、彭德怀 、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 、徐向前、陈昌浩 、徐海东等等一批领导人和将军们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提出：“罢免蔣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

但事态的变化很快说明这是行不通的。中共中央及时把握时局发表的动向，18日发表的“致国民党中央电”转为“和平调停”。

2月19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张闻天的发言也多有发挥和补充。

最后，会议产生那两个重要文件，公开发表的《对西安事变通电》显示毛泽东手笔，党内公布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是张闻天所写。

基于上述判断，加之西安事变的影响及国内外反应渐趋明朗，特别是收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指示电后，中共中央迅速调整方略，形成共识，制定了“赞同张、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总方针，并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史》（上）P258—259）

同年12月21日，由张闻天“总负责”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全国人民，提出在同蒋介石“开诚谈判”的条件下，恢复蔣的“自由”。从而，决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着――“释蔣”。（张学良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巨大贡献《瞭望周刊》1990年第35期）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诉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抵达洛阳，并于26日同去南京。当周恩来得知张学良送蒋去洛阳的消息后，惊愕不已，他本想力劝张学良不要送蒋回南京，但当他赶至机场时，蒋、张所乘的飞机已经飞上了蓝天，至此，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西安事变的意义是指出：“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受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 。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10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从内战来说，10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战之新阶段的开始”

从此，国共两党对峙10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形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化时序的枢纽 ，在全面抗日的前提下，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史》（上）P266—267）

▲坚持真理，敢讲真话。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在《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说，在延安整风中， 康生搞极“左”，发动什么“抢救运动”，搞逼供信，对外面来的知识分子不信任，似乎到处都是“特务”。张闻天对这种搞法很不满意，当面对康生讲:“知识分子中间哪来这么多特务啊？”康生拿了一摞子《防奸经验》给张闻天看，张闻天看了以后说，这些东西看来也是编的。康生一口咬定说“是真的”，于是这就得罪了康生。 （《经济日报》1999，4，1）

▲庐山被批判

因为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 。

《张闻天年谱》（下卷）这样记录：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送出 。此前张天散步到彭德怀处。得悉彭将写信 ，对彭所说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的标题，批：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向政治局几位常委提出要“讨论这封信的性质”……

7月20日前后，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接到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对秘书说“不去管它！”接着继续准备提纲。

在此前后，胡乔木也打来电话告诉张，毛主席将要对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议中对彭德怀的批评逐步升温的气氛不合，表示担心会挨批评，但张闻天仍表示决心要讲 。

7月21日下午，在庐山会议华东组会上发言，讲了三个多小时，分13个问题：（一）大跃进的成绩；（二）缺点；（三）缺点的后果；（四）对缺点的估计；（五）产生缺碘的原因；（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七）经济和政治（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点讲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从理论上做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对产生缺点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指出主观能动性强大到荒谬的程度，就变成了主观主义，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言指出，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很重要。“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的意见。”

“一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授树为红旗 。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的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发言最后肯定彭德怀的信是好的，为信中受到指责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各部门”等提法做了辩护。发言不时被插话所打断，会场气氛紧张。（《张闻天年谱》下卷P1148——1150）

以下是《张闻天年谱》下卷所记：

7月23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注意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声称他们把自己抛到离右派只差30公里了。由此开始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张闻天从会场回来后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

7月24或25 遇到彭德怀。交谈中说，不能讨论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

8月20日 回到北京。到家后，夫人刘英说，你做外交工作，对经济问题何必多讲呢！何方也为庐山法院惹祸惋惜。张闻天说“后悔就不对了，后悔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说“事实上我非讲不可，老百姓都快没有饭吃了，经济这样搞下去，人们生活怎么得了。”‘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那么多话，能够不讲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他问刘英，你看我讲的哪一点不是实情？”并说：庐山那边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生活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能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在党的会议上，有什么想法，都允许讲嘛。”

8月28日 写出“我的检讨”（在全国外事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其中说，在庐山同彭德怀交谈中曾说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不易提不同意见，不民主。”两人都说过毛泽东“个人说了算，集体领导不够，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8月29日。在参加批斗会回到家中后，对刘英谈了自己的早年的历史，并说：我的历史并不是多么不光荣，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写的文章都是公开的，可以查。

1975年11月11日 外孙女秀君劝外公写一份自传，张闻天笑着说：“不必了，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正的评价。”

▲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200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说，张闻天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宣传教育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他对党建、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知识分子工作和青年问题等学科的研究上，有高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

渎《张闻天年谱》（1941年以前为上卷，1942年以后为下卷）

1941年8月27日。 会议在讨论“延安在职干部教育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认为现在党还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的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维持对所有的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张闻天发言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中国革命的理论，赶不上实际的发展。中国青年许多人以为学得很好，（实际）没有真正去学习中国的历史与实际。现在中国同志还没有一个人能写一本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书。中国有许多荒地值得我们去开垦。要大力动员，用马列主义理论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

9月29日 在“9月政治局会议”检讨主观主义的错误时对狭隘经验主义做了分析，指出：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做教条主义的俘虏。经验主义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合作，只有理论与实际一致，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张文杰的这个发言是会上第1次从理论上分析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二者的关系。后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所讲。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吸收了张闻天的上述观点。张闻天的这一思想也写进了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2年10月7日 在晋西北调查的基础上作《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还论述了抗日抗日根据地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1943年3月27 写完送中央的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全文共分十个问题，有以下5个重点：第一，从世界观的高度上阐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是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然而，“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事实证明“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 ，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第二 ，指出党的领导应该注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第三，强调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上认识深入基层调查的重要。第四，调查中要有虚心向群众求教的真诚态度。他强调要“诚心诚意的抱定当中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的向他们求教”。第五，调查要善于选择典型，搞好分析综合，注意调查方法。

这篇报告毛主席阅后与同1月29日，批示中央“各同志阅”。

1948年7月18日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联席会上讲话，讲话开始部分谈了经济问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势有以下几种 ，报告根据当时东北经济结构状况共列举了6种：（一）国家经济（或者叫公营经济） 。（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四）小商品经济。（五）合作经济。（六）游牧经济。接着讲话，针对当时农村已经出现的强迫农民集体化的现象，着重谈了在当前的农村经济条件下，要巩固农民的私有财产权问题。指出：“我们应该知道，农民是私有财产者，不是共产主义者。”“今天农民的生活还穷困，他们要巩固其私有财产，是想能发财致富，改善生活。””应该看到，今天农民的私有财产，比封建的私有财产权是进了一步的，我们对私有财产权应该有历史的观点。”“今天只有巩固料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农民才会拥护你，才能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今天巩固了私有财产权，将来才会取消私有财产权，这是与共产主义完全吻合的。真理总是具体的，要看什么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这是讲话还讲了公开建党，以及如何解决目前农村的发财致富与干部工作的矛盾等问题。

1949年3月5日至13日。 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会所作报告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论述，吸收了张闻天1948年《关于东北经济结构成 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思想。

1949年11月1日 在中共辽东省党代会的总结报告，谈转变领导作风时说：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为了人民，为人民服务。而官僚主义者是“官”，他比老百姓要高一头，其实这是很危险的。有的人一入了党，当上了公务员就变成了“官”，当上了区干、村干就可以打人、骂人，讲话有很多新名词，叫老百姓听不懂。结果是反了过来，变成了群众为我们服务。马列主义估计工作好坏的原则是。看对老百姓有害呢，还是有利呢？我们有些同志把完成上级任务叫做为上面服务,而不了解为上面服务与为群众服务的一致性。

本月23日 张闻天谈“群众路线”经中共辽东省委宣传部整理编写成《群众路线讲座》出版。该书共分八节：（一）人民创造世界（二）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三）人民的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好坏的标准。（四）我们的工作要对人民负责。（五）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靠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六）说服教育的法子是动员群众的基本方法。（七）向群众学习就有办法。（八）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1962年1月15日 做笔记《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

1960年11月12日 根据中央决定，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在去中央组织部接收通知后很高兴，回到家中，笑着对刘英说“只要有事做，就行。”

从此后开始认真搞理论研究，写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文章——写了许多读书笔记， 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些体会》（文章分为10个部分）《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及其国际意义》《试论和平与战争的辩证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文革开始后，1966年12月12日 经济学东方红兵团头头，到张闻天家抄家，将张闻天的“读书笔记”（10本）等全部拿走。

1973年 9月20日 他写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12月8日 长篇学习笔记《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定稿。

1974年5月19日 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內的公私关系》完稿。

　　▲文革中的遭遇

1966年7月12日：彭德怀、张闻天“专案审查委员会”，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关于张闻天反党问题的审查报告》（第11稿），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美院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12月7日 经济研究所召开批判斗争张闻天的大会，要求会后写出“交代和检讨书”。本月，经济学东方红兵团头头到张文天家抄家，张闻天的“读书笔记”灯全部拿走，抄走笔记本有10多本。1968年4月16日，专案组审问张闻天……谈到自己问题的性质，张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

只1968年七、八、九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作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份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士穷而节见，他已经穷到身被欺，名被辱，命难保的程度，却不变其节，不改其志。他将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本段引自梁衡：《　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10月20日，在武装监护、隔离审查近一年半后，被召到审讯室。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宣布：毛主席批准解除监护，张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当前战备紧张，需要紧急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化名张普，居住肇庆市一座小平房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

1974年10月18日写信给毛主席，简要报告现在的思想情况，说明现在除了“希望回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以外“没有其他要求了”。毛阅后，让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个地方居住。” 敢问回北京住，有啥不合适？ （ 6月9日，得广东省委组织部通知，中央同意迁居无锡）。

1959年7月12日 ，在庐山，张闻天对彭德怀说过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的好东西，但是也学了一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续的错误。”（《张闻天年谱》下1148））

毛主席知道不？

4月，在病中对刘英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并立即同刘英商定，并由刘英写下字据：“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说交党费。”

5月25日 病重期间对刘英说：我的组织结论，什么时候才能有个“结论”啊！

7月1日 下午七时三十分，心脏病突发而逝世。

同日，中共江苏省委发电报报告中央，并请示丧事安排问题 ，向中央提出：遗体在无锡火化，在无锡开个追悼会，由江西省委一个领头主持，无锡市委一个领导同志讲话，未获同意。

7月8日下午，中办打来电话告诉江苏省委,丧事安排：一，不开追悼会。可由省委和无锡市委各派一位领导同志及少数工作人员向遗体告别，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然后将遗体火化。二，张闻天的骨灰盒放在无锡革命公墓。三，由江苏《新华日报》发一消息（附消息稿）。

7月5日，江西省委组织干部向中央反映，火化遗体如送花圈，写张闻天，还是写张普？现在仍叫张普。家属说“人死了，还保什么密！”

7月10日下午，遗体火化骨灰盒站从无锡革命公墓办公室的箱橱内 。

7月13日，《新华日报》第3版右下角以“本报讯“报道方式，登出张闻天逝世消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76岁。”（全文78个字）

▲开追悼会、平反

1979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说：“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隆重追悼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同志。”“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之下，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76岁。”

悼词叙述了张闻天从“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起在各个革命时期，各种工作岗位上业绩和贡献，颂扬“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做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些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

悼词最后说：“我们纪念张闻天同志，就要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坚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庐山会议问题作出了结论，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329--1330页）

1985年，他诞辰85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90周年之际四卷本110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

到2010年他诞辰110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着出版。（引自梁衡：《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至此，人们才能了解真实的党的第五朝领袖——张闻天！

学生 苏新欧 2026，4，15 于 临洮

作者简介

苏新欧，男，汉族，1943年7月出生于延安。陕西延长县安沟乡中塬村人，甘肃某高校退休教师。自幼研读毛主席，馬列及哲学著作。著有80万字纪实回忆录《心路》（上下册）一部。2019年至今又编著有《毛主留给我们的人生宝典》、《百姓哲学》等心得体会文稿五部出版。现仍攻读不倦，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