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2）母亲不是党员

Lisa

2021年的7月1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那一天，全中国上上下下被鲜艳的红色包围着，红旗如海，红歌如潮，红色铺满了大江南北，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也是一片红色刷屏，亲友们晒出各种各样的红色庆祝海报、红色小视频和红色照片，甚至有人晒自家种的蔬果时也挂上红色色彩，说这是给党的生日献礼。当然，晒得最多的还是父母那一辈人获得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的纪念勋章。那一年，凡是党龄超过五十年以上的老党员都有一枚这样的勋章。

我父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在重庆市政府机关工作，他1949年入党，党龄超过了七十载。平时身体一直不太好的他，这两天精神抖擞，红光满面，说话声音都变大了。7月1日那一天，父亲扶着拐杖在我妹妹的陪同下参加了单位举行的庆祝中共建党的生日大会和纪念勋章颁奖典礼，父亲那激动的心情真是很多年都没有看到了，这份激动如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满了他的全身，让他看上去整个人充满了活力，可想而知，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活动结束后，老父亲回到家，胸前还一直挂着这枚勋章，仿佛这勋章不是挂在脖子上，而是长在了心上。望着家族微信群里晒出老父亲满血复活，精气神十足的照片，身在海外的我在群里说：“坚定不移地跟随党是他们这一辈人一生的追求和信仰，今天是他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的日子，愿党的光辉照耀着老爸健康长寿！”

我的母亲不是党员，尽管母亲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做国家行政管理工作，但是，她一直没有入党。那个年代，在政府部门做行政工作的非党员人士并不多。我母亲虽然没有入党，但在机关工作一直干到了退休，算是平安着陆了。当然，在中国，非共产党员是不能升官的，除非有其他民主党派身份。我母亲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所以，她与升官没有关联。

母亲做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到了退休时依然只是一个小科长职务，当年跟她一样参加工作的好闺蜜李阿姨早就是市里一个局的局长，因为李阿姨入党比较早。

没有官职，母亲的工资待遇与李阿姨相比差得可多了，母亲的退休金到了她去世的时候每个月才四千多元人民币，而请来照顾她的保姆的薪水每个月都是六千元，还管吃管住。好在我父亲的退休金高一些，二老的退休金合起来在重庆这样的城市，也算够用了。

母亲为什么几十年都没有入党呢？

母亲一直没有入党，并非志不坚、行不笃，亦非才不逮、德不修。母亲的人品好，工作表现也好，她在单位工作能力很强，聪慧能干，工作也认真负责，写得一手好字，母亲受过民国时期的教育，写文章又快又好，喜欢写繁体字。母亲在单位人缘也好，同事们对母亲的评价都挺高的，她为人处事都很得体。

在那个年代，没有入党总是有原因的。

母亲去世之前几年，我有听她简单提起过为什么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原因，但不是很清晰，我当时就感觉母亲不是很想让我们孩子们知道这件事太多，母亲的个性就是这样，能忍则忍，能不说的话就尽量别说，遇到任何的事她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母亲离世后的某一天，我托表妹向她的母亲，我的四姨妈，探问我母亲早年未能入党的隐情。表妹先以微信转达了四姨妈的话，随后又与我通话，将四姨妈口述的往事一一转述。至此，那段尘封的往事才终于在我眼前清晰了起来。

母亲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也就是重庆快要解放之前結過一次婚（丈夫不是我父亲），丈夫姓朱，是当年重庆最大的一家毛纺织厂的老板，我母亲在这家厂里当女工，据姨妈说，那时我母亲快到二十岁，年轻漂亮又有文化，朱姓老板对母亲进行强烈的追求，后来他们结婚了。结婚当天，母亲早早穿上婚纱在娘家，江津农村的外婆家等候，新婚丈夫跟着工厂的司机开着轿车前往迎亲，那一天，母亲的婚礼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方圆十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用汽车迎接新娘的，母亲是第一位。

婚后，丈夫对我母亲和母亲的娘家人都很好，朱老板经常送布匹和毛料给母亲家里的人，母亲家里有姊妹八个，她是排行第二，当时下面的弟妹们都还小，最小的妹妹刚出生不久。四姨妈说，那时她才十岁，母亲的丈夫送来的布匹都给他们做衣服和旗袍，穿着去学校好不令同学们羡慕。

然而，很快重庆解放了，山河骤变，朱姓丈夫的毛纺织厂被政府没收了，同时朱老板被定论为“资本家”，下放在农村改造。朱姓丈夫不仅是工厂老板，也是旧社会的文人，他对自己遭受迫害不服，曾写过文章为自己申辩，结果又被打成“反革命”，坐了牢房。当时接管厂里的政府领导找我母亲谈话，要求我母亲跟丈夫划清界线，离婚，不然，会影响到我母亲的政治前途。该领导对我母亲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孩子，你果断跟他离婚不会有什么后患，他的问题严重，写了很反动的文章，这牢房还不知要坐多久？政府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不要因为一个罪犯而断送你的政治生命。”

当年我母亲才20岁出头，对于什么政治生命的理解不够透彻，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没有多大的期望，她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只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好人，她爱他。母亲没有听从领导的建议，没有选择离婚。母亲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后果可想而知，在她的人事档案里，静静躺着一道无法抹去的印痕，一个“污点”，一道用深情刻下的界碑。从此，这个污点断送了母亲的政治前途—永远不能入党。

据四姨妈说，朱先生坐牢沒有多久，被悄悄地枪毙了，而他们告知我母亲说，他是在監獄里突然“因病”去世了。而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也没跟母亲说清楚，最后，还是知情人士偷偷把朱先生被枪毙的事告诉了我母亲。

自己的爱人被无缘无故的枪毙，这对我母亲是多么大的打击啊！新婚不久的丈夫突然以这种方式人间蒸发，连最后一面都见不着，更别说安葬，这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将是晴天霹雳。如今，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母亲心理承受了多么大的悲痛和哀伤。当我听到姨妈告诉我这些不堪往事的那一刻，我内心非常的震撼，仿佛坠落入一个时空通道，来到了母亲的那个年代，一幅画面呈现在我的眼前：母亲乍闻噩耗，眼前发黑，双膝一软，“咚—”的一声瘫坐在地上，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悲伤欲绝，伏倒在地上崩溃的嚎啕大哭，但顿时，母亲又意识到了什么，她立刻收起了悲伤情绪，停止了哭泣，缓缓站立起来，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向自己的小家走去。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丧事只能自己默默的承受，也得不到同事和朋友们的安慰。母亲走进家里，关上了家门，扑倒在床上，低声的哭泣，天也黑了，母亲的哭声在寂静中回荡，像秋雨贴着窗棂的低吟，像云雾缠绕着远山的轮廓，像溪流在夜色中静静流淌，像蜿蜒的小径在夜色中消失于无人知晓的村庄。母亲的泪水在那一晚悄然落下，编织成了一首无声的挽歌。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母亲不愿意给她的孩子们讲述她的这段人生经历，她是不想回忆这些往事，不愿意让那些伤痛，如同梦魇一般缠绕着她的余生。

也许母亲已经释怀了，也许母亲把它深埋了。

朱先生被抓起来之后，外公外婆的家还被村民们抄家，所有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朱先生给的好多布匹和毛料都被洗劫一空。但是，外婆将朱先生的一张个人照片和一张与母亲当年的结婚照片保存了很多年，直到我母亲与我父亲结婚几年之后，外婆才于某个清明，悄然焚于灶膛，火光跃动中，照片灰烬升腾，像一场迟到的告别。

我在跟表妹通话的时候说，我多么的想能够看一眼这些照片，看看朱先生长成什么样？看看当年我母亲穿婚纱的模样（母亲跟父亲结婚时没有拍穿婚纱照）。

朱先生被秘密枪毙后没有多久，我母亲跟同在毛纺织厂工作的父亲相爱后结婚了，从此，母亲有了新家，一个儿女满堂完整的家。

就这样，母亲虽然一直在政府行政部门工作，但档案里有了污点，不够入党条件，所以，母亲直到退休都是非党员，成为了单位最老的小科长！

几十年来，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在乎是不是党员这回事，对她来说，家庭、丈夫和孩子才是她最重要的，才是她的生命，她的世界，她把一生的追求和情感都放在把家管理好、把丈夫和孩子照顾好。

我老妈一生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勋章，但在我的眼里，在我全家人的眼里，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和功臣。她当年没有选择离婚的有情有义的决定让我敬佩。老妈的生命没有因非党员而失色，依然绽放出迷人的光彩！起码，她培养了几个出色的孩子。老妈是我们几个兄妹的骄傲，我们也是她的骄傲！

遗传基因真的很神奇，我和我老妈不仅相貌长得很像，很多行为个性也很像。我也喜欢写繁体字，不为别的，就觉得繁体字好看。我也对什么政治前途、政治生命一窍不通。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父亲经常要求我写入党申请书，记得有一次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我提笔写过一次，但总觉得用词很别扭、空洞，我最终放弃了。至今，我没有完成这份入党申请书。

这是我母亲

四月十九日 写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