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遵义.上篇7》

韩可风

八

对朱元璋这样的枭雄来说，自然不会把播州这样一块广大而又丰裕的土地长期置于化外，听任杨家世世代代统治下去，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而且，定都南京的朱明王朝，也不可能对长江上游的安全掉以轻心。因而播州的军事政治地位都渐渐重要起来。再加上杨家数百年的封闭式统治，虽然造成了播州与外界往来不多的落后现实。但数百年来中原大地烽火连天，战争不断，相对封闭的播州反而基本上没有经过大的战争，使得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休养生息，人口、经济缓慢增长。到朱明王朝建立的时候，播州杨氏已经再也不会被人小视，而是一支雄踞长江上游，可以倚重或者形成威胁的政治军事力量了。

因此从朱元璋开始，朝廷对播州杨氏的政策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过去的历代王朝，都是完全信任，不管不问，只要不叛不乱就好；什么人口户籍，国税赋调，那都是自行处理的。

但朱明王朝一建立，中书省就试图将播州贡赋收调朝廷，并每年缴纳军粮二千五百石。方案交到皇帝手上，朱元璋沉吟半天，觉得当时云南未平，国内也是百废待举，对播州杨氏还是宽容一点好。于是下旨说杨氏率先归顺，钱粮的事就算了，然而朝廷即将远征云南，就让他带两万兵马，做先锋，打头阵，以示忠诚吧。

因为首当其冲，所以当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和沐英率三十万人马平定云南，其中的第一份功劳，多半还是播州杨氏的土兵们建立的。然后，朱元璋又采取了一些措施，譬如让杨氏将儿子送到南京入太学读书、还下旨让大学士们好生教诲，规定三年入朝进贡一次、在播州境内设立军事据点等，加强了对播州杨氏的控制。或许在朱元璋心里，真正的打算是你杨家乖乖听话那就放一马以后再说，要是还调皮捣蛋，我就灭了你改土归流。这个想法，实际上成为后来朱明王朝对播州杨氏的一贯政策。这样一来，杨家的日子表面上依然如日中天，骨子里却渐渐走向了没落。

只是朱元璋以后，先是年轻文弱的建文皇帝遇上一个狠巴巴的叔父和他争夺皇位，最后落了个焚宫出走，下落不明的结局。但也有许多迹象和记载，说他焚宫之后沿长江而上，到云贵川一带做了游方和尚。前些年在贵州安顺地区的关岭县，就有一处数百年来无人能识的所谓“红崖天书”，被当地政府悬赏百万破译之后，就有人认为这是建文皇帝避难来到关岭，用变形笔法写成的勤王诏书。篡位的明成祖永乐皇帝即位后，一边筹划着把京城搬到北京，一边张罗着派人四处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皇帝。据说开创了中国航海史上最辉煌篇章的郑和下西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而成祖之后的历代大明皇帝，要么忙着炼丹学佛，要么忙着构筑冤狱，要么宠信宦官，要么一日三警，忙于对付北方边境上的敌人；竟弄成一个昏聩者多，清明者少的局面。这就客观上延长了播州杨氏的统治，使播州杨氏为重要代表的土司政治得以苟延残喘。直到差不多两百年后，才在平播一役中，以更为重大的代价，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这样，我们将要重点叙述的最后一任杨氏土司杨应龙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的研究平播战争的朋友们，他们普遍认为这次平播之役，杨应龙一开始并没有反叛朝廷之心。

相反，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明朝末世，长期盘踞一方养精蓄锐的杨应龙倒确实有反叛的实力和机会。之所以从一个宠妾杀妻的民事纠纷，口子越扯越大，渐渐发展成一场动员了川、黔、滇、桂、湘、豫、浙、鲁诸省，几乎是大半个中国人力物力的战争，这是始料所不及。应该说这种看法是对的。杨应龙起兵造反，确实有朝廷和四川贵州的官员们小题大做、贪赃枉法、逼迫过甚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对杨应龙来说，每一个都非常重要、非常关键，少了哪一个因素或许就不会有后来这场以近二十万人弃尸荒野山谷，播州为之一空的战争了。而且，我以为他们的这种看法已经比过去的遵义史研究中人云亦云，简单地把平播一役看作平叛更进了一步。因为他们触及到了历史中更为复杂的另外一些层面。这个层面的核心即是在实际生活中，政策不好、用人不当，不仅民众要反，错误多了，地方也要反的。一旦地方造反，国家就要大伤元气了。

然而，我在他们这种看法的基础上，还有另外一些或许完全不对，但也可能更加大胆的想法。我以为改土归流是朝廷的必然之举，是明王朝处心积虑，渐渐施行的国策之一，所以前面提到的那些诸如小题大做、贪赃枉法、逼迫过甚等等情由，即使不是朝廷有意为之，也是被朝廷默许的。因而平播之役肯定不是杨应龙要造反坐天下；他们杨家七百余年坐守播州，一向把归顺服从当作立身之本，从来没有反叛中原朝廷的蛛丝马迹，杨应龙也绝不例外。中原逐鹿，他确实没有那样的心性气魄和才智。因此，发生在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600年的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朝廷多年来一直要在播州推行改土归流，从根本上威胁到杨家利益，从而造成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一切浮在表面的人事原因其实都只是这场战争的催化剂，在国家利益这个大背景下面，所有官员的胡作非为都被恰当地纵容和默许了；而杨应龙作为对应的另一方，他的所有毛病乃至错误都被放大、夸张甚至是有意促成了。原因很简单，不这样就找不到理由灭掉杨应龙。只有灭掉杨应龙，才能在播州顺利施行改土归流的基本国策，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政治的黑暗和残酷、人性的卑鄙和无耻，往往只有在事件的最深处，你才有可能发现。而在平播战争发生以前，主持朝政的宰相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以他的手段和抱负，要把一个小小杨应龙逼得无路可走，真是小菜一碟。

十

神宗皇帝的年号是万历。这位万历皇帝即位时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他在位四十七年，其中有三十余年没有上过朝。后人说“明朝没有好皇帝”，往往拿他当典型。从一个无知儿童成为天下第一人，这自然是由于他天潢贵胄的出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好说。但他做皇帝的这四十七年，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一些特别重要的意义。美籍华裔作家黄仁宇曾经写过一本名噪一时的书，叫《万历十五年》，说的就是这段历史。他在这本书中认为，明朝万历年间，正是东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初时期，那时候的中国，其实有着同样走向世界的机遇和能力，然而中国最终没有走向世界，完全是因为这个神宗皇帝和万历年间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使中国失去了成为资本主义大国的第一个机会。

首先，神宗身为皇帝，却完全没有了解世界的愿望，只在深宫中沉湎于炼丹学佛，消磨了一生心性。然后张居正虽然位列首辅，又聪明过人，朝中大小事情，基本上都由他说了算，史书说他“深沉机警，多智数，慨然有任天下之志”，他当政时候，海内肃清、政绩炳然。他的“一条鞭”税法，以及他对朝廷和官吏们严格管理的态度和方法，即便今天仍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史书也说他“偏衷多忌，刚愎自用、威权震主”。

这样一个对天下苍生是良相，对满朝文武是权相的人，却同样不具备走向世界的基本知识和敏感，而当时中国，恰恰最需要一个具有这种知识和敏感的首相，这个首相应该有能力把中国从比较单纯的农牧业引导向工业贸易，从黄色土地引导向蓝色海洋。可惜张居正不是这样一个首相。他的目光和他的祖辈们一样从来就没有过向外关注海洋的时候。于是，我们把机会在不知不觉中拱手让给了英国、法国、甚至西班牙、荷兰这样一些当时还不很重要的西方国家。这样一种错过，实际上成为中国在三百年后沦落为半殖民地的最早契机。就在这期间，倭寇开始屡屡入侵东南沿海和朝鲜，成为后来日本侵华的先声和准备；虽然有戚继光这样文武双全的大英雄南征北战，挡东挡西，终归还是疲于应付，损了国力。满清也是在这个时期崛起于北方，逐渐羽毛丰满，到神宗皇帝临死之前一年，努尔哈赤就建元“天命”，立国封疆，成为明朝的大敌。其中的这一次平定播州之役，虽然达到了改土归流的政治目的，但也等于在自己身上捅了一刀，劳民伤财，精气神都去了不少。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平播的背景资料，让人玩味。

《万历十五年》当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历史的新解法；你不走出去，人家当然就要走进来，你失去的每一个机会，都会有别人捡拾起来变成现实，许多事情一下子是看不到效果的，许多效果都是要等到明天后天甚至大后天才能看到。

对于播州杨应龙，我们在当时和后来看到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十一

在蔡东藩先生著的《中华全史演义》中，对平播的前因后果有这样一段唯一的描述：

“三十七年，四川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即北宋杨业后也。置关据险，劫掠州县，令诸苗对父奸女，而夫淫妻，或令妇女裸体高卧，用油头箍、钩中其阴以为乐。或烧蛇入妇女阴中，使之号叫涵溺，以至人蛇俱毙。蜀臣奏闻，上命将军刘铤等发兵讨之。刘铤誓将士，分道并进。应龙子朝栋、率苗兵数万迎敌，官军夹攻，大败之，退守关险。刘铤从间道，攀援直入娄山关，营火烛天，应龙大惧，遂同二爱妾，阖室缢死。擒其妻子、献俘阙下。遂以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

东藩先生著的是小说。但我们都知道他的历史小说史料性很强，差不多是可以当作信史来读的。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多处不尽不实的错误。譬如平播的主帅并非刘铤而是李化龙；譬如刘铤虽然杀入娄山关，但平播之役的主战场却是距娄山关百里开外的海龙囤，那是杨家自宋末就开始世代经营的军事大本营，也是更在娄山关之上的天险，杨应龙正要持之以抗官军，怎么会娄山关一破，就吓得急慌慌自杀呢？又譬如杨应龙本来就因宠妾杀妻逼反属下的五司七姓，成为平播的直接起因，平播之后，还哪里有擒妻的事？东藩先生这样无书不读的大家，我以为不应该发生这样的错误。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误，大概是他老先生一笔写出五千年的中华大史，于这些细微之

处，就难免粗疏了。这倒印证了那句“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老话。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蔡东藩先生的描述中，杨应龙是一个恶魔般的人物，这种描述来自平播前后主持其事的李化龙各种奏疏，应该说这是典型的一面之词，不仅太过荒诞，也肯定不是杨应龙的真实面目。所以清末遵义大儒郑珍、莫友芝编撰，被梁启超称为“天下府志第一”的《遵义府志》不用。但杨应龙其人，肯定性格暴戾，是个既没有政治头脑，又没有军事才干的莽夫。

可以作为确证的有这样二件事：第一件事是他那时已经预感到将要在播州土地上打一场恶仗，所以加紧了对海龙囤这一军事城堡的修建和完善。为了祭祀祖宗亡灵，保佑自己福寿绵长，有战必胜，他把播州境内的道士们统统找来，礼敬囤上。然后在做道场的时候，让人拿利剑给这些道士双手紧握，毫无伤痕者为有道，受伤流血者即是骗子。有道者留下，骗子当场杀掉扔进山谷。结果有道者为零，数以百计的道士哭爹叫娘，枉送了性命。

这些被杀的道士虽然没有什么道行，但和各处地方的土总把目头人们却关系密切，毕竟老百姓打醮求神要找他们，跳端公、看风水也要找他们，甚至修房造屋，大小病痛都离不开他们，这样做是犯了众怒的。

另外就是他宠妾杀妻这件事。宠妾大概是人之常情，宠妾宠到杀妻的地步，就大悖伦理了。而且在杀妻的同时，还把老丈母一起杀了，就更是过分。偏偏他老婆的后家也不是善与之辈，一下子捅翻马蜂窝，由他原来的妻叔领头，属下的五个大土司，七姓人家一齐宣布不再服从杨家管辖，并且告到贵州、四川的巡抚那里，异口同声称杨应龙要造反。

杨家所辖土地，此时跨越四川、贵州两省，朝廷早就有尾大不掉，心腹之患的感觉，也一直有改土归流的动议，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和借口。这下好了，既然你们自己闹了出来，朝廷就来收拾局面吧。于是一纸公文，让杨应龙到贵阳听候调查处理。

杨应龙虽然有不少毛病，却也不是傻瓜。当时对他的态度，四川和贵州区别很大。四川不想多事，官员又多受杨应龙重贿，加上并不相信他真的要反，所以主张大事化小，上疏说应龙“无可勘之罪”。但贵州方面却态度强硬，多次弹劾四川有“私匿应龙之心”，并且主张尽快发兵剿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