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东路：后乐之园

萧峰

　　每次站在政府楼前，我总习惯向东西两边望一望——左边是府西巷，窄而静，像一道深宅的侧门；右边是府东路，宽展得多，两辆车并行也不觉拥挤，直直地通向北边的友谊街，又向南接住长平街的热闹。

　　路名这东西细想起来是有些意思的。“府东路”——自然是因为它曾在县府的东边。可再往前追溯呢？我翻过旧县志，民国年间县衙改作县政府，东边相邻的是公安局，并无街道存在。大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旧县衙的原址上新建了人民政府，随后才慢慢改造出了府东街。后来城市规划规范路名，依着“东西为街、南北为路”的原则，拓宽取直后的府东街最终定名为府东路。路名的变迁，看似平淡，细想却是一部微缩的城市史。从无到有，从窄到宽，从“街”到“路”，每一个字的变化里，都藏着岁月的痕迹。

　　对我来讲，这条路远不止于通行的意义。它是我读了三年高中的必经之路，是我步入社会后日日穿行的生活现场。走得多了，竟也从这些平凡的景致里品出了一些不平凡的精神来。府东路不宽也不长，但这里位置却很关键，从典籍记载中看，府东路中段附近原本是县衙的一个后花园，它的创建者是龙汝霖。于是，走在府东路上，就成了我与这位先贤对话的一个过程。

　　同治四年（1865年），龙汝霖到高平任职第二年，政事稍缓，计划将父母从湖南接来同住，苦于东边的小园荒芜酷热，既不能自娱，也不能悦亲，于是动手修葺起来。园子的西北角建了三间屋子，取名“延晖阁”，作为奉养父母的地方；东边的屋子叫“对床听雨轩”，留给两个弟弟读书游憩；延晖阁南边的书斋叫“甓勤斋”，是他教导子女的所在，他还特意叮嘱儿子绂寿，不要因为年幼就只知道嬉戏；再往南是“观稼台”，向东眺望，能看到百姓春耕秋收的辛劳，他说每回吃饭的时候心里都感到惭愧。一名知县能在公务之余时时念及农人的辛苦，甚至在用餐时生出愧疚之心，这份情怀放在今天也依然可贵。

　　园子继续向南，有间狭小的屋子叫“吟窝”，小到容不下三个人转身，可他依然自在地吟诗长啸，仿佛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再往南是“寄巢”，人生如寄，难道官署就不是驿站么？这句话里有几分旷达，也有几分苍凉。寄巢北边是“定香池”，暑雨初歇、清风徐来，荷叶亭亭如盖，他常与友人在池边饮酒，大醉方休。再往北有一座“听松亭”，松枝盘曲如虬龙，松涛声震耳欲聋。他审理案件之余，常在此坐卧，暗想陶渊明宅边的松树，恐怕也未必能超过这里。再往北有间地洞式的屋子叫“藏春坞”，进入其中冬暖夏凉，大概与百姓穴居的窑洞相似吧。园子最东边还有一间新建的屋子叫“怀湘舫”，无论是风晨雨夕，他常与妻子、小女对坐长谈，恍惚间仿佛置身于潇湘山水之间。这间屋子的名字，寄托着他虽在北方为官多年，却从未忘记归耕故乡湘水之畔的心愿。

　　龙汝霖在文末写道：“余素无宦情，藉吏隐耳。进则勤勤教养，与小民同其忧；退则愿侍吾亲，与诸骨肉友朋同其乐。”这段话，化用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却更见温度——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士大夫，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既想尽忠职守，又想侍奉双亲、与亲友共享天伦的普通人。《后乐园记》篇幅不长，也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字里行间写出了一个文人的真情实感。他有儒家的济世情怀，却又不失隐逸的志趣；他是“父母官”，却始终记得自己是湘水的儿子；他勤于政事，却也在松涛荷影中寻找心灵的安顿。这种矛盾与调和，恰恰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格的缩影。

　　龙汝霖对高平是有深情的。若不是真心爱这片土地，他不会在政务之余修建园林，不会在观稼台上生出愧疚，不会在听松亭里想到百姓的疾苦。他虽然时时念着归耕潇湘，但在高平的岁月里，他是真真切切地把这里当作了第二故乡的。为表心志，龙汝霖在《后乐园记》的最后写道，他取范仲淹的名言，把这个小得近于寒酸的院子叫做“后乐园”。一百多年过去了，龙汝霖的“后乐园”早已湮没在时光之中，它化作了府东路的烟火日常，化作了这条街上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从府东路北口往南不到二十米，路西有一个“宋师傅修锁配钥匙”的摊子。一辆电动三轮车，一把大伞，就是全部家当。宋师傅七十开外，退而不休，凭手艺吃饭。他与别人不同，配钥匙用的是游标卡尺，每一把钥匙都细细地量，细细地磨，直到分毫不差，才谦逊地说一句：“回家试试，不行再来。”我配过多次，从来没有“不行”过。从宋师傅身上，我看到了《论语》里说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一把小小的钥匙，折射出的是职业的尊严与品格。

　　再往南走，党校小区对面常年摆着一个卖鸟的摊子。摊主是位鹤发长髯的老人，神态与武术家于承惠颇有几分相似。他是南城张庄人，自幼在河北一代谋生，喜欢上了架笼养鸟。年老之后回到高平，爱鸟之意不减，索性摆起摊子以鸟会友。好多次路过，见他躺在树荫下的躺椅上，不顾车水马龙，沉浸在鸟的低吟浅唱之中——那份逍遥，颇有“大隐隐于市”的风范。

　　府东路中段路东，郝师傅的修鞋摊也是多年的老摊子了。郝师傅年近六十，腿脚不便，以修鞋为业，手艺精湛，要价公道。记得一个秋天的下午，一阵风突访府东路，旁边摊子上的袜子、手套被吹落一地。郝师傅见了，放下手中的活计，箭步冲到马路上，大把大把地捡起散落的物品，塞到围裙里，原封不动地交给摊主。那摊主转忧为喜，连声道谢，郝师傅只憨憨一笑，回到摊子继续做活。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些平凡的人，不正是生活里的侠客么？

　　一直以来，我总以为从北斗书屋读到的武侠小说只是成人的童话，那些守信重诺、顺性自为、路见不平的情怀，只是我们在精神世界里脑补的内容。然而，当我一次次走过府东路，我发现，这些侠义的精神，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

　　龙汝霖在后乐园里追求的那份平衡——进与退的平衡，仕与隐的平衡，责任与自在的平衡——不也正体现在宋师傅的严谨、卖鸟老人的逍遥、郝师傅的仗义之中么？我想，今天的高平，今天的府东路，也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后乐园——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延晖阁”“听松亭”或“怀湘舫”，都在进与退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平衡与安然。

　　他们或许不知道《后乐园记》，不知道范仲淹的名句，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后乐”的精神：在自己的位置上尽本分，在平凡的日子里寻自在，在他人需要时伸援手。如今的府东路拓宽取直了，似乎现代了不少，但骨子里的烟火气息依旧。小吃街的前身是农贸巷，曾是传统物资交流大会上牲畜农具的集散地；北斗书屋早已不在，可那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信条，却依然影响着从这里走过的年轻人。

　　每天路过府东路，我自然而然地把它当作了生活的化身。这条路，连接着历史与现在，连接着龙汝霖的后乐园与今日的市井烟火。它让我明白，一座城市的精神并不只存在于宏大的叙事和显赫的名胜之中，更存在于每一条街巷的日常里，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坚守之中。

　　后乐园已逝，后乐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