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吉勇┃从“小尾巴”到“遮雨棚” ——读侯保军《妹妹的故事》有感

黄河泰山

从“小尾巴”到“遮雨棚”

——读侯保军《妹妹的故事》有感

文/张吉勇

在《汶水之滨》公众号上初识侯保军老师，便被他那股带着泥土芬芳与生活热气的文风所吸引。他笔下的文字，总能在最平凡处开掘出人性的矿藏，朴素而有力。近日在《扬子江文萃》上读到他的《妹妹的故事》，这份感动，更是如涓涓细流，汇成了心头的江河。
文章以一声“哥哥，等等我！”的呼唤开篇，瞬间将人拉回那个炊烟袅袅的村庄。妹妹曾是那个粉雕玉琢、爱哭鼻子、需要哥哥保护的“小尾巴”。然而，生活的重担早早地落在了她稚嫩的肩上。从为家里补贴家用，到孤身一人勇闯北京，妹妹的人生轨迹，是一代奋斗者的缩影。
最令我动容的，是她那股“不服输”的韧劲。没有高学历，没有好手艺，她就在长安街的角落里哭泣，然后擦干眼泪继续寻找；为了省钱，她除夕夜独自啃着馒头，却在电话里对家人报喜不报忧。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也扛起了一个家庭的希望。她在北京买房扎根，自学成才成为会计，完成了从农村女孩到城市新民的华丽蜕变。
如今，角色已然互换。那个曾经需要保护的妹妹，成了哥哥最坚实的依靠。她的大包小包，她的隔三差五的问候，是她对亲情最质朴的回馈。侯保军老师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千钧。他写的不仅是自己的妹妹，更是千千万万在城市中默默奋斗、用汗水浇灌梦想的普通人。
这篇文章，是一曲关于成长、亲情与责任的赞歌。它让我们看到，在时代的洪流中，总有一些平凡的生命，以不屈的姿态逆流而上。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最朴素的坚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妹妹的故事》，是无数“北漂”的缩影，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陌生的城市里，一砖一瓦地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家。这份力量，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也温暖了无数像“哥哥侯保军”这样仍在漂泊的灵魂。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流泪，而是含泪奔跑后，依然能温柔地拥抱世界；真正的亲情，不是单方面的索取或给予，而是在岁月的长河里，彼此扶持，共同成长，最终成为对方生命中最坚实的“遮雨棚”。

附：

《妹妹的故事》

侯保军

总想起小时候的妹妹，三四岁的年纪，粉雕玉琢的模样：蒜头鼻翘在椭圆的小脸上，圆圆的亮眼睛，像清晨草叶上滚着的露珠，稀疏的黄细头发扎成两根细细的马尾，走路时在脑后一甩一甩，小嘴也跟着一翘一翘，胖胖的小手软乎乎的，像刚出炉的温软面包。

那时的妹妹，在我眼里就是个布娃娃，我的身后总是传来她奶声奶气的呼喊：“哥哥，等等我！”甜糯的声音裹着撒娇的尾音，至今清晰地印在心里。有时我和伙伴们疯玩，往往就把身后的小尾巴抛到了脑后，等到太阳西斜，满头大汗时才猛然惊觉：妹妹不见了！

大人们见我慌慌张张的模样，总爱故意吓唬我：“坏了坏了，你妹妹准是被偷小孩的抱走了！”我听了这话，心揪成一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大街小巷到处乱找，一遍遍地叫着“妹妹妹妹”，从村东头的老槐树下找到村西头的小河边，连草垛缝都扒拉着看了。当我蔫头耷脑地回到家，刚进院门，往往会惊喜地看到，妹妹正蹲在装针线的箩筐前玩呢，小脸绷得紧紧的，嘴角往下撇着，看都不看我一眼。

这时，做针线活的母亲会抬头瞪我一眼：“怎么看你妹妹的？就知道自己疯玩！哪有你这样当哥的！”

妹妹上幼儿园那年，有一天放学后拉着我的衣角，说班上有个女同学总在半路截她，抢她的橡皮。我那时上小学，没当回事。没想到，过了几天，女孩的姑姑领着哭唧唧的侄女找到我家，跟我母亲说：“哎呀，你家红云可真厉害，把俺侄女的脸都挠出红印子了！”那女孩比我妹妹高出半个头。母亲听了，先向对方道了歉，转头看妹妹时，眼里却没半点责备，反倒乐呵呵地笑了。可能从那时起，妹妹心里就觉得我这个哥靠不住，她只能靠自己了。

妹妹七八岁时，唱歌跳舞有模有样。逢年过节，村里有人来串门，常对妹妹说：“红云，唱个歌呗！”本是随口一说，妹妹却当了真，大方应着：“行！我先去换件红裙子！”说完就一阵风似的跑进屋里。妹妹翻出她最喜欢的那件紫红连衣裙，裙摆上一圈白色的蕾丝边，站在院子中央亮开歌喉。乡邻们搬来小板凳，嗑着瓜子。妹妹唱《茉莉花》，跳《映山红》，歌声清亮，舞姿虽不标准却格外认真。笑声、掌声裹着妹妹的歌声飘出我家的院子。

80年代初期，父亲在几十里外的煤矿上班，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家里的农活全靠母亲一人。那时，我们农村学校还放麦假，让学生帮家里干活。妹妹怕晒，不愿跟着母亲和我去地里割麦子、掰玉米，偶尔被母亲硬拉着去，也皱着眉头。她乐意在家里烧火做饭，踩着小板凳够灶台，把粥熬得稠稠的；坐在屋檐剥玉米棒子，把玉米籽掰得飞飞的；拿着小耙子，把摊在院子里的麦子耙得匀匀的。忙完了，坐在门槛上看会儿家里的黑白电视，或者趴在小桌上写作业。

妹妹初中毕业后就不肯读书了。她听说七八十里外的冷藏厂招人，一个人骑着家里那辆旧自行车就去了。冷藏厂加班是常事，月工资才几十块钱，她一分一厘都舍不得花，除了买些必需的日用品，其余的全攒下来交给母亲补贴家用。山路崎岖，上坡时推着车走；下坡时捏着刹车，车轮碾过石子路，震得手发麻。不论寒冬酷暑，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家。有时，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她就边骑车边唱歌给自己壮胆。

1995年初春，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妹妹跟母亲说了句“去北京打工”，就和同村的姐妹一起背着行李，坐火车去了北京昌平。

妹妹没有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手艺。她干过理发店学徒，在美容院当过护理，受的委屈、吃的苦，从来没对家里提过一句，母亲打电话问起，她都说“挺好的。”有一次，母亲生病，她请假回了趟家，耽误了几天，回到北京就被老板辞退了。她没地方去，身上的钱又不多，找工作又不顺，有时就在长安街地下人行道的角落里蹲到天亮。妹妹后来告诉我，看着来往的行人，眼泪忍不住往下流，哭完了，擦干眼泪，继续找活儿干。

因为没挣到满意的钱，有一年春节，妹妹没有回家。除夕，一个人在小理发店里就着开水啃馒头，却在电话里跟父母说“吃了饺子，和同事一起看春晚，可热闹了。”

后来，妹妹攒了点钱，在北京摆地摊卖服装，每天凌晨去批发市场进货，扛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挤公交，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生意慢慢有了起色。2003年，她用攒的钱，加上向朋友借的一点，在北京大兴买了一套三十多万的房子，硬生生地在寸土寸金的首都扎下了根，成了北京市民。

这是我最佩服妹妹的地方。多少高学历人才，在北京打拼多年都没能站稳脚跟，而她这个初中毕业生，没靠任何人，竟然做到了，其中的辛酸与付出，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些年，除了打工，妹妹自学了高中课程，参加了成人高考，如今，有车有房，在一家公司做会计，工作稳定，收入可观。可她还是不满足，仿佛前面永远有个新的目标在等着她。

我这个哥哥呢，说起来真惭愧，至今仍在北漂，租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工作不顺，常常迷茫。在北京这座千万人的城市里，我是妹妹唯一血脉相连的亲人，她总是把我挂在心上，常常抽时间来看我，每次来都是大包小包，在我的小厨房里忙前忙后；隔三差五就发消息问我“吃饭了吗？”“工作累不累？”当年追在我身后的小尾巴，如今成了我遮风挡雨的依靠。

资料：来源于《扬子江文萃》2026年4月16日

作者简介：侯保军，男，70后，泰安大汶口人，

北京朝阳区某小区门卫，作品散见于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