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叹息》——河南马振抚事件管窥

鲁一夫

宁死不学外语的张玉琴

　　1973年，那会儿我还在上中学，当年河南马振抚事件令伟大的旗手大动干戈，也令我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义愤填膺后同仇敌忾。

那一年应该算得上是比较特殊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同时出现了三个“反潮流英雄”。一个是写日记的黄帅，一个是交白卷的张铁生，另一个则是不学英语的15岁女学生张玉勤。 50多年过去了，记忆里写满了荒唐。荒唐的时代，荒唐的社会，荒唐的导向，荒唐的事儿。荒唐的领导，荒唐的断案，荒唐的决定政策的人和荒唐的你我他.....。

（一）

1973年3月，时任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校长(当时称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罗长奇，通过公社调来了一批新的老师，杨天成名列其中。他到马振抚公社中学后，担任初二一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杨天成的班里有一个叫张玉勤的15岁女学生，家住马振抚公社傅岗大队。6月初学校麦假过后，张玉勤就没有来上学。原来，她在家里想买一件粉红色“的确良”上衣，母亲没有答应她，就和母亲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不来上学了。毕业考试前5天左右，张玉勤父亲张自均为了能让女儿拿到毕业证，托人到学校找班主任老师说情，想让女儿参加期终考试。杨天成同意了。

1973年7月10日，马振抚中学进行期终考试。

下午，初中二年级考试英语,张玉勤很多题不会做，便在自己试卷的背面，写上了几句从小报上抄来的打油诗：

我是中国人，

何必学外文。

不学ABC，

也是接班人。

接好革命班，

埋葬帝修反。”

考试时间到了，监考老师栗玉恕开始催交试卷，张玉勤不情愿地将揉成团的试卷展开交给了她。交卷后，张玉勤可能感到不妥，又向栗老师要卷子，栗老师没有给她。

次日下午，栗老师评阅初二一班英语试卷，张玉勤的试卷只得了6分(当时是百分制)，并在她的试卷背面发现了那几句歪歪斜斜的“打油诗”。栗老师十分生气，当即拿上这张试卷就找到了初二一班班主任杨天成，说：“看看你班学生对英语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你要好好教育教育你班的学生。”

杨天成接过考卷，感到一种未尽到责任的内疚。他找来张玉勤谈话：“你说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我国和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没有外语这个语言工具，国与国之间怎样交往呢？药片上有外文，机器零件上有外文，农药上有外文，不懂外文，就不能很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为了教育张玉勤，同时也为了纠正班里其他同学同样的错误想法，杨天成随后便在班上公开批评了张玉勤，并要她在全班作检查。张玉勤想不通，趴在教室桌子上一个劲儿地哭。

始做蛹地马振抚中学

（二）

当晚，学校召开班主任会，通报考试情况。杨天成在会上扼要谈了张玉琴的答卷和态度。

第二天早操后，罗长奇校长召集全校初中班学生开会，表扬了这次期终考试中表现好的学生，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同学，其中包括张玉勤。会后，杨天成见张玉勤又哭了，怕她想不开，便再一次同她谈话，鼓励她放下思想包袱。

早饭后，张玉勤托同学请病假，离开了学校。杨天成怕出事，派两名女同学赶赴傅岗村张玉勤家，哪知张玉勤根本未进家门。杨天成得到消息大惊失色，立即报告学校领导。这天老师们都到县城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只有几个毕业班的老师在校。学校只好派出学生分头寻找，但仍不见踪迹。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之时，张玉勤的同桌透露了一个令人惊骇的消息：“张玉勤说她不想上学了。这几天她思想不正常，前些天为了买一件粉红色‘的确良’衬衣和她妈吵了嘴，一个人跑到村东边水库要自杀，被放羊的老人劝了回去。”

这个消息非同小可。当晚，学校向公社汇报了情况。13日，学校停课，全体师生找遍了张家所有亲友处，未见下落。直到14日早上，张玉勤的一位本家哥哥张玉山在离学校四五里的虎山水库大桥上发现了张玉勤的布鞋，在桥下深水处，人们找到了张玉勤的尸体。

张玉勤的死讯传来，罗长奇立即向公社和县里作了报告，县公安局和教育局派人到马振抚公社，与公社党委、派出所的负责人一道去现场验尸，并到张家了解情况。最后县公安局侦查股股长田道义提出了四条结论性意见：

1、张玉勤是自杀，不是他杀；2、张玉勤近段和家庭关系紧张，早有轻生念头；3、张的父母两人平时生气时好跳坑、跳井，张受有家庭影响；4、学校老师对学生近段的思想变化不了解，且缺乏正确的教育方法，对张的死学校应负一定责任，但不应负刑事责任。

县教育局和公社党委领导同志也同意此处理意见。但张玉勤的父亲张自均不服气，把尸体拉到学校。经过公社和教育局领导从中说和，并由学校付给张自均100元抚恤金，张玉勤的善后工作始得解决。张玉勤被安葬后，罗长奇、杨天成和校团委等又多次到张自均家看望慰问，杨天成甚至表示要做他们的儿子为他们老两口养老送终，终于取得张自均夫妇的谅解。

事后，罗长奇向县教育局写了关于张玉勤同学跳水自杀的情况报告，认为学校负有一定责任。他和杨天成还多次向上级写了书面检查，请求给予处分。南阳地区和唐河县教育局一致认为罗、杨有错误，但属于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应进行批评教育，不应负刑事责任。罗长奇等表示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今后一定注意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至此，马振抚中学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

1973年夏，文化考试中“交白卷”的学生张铁生被捧为“反潮流英雄”，河南省以及南阳地区也相继掀起了否定文化知识学习和基础理论研究的热潮。10月下旬，河南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把马振抚中学的这一事件刊登在第37期“教育工作简报”上，同时上报给国务院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机构科学教育组，《人民日报》的内参资料上也同时予以登载。

1974年1月，中南海某人看到此文后，立即电令其在外地执行任务的亲信迟群(时任国务院科学教育组副组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谢静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要他们迅速赶到河南马振抚公社中学进行现场调查。迟、谢二人连夜赶往河南南阳，“召开地、县、社干部汇报会和学生、教师、家长、干部座谈会，走访了受害者家庭”，将调查结果写成简报上报中央。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出1974(5)号文件《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中学情况的通知》，文件末尾批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三）

迟群，谢静宜的汇报：

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我们于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就该公社中学二年级学生张玉勤（女，现年十五岁，下中农出身）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而死一事，以及该校在教育路线上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进行了初步调查。

该校共有学生七百余人，没有贫管会和工宣队，党支部没有正式建立，只有一个支委罗长奇。原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个工人早已撤走，因此，党内党外由罗一人说了算。

我们先后召开了一些由地、县、社的干部汇报会和学生、教师、家长、干部的座谈会，并走访了受害者的家庭和一些贫下中农。对受害者的家长进行了慰问。

初步调查的结果证明：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广大贫下中农和师生员工非常气愤，他们用大量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和某些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

张玉勤同学是怎样被迫自杀的？张玉勤同学，平时表现较好，生活简朴，能联系群众，学习努力，敢于提意见，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因为学校搞关门办学，整天用考试整学生，张玉勤同学对这种把学生当成敌人的作法很不满仪。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下午，英语考试时，监考教师栗玉如多次催卷，张玉勤一气之下，在尚未答完的卷子上写到“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会ABCD，还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埋葬帝修反。”交卷之后，又感到不妥，多次找老师要卷子，说：“我错了。”均遭拒绝。栗并说要把你的卷子写到板报上，让她写检查，写完之后，又让她重写。七月十一日栗又把张的考卷交给了班主任杨天成，杨让她在全班作检查，并在全班读了她 那六句话，说了许多讽刺挖苦的话，如“你写的这个诗可把人木死了（即不要脸皮）。”还说：“祁仪出了个李季，马振扶出了个张季，你也算得了个伟大诗人。”并且要求全班同学把这六句话背下来，进行批判。而且宣布说：“考试要有这一项”，杨对张还说：“你有两条路，一是在班内检查，二是在考卷上加上`伟大诗人张玉勤，马振幅公社付岗人`。”张受不了这种打击，当晚没吃饭，哭了一晚上，杨还不叫人理采她。

七月十二日晨，学校负责人罗长奇召开初中班的学生会（二百多人），批判张玉勤，说她“公开对抗和反对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布置全体学生批判。杨天成两次派人叫张参加会接受批判，张均拒绝了。杨又亲自出马找张，见她在哭，便对别的学生说“把缸抬出来刷刷，把眼泪装在缸里”。早饭后，张留下一个请假条就走了。直到十四日上午，张的哥哥张玉甫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水库边上找到了张的尸体。在这期间，学校和公社均未认真查找。张玉勤全家四处寻找。张的母亲赶到学校找杨天成询问下落，杨说“这妮的死活我不敢说，你买两盒烟给队长说说，多派几个人找找。”当晚之母冒雨寻找女儿，边哭边喊：“妮呀！你在那里，妈来找你啦！我是你妈哩！你在那里藏着，你出来吧！妮啊！不愿上学咱把东西拿回来不上算了！......”

当时，罗长奇只是派了几个学生去找，并说“要策略地找一下”。更恶劣的是，当张玉勤的父亲把尸体拉到学校时，流着泪对他们说：“我不是讹你们，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希望学校给买个棺材，埋了吧。”当即遭到罗长奇和前来进行调查此事的县公安局（股长）蛮横无理的训斥。田说：“你们还要不要政府？还让我们管不管？如果不让我们管，我们就不管了。你的学生跳河自杀是教师把她推下水吗？难道就不允许批评吗？她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罗说：“经公安局鉴定，张玉勤实属自杀，轻于鸿毛”。要组织全校师生进行批判。张的父亲无奈，只得含恨冒雨把尸体拉了回去。

　　罗长奇蓄意掩盖罪责，嫁祸于人，恶毒地制造舆论。说：“张玉勤一家好跳井，她妈跳过坑，她爹跳过井，她本人从小跳过坑，早有死的念头。这次咱们学校做的很主动。”田也在群众中说：“张的死有三条：一是属于自杀身死；二是她家有这个习惯；三是教学方法上有毛病。”公社党委副书记王新宇说：“学校对学生是正常教育，对死者不负责任，不写检查，不给处分。”罗长奇也拒不写检查，后来，无奈写了个所谓检讨的欺骗材料，并叫杨天成再次斟酌，不要有漏洞。

马振扶公社广大工农群众、教师和学生对张玉勤同学的死非常痛心，对学校和公社的无理行为非常气愤。学生中有人动议要造反，罗长奇赶忙召开会议，威胁说：“我们是无产阶级学校，你造谁的反......如有坏人破坏，要整材料报公社处理。杨天成老师对张玉勤的批评教育完全正确，学校方面毫无责任”等，把群众镇压下去。后来，地委和县又派了调查组，地区批发了联合调查组对“关于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造成严重恶果的调查报告”，这样公社才不得不做出对罗长奇严重警告、杨天成开除留用的处理决定。但至今县里也未批下来，罗仍是学校第一把手。

（四）

逼死张玉勤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马振扶公社中学自去年以来，为扭转所为升学考试“落后”面貌，采取一系列作法，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复活旧的教育制度“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一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达到惊人地步。

譬如，学校领导不抓政治挂帅，不抓批林整风。一学期没开一次批判会，教师没写一篇批判文章。

该校片面强调“以学为主”，辞退了仅有的七名工农兼职教师，砍掉了校办小工厂和小农场，脱掉了校、队挂勾，丢掉了学工，学农基地，关起门来埋头于课堂教学。

教师以学生为敌人，搞突然袭击。采取AB卷，背靠背等手段，闭卷测验。张玉勤所在班一学期数学课大小考多达十八次，语文考九次，其他课有时平均每天一次考试。学校还规定毕业生不准参加体育活动，课外活动不准外出，学习时间一天长达十小时以上，学生的体质逐渐下降。大搞孔孟的“师道尊严”，师生关系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学生稍有缺点，甚至正常行为也要受到体罚、变相体罚、谩骂和写检查等等，其手段无奇不有。教师的话成了“法令”，不管正确与否，都得照办，把学生管成“五分加绵羊”的人，根本不敢讲话，等等。

总之，上述种种反映出该校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否定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其实质就是搞复辟。

（五）

在初步调查之后，我们着重同地、县、社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和领会江青同志指示检查该校问题的精神，一致认为：

1、江青同志抓了一个公社中学的问题，但它有代表性，在其他一些学校里，也程度不同的存在着类似问题。因此地委孙胜明同志表示要按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把全区教育战线的情况认真调查一下，狠狠回击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反攻倒算。要把坏事变好事，全区要集中得力人员到马振扶公社蹲点，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总结经验教训，决心把南阳地区教育革命搞出一个新的局面。

2、江青同志抓的是一个教育问题，但它涉及到各条战线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如何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问题。地、县决定从马振扶公社中学抓起，在全区全县，深入进行批林批孔的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用实际行动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3、江青同志工作很忙，亲自抓基层，抓典型，这对于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人善于抓大事，认真改进思想、工作作风，是一次很生动的教育。地、县的同志感到，这也是一次批评和促进。他们说，事情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但我们思想上不敏感，见事迟，行动慢，抓得不力，今后一定要深入实际，抓好基层。

总之，大家深感各级领导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注意抓大事。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江青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抓大事的榜样。我们一定要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抓好大事，做好各项工作。

关于处理问题，我们原则表示了意见，认为太轻，是保护了坏人，不足平民愤。而且事情拖得太久，很不严肃，很不负责，建议他们认真研究后，迅速上报，其中包括县公安局田道义等有关人员。同时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1974年2月2日，唐河县在城关南大广场召开“迅速贯彻落实中央5号文件大会”，全县党政军民近万人参加大会，公安人员和武装民兵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打倒罗长奇”、“打倒杨天成”的口号不断从人群中传来。

校长罗长奇，教师罗天成惨遭迫害，逮捕入狱

　　南阳地委负责人走上大会主席台，大声宣布：“省委常委会已经研究决定，将罗长奇、杨天成立即逮捕。”话音刚落，几个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冲上前来，将罗、杨二人踹倒在地，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

与此同时,同此案有关的一些人也受到处理：马振抚公社中学的30多位教师受到审查；马振抚公社党委书记杜仲宇反省检查；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王新宇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交群众批斗；县公安局原来负责调查张玉勤事件的侦查股股长田道义被撤销职务……

张自均找到公安局和地委负责人说：“我闺女已经死了，这事我不追究也就算了。两个老师没有罪，都是乡里乡亲，把他们放了吧。”张自均哪里知道，事到如今，他在这个案子里，已经不再是什么重要角色了。

为了肃清所谓的流毒和影响，河南省委和南阳地委派出130名干部，会同唐河县委在马振抚举办了一个有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学习班。南阳地区13个市县都在查治类似的事件。仅唐河县就挖出了30多个“罗长奇式人物”，128人上了《右倾翻案言行集》，283名教师受到批判,28个中学党支部被搞垮19个，34个负责人被撤换，260多个中小学校负责人受处分……

该事件同时也使刚刚出现转机的全国教育界陷入一场灾难之中。浙江有一个学生自杀，班主任、校长、教育局长先后被迫害致死。北京市一些中小学的门窗一夜之间被全部砸烂，仿佛又回到了1966年……全国各地数以万计忠于教育事业的教师遭受批斗和处分，老师们纷纷叫苦：“河南出了马振抚，全国教师都受苦。”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国和“白卷英雄”、“黄帅日记”齐名的河南“马振抚中学事件”!

在马振抚，有的学生动不动就以死威胁老师，吓得老师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提心吊胆过日子。甚至有段时间，连学校附近的池塘也要派人看守，唯恐谁再跳进去。

　　张玉勤被追认为“优秀共青团员”。唐河县委用水泥为她修了一座半球型大墓，立了碑，刻了铭文“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革命小将张玉勤之墓”。全国各大学发来了慰问电，许多参观团还给张玉勤父母送了现款和其他礼品。张玉勤家盖起了三间大瓦房，张自均当上学校贫管会主任，哥哥张玉甫被任命为县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以后又被推荐上了大学。而罗长奇全家则成了“反属”，被抄家批斗，妻子得了精神分裂症，儿子被唤作“小罗长奇”，整日受人欺负。杨天成在狱中也一度精神失常。

1976年2月，罗长奇、杨天成刑期已满，却偏偏又遇上“反击右倾翻案风”。两个人再一次成了反击对象，被送往唐河林场继续劳动改造。

1977年5月，唐河县委组织部通知罗长奇、杨天成，给“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平反，恢复二人的工作。随后罗、杨重回马振抚公社中学工作，罗长奇在教务处做一般工作，杨天成任初中二年级英语教师。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厅重新处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为受害的干部、教师彻底平反，取消对罗长奇、杨天成的处分，恢复他们的原职务和工资待遇，补发工资，恢复罗长奇同志的党籍；被此案牵连的其他人也悉数平反并重新安排职务……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的报告，撤销1974年以中央名义下发的《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中学情况的通知》的文件，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彻底否定。

老校长罗长奇

受尽迫害的教师杨天成回到了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