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悟（四十）知识分子的风骨与良知——读刘克庄《一剪梅•束缊宵行十里强》

哎呀

“ 一味只知‘遵命’，口中、笔下只有曲意迎合、没有是非曲直，只有听命顺从、没有质疑批判，只有阿谀奉承、没有拒绝反抗，让自己的喉舌成为他人的喉舌，以他人的声音作为自己声音，风骨尽失。……为博取个人利益，罔顾各种事实，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蒙蔽、欺骗大众，甚至变本加厉，主动充当强权或者利益集团的说客、邦凶、打手。……不仅不是社会的良心，而是社会毒瘤了。”

一剪梅

                         宋·刘克庄

 

余赴广东，实之夜饯于风亭

        束缊宵行十里强，挑得诗囊，抛了衣囊。天寒路滑马蹄僵，元是王郎，来送刘郎。

       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

天寒地冻的夜晚，打着火把，连夜赶路。结了冰的道路十分难行，连马蹄都冻僵了。在跌跌撞撞中，丢了衣囊，只留下诗囊，狼狈至极。前方亭中有人左顾右盼在等候着，原来是好友王郎（王迈，字实之）来给“我”饯行。“我”与王郎边喝酒边谈论诗词文章，酒酣耳热，谈到激动热烈处，连隔壁人家都被惊醒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吓得从床上掉了下来；旁观的人都拍手笑看我们疏狂的样子。疏又怎么样，狂又怎么样！

读完全词，词中所描写的人物和场景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眼前：趔趔趄趄、一步三滑的行者，一路上遗落的各种行李衣物，说不定额头上还沾有泥土，衣襟上还带着雪污；酒馆中时而手舞足蹈、畅怀高论，时而举杯痛饮、时而拍案叫绝，旁若无人、无所拘束的书生；邻桌上初时偶然入耳，继而诧异吃惊，后来拍手叫好的旁观者。何等的酣畅淋漓，何等疏狂豪放。

刘克庄出生于福建莆田的官宦世家，祖父、父亲都是进士出身，年少时就以诗文著名于世。他虽然无意科举，却因家族传统而入仕，以门荫（门荫入仕是指子孙凭借祖父、父亲辈的官爵、功绩而获得入仕做官的特权）补将仕郎。二十多岁时，各方要员争相聘请他为幕僚。三十八岁时，被任命为建阳县令。在任其间，他“戒掉诗瘾”，勤于政事，体恤民情，政声远扬。因“江湖诗祸”几乎入狱（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兴起的一个诗派，代表人物有刘克庄、戴复古等。因江湖诗派作品中的个别诗句被当时权相史弥远诬为讥讽朝政，对诗词作者加以打击迫害，史称“江湖诗祸”）。之后几经沉浮，或到处游历，深入社会最底层，体察民间疾苦，或在地方和朝中任职，最后在龙图阁大学士任上因疾而终，享年八十三岁。

常言道，文如其人，刘克庄为人也是豪放疏狂。他直言敢谏，如针对当时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状况，他上疏直陈：“比年瑞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用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认为朝廷上下贪污成风，直指皇亲国戚和各种手据大权的重臣。在“江湖诗祸”中，他因《落梅》一诗中的“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几乎入狱，他却作词说“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花受取风流罪”（《贺新郎﹒宋庵访梅》）。他的豪放疏狂，使他屡被弹劾打击。据相关史料，他就因“嘲咏谤讪”、“直实欺君”、“恃才傲物”等罪名，先后多次被御史、言官弹劾。

刘克庄六十四岁时，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崇政殿说书、史馆同修撰、起居舍人，为皇帝起草诏书本是刘克庄任内职责。一次，理宗皇帝想越级提拔任用权相史弥远的次子为工部侍郎，刘克庄却认为其才疏学浅、“少不更事”，刘克庄不但不遵旨拟诏，反而上疏请求免去史公子的任命。同年，朝廷想开科取士，皇帝欲让刘克庄拟制开科取士的诏书并让其担任主考官，但刘克庄认为自己不是科举出身，所以不宜拟诏并担任主考官，坚决请辞。又一次，宋理宗想任用一个外戚为建康（今南京）知府，刘克庄认为建康战略地位重要，该外戚不足以担此重任，上书请求理宗收回任命。理宗皇帝传谕刘克庄遵旨执行，但刘克庄宁可弃官，也不予起草诏书。史载，刘克庄多次因认为皇帝施政不当，不但据理反驳，而且直接拒绝皇上要求其制诏之命。

明朝立国诏书

制诏只是封建帝王颁发旨令的一个流程，制诏者只是起到一支笔、数滴墨的作用，充其量一个工具而己。刘克庄多次拒绝皇帝要其制诏的旨意，姑且不论其拒绝的理由是否充分，其自身的眼光和看法是否正确、独到，但在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在一个简单的制诏环节，敢于多次忤逆皇帝的意志，足以见其风骨，令人赞叹。

从刘克庄的拒绝制诏，我想到了巴金所说的“遵命文学”。上世纪“文化大革命”后，巴金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界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揭露和反思，写了大量的随笔，后以《随想录》之名结集出版。《随想录》中，巴金讲到了一种文学形态：“遵命文学”。巴金所讲的“遵命文学”，指的是根据“长官意志”来进行写作，“长官”需要什么，“遵命文学”就创作什么，“长官”想要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遵命文学”就炮制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封建社会的“诏书”当然算不上是“文学作品”，放到现在也就是一种“公文”。对制诏者而言，根据的是皇帝的旨意，这一点与巴金所说的“遵命文学”的“遵命”倒是一致。但是，诏书上说的是皇帝的话，落的是皇帝、朝廷的款，并无制诏者个人的荣辱得失，“遵命文学”署的却是个人的名，得的是个人之利，这两者又存在着质的区别。刘克庄屡次拒绝制诏，他冒的是个人的政治风险，甚至可能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遵命文学”的作者，照巴金的说法是“既保险、又省事”，而且还很有可能因为“遵命”、善于“遵命”，因此飞黄腾达，名利双收。

相较于“遵命文学”的遵命、顺从，刘克庄拒绝制诏，在风骨上，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

理论上，文人以及各类专家、学者，都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像刘克庄那样的古代文人，如果放到当代，当然在知识分子的行列。知识分子都应该有自己的“风骨”，都应该保持应有的良知底线。因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知识分子相较于普通人群，拥有更多能够发出自己声音、发出声音更容易被听到被传播的机会，因此对社会、对民众的影响更大、更深。一些知识分子在著文立论、公开演讲、接受访谈时，一味只知“遵命”，口中、笔下只有曲意迎合、没有是非曲直，只有听命顺从、没有质疑批判，只有阿谀奉承、没有拒绝反抗，让自己的喉舌成为他人的喉舌，以他人的声音作为自己声音，风骨尽失。更有甚者，不但积极“遵命”，匍伏于强权脚下，奴顔婢色，而且为博取个人利益，罔顾各种事实，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蒙蔽、欺骗大众，甚至变本加厉，主动充当强权或者利益集团的说客、邦凶、打手。这样的“遵命”，不但突破了个人的良知底线，而且扭曲、误导了大众认知和判断，窒息、阉割了社会精神活力，不仅不是社会的良心，而是社会毒瘤了。

知识分子手中的笔，笔尖虽细，用之不当，足以伤人致命；墨滴虽小，涂之于人的双眼，足以扭曲整个世界。也许，他们会说，并非他们的志愿，他们只是迫于某种原因的“遵命”。1992年2月，因格·亨里奇因为在柏林墙倒塌前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而受到审判。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亨里奇仅仅只是执行命令。法官西奥多·赛德尔说：“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有把枪口拾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知识分子应该笔底有风骨，墨中浸良知。

刘克庄（1187年-1269年），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南宋豪放派词人、江湖诗派诗人、文章家、诗论家。刘克庄兼擅诗、文、词各体，尤以诗歌影响为大，有4500余首诗传世。著有《戊辰即事》《苦寒行》《九日》等。  

又：当年临别，一故友以此词相题赠：“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倏忽三十年，竟未得再见。

2023.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