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中国通史》中的历史书写与民族精神

陀罗山人

　　在中国近代史学星空中，吕思勉先生以其“通贯的断代史家”之誉独树一帜。其代表作《中国通史》，远非一部简单的历史教材，而是一位学者在民族危亡之际，于学术“孤岛”中写就的文明诊断书与精神宣言。这部著作以其独特的体例、深邃的洞见和深沉的关怀，超越了传统“理乱兴衰”的政治史叙事，引领读者穿透王朝更迭的表象，直抵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精神演变的内核，并叩问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历经数千年的文明，其生命力究竟何在？

一、体例之新: 纵横交错的史学架构

吕著《中国通史》最醒目的创新在于其别具一格的编纂体例。它打破了单纯按时间顺序叙事的编年体或纪传体传统，创造性地采用了“上编专题文化史”与“下编时序政治史”并行的双轨结构。

上编：典章制度的切片剖析

上编仿效传统典志体，但极大地拓宽了范围。它并非罗列制度条文，而是以社会科学的眼光，深入剖析了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这十八个维系社会运转的核心领域。吕思勉试图回答：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组织起来、如何生产生活、如何思考信仰的？这种横向解剖，将历史从帝王将相的舞台，还原为亿兆生民的日常与制度的长效积淀。

下编：理乱兴衰的脉络勾勒

下编则回归纵向叙事，以极简练的笔法，从民族起源勾勒至抗战时期，呈现一部浓缩的“王朝兴衰史”。然而，此处的政治史叙述，因有了上编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铺垫，其兴亡原因的解释便显得格外扎实与深刻，不再浮于个人权谋与偶然事件。

这种“横切纵贯”的体例，使得全书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医生，既对文明肌体进行了全面的CT扫描（上编），又为其生命历程绘制了清晰的心电图（下编），二者相互参照，方见病源与生机所在。史学家顾颉刚盛赞此书“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吕思勉

二、史观之立：聚焦民生的深沉关怀

吕思勉的史学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立场。他认为：“国家的根本是人民，人民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生活。” 因此，他的历史书写重心从庙堂之高，坚定地转向了江湖之远、民生之切。

在论述古代赋税时，他尖锐地指出，汉代虽号称“三十税一”，但加上各种附加税和口钱（人头税），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反而因货币经济的影响而感觉沉重。谈及被誉为盛世楷模的“贞观之治”，他不仅引用“米斗三钱”的富足记载，更引用《戴胄传》中“一人就役，举家便废”的史料，揭示太平景象下普通家庭的艰辛。这种对历史光明面与阴影面的双重呈现，体现了其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结合。

他的考证也常服务于这一关怀。例如，他从《仪礼》中“其牲狗”“妇特以豚馈”的记载，敏锐推断出“狗是男子供给的肉食，猪是女子供给的肉食”，并以此解释“家”字为何从“豕”，从微观饮食文化映射出古代家庭分工与经济形态。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关乎衣食住行、财产分配的“典章经制”，而非单纯的帝王谱系，构成了历史进程的真实基础。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

三、精神之核：危局中的文明自信与革新呼唤

《吕著中国通史》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上海“孤岛”时期。特殊的创作背景，赋予了这部学术著作深沉的时代精神与强烈的经世目的。吕思勉开宗明义地写道：“岂有数万万人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 这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建立在其通史研究基础上的理性信念。

他将中国历史置于文化互动的宏观视野中，划分为三大时期：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受印度文化（佛教）影响时期、以及近代以来受欧洲文化影响时期。他指出，文明的生命力在于能否应环境之变而变。面对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他既批判“乐于保守，惮于改革”的“文化惰性”，又深信中华文化拥有“伟大的转变”的潜能。因此，他书写历史，旨在梳理出文明自我更新、吸收融合的内在脉络与机制，为当下的民族抗战与文化复兴提供历史依据和精神动力。正如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所言，他在少年时代阅读此书结尾引用的拜伦诗句——“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深深被其中鼓舞人心的力量所感染，培养了深厚的家国情怀。

三星堆青铜神树

四、成就与启示：通人之学的当代回响

吕思勉被誉为近代史学界“前辈四大家”之一，其成就在于“通”。他通读二十四史数遍，一生记笔记不辍，追求“观其会通”、“摄其全体”的境界。这使得他的通史写作，充满了在庞杂史料中提炼出的精到按语与“大论断”。例如，他指出王莽改制并非简单的个人篡位野心，而是西汉社会矛盾激化下寻求变革的必然产物；他对比唐宋党争，认为唐代多系私利之争，而宋代则包含政见之异。这些见解至今仍富于启发性。

当然，站在今日学术发展的角度看，本书亦有其时代局限。如对某些概念的运用（如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略显笼统；在货币、经济等问题的分析上，未能充分吸收现代考古学与社会科学的新成果。这正反映了“通则难专”的永恒困境——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与不断涌现的新知，任何个人写作的通史都难免存在疏漏。

然而，恰恰是这种由“通人”独立撰史的传统，在当代高度专业化、碎片化的史学研究中显得弥足珍贵。吕著展现出的那种贯通古今的视野、关怀民生的情怀以及以史经世的担当，警示着我们：历史学若失去了对整体脉络的把握和对人类精神的提升，便可能沦为专业圈内的“知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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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最终获得的不仅是中国历史的知识图谱，更是一种理解历史的态度。这正呼应了钱穆先生所倡导的对本国历史应抱有的“温情与敬意”。吕思勉的“温情”，体现在他始终将人民生计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央；他的“敬意”，则体现为在民族危难之际，从悠长历史中奋力开掘出文明自信与革新勇气的源泉。

这部写于黑暗时刻的著作，犹如一盏不灭的灯，照亮了来时路，也映照着前行方向。它告诉我们，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塑造现在、启迪未来。在文明互鉴与挑战并存的今天，重读吕思勉，就是学习如何以通贯的智慧、深沉的情怀和理性的自信，去理解我们自身，并回答那个永恒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