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北京城记忆（四）

吴伟栗-智慧宫

城门之内：甕城、集市与两重北京

人们从城楼底下穿过城门。早已生锈的铁制大门上，镶嵌着拳头般大小的门钉。大门靠在墙边，墙前立着带围栏的木桩（类似西班牙骑士防御结构），这是夜间封锁通道所用。穿过这阴暗的拱形通道之后，街道仍继续向前延伸。通道的长度，让人能够真切体会到城墙的厚度。

随后，人们进入一座宽大的中庭，那是一座城堡式的甕城。城墙之上仍设有碉堡，与刚才穿越主门时所见相同。穿过甕城之后，又是一条通往城市的拱形通道，同样装有铁门。

伴随着车轮与牲畜蹄声，一排排人群与马车不断涌入城门。穹顶之下，这片单调的空间从早到晚从未安静。哈德门本身就是一座小型城市，有着自己的生命气息。

在内城之中，有一处陶器市场，各式陶制餐盘直接摆在地上出售。有些商人干脆在这里搭起简陋的小屋。小屋前的柜台总被人群围住，大概是因为商品价值远不及叫价，成交并不容易。人们可以在这里稍作休息，而坐在门前的商人，总带着一种莫名的威严。

商人一半属于城市，一半属于外界。他既目睹城中的一切，又比城里人知道得更多。在哈德门内城，人们可以迅速解决饮食问题；即使在长途旅途中，也可以在角落一座小型黄顶寺庙中，带走一点来自上天的祝福。

城门之外，通往满族城区的一侧，是北京最大的马车招呼站。车夫站在车旁揽客，如同维也纳的双马马车（Fiaker）。若想摆脱他们的纠缠，转向另一侧离开城市，马上又会落入那里的骡夫之手。他们牵着套着辔具的骡子，配着磨损的天鹅绒马鞍，在讨价还价中报出更低的价格。

双重城市：汉人与满洲

在宏大的线条之下，北京的城市结构简单得令人惊讶。

南面是汉族城区，为城墙围成的长方形；其北侧，是同样由城墙围起的满族城区，呈正方形，地势略高。满族城区之内，还有一处被城墙围起的孤立区域，即皇帝的居所。此外，这里也分布着官府机构（总理衙门等）以及少量欧洲建筑（使馆、海关、银行、德国与法国饭店等）。

就人类的种族融合而言，如今已难再将汉城与满城严格区分。历史上，这种划分本就并不完全准确。1644年满洲人入关后，占领者将城市北部据为己有。八旗军团由多数满洲人与少数蒙古人组成，在旗帜之下对抗同族——汉人。

但在明代，北京建都之初，汉人早已居住在今日的满城区域。之后，两者逐渐融合。女性始终是同化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力量。占领者为了生活舒适，常与当地女子通婚，于是反被被征服民族逐渐同化。

最初，满族人为防止通婚，在城中修建隔离城墙。但对女性而言，这样的障碍显然无效——世上没有一堵墙是为了防御女人而建。若没有更强的壁垒，又如何阻止她们达到目的？

如今，这种种族区分的标志早已消失，但城墙依然存在。两个城区早已联姻，成为一个整体都市。然而，即便融合已成事实，征服者仍居优势。满族人在地位上高于汉人。满语事实上已经消亡，仅在宫廷中作为礼仪语言保留。

两族之间的差异已微乎其微，除了北方人更高大强健之外，几乎难以区分。

女性、外貌与文明

然而，女性之间却并未真正融合。她们以嫉妒之心维护血统纯正。也许正因如此，她们总认为他人不如自己美丽，使得外貌印象往往失真。

汉族女子以传统方式装扮，裹小脚以求姿态之美；而满族女子则不裹足，保持自然体态。她们高大修长，略显粗犷，如同德国乡村少女一般。这种自然之美，并非贬义，而是未经雕饰的女性形象。

两百年来，汉人与满族征服者相安无事地共存。有人或许会猜测，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终有一日也会被同化。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尽管个别欧洲人身上可以观察到某些中国化特征，但在文明的竞争中，通常是较高文明同化较低文明。

因此，曾经粗犷的满洲民族被汉族同化，是必然结果。而中国人同化欧洲人的可能性，则几乎不存在；反之，欧洲化中国人，也同样难以实现。

街道与城市结构

汉城与满城的街道景观大体一致。汉城或许有更多漂亮商店，但满城亦不逊色。城市某些区域商铺林立，另一些地方却仅有住宅，甚至还有完全没有房屋的街道。

北京给人的印象，是试图将巨大而空旷的城市空间填满，却始终显得徒劳。空地逐渐消失，新区域被划分出来，兴建皇帝的行宫。

建筑的重点不在高度，而在宽度。房屋多为单层，分散成多个院落（四合院）。人们在密集的城市中，反而努力追求独处。园林成为身份的象征——无论在人间还是天界，凡欲彰显地位者，都需要一座庭园。

然而，几百年来，这座城市始终未能突破城墙的限制。原因之一在于，北京是一座官员与官府的城市。这里的居民，多半试图彰显权威。

这种权威并不能创造真正的城市，它只创造个人的荣耀，而城墙则成为这种荣耀的载体。真正应当充实城市的，是人民及其旺盛的生命力。

在天津与广东，商业塑造了城市的活力；而在北京，商业仅局限于局部区域。非商业区中，也散布着零星的商业“孤岛”，如同从商业城市中散落的碎片。

在社会结构中，商人是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群体。正因商业活动不足，北京至今仍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