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母亲的微笑《4》

沙溪老知青

冬去春来，转眼间我们的高中学习接近尾声，七三届高中毕业生即将走向社会，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哪里去，已成为每一个应届毕业生所关心的问题。那几天，学校的广播喇叭，每天几遍都在播放‘伟大祖国辽阔宽广，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响应祖国的召唤，奔向最需要的地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歌曲，毕业典礼大会上，校革委唐主任向我们讲述了邢燕子等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先进事迹，讲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向我们提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磨两手老茧，炼一颗红心的号召’，做一个对社会主义祖国有贡献的人，要求我们每一位毕业生，积极申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锻炼成长。唐主任的讲话，燃起了我们的激情，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大家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不少人当即写下了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干革命的申请。

面对同学们的激情，作为应届毕业生的我却陷入了纠结之中，去与不去始终困绕着我。我家有兄弟三人，哥哥在六八年就下乡去了黔阳县龙船塘公社插队落户，弟弟则刚满十岁，正是需要照顾的年龄阶段，父母双职工，都是早出晚归，没有时间来管理家务。现实摆在面前，何去何从，百思不得其解。

蔬菜公司的领导多次登门，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居委会的胡委员也屁癫屁癫地跟着后面，不厌其烦，那时候上山下乡是势在必行的趋势，难以逃避。邻居们知道我家的情况，纷纷给我求情，并给我父母出主意说，可以要求留大下小，以作缓兵之计。但我看到同学们都积极申请，准备下乡插队落户，把自己最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的激情感染了我，为了祖国母亲的微笑，为了祖国的明天，我毅然做出了下乡的决定，并及时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

上山下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父親的单位送来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新棉被；母亲的单位送来了脸盆毛巾等日用用品；已转学去怀化读书的郑建国同学，特意跑来洪江，给我们送来了口杯和毛巾，为我们下乡的同学送行，大家都热心地为我们上山下乡做准备。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背上了行军装备，带着简单的行李，迎着初春的寒风，和其他四百多名同学一起，登上了送我们去会同县农村的专车，那一天，洪江城万人空巷，新民路人山人海，专程为我们送行。

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摇摇晃晃，在一片锣鼓声中，把我们带进了会同县沙溪农村，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_知青，当地人称我们为下放佬。

在公社， 经过一天的政治学习，我们听取了公社书记激情昂扬的报告，方知身负时代的重任，听完老农民声泪俱下的忆苦思甜，决心牢记历史，不忘初心，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和信心。

送别了远去的同学，我们二十名知青留在了沙溪大队，这里是公社所在地，也是逢墟赶场的地方，相比之下算是比较热闹些。

沙溪大队共有十个生产队，大队分配两名知青去一个队，名去人不去，统一住在大队部，统一下队劳动。下乡第一年，国家给我们知青有粮卡，肉票和生活费，被称之为‘吃国家粮的新农民’。各生产队轮流派人在大队加工厂给我们做饭，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洪江知青的到来，给闭塞的山村带来了活力，那时候沙溪公社去会同县城和洪江市都没有班车，乘车必须走二十多里的旱路，到团河公社车站，非常不便。洪江汽车站根据情况，及时开通了洪江到沙溪农村的客班（每天两班），结束了沙溪公社没有班车的历史。

我们大队知青点自然而然成为了知青聚集地，每当赶场日，大家都会来这里看一看，聊一聊，诉诉生活的苦辣酸甜，每当有知青家长来沙溪或知青回洪江，都会在这里歇一歇，问问情况，或等待班车，刚下乡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快乐的。

　　一场变故，引发了我们知青的忧虑。那是一个夏末秋初的午后，天气格外的闷热，古雅大队的知青黄秀冬同学，在山上放牛，突然中暑，口吐白沫，脸色乌青，生命危在旦夕，而当地人却认为是得了乌痧症，在没有就医的情况下，胡乱治疗，结果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当他们把病人送到公社卫生院的时候，己经撒手人寰。

得到消息，我们几个知青从田间立马赶到公社卫生院，只见他躺在冰凉的竹靠椅子上，许多社员都围在这里，不知所措，有几位女同学在低声哭泣。看到这位己经没有生命迹象的同班同学，我心里不是滋味，泪珠在眼睛里滚动。我们和公社干部把他抬进了公社大礼堂，敛进公社买的棺材里，大队派人去山上砍来竹子和松枝，搭起了灵堂，编织了花圈，我们大队和古雅大队的知青，都为这位同学守灵。洪江知青办林老师和死者的哥哥赶到沙溪，参加了追悼大会。黄秀冬同学被葬在古沙两队交界的山坡上，他的坟墓正朝向公社去往洪江的公路，他是唯一一位长眠在沙溪农村的洪江知青。

知青猝死的消息，传到了塘湾大队，这里有二十多位洪江知青。

塘湾大队位于著名的小说《擒魔记》所讲述中的八宝山，解放前是匪首陈通焕的老巢，山高林密，当年47军进山剿匪，动用了一个连的兵力，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才将其抓获。这里没有电灯，照明都是用松枝或煤油灯，山路弯弯，离公社有二十多里地，进出十分不便，条件非常艰苦。

为了自身的安全，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由几名知青牵头，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公社把他们安排在条件稍微好点的地方，他们的意愿得到了广大知青的支持，我们都在请愿书上签名，并以大字报形式贴到公社，希望得到公社干部的重视。公社一张姓副书记，看到后暴跳如雷，根本就没有把知青的疾苦当作一回事，而是扬言要报复我们知青。就在当年部队招兵的时候，他擅作主张，取消了全体知青报名参军的资格。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我们知青的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几名长沙籍知青，剃了光头，发泄愤慨之情，我们许多男知青也纷纷效仿，那段时间，墟场上晃动的光头，就是我们知青。说来也怪，或许是老天照应，不久那位对知青恨之入骨的副书记，在去往会同县城途中，遭遇车祸死亡，解去了我们知青的一块心病。

公社黄秘书，非常理解知青的现状，他要求电站负责人，安排人员接通了山里的电源，安装了电灯，同时要求塘湾大队在给知青建房时，尽量修在马路边，总算给知青解决了问题。

　　下乡几个月后，大队将我们二十名知青重新做了分配，我和光红，建新，竹梅，玉英等五人安排到第八生产队，住进了社员家里。我的宿舍是生产队的粮仓，这是一个木质结构的房子，上下两层，这里既是存放粮食的地方，也是生产队记工算账，开会学习的地方，有床有桌子，更多的是老鼠，住进来才几天，我的蚊帐，毛巾，袜子都成了它们的食物，咬得稀碎，真是不得安宁。

我们的厨房是一间废弃的育秧室，条件简陋，但设施还算齐全，该有尽有。男知青负责砍柴，挑水，女知青负责炒菜做饭，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为了解决吃菜难题，生产队动员每家每户，轮流给我们送菜，插队的日子就是这样开始了。

住粮仓最需要的是防火防盗，每晚除了要赶老鼠，还要起来巡查几遍，防止不速之客。一天晚上，我正在吃饭，一只野猫来到了厨房，对着我（喵喵）直叫，看来是饿了，我连忙用碗装了一点饭给它吃，看到猫猫，我自然想到了仓库猖獗的老鼠，我觉得应该可以用它来赶老鼠，保护粮食的，于是把这只猫带到了住处。到了库房，我首先挤开一点门缝，把猫放了进去，房间里面立马响起了猫和老鼠的搏斗声。一分钟后，我开门进去，打开电灯一照，只见这猫正咬着一只老鼠不放，楼板上还有几只老鼠的死尸，这只猫看来是不错的。猫留下来了，整个晚上都在这里巡逻，老鼠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肆无忌惮了。猫成了生产队粮食仓库的保护神，我每天都给它喂食，它认真履行猫捉老鼠的义务。

住在仓库，晒谷子的工作自然交给了我。晒谷子看似轻松，实则是很辛苦的，当太阳刚刚光临晒谷坪，立马就要将收藏在仓库里的湿谷子，挑到早已打扫干净的晒谷坪，摊开晾晒，每天数千斤的稻谷，都是我用稚嫩的肩膀，一担一担地来回穿梭，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太阳晒红了我的皮肤，谷子压在了我的肩上，锻炼了我的肩挑背扛的能力，也使我懂得了一粒粮食一粒汗的真正含义。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炼，成长。

经过几个月的锻炼，我的体力增强了许多，再也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娃了。一次，生产队安排我和其他几个社员一起去供销社挑化肥，距离有三里多地，化肥每包五十斤，如果挑两包，显得比较轻松，三包又不对称，我看到别人都是一担四包，也学他们的样子，两百斤的化肥压在肩上，真有点步履蹒跚，迈不开腿，但是我咬紧牙关，艰难前行，硬是把这两百斤的重担挑回生产队。

鉴于我劳动表现，生产队在评定工分时将我评为九分，仅次于全劳力。评分结果一公布，立即引起许多人的议论，认为我一个城里的下放青年，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不应该拿这么高的工分。一些社员经常暗暗地与我比较，想看看我的实际能力。一次割稻谷，分配任务是一人一垅，我个高所以割得比较慢些，这时候，妇女队长来到我旁边，二话不说，刷刷地直往前割，很快就赶到了我的前面，我看到后知道了她的用意，立马弯腰跟上，第一垅她占了先，第二垅我很快追了上去，与她打了个平手，当我割完第三垅时，她才割完一半，站在田埂上，我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了。

下乡满一年，洪江二中派吴介老师到沙溪来看望我们洪江知青，吴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文革时期曾被当作臭老九，靠边站，恢复工作后执教的第一个班就是我们高九班，所以和我们班同学感情较深。刚下汽车，他就看到正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我，连忙快步走上田埂上，热情地握住了我沾满泥巴的手，真情地说道，个子长高了，皮肤变黑了，浑身沾满了泥巴，双手开满了茧花，脸上闪耀着广阔天地的朝辉晚霞，这才是当代知青的形象。他带来了学校领导对我们下乡知青的问候，并告诫我们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希望我们要抽时间多看看书，因为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望着远行的老师，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流，我知道社会没有忘记我们，全社会都在关注着我们知青。

　　一九七五年，正当春暖花开，桃红李白的时候，公社下拨了知青安置费到队上，生产队决定修建一栋新房，给我们几位知青居住，并要求我们几个男知青都要上山砍伐木头，为修建新房出一份力。进山扛木头是一件很辛苦的活，几十，上百斤重的木头，要沿着山间羊肠小道盘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锻炼，我们的体力增强了，自然也没有多大困难了，特别是想到在给我们自己建新房，浑身劲儿更大了。

知青屋建在生产队的果园之中，位居高坡，视野开阔，站在这里，可以远眺其他几个队的知青点，可以看到对面马路上往来的汽车，也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知青悠扬的笛声。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新房建成了，生产队按照当地的习俗，为我们举办了乔迁新居仪式，全队社员都来祝贺，热闹非凡。以那时起，我们的知青屋成为沙溪下放知青聚会的场所，经常有洪江知青，长沙知青，下放户子女，来这里歇脚，蹭饭，打平伙。这时正是梨子成熟的季节，沉甸甸的果实挂满了枝头。虽然我们一再告诫大家，不要摘果园的果子，但总是有人不听招呼，乘人不备随意采摘，我们屋前屋后的梨子几乎都被摘光，为此，队长在社员大会上严肃批评了这种乱摘集体的果子，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作为知青小组长，我在会上对他们偷摘梨子的行为向全体社员道歉，并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从年底分红中扣出。队长对我这种勇于担当的行为，表示赞赏，并告之这次就不予追究，保证下不为例。在这里不仅体现到社员对集体财产的重视，也感受到大家对我们知青的宽宏大量。

沙溪八队的社员，都具有很强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心，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公社农业技术员的帮助下，科学种田，硕果累累，当时的水稻亩产已经达到800多斤，成为沙溪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生产队。由于近在公社，我们队的稻田几乎成了公社的样板田，每次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或县里，其他单位的领导来这里开会，检查工作，都会将他们带到这里，参观学习，分享学大寨的成果。

队上除了种好粮食，还开展多种经营，在山上种有梨子，西瓜，药材山七等，经济收入较高，年底分红，每个全劳力达到每天九角多钱，是全公社分红最高的生产队，人人都很羡慕。随着三线建设推进，大批军工企业职工来到洪江，这个只有四万来人的小镇一下子增加了一万七千人，蔬菜供应出现了缺口，这时，在蔬菜公司业务股工作的父親给我写信，说让我跟队上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接受种植蔬菜的任务，由他们提供种子，并负责联系销售，敏锐的队长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增加经济收入的好事，既可以保证全年粮食生产任务的完成，也可以为生产队提供一笔经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队上生产历来是稻-稻-草轮种，以确保农田的肥效，自接到种植任务后，改为稻-稻-菜轮作。为此组织十几个妇女，专门从事蔬菜种植。我从洪江拿来了‘河南大白菜’，‘山东大萝卜’种子，交给了生产队。在收割完晚稻后立马整地种菜，良种带来了好收成，当年播种，当年见效，大白菜每颗都是几斤重，大萝卜高达一尺多，丰收在望。一车又一车的蔬菜，源源不断地运往洪江，送到了军工企业，缓解了蔬菜供应难题，也为生产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当年年底分红收入，全劳力每天首次超过了一元大关，社员们个个都喜笑颜开。

为了让大家过个好年，队上给每家每户都分配了糯米，拍甜酒打糍粑，队上集体安排杀年猪，热热闹闹过新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沙溪农村打糍粑，当我把分红的钱和糍粑送到洪江家里，父母都流出了喜悦的泪水，他们知道这是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多不容易啊。

　　为了解决知青吃菜的问题，生产队在离我们知青屋500米的山上，开出了一块荒地，做为我们的自留地，让我们自己种莱。说起种莱，这可是一个大难题，我们几个知青，一没有种子，二没有种菜的经验，三没有肥料，只好让地里长草罢了。

一个叫安平的青年来到了知青屋，他是老队长的儿子，平时除了在队里劳动挣工分，也是闲着没事，家里的活从来不做，这就是农村青年和下乡知青的区别。他喜欢吹笛子，拉二胡，常常是边走边吹，走一路拉一路。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特别喜欢到知青屋来耍，来这里蹭吃蹭喝，也时常帮助我们做些事，如果没有菜了，他就从自己家里拿些来，如果他家里没有，也会去别人家的菜地摘一些给我们，其实社员们都知道他这是为我们知青摘的菜，都会任其自然，没有意见了。当他知道我们正在为种菜的事发愁之后，二话不说，拿起锄头，带上我们几个挖地种菜。他从自家地里拿来秧苗，给我们种上的是辣椒，沙溪辣椒在这里曾经是养在深山人未识，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它特别适应新开垦的黄士地生长，没有病虫害，只要浇浇水，施施肥就可以了。菜地的管理自然成了他的事了，浇水施肥，锄草松土，都由他来帮我们完成。那年的辣椒长得特别好，沉甸甸地硕果累累，特别招人喜欢，我们几个知青回洪江，都会各自摘一些带回家，给家人们品尝。我家的邻居吃了我带回的辣椒，都夸好，很喜欢吃，后来只要我回洪江，就要给他们带上一些，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沙溪辣椒在洪江逐渐有了名气。许多企业单位还专程派车到沙溪赶场，买辣椒。

他不仅帮助我们种菜，还教我们砍柴，队里劳动一般都是在公社附近，没有柴禾砍，只有进到山里去做事才能砍些柴回来，因此时不时会出现缺柴烧的事情，他知道后立马就从家里扛些柴来，给我们用，以解燃眉之急。砍柴一般都是在收工后天黑之前，我们知青怕路远，经常是随便捡几根捆起来就往回走，他见到后耐心地告诉我们，怎样的树枝，经烧易烧，不会熄火，砍成怎样的长度才好捆绑，挑回家，有了他的帮助，每次我们都是满载而归。

为了丰富我们的生活，他从家里拿来两只兔子，给我们养，并让我们从集市上买来小鸡崽喂，有了这些小动物，我们的农村生活多了一点乐趣，不再枯燥无味了。这十只小鸡崽，特别好养，每天只要抓一把米放在地上，什么都不用管，自然会去果林里觅食，吃虫子蚂蚁，长得挺快，也逗人喜欢。小鸡慢慢长大，变成了一只公鸡九只母鸡，公鸡带队，经常离开果园去更远的地方，甚至到田里觅食，每天都是早去晚归，特别准时。母鸡下蛋了，一窝一窝的，有一次我们回洪江归来，鸡窝里的蛋铺得满满的，颇有收获满满的喜悦。在生产队社员们的帮助下，我们知青在农村生活就是这样度过。

　　下乡插队最难的就是每年双抢那二十几天（即抢收抢种），天气炎热汽温高，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这对我们知青来说，可以说是一道难关。每天早上三点多，队长就象电影《半夜鸡叫》里面的周拔皮一样，来到我们知青屋，一个一个叫醒我们，跟着他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八点多了，公社的广播喇叭都开始播音了，我们还在田里劳动。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收工回家，还得自己挑水煮饭炒菜。沾满泥巴的衣服没时间洗，就挂在钉子上晾干，一排又一排，轮换着穿，有时候累得连饭都不吃倒头便睡，这样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难了。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驻队工作队员张凤光，是来自会同县连山公社的大队干部，她非常理解知青生活的艰难，感觉我们这样早出晚归地干，年轻的身体会累垮的，特别是当她看到有人坐在灶边烧火就睡着了的样子，十分心疼，于是乘田间休息的时候，她先后去了公社和大队，反映双抢期间知青生活的困难，提出让知青早上不出工，在家里休息，整理家务，晚上六点钟派一个人先回家煮饭，让我们收工回家就可以吃到热乎饭，早些休息的建议。她反映的问题受到了公社，大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她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并表示可以执行，就这样我们从双抢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得到了合理的照顾。

田间劳动，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十几分钟的吃烟时间（休息），出于好奇，我们几个知青常常会去吆喝牛犁田，耙田，体验农田耕耘的滋味，被队长误解为我们想学习犁田。一个雷鸣电闪，倾盆大雨铺天盖地的午间，社员们都回家躲避了，这时生产队长来我们住地，要我们几个男知青，乘着大家休息，顶风冒雨去学习犁田，说这样才不会耽误大家的工作，我们自然不愿意，与其争执起来，这件事情正好被同样在家休息的张风光知道了，她立马出来制止，说必须要保证知青的生命安全，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就这样又一次护卫了我们。

往后几届工作队员，包括会同商业局的龚妙香，公社武装部的董部长都秉承这样原则，时时处处关心我们知青的生活，工作，繁重的体力劳动，尽量不让我们参加，这体现出各级领导对知青的关心。

一首《南京知青之歌》，唱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苦辣酸甜，传遍了中国大地，也传到沙溪农村，许多知青都拿着手抄本，秘密传唱，流露出生活的艰难与无奈，接着又出现了《长沙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被公安机关视为反动歌曲来禁止。一名男知青酒后失态，大声高唱知青之歌，发泄许多过激言论，被人告发，公社公安特派员为其列举了十条罪行，准备夜间实施抓捕，他闻讯后立马逃出，躲进了我们的知青点。面对惊慌失措的他，我异常镇静，把他藏了起来，并安慰说，不用害怕，事情总会过去的。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向驻队工作队董部长作了汇报，寻求保护。董部长懂政策，知道这事可大可小，嘱咐我要保密，不让他人知道。经过调查，董部长做出了其不构成犯罪的结论，以教育为主，并向公社党委，县委汇报，撤销了逮捕令，这位知青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回到了知青点。

　　一九七六年，会同县重大水利工程——大溪水库开工建设，受大队派遣，我加入了民工队伍，参加库区的建设。施工工地，实行军事化管理，民工以连，排，班编制，上工收工都是以吹号作为标准，工地机声隆隆，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齐聚上阵，万人会战，挑土填方筑大坝，整个工地，红旗飘飘，歌声嘹亮，大家团结一心，力争水库早日建成，滋润万亩良田，造福会同人民。

经公社带队干部推荐，我当上工地通讯员，每天除了正常劳动外，还要下到各个连队（大队），收集信息，采访，编写新闻稿，送到指挥部广播站播出。各连队都非常欢迎我去，并为热心为我提供新闻线索，也希望广播里能听到自己的名字，信息的力量是无限的，每篇稿件产生的能量是巨大的，在广播表彰的鼓舞下，更激起了大家的劳动热情，工地形成了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热火朝天的景象。

沙溪公社工地的上方，是若水公社，为了省事，他们不顾指挥部安全生产的要求，把石头，木头直接往下滚，多次差点造成重大事故，为此连队负责人多次前去交涉，提出警告，要求他们停止野蛮操作，保证下面工地施工安全，但是他们不听劝阻，依然我行我素，事故终于发生了。

一天，我们正在挖土运土，一根巨大的木头从上面滚来，幸好我们躲避及时，才没有造成人员事故，却把我们十几个知青的搪瓷碗砸得稀烂，为此公社干部和我们一起上去交涉，要求赔偿，若水公社的领导却置之不理，耍无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当然是不会退却的。那天正好看到若水公社的书记坐在拖拉机上，我和洪生，英福三人急忙上前堵住他，与之理论，要求赔偿，他打心眼里就瞧不起我们知青，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与我们僵持着，这时候有人通风报信，若水连队二十多名民工闻讯赶来，他们手持锄头，扁担，将我们三人团团围住，要与我们决斗，正值年少气盛的我们三人，当仁不让，眼看一场械斗即将发生，而那位书记不但不制止，更是洋洋得意，不管不顾，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沙溪连队几十名民工赶来了，他们手拿工具，将若水民工包围起来，吓得若水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位书记这才感到情况不妙，连忙带着他们的民工撤离，这场即将发生的械斗就是这样停止了，大家不欢而散。

事情没有解决，我们当然不会罢休。在去指挥部送稿件的路上，我想到了坐镇指挥部的领导，看来只有当官的出面，事情才能解决，于是我走进了指挥长办公室，将事情的经过向领导作了汇报。指挥长是当时会同县的付县长，立马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让我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写了份书面材料，并安排工地安保干部进行调查，处理，若水连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当我们从若水公社书记手中拿到了崭新的搪瓷碗的时候，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下午四时，一阵哀乐从工地高音喇叭里传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军委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消息传来，整个工地顿时被按下了停车键，停止了喧哗，大家都在认真收听广播，不少人当即痛哭起来，我们都在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而流泪。

指挥部在金龙公社礼堂设立了灵堂，各连队民工都胸佩白花，顺序到灵堂祭拜。追悼大会在水库大坝工地举行，正值金秋十月，天气炎热，大家身着白色衬衫，肃立在阳光下，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大会现场不远就是一片树林，但是没有人进去躲荫，而是庄严肃穆，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指挥部号召全体民工继承毛主席遗志，加快水库工程建设，以实际行动来完成大坝工程。

大溪水库如期完工，清清溪水顺着人工水渠源源不断流出，浇灌着数百万亩土地，昔日干旱的土地，变成了高产稳产的良田，同时也成为会同县著名的旅游景点。这里有我们这一代知青人的辛勤付出，是我们劳动汗水的结晶。

　　一九七七年，会同县长田水电站开工建设，电站位于巫水河上游，我的家乡——洪江近在咫尺。沙溪公社民工住在马蹄坡下的农户家，主要任务是开采石场，为建大坝提供石料。公社带队干部丁胜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沙溪大队会计林世卿和我负责工地后勤，管理食堂及民工的生活，这似乎看起来轻松，其实责任重大，既要收取社员个人带来的大米和干菜，做好登记，发放餐卷，每次开饭还要负责打饭，回收餐卷，既要保证食堂正常开餐，还要核对所有账目，确保账，物相符。

我主要负责食堂物资的采购供应，上至若水赶场，下至黄茅公社附近的生产队，每家每户都有我买菜的足迹。既要察看商品质量，讨价还价，还要自己挑回驻地，送到食堂，其劳动强度不亚于工地民工。为了保证供应，我亲自去农户家菜地，挑选最新鲜，大家都喜欢的蔬菜；为了保证供应，甚至不怕路途遥远，去洪江市区的带子街采购；为了保证供应，我与农户建立了预约联系，把每天需要的品种数量提前告之，农户则根据我的计划，安排采摘，然后按时把菜运送到食堂，这样就不需要我来回奔走了，现款现货，公平交易，从不拖欠，彼此建立了相互信任，这样既保证了食堂供应，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其他工作。

有一天，我送水去工地，看到几个人围着一个身体瘦小貌似老鼠的青年，在他盛满泥土的粪箕上用脚踩紧，然后就叫他去挑，这人也老实，几次上肩都起不来，经打听此人也是洪江下放青年，随父母一起下放到沙溪公社木寨大队，为人老实，常常被人欺负。听说是洪江知青，我顿时怒火突起，立马放下水桶，拨开众人，叫那用脚踩的民工自己来挑，看到气势汹汹的我，自知无法推脱，几次上肩都起不了身，只好倒掉一大半，才揺摇晃晃地担走了。自从那次以后，木寨的民工知道有我们知青在这里给他撑腰，再也不敢欺负他了。事后才知道，此人姓李，人送外号老鼠子，为人老实，因为山高路远，他从来不去沙溪赶场，所以之前我们并不认识，但是只要知道是下放青年的事，我们都要管，这是我们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回城后被招进蔬菜公司的豆作社上班，每天推了个装满豆腐的板车，在莲花地二医院，桐油湾一带叫卖。他很感激我们对他的帮助，在洪江，每次只要遇见，都会主动打招呼。人就是这样，不管以前是否认识，不管相距甚远，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共同的经历，就有共同的语言，就是我们的亲人，就要互相帮助。

采石场与大坝之间有2000多米，为了快捷安全运送石料，指挥部修建了一条轻轨铁路，采用用平板车运送，繁重的体力劳动，消耗了民工的大量体力。带队干部考虑到大家的生活，决定派我去洪江采购肉类食品，增加伙食营养，那时候副食品供应都是凭票证的，工地上每人每月只有一斤猪肉的指标，根本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

我来了洪江，繁华的新民路依旧热闹，人来人往，我的老家就在这条街旁的土桥坑，肩负重任，虽近在眼前，却路过家门而不能回家。通过父亲的关系，我在商业局拿到了十斤盐渍肉的批条，顺便也买了小干鱼，什锦菜等，准备给民工改善伙食。在大街上，一位身着工作服的老同学与我相遇，问候之后谈到了回城的生活，他颇感自豪，那时候工作服可是稀罕物，只有响当当的工人阶级才能穿的。看到他得意洋洋的样子，想到自己还在农村呆着，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

这年冬季，洪江知青刘光荣，胡圣金应召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离开长田工地，去了成都军区。接着有许多知青，通过困退，病退，顶职回到洪江，那场曾经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这样慢慢息鼓了。

此时我站在马蹄坡上，遥望巫水北去，想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多么渴望早日回到洪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