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东北师大院里的孩子》

杨若木

声明：以下所有摄影图片和宣传画图片，均来自网络公开发行的图文资料。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一次大型抗美援越示威游行。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

广州人民也举办了抗美援越示威游行。喊口号的同志义愤填膺！

妇女们也纷纷加入的抗美援越示的威游行。

AI制作，复原小朋友同父母大人们一起上街游行的场面。

少先队员扛着木制步枪，游行示威。

声援全世界人民的反美示威游行

2026年2月28日星期六

因节日暂停写作多日，今天仍然继续前集，接着写东北师大院里孩子们的生活“日常”这一部分，当初构思整体结构时想到，毕竟人生的大多时间是属于平淡无奇的“日常”，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子，或许是出于无奈，但往往也是最合乎自然常态的，所以它才叫作“生活”。

上集（之十）刚刚写到了“日常”每天早上的6点30分到7点，那就仍然从这个时间段接着写吧！

6.30分到7点整是全体孩子们同他们的家长必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时间，估计这也是全国各地每一个单位、家庭每天的第一个步骤。这种模式一直到1966年6月之前和之后的日子里达到了巅峰，因为1966年的《5.16通知》宣告了whdgm的开始，不久，各级政府和机构层层的中间环节，就都瘫痪和半瘫痪，早上的这段来自中央的精神，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他是传达“最高指示”的号角，是传达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指令，指明“前进的方向”的窗口。把党和群众没有鸿沟和阻隔地直接勾连，叫做“一竿子插到底的”。可想而知，这个窗口的重要性。

话说回来，早上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是打造了“院里的孩子”一生的政治生活习惯的重要因素，我们从小就把天下事当成头等大事——“心怀天下”。如果一个小孩，太重视个人的事，甚至是令人鄙视的。尤其像我辈，是“共和国同龄人”，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一拨人，我们一出生的生活的环境就是如此，大人们这样，老师们这样，社会、学校到家庭，都是在这样的一种浓厚的政治氛围中生活和成长起来的。

国内的大事，最早的土改，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我们还小，记忆不深，到了“反右派”，三面红旗，那不但是大人们挂在嘴上的话题，也是我们小孩子耳熟能详的事情。

这时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刚诞生的共和国有一个十分不安定的因素——被解放军赶到祖国宝岛台湾的蒋介石“蒋匪帮”要反攻大陆，支持“蒋匪帮”的是“美帝国主义”，所以这一股反动势力就合称“美蒋反动派”。

那时，不但是从广播中，还从街头巷尾的标语口号和宣传画——大约从那时起，凡是裸露的墙壁和沿路的围墙和栅栏很少有空白，都是承载着宣传的“舆论阵地”。最生动的还是从诸多的电影中（这些以后在专题中写），主题都是台湾特务打入“大陆”进行破坏和“策反”，公安干警机智勇敢破获特务大案。这类电影占比很大，票房卖座，又惊险又刺激，每出一片预告，大家就迫不及待准备抢票，一睹为快。也因此在电影的分类中，有了“反特片”的单列式。

更令我们小孩儿惴惴不安的，还有国际上的事——世界上所有革命人民最大、最危险的头号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派”，这在我们政治认知的空白地，种下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

固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美国人”，丝毫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只在电影里见到过“美国鬼子”，那是经过制片、导演们通过灯光效果，特殊制作，带着感情去创造的，所以往往面目十分狰狞可怕。

到了本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的街头上才偶尔出现零星个把“洋鬼子”，（不知哪国的），他的周围和身后，也多半像拖着一根大尾巴似的，有一小帮北京的市民追着“围观”，他们之间没有对话，也没客气，只是一味地跟着盯着看，倒觉得好像看一种稀有的珍稀动物。

忽然想到乾隆年间，中国百姓甚至认为洋人是另一种物种，这个物种的膝盖和我们不同，不能打弯，所以见到皇帝不能下跪。这得有多大的隔阂，才能产生这样的误解。

而我“见过”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就是经常出现在街头巷尾墙壁上的漫画，那是一个长着八字耷拉癞蛤蟆眼，四肢像蜘蛛一样的，简直就是魔鬼一样地存在。

至于蒋介石，一般被称为“蒋该死”，他的真容（包括电影中），我也没有见过，（在我中年以后，第一次在媒体上见到，非常诧异，难道这就是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相貌平常，典型的江南男子模样的人）漫画中，蒋该死就是一个没肉没皮的骷髅头，也是蜘蛛的四肢，太阳穴处贴一个“日本膏药旗”，我曾经问姥姥，才知道原来那是一块中医的膏药，至于为什么贴膏药？姥姥解释说因为他“头痛”？当然不是蒋该死有神经衰弱常常头痛。我猜太阳穴贴膏药的寓意大概是：让他头痛的事多了去了。

太阳穴贴块膏药，唯有“蒋该死”一人，这是他标志性的特点。

宋美龄也经常出现在“蒋该死”旁边，我自然也没有见过宋美龄（包括电影上），漫画上的宋美龄就是一个“国民党中统女特务”的形象，当然，我也没有见过“国民党中统女特务”，都是在电影里看到，一般都打扮得很妖冶，烫大波浪卷发，描眉，涂着通红的口红，像老人们说的“吃了死孩子”一样，一手臂稍举，手指呈兰花指夹着香烟，另一手掐腰，身体像蛇一样，大多黏附在特务头子身边，说话嗲声嗲气，眉来眼去的很不正经。

这些打在我幼年头脑中的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形象印象，是直到我的少年、青年时代才被打破，说来好笑，因为在wg中，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和他的反动路线的喽啰们，包括我们师大的校长，一个个都是以最丑陋的漫画上了大街小巷的墙壁，我因此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一个相貌堂堂的领袖人物，可以在笔下变成丑陋的妖魔鬼怪：用笔来宣泄憎恶，用笔来施行诅咒，可比我们小孩子的水平高多了，我们小孩如果恨谁，顶多用化石在墙上写：“某某某大王八！”

不过，直到最近一些年，我才对“中统女特务”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几年前我和小妹到湖南张家界旅游，路过著名的文化遗址“凤凰城”，在凤凰城那条贯穿城中的河边（据老同学赵遂遥说，那条河叫沱江），看到诸多摆摊给游客化妆照相的小摊位，摄像师会投顾客所好预备诸多行头，用来装扮。不得不承认，没有想扮工农兵的，也许照相的顾客大多是工农兵？

而琳琅满目的服饰，大多是各朝代帝王、妃子和才子佳人的，其中一项扮演“中统女特务”尤其热门，还得排队化妆拍照。女人们轮番穿上“中统女特务”那身行头，涂上“吃死孩子”那样的口红，然后一手半臂举起，兰花指夹着烟卷，一手掐着腰，腰肢三道弯，做出各式妖冶的模样。尽管有旁观者我和妹妹忍不住笑出声来，但不论是摄影师，还是花钱照相的，都并不理会，他们很认真地揣摩着心目中“中统女特务”形象摆“泡丝”，还有男性同伴在一边指导示范如何、如何。

如此这般我才顿开茅塞，原来“女特务”的形象，是人们认为的女性的“性感”形象啊！

7点钟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结束，它的后续内容并不一定结束，因为它播报的内容有时是行动的铺垫，那就是多次的大型长春市“二十五万”群众“愤怒地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我在附小和附中时，多次参加过这种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都是在早晨听到新闻后，我们小孩儿似乎也能从内容里感受到即将发生的“示威游行”，在上学的路上遇到小同学就会相互问：“今天示不示威，游不游行？”

到了学校，进了教室，果然见同学们并没有打开书包，班主任也没有组织早自习，大家都很亢奋，有线广播通知全体到门前集合，大家怀着高亢的政治热情，呼啦啦跑到校门前有序列队。

一旦举行全市示威游行，长春市自由大路和斯大林大街（如今的人民大街）等主要街道都要交通管制，车辆限行，游行队伍便可以在马路中央浩浩荡荡肆意而行。

在附小时，体育课孙老师的嗓门特大，一般是孙老师领着喊口号，指挥着游行队伍前进，路线是从自由大路往斯大林大街一路呼喊口号，游行示威。

“打倒美帝国主义！”是出口就来的必喊口号，如果是声援哪些国家，还要喊“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一路游行示威到自由大路和斯大林大街交汇，你会看到突然迎面而来，是真正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那就是东北师大全体师生倾巢出动的示威游行大部队，那声势，那气魄、那规模岂是我们中小学能比的。

看到声势浩大的师大示威游行队伍，更令人自豪，于是群情激昂，在人群中有时还能找到自己的父母，这时，大人孩子的口号便整合为一体，或豪放或尖细，我们便统一跟着师大领头喊口号的人一起喊，领着喊口号的人大多是学生，他们很会喊，喊口号是有技巧的，不但激情爆棚，嗓音粗犷，有时还带着一点儿嘶哑，显出由于极度的愤怒而把嗓子都喊破那样的激昂和悲怆。

至于喊口号的姿态，我们也是不教自悟，那就模仿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和旧社会工人大罢工运动的那样，掏空肺腑，挥舞拳头，一个个现出愤怒的面孔（只不过队伍的前面没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察举着枪，挥舞的大棒和架设的水龙头）。一旦有新闻记者出现，抢拍镜头，我们就会更加认真地挥舞拳头，高喊口号，希望这些照片能叫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看看：我们中国人民的愤怒，包括中国的小孩儿。

这种示威游行，一般立马就有配合的歌曲产生，例如我们唱：“我们大家一起来，保卫古巴的革命！要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反复多次）。唱：“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巴拿马！巴拿马！巴拿马！（这里忘记反复几次了）”最后一句是：“巴拿马万岁！”援越的歌曲很美，最后一句是带有越南民歌风味的“胡志明——毛泽东”，这些歌记忆犹新，至今都还能唱。

记得最艰苦的一次示威游行是抗美援巴拿马的那次。适逢北方的数九寒天，马路路面结了一层冰，人们的棉鞋底多半是新时兴不久的塑料底儿，走在结冰的马路上，一步一呲溜，只好相互搀扶，不但我们小孩儿，大人们的队伍也一呲溜一滑地行进，一边唱“巴拿马！巴拿马！”一边有人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引起一阵阵笑声，和“愤怒地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很不协调。

过后听母亲说，外语系一位男教师由于跌倒，来个“屁股蹲儿”，痛得不行，到医院拍片子，原来是尾骨骨折，被人讹传是“尾巴骨骨折”——“尾巴骨”真好笑！（更正：今天这篇文章发布后，收到微信名大磊的来信，说那次声援巴拿马示威游行，尾骨骨折的人是他的母亲，他母亲是外语系教师）

最令人产生挫败感的是，一位被阻停在路边赶大马车的农民车老板子，袖着手旁观，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八匹马，不要美国佬？”

我们中小学的游行是短程的，在斯大林大街小转一圈，让记者拍照留存就返回学校。而师大的示威游行一般是要游到省市委大楼，在那里聚集达到全市几十万人，来个示威游行的高潮，也许还要有一个集会和各界代表的大会发言，第二天的报纸头条都要见报，有报道有照片：全市二十五万革命群众愤怒地呼喊口号，抗议美帝国主义……示威游行。有时大人们在这种新闻照片中还能看到某某熟人，好不惊喜和快乐。

我们一般是回到学校继续上第三节或者第四节课。

学生们刚从一场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回到书桌前，任课的老师都非常头痛，不断用教鞭啪啪击打着讲台“注意听课！不要溜号！”但一个个魂不守舍的学生，有几个能“回到”安静的课堂呢！

大人们什么时候“游完行”回来，我不知道。只记得有一次，我们“游完行”，回去又上了课，又放了学，在路上看见我妈妈和她的同事从斯大林大街北边走过来，这时的游行人群不再列队，稀稀落落的，刚下过的一场暴雨，我妈妈他们被大雨淋得一个个活像落汤鸡，头发、衣裳都贴在脸上、身上，还挽着裤腿，湿鞋子踢里踏拉的。因为全市游行公交车停运，即使有公交车，也挤不上那么多人，所以示威游行后，一般都是从省委、省政府那边步行回家。

回想起来：我妈妈和她的同事那时候是多么年轻啊！

历史上声援巴拿马的宣传画

为支援古巴革命发行的纪念邮票

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倒新沙皇！

钢铁工人愤怒声讨苏修！

砸烂苏修的狗头！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一切反动派！

刚查AI，我对60年代，长春市举行反美示威游行的规模估计得太保守了。

资料显示：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长春市曾举行过两次规模宏大的反美示威游行，具体人数记录如下：

1960年5月10日至11日：为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长春市举行了有 35万人 参加的集会和示威。

1960年5月21日至22日：为支持苏联反对美国侵略和挑衅，长春市再次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此次参加人数达到 80万人 。

从这两次相隔仅十天的活动来看，当时长春市反美示威游行的规模从35万人增长到了80万人。

另一则资料：

关于1964年全国声援巴拿马示威游行的总人数，搜索结果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全国性统计数据：

根据1964年《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的记载，当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超过1600万人举行示威或集会，以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的斗争。考虑到1964年中国总人口约7亿，这一规模体现了当时全国性的动员程度。不过，目前的搜索结果中只有这个全国累计的总人数，暂时还没有查到各省市（包括长春）具体的细分数据。

不管吉林省长春市有多少人参加了此次示威游行，我和我们“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曾经踊跃参加了，我们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