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①：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先觉者

老丹尼尔_Daniel

他这辈子，最不该去的地方，就是伦敦。

这话放在今天，可能是个笑话。如今去伦敦的人多了，旅游、留学、做生意，谁去不得？可在清光绪二年（1876）那会儿，还真不行。在朝野上下眼里，这差不多就等于自绝于祖宗、自绝于乡党、自绝于清议。

郭嵩焘就是那个被推上去的“倒霉蛋”。

去伦敦之前，他的履历已足以让绝大多数清廷官员仰慕：进士出身，湘军元老，曾国藩至交兼亲家，与左宗棠、李鸿章皆有姻亲之谊，曾任广东巡抚。在那个靠资历与门第说话的年代，这份履历是沉甸甸的资本。假如他能“安分守己”，随便找个理由在湖南老家种种花、写写字，偶尔给朝廷上个折子，说不定死后也能混个“文正”“文襄”之类的谥号，在《清史稿》里占上几页篇幅。

可他偏不。他非要去看个究竟，亲手揭开那层蒙在“天朝上国”脸上的遮羞布。

一

郭嵩焘这一生，原本走的也是“正途”。

他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湖南湘阴人。十八岁入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等人同窗。岳麓书院讲求“经世致用”，这四个字后来害他不浅——若他只会做八股、写应制文章，大约不会有后来的那些事。

科举这条路他走得不算顺，考了四次才中进士，那年他二十九岁。与他同榜的，还有李鸿章，比他小五岁，后来二人成了姻亲，关系一直不坏。

倘若没有道光二十年（1840）的那场战争，他大约会像多数清廷官员一样，按部就班地做官、升迁、致仕、身故，然后在地方志里留下一段中规中矩的传记，被后人偶尔翻到时，说一句“此人尚可”。

可那一年他在浙江做了幕僚，亲眼目睹了英军的炮舰。他在日记中写道：“亲见浙江海防之失，忠义之气不可遏抑。”此时的郭嵩焘，还是个热血青年，他的方略很简单：练兵、造炮、跟洋人打。这跟当时绝大多数士人的想法并无二致。但后来他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二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当时曾国藩正在湘乡丁忧，朝廷命他帮办团练，他却屡辞不受。郭嵩焘三顾茅庐，终于以“桑梓之危，匹夫有责”的说辞将他打动。后来有人戏言：若没有郭嵩焘那三趟跑腿，湘军的历史怕是另一番模样了。

咸丰六年（1856），他奉命赴上海筹饷。那时的上海，已是华洋杂处之地，通商巨埠。他第一次见到了洋人的楼房、冒着黑烟的火轮船、行走在街道上的夷妇，还有那些印着蝌蚪文的西文书籍。但最触动他的，还是一件看起来极其细微的小事：他与一位法国洋行的头目会面时，对方主动上前与他握手，态度恭谨，礼数周全。

他在日记里郑重地记下了那一刻：“是又内地所不如也。”

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实在不值一提。可在那个“夷狄”被视为禽兽的年代，一个翰林出身的朝廷命官，从一次握手中看出了“礼”——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

这次握手，成了他命运的分水岭。他身不由己地踏入了那条颠覆传统认知、与时代背道而驰的人生“歧途”。

三

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广州那地方，又不同于上海，洋务繁杂，纠纷不断。他处理洋务的办法就两个字：循理。你有理，我听你的；我有理，你也得听我的。既不盲目排外，也不一味退让。这法子倒颇有效，几桩涉外纠纷都未出大乱子。

可惜他在广东未能久任。同治五年（1866），他与两广总督瑞麟交恶，后又被他的同乡兼姻亲左宗棠连上四疏弹劾，不得不辞官回湘。而这一回，便是八年。

八年里，他主讲长沙城南书院，编纂县志、通志，看似远离了朝堂，实则从未停止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他反复琢磨一个问题：洋人何以强？

当时的主流看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人强在船坚炮利，只要我们也造出好船好炮，就能与洋人抗衡。这是魏源的话，后来成了洋务派的核心宗旨。

可郭嵩焘却觉得不对。他认为，船与炮都是“末”，而非“本”。洋人之所以能造出好船好炮，是因为他们有学校、有议会、有报章、有一套中国不曾有过的制度。这些才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只学“末”而不学“本”，终究是隔靴搔痒，无法真正实现自强。

那期间，他读到了一部书，叫《瀛寰志略》。

作者徐继畬，山西五台人，比他大二十三岁。那部书刊行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用十卷篇幅，详细介绍了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政治与风俗。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地理书。可在那个自视为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一个中国人用这样的笔墨去描绘“夷狄”的世界，无异于离经叛道，自然会招来一片骂声——轻者说他“张大英夷”，重者说他“轻重失伦”，更有人直接给他扣上“崇洋媚外”“为夷狄张目”的帽子。在他们眼中，这不是“了不起”，根本就是“伤国体”，是“卖国”。

最让保守派怒不可遏的，是他在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美国“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他认为，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几乎做到了天下为公，隐隐有儒家“三代之治”的影子。徐继畬的本意，是想用儒家理想来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这不是“以西代中”，而是“引西救儒”，是用西方的制度来反衬中国现实的“礼崩乐坏”。在他看来，西方在某些方面，比当时的中国更接近儒家的“理想国”。

后来郭嵩焘出使英国，也说了类似的话：“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他甚至直言“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这与徐继畬的思想如出一辙，都是以儒家理想为标尺，重新审视西方文明。

咸丰元年（1851），徐继畬因《瀛寰志略》被罢去福建巡抚之职，回乡赋闲。其书也被查禁，不许刊印，不许流通。但他比郭嵩焘幸运一些——二十年后，他被重新起用，入总理衙门，书也得以重刻，成为京师同文馆的教科书。

郭嵩焘初读此书时，也觉得徐继畬对英法诸国的称赞有些“过份”。可当他真正踏上欧洲的土地，亲眼看到议会的辩论、大学的课堂、工厂的机器、报纸上的议论时，他才幡然醒悟：徐继畬没有夸张，夸张的是他自己的无知。

他在日记中写道：“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一个从未出过国的人，能在二十多年前如此准确地描述西方世界，郭嵩焘写下这句话时，心里一定充满了敬佩与惭愧，还有一种“恨不同时”的惋惜。

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称赞华盛顿的那段话，后来被刻成石碑，由中国赠送美国，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内壁上：“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一百多年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特意提及此碑，并向徐继畬表达了敬意。而在徐继畬的故乡，他的名字却曾一度被人遗忘。

四

郭嵩焘的那些“不合时宜”的想法，别说保守派不答应，连洋务派也觉得他迂阔——李鸿章虽与他有姻亲之谊，私下里也说他“书生之见”。

同治十三年（1874），他将这些想法写成《条议海防事宜》，递了上去。奏折里说，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单学船坚炮利不足以自强；主张鼓励民办企业，废止官办垄断。

恭亲王奕䜣看了，觉得此人有些见识，便重新起用了他。

此事倘若到此为止，他大约会以一个“洋务干才”的身份进入历史——有争议，却有一席之地。

可命运没打算放过他。

五

光绪元年（1875），云南出了个“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马嘉理被杀，英人为此大做文章，要求大清政府派员赴英“通好谢罪”。

这差事，谁都不愿意接。一个“天朝上国”要向“夷狄”派出常驻使节，赔礼道歉，这是丢祖宗的脸！谁接了这个差事，谁就是“汉奸”！清议的唾沫能把人淹死。退一步说，那夷人之地，语言不通，风俗迥异，谁知道会遇上什么危险？

朝廷翻来覆去斟酌了一圈，发现最合适的人选，竟然是郭嵩焘。

理由倒也充分：他懂洋务，有品级，与洋人打过交道，而且——他早已被骂过几回了，再骂一回也无妨。

朝中各方达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慈禧太后觉得他太能说，支出去清净；李鸿章觉得他是最佳人选，能替自己分担外交压力；顽固派也觉得能把这个“崇洋”的人赶走，眼不见为净。

于是，这“美差”便落在了郭嵩焘头上。

消息传出，他的朋友们首先急了。有人叹息：“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之可惜。”有人替他抱屈：“费力不讨好，亦苦命也。”还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据说出自他的同乡兼老友王闿运之手：“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话听着像是嘲讽，实则满是惋惜。郭嵩焘看了，只是苦笑，也不辩解。

他其实也不想去。他几次上书请辞，说自己老了，身体不好，不堪此任。可慈禧太后亲自召见了他，一番话说得他再无推辞的余地。

太后说：“此事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末了，她又加了一句：“你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话，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

这话说的体面。可后来的事证明，皇上心里有没有数，实在难说。

六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一，郭嵩焘从上海登船，启程赴英。那年，他五十八岁。

五十一天的航程，他一刻都没闲着。途经香港时，因轮船被撞坏滞留一日，他借机参观了当地的监狱。他在日记中写道：“因论西洋法度，务在公平，无所歧视。此间监牢收系各国人民之有罪者，亦一体视之。”——他并未看出狱中有任何地域或种族上的歧视。他还注意到，西洋交兵不杀俘虏，“亦见西洋各国敦信明义之近古也”。此后，每到一处港口，他都让人买来当地的报纸，让翻译念给他听。在新加坡，他读了《泰晤士报》关于“马嘉理事件”的报道，掩卷叹息：中国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报章，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公之于众呢？他在日记中写道：“环顾京师，知者掩饰，不知者狂迷，竟无可以告语者。”看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秩序井然，他不禁感叹：“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还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之盛，宫室之美，无以复加”。

在伦敦，他做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不务正业”的事。

他去旁听英国议会的辩论，回来记道：“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原来国家的事，是大家一起商议的，君主并不当作自家的私事。

他去参观牛津大学，感叹：“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他们能搞出这些新东西，是因为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做学问。

他去考察工厂、铁路、电报局，一路看一路记：“西洋凡事无穷出鲜新。”——这地方，新东西太多了。

他甚至开始在六十岁的年纪学英语。一个翰林出身的老头子，坐在伦敦的寓所里，对着单词本念念有词——这画面，想来也挺有意思。

他还做了一件颇为紧要的事：写日记。

读书人写日记，本是传统。只是古人的叫法不同：日录、日札、日志、纪程，不一而足。郭嵩焘给自己的日记取了个名字，叫《使西纪程》——记录出使西方的行程。

这也是朝廷交办的差事。出使大臣需将沿途见闻详细记录，并随时呈报。他不过是照章办事。只是他写得格外认真——议会怎么吵架，大学怎么上课，工厂的机器怎么转，火车怎么跑，报纸上怎么骂人……这些东西，他前半辈子想都没想过，如今一股脑儿地涌到眼前，不写下来，恐怕遗忘，实在可惜。

正因为他在书里说了一些实话，如前文所述：“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又说：“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这些话在今天听来，不过是些常识，可在那个年代却是捅了马蜂窝。

《使西纪程》刊行不久，便招来一片骂声。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疏弹劾，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名流李慈铭骂得更不客气：“不知是何肺腑。”

梁启超后来忆及此事，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作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郭嵩焘自己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曾写道：“嵩焘之为此行，盖欲使中国之人知西洋之实情，庶几有以自救。然国人昏聩，不察实情，反以嵩焘为汉奸，此嵩焘之痛心疾首者也。”

一部书，只因说了句“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称赞了西方“君民共主”制度，便被朝廷下令给烧了。

七

但更让他心寒的，还是来自内部的攻讦。

他的副使刘锡鸿，本是同僚，后来却成了他最恶毒的死对头。在英期间，刘锡鸿就不断密奏朝廷，罗织罪名，为他捏造了“三大罪状”：

一曰“披洋人衣”——参观英国炮台时，天冷，洋人给他一件大衣，他披上了。刘锡鸿认为这有失体统，“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二曰“为小国主致敬”——在伦敦的宴会上，郭嵩焘见到了巴西国王，出于礼貌起立。刘锡鸿斥责：“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三曰“仿效洋人之所为”——在英国听音乐会时，郭嵩焘取了一份节目单来看。刘锡鸿说这是“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

这些事放在今天，不过是寻常的外交礼仪。可在当时，每一条都足以定人死罪。

后来，刘锡鸿又凭空为他列出“十大罪状”，包括“藐视朝廷”“诋毁时政”“违悖程朱”“有私通洋人之嫌”等等。其中有一条尤为荒唐：英国国会的蓝皮书上有一段话赞扬了郭嵩焘，刘锡鸿便以此为据，说他“私通洋人”，证据确凿，逻辑是“洋人夸你，你便是洋人的人”。

总理衙门对两人的矛盾各打五十大板，将刘锡鸿调任驻德国公使。可明眼人都看得出，真正挨了板子的是郭嵩焘——朝廷给他的上谕是“固执任性”“所见殊属偏狭”。

光绪四年（1878）八月，任期未满，朝廷便派曾纪泽来接替他的职务。

郭嵩焘就这样在伦敦被罢了。

八

光绪五年（1879）正月初十，郭嵩焘离英回国。

回程的路，比去时更为艰难。

途经长沙时，家乡的守旧士绅听说他回来了，竟扬言要烧他的房子。还有人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

一个在六十岁还在学英语的老头子，却被家乡人骂作“一窍不通”。这大概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

他回到长沙后，继续主讲城南书院，又创办思贤讲舍，想通过教育来传播他的理念。他在课堂上讲些新东西，学生听不懂，便在底下起哄，笑他“一窍不通”。

他也曾试图再为朝廷出点力。中俄伊犁交涉时，他上书建言；越南危机时，他又上书献策。可这些奏折，都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

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初三，七十三岁的郭嵩焘在长沙病逝。

他的身后事，颇有些凄凉。

按惯例，像他这样当过巡抚、侍郎、驻外公使的人，死后理应得到一个谥号。但乡党们联名上书，阻止朝廷为他赐谥。没有赐谥也就罢了，可怜的是连一份像样的官方悼词也没有。

一个高官死后无谥，等于官方的“盖棺定论”：此人不值得哀荣。

那些骂他“汉奸”的人，更加理直气壮了。

九

临终前，他写了一首诗：“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这话若是旁人说的，大抵会被当成笑话。一个被朝廷抛弃、被乡党唾骂、被同僚诬陷的老头子，却说“一百年后，人们定会重新认识他”。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但这话是郭嵩焘本人说的。他不是在吹牛，他是在说一个他信了一辈子的事。因为他知道，自己看得太远，远到同时代的人都无法望见；但他相信，后来的人，一定能看见。

他也不是不知道后果。他知道会被骂、会被毁、会被忘。可他还是去了伦敦，还是写了日记，还是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

因为他觉得，有些话，必须有人说出来。

他说了。

被骂了。被毁了。被忘了。

可他毕竟说了。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有人专程去湘阴寻他的纪念馆，有人开始讨论他的名字、读他的书，还有人专门写文章纪念他。比起那些家喻户晓的名字，知道他的人毕竟是少数，却也都是些看得远的人。

假若他地下有知，大抵也会微微一笑，说：“你看，我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