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遇见西夏陵.贺兰山麓的世界文化遗产”

康乃馨

来扬州当然要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不是为了打卡，而是为了遇见一场意外的奔赴：在运河之畔，与贺兰山麓的西夏陵不期而遇。 年初三的上午，阳光清亮，馆外船形建筑静静泊在蓝天之下，外墙高悬的展讯海报格外醒目：“西夏陵：贺兰山麓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一刻，江南的柳风还没吹透衣袖，西北的苍茫已悄然扑面而来。我们原为运河而来，却在转角处，撞见了党项人的山河、文字与沉默千年的守望。 大运塔静静矗立在博物馆一侧，像一支指向天空的笔。我们绕塔而行，拍下它与运河水影的合影——塔影斜斜落进水面，仿佛把扬州的柔韧，悄悄接续上了贺兰山的峻烈。塔不是孤峰，而是一道桥：一头连着邗沟的桨声灯影，一头通向白高河畔的碑石风沙。 展厅里，一幅航拍图铺展在墙上：贺兰山如一道青黛屏障，黄河如银带蜿蜒，而山脚之下，九座帝陵如星罗棋布，静卧于黄沙与旷野之间。没有宫墙，却有山为屏；不见金瓦，却以天地为殿。那一刻忽然懂得，所谓“背山面水”，不只是风水之说，更是西夏人把信仰种进山河的笃定。 入口处，“西夏陵”三个大字沉稳有力，英文“XIXIA IMPERIAL TOMBS”并列其下，像一句跨越时空的自我介绍。透明展柜里静卧着几件小物，不喧哗，却自有分量——它们不是来被仰望的，而是来被辨认的：一个名字，一段失落的王朝，一种曾与宋辽金并肩而立的文明。 序言里写着：“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西夏文，像一扇半开的门，门后是“弥药狂、天地狂”的豪情，是“赤面父冢白高河”的乡愁。2025年7月，它终于以“世界文化遗产”之名，重回世界目光之中。而此刻，在扬州，在运河的呼吸之间，我们站在这扇门前，轻轻推了一下。 两尊石雕力士支座蹲踞在紫墙之前。不是威严的神将，而是跪姿的力士，面目粗犷，肌肉虬结，仿佛下一秒就要托起整座碑楼。它们不是为震慑而来，而是为承托而生——托起的不只是石碑，更是被风沙掩埋又终被拂去的历史重量。 前言里那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家白高河”，像一首低回的歌谣，在展厅里轻轻回荡。西夏不是边地小国，而是以兴庆府为心脏、以贺兰山为脊梁、以黄河为血脉的完整文明体。它修宫室、建离宫、创文字、译佛经，在宋辽金的夹缝中，活出了自己的气象与节奏。 三号陵平面图静静悬于屏上：轴线直指贺兰山某座峰顶，山势即礼制，地形即信仰。原来古人择陵，不是选一块地，而是为王朝在天地间，找一个坐标。 力士支座的说明牌上写着：“三号陵出土6件，八号陵出土4件……”数字冷静，却让人鼻尖一酸——半世纪的考古接力，一铲一刷的拂拭，才让这些跪了八百年的力士，重新被我们看见。 灰陶套兽昂首而立，龙首夸张，獠牙微张，眉如绳结，眼似铜铃。它曾立于陵阙高处，迎风而啸，不是装饰，而是镇守。在扬州温润的空气里，它依然带着西北的烈性与温度。 兽首灰砂岩石雕残块西夏（1038-1227）200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西夏陵区六号陵月城遗址出土。西夏陵博物馆藏六号陵月城内小型石兽头共出土7 件，均已残毁，出土于月城门附近。形制基本相似，尺寸稍有不同。均为砂岩雕刻而成，仅存兽头部口微张，门齿、牙微露。双目圆睁，竖眉贴于额部。上颌稍卷，鼻贴上颌。耳朵位于嘴部上侧，呈三角形。 一尊灰砂岩石雕人头像残块，只余半张脸：鼻梁高挺，眼睑微垂，头冠已残，神情却未损分毫。它不说话，却比所有解说词都更直抵人心——那是西夏人的面容，不是符号，是血肉，是呼吸过的、思考过的、爱过的具体的人。 鎏金卷草纹铜带扣，在柔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卷草蜿蜒，金线细密，像一段未写完的西夏诗行。它曾系在某位贵族腰间，走过兴庆府的街市，也曾在陵前跪拜。文明的高贵，有时就藏在一粒铜扣的弧度里。 铜泡饰199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三号陵出土西夏(1038-1227)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铜泡饰是西夏时期具有鲜明特色的金属装饰品。它以铜为主要材质，整体呈现泡状。其外形通常为圆形或近似圆形，中间微微鼓起，类似水泡的形状，故而得名。这种形状设计不仅具有一定的立体感，而且在视觉上较为独特。从大小方面来看，铜泡饰尺寸不一。小型的直径可能仅有几厘米，这类小铜泡饰通常用于一些精细的装饰，比如服饰上的点缀，能够增添精致感，而大型的铜泡直径可达十几厘米甚至更大，大型铜泡饰可能用于一些重要的器物或者大型的服饰配件上，起到突出和强调的装饰作用。 忍冬纹灰陶条砖 铜片 红陶套兽 红陶套兽西夏(1038—1227)200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三号陵西南角阙遗址出土西夏陵博物馆藏砖红色胎质，口嘴大张，獠牙外露，后部有长方形套筒，眼部鼓出，呈椭圆形，眼后有小耳。额顶内侧预留两个插装犄角的卯孔，颈部两侧面鬃毛向上翘出,套兽为套在屋檐角梁木榫上的建筑构件，它不仅能起装饰作用，还可避免屋檐角梁被雨水浸蚀。三号陵出土套兽有灰陶、红陶、琉璃三种，均为模制，其他附件如眼、耳、眉、牙、兽角等单模制成后黏塑、套插于兽头之上。其造型凶悍、奔放，与六号陵出土套兽之含蓄的形态形成鲜明对比。 灰陶套兽 灰陶套兽西菱（1038-1227）2007年宁夏回旅自治区西夏陵博物馆减 雕龙石栏柱静立如仪，柱头双龙戏珠，柱身龙纹盘绕。龙是中原的图腾，却在西夏匠人手中，长出了自己的筋骨与眼神——文化从不单向流淌，而是在交汇处，长出新的枝干。 雕龙石栏柱西夏(1038-1227）197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六号陵地宫遗址出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通体分为三部分：柱头、柱身、柱座。柱头残存下半部，为一束腰莲花座.座上蹲狮仅存一足。柱身与柱头连为一体，三面雕刻二龙戏珠云龙纹浮雕图案,柱身另一面素面无纹，上下有长6.5、宽5.5厘米的长方形榫孔，可与横栏套合。柱身下端平脚，柱座已不存在。雕龙石栏柱共出土有4件，有双龙戏珠和单龙绕柱两类，均祥云缭绕，造型生动，展示了当时高超的石雕技艺。其上的龙纹图案，代表着皇室，与中原的龙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反映了西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明确规定在西夏只有皇室才能使用龙的图案。这一雕龙栏柱证实了西夏也将中国龙作为皇室象征。 栏柱栏柱又名“望柱”，为钩阑（即栏杆）分间或转角处所用柱。宋代李诫所著《营造法式》卷三“石作制度”中记载：“望柱长视高，每高一尺，则加三寸。” 三出阙西夏陵现存规模最大的三号陵，其陵城在陵城门、角阙等建筑中采用了中原王朝“阙”的建筑，且为“三出阙”，符合中原文化传统中关于帝王宫殿、都城及陵寝使用最高等级三出阙的传统，以此作为帝王权威的象征。三号陵东门三出阙壁画（阙楼图）中的三出阙（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北宋卤簿钟上的宋汴京宣德门三出阙（引自《梦华东京》)元《宦迹图》中的元大都宫城正门崇天门三出阙（引自《大都》) 灰陶鸱吻西夏(1038-1227)200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六号陵南门遗址出士西夏陵博物馆藏 绿釉仰覆莲座西夏（1038-1227）200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三号陵东门遗址出土西夏陵博物馆藏呈覆钵形，中部为束腰式圆筒，外壁以7个牡丹纹莲瓣和7个蕉叶纹莲瓣间隔相错围贴。其为建筑装饰构件底座，与塔刹形器、宝瓶一同出土。西夏陵出土的珍贵文物主要有大量的建筑装饰物，如饰以兽面纹的滴水、瓦当，还有形象逼真的套兽、脊兽等，这些无不反映了昔日陵园建筑的宏伟壮观和豪华景象。 绿釉迦陵频伽展翅欲飞：人首鸟身，五角花冠，双翅舒展如云。它本是佛国妙音之神，却在西夏的窑火中，披上绿釉，飞落贺兰山下。信仰可以远道而来，但落脚处，必生新根。 绿釉迦陵频伽 绿釉海狮西夏（1038-1227）200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三号陵南门遗址出土西夏陵博物馆藏狮首形。额顶分叉式单犄角，眼耳较小，昂首张嘴，鬃毛后拢，背部起棱脊，长尾上翘；前胸略宽，四肢作奔跑状，动感强烈。腹下出柱状支柄连接脊瓦，为屋脊装饰。施绿釉。残损，已修复。西夏陵区出土的屋顶脊饰，分灰陶和琉璃两种，以琉璃居多。各种脊饰，尤其是琉璃制品，色彩艳丽，造型美观，充分代表了西夏皇家建筑的特点。出土的琉璃鸽、琉璃摩羯、琉璃海狮等殿宇脊饰，均于腹部伸出一个空心柱与脊瓦相连，其通体施绿釉，色彩莹润，纯正光亮。这些动物脊饰置于殿宇屋脊之上，一方面象征着消灾免祸、逢凶化吉之意，又有明显的装饰效果；另一方面它们连同脊瓦一起烧制，十分牢固，可起到保护脊梁缝线的作用，有防止雨水冲灌的实用目的。 瓦当瓦当是十分常见的建筑构件，位于屋檐的最前端，主要用于保护木质屋檐的檐头不被雨水侵蚀，同时又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琉璃质地的瓦当，胎体制作与陶质瓦当无异，仅多一步烧制琉璃釉的步骤。西夏对于琉璃瓦的使用有严格要求，作为高等级建筑构件，多用于皇家或寺庙等建筑，彰显尊贵。 红陶迦陵频伽双手合十，姿态虔诚。它不来自敦煌，也不出自长安，而是西夏自己的窑工，揉泥、塑形、上釉、入窑，烧出的一声清越梵音。 灰陶迦陵频伽西夏（1038-1227）200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三号陵西南角阙遗址出土西夏陵博物馆藏 胎质细密。人首鸟身。头戴四角叶纹花冠，面形丰腴，细眉长眼，鼻子略高，小嘴厚唇，耳略小，眼珠饱满呈俯视状，双颌丰腴眼睑低垂，以阴刻细线突出眉眼，神态静谧安详；溜肩丰胸，双手合十于胸前，戴手镯,长尾上翘似蕉叶，双翅展开，羽翼丰满，状如大鹏展翅，双肋及尾部条形榫孔内插装双翼和长尾。器座抹角方形，空心，底部开口。正面贴塑卷云纹弯曲于两侧。单尾。残损，后修复。西夏陵出土的大量建筑装饰物中，迦陵频伽可以说是最具艺术特色的建筑构件，出土实物较完整并能反映其形制特点，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灰陶鸱吻踞于屋脊两端，怒目张口，似要吞尽一切灾厄。它曾守着西夏的宫殿，如今守着我们的凝望——有些守护，穿越八百年，仍未卸甲。 走出展厅，阳光正好。回望博物馆船形轮廓，忽然觉得：大运河是流动的西夏陵，西夏陵是静默的大运河。一条向海，一条向山；一条载着漕粮与诗卷，一条埋着碑石与星图。而我们，在扬州的春日里，同时站在了水的起点与山的尽头。 西夏文篆书寿陵碑额(复制品）西夏(1038-1227）西夏陵博物馆藏1032-1227年，西夏共传10主，加上追谥的太祖、太宗，共12帝。其中史载拥有陵号的仅太祖至襄宗9位皇帝，与西夏陵发现的9座帝陵相原件197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七号陵西碑亭透址出土对应，但目前，仅有1座帝陵可以考古实证陵主，那就是七号陵。据七号陵出土西夏文碑额残块上的文字可确认该陵为西夏仁宗的寿陵。七号陵位于西夏陵区北部，现存近半数地面建筑遗址。陵域面积为寿陵志铭5.82万平方米。依据现有部分推测，其完整陵域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由至懿皇帝护城圣德大、白高封闭式外城、陵城和月城形成的核心结构以及陵城外的建筑组成。七号陵西夏文篆书寿陵碑额复原文字汉文西夏文楷书西夏文篆书汉译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 西夏文石碑残块西夏（1038-1227）197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六号陵东碑亭遗址出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西夏文卷云纹灰砂岩残碑西夏(1038-1227)201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采集西夏陵博物馆藏 西夏文“嵬名”灰砂岩残碑西夏(1038-1227)197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六号陵西碑亭遗址出土西夏陵博物馆藏 汉文灰砂岩残碑西夏（1038-1227）197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六号陵西碑亭遗址出土西夏陵博物馆藏 汉文灰砂岩残碑西夏（1038-1227)197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陵区七号陵东碑亭遗址出土西夏陵博物馆藏 铜铠甲片党项尚武，西夏士兵的主力，都装备有铠甲，以防护敌人的利器。铠甲分为两种，一种是甲，一种是披。西夏兵器的制造大多十分精良，其种类有箭、枪、剑、斧刀等，有名叫“对垒”的战车，可以载人填缓而逃，是攻城的一种先进装备，还有能“射三百步”的“神臂弓”。后成为宋朝的一种重要兵器。据《续资治通蜜长编》记载，西夏甲胃“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梦溪笔谈》中也有“凡暇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毁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的记载。得益于“冷锻法”，西夏的铠甲质量一度超过来朝。西夏陵区出土了不少甲片，有钢质有铁质，郜分有番金，这些甲片多出于帝陵，可能是西要带王的铠甲，十分罕见。铁铠甲片 彩绘木雕武士俑西夏(1038-1227）200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村西夏墓出土西夏陵博物馆藏胯部以上为整块松木雕成。头戴盔，顶有棱状缨，护颈下披，两侧至肩部，背后略长至后腰上部。盔表均涂成黑色。圆鼓脸,五官清晰，竖眉大眼，脸涂红彩，胡须用细墨线勾描，腹微鼓，双臂下垂，身未画甲片。腰束带，裆部呈八字形，似乎骑在马上。双臂肘以下和双腿的胯以下部分均未雕刻。胯两侧有楔孔，为楔钉双腿之用。西夏建国初期，经济基础薄弱，多用贺兰山木材雕刻。 彩绘木雕文官俑头西夏（1038-1227)2000年宁夏回孩自治区永宁县闵宁村西夏基出土西夏陵博物馆藏 三棱铜镞西夏(1038-1227)阿拉善博物馆藏 铁箭镞西夏（1038-1227)西夏陵博物馆藏 西夏文“内宿待命”铜牌西夏（1038-1227)西夏陵博物馆藏 西夏文“敕燃马牌”铜牌(复制品)西夏（1038-1227）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乾祐蝴蝶纹鎏金铜牌西夏(1038-1227)甘肃省博物馆藏 乾祐蝴蝶纹鎏金铜牌 四夏文应天卯年首领印西夏（1038-1227）甘肃省博物馆藏 西夏文天盛三年首领印西夏（1038-1227）西夏陵博物馆藏铜质。印文阴刻西夏文九叠篆书“妣改”（首领）2 字。钮两侧阴刻西夏文款，右侧为“瞰散散娘”（天盛三年）4字，左侧为“解轰缄獄颈”（白守正月吉）5字，钮顶阴刻西夏文“尾”（上）1字。官印是古玺印的一种，是历代王朝各级机构、各部门职官行使权力的凭证。西夏官印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官印大小与唐、宋官印略同，所用字体也为唐、宋常用的九叠大篆。现在所见西夏官印，皆为方形铜印，多为传世品，估计约有150多方。这些官印有六字印、四字印，而90%以上为“首领”二字印，个别二字为“工监”。印文为白文（阴文）九叠大篆。印背多一边刻年款，另一边刻姓名，也有未刻者；钮上刻西夏文“尾”（上)字。造型规整，屈曲平满，是古玺印的珍品之一。 彩绘佛像唐卡西夏（1038-1227）武威市博物馆藏1977年，在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了有纪年的两座西夏墓，出土了29幅木板画和木缘塔、木条桌、木衣架、小木塔、木笔架、木宝瓶等。小木塔共31989年甘肃省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交母洞寺出土件，均为圆形塔座、转轮式塔身，除塔刹已残损外，余皆完好。在墓葬中随葬 1977年，在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了有纪年的两座西夏墓，出土了29木板画和木缘塔、木条桌、木衣架、小木塔、木笔架、木宝瓶等。小木塔共3件，均为圆形塔座、转轮式塔身，除塔刹已残损外，余皆完好。在墓葬中随葬武威市博物馆藏 小木塔西夏（1038-1227)1977年甘肃省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木塔，与墓主人信仰有关。从这些西夏木器以及西夏文献中常用器皿用字多有“木”字头的情况来看，西夏木质器具的应用比较广泛，对于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党项来说取材容易、便于携带且不易破损的木器，较易碎的瓷器更为实用。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夏木器相对较少，这批木器更显珍贵,为研究西夏日常用具、西夏葬俗、为西夏社会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拓片西夏(1038-1227)(碑阳）武威市博物馆藏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刻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立于凉州大云寺内。碑文记述建塔后感通故事及修塔经过。大云寺，西夏时称护国寺，后几经修葺，明代万历年间维修旧寺并敕赐名“清应禅寺”。清嘉庆九年（1804)，张澍于清应禅寺碑亭内发现此碑，后移至武威文庙保存。此碑是现存最完整的西夏文与汉文双语对照碑刻，被誉为“天下绝碑”，是解码西夏文化不可或缺的钥匙。其拓片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碑通高2.6米、宽1米、厚0.3米，碑首呈半圆形。碑阳（正面）刻西夏文楷书28列，满列65字，共约1800余字；碑阴（背面）刻汉文楷书26列，满列70字。2.碑额篆书部分为西夏文与汉文双语对照：正面西夏文篆额译为“敕感通塔之碑文”，背面汉文篆额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边缘阴刻伎乐舞女，造型融合敦煌飞天艺术，身披璎珞、下着长裙，姿态灵动。3.西夏碑拓片以双语对照文本、历史事件实录、书法艺术三重维度，成为研究西夏语言、社会等的核心史料，其全球学术影响力持续至今。 碑阳（西夏文）原碑现存甘肃省武威市西夏博物馆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拓片(碑阴)西夏（1038-1227）武威市博物馆藏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刻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立于凉州大云寺内。碑文记述建塔后感通故事及修塔经过。大云寺，西夏时称护国寺，后几经修葺，明代万历年间维修旧寺并敕赐名“清应禅寺”。清嘉庆九年（1804)，张澍于清应禅寺碑亭内发现此碑，后移至武威文庙保存。此碑是现存最完整的西夏文与汉文双语对照碑刻，被誉为“天下绝碑”，是解码西夏文化不可或缺的钥匙。其拓片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碑通高2.6米、宽1米、厚0.3米，碑首呈半圆形。碑阳（正面）刻西夏文楷书28列，满列65字，共约1800余字；碑阴（背面）刻汉文楷书26列，满列70字。2.碑额篆书部分为西夏文与汉文双语对照：正面西夏文篆额译为“敕感通塔之碑文”，背面汉文篆额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边缘阴刻伎乐舞女，造型融合敦煌飞天艺术，身披璎路、下着长裙，姿态灵动。3.西夏碑拓片以双语对照文本、历史事件实录、书法艺术三重维度，成为研究西夏语言、社会等的核心史料，其全球学术影响力持续至今。碑阴(汉文)原碑现存甘肃省武威市西夏博物馆 西夏文 汉文收藏于武威博物馆的的此拓片非常重要，揭开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彩绘泥塑罗汉身像罗汉圆顶，弯眉细目，双目平视，直鼻小嘴，下颌微微上翘。结蹦趺坐西夏（1038-1227）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施禅定印。身着交领袈裟，白色衬底，上绘红彩。199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宏佛塔出土1990年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天宫发现了一批西夏彩绘泥塑像，其中佛头像6尊，佛面像4尊，罗汉头像18尊，罗汉身像12躯，力士面像2尊，以及佛手等。各罗汉像面部特征塑造互不雷同，有的持重，有的坦诚，有的天真，有的谦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部分罗汉身像出土时腹内藏有西夏文经卷，可惜已烧成灰烬，从其残片上，隐约可见经过刻印的西夏文字西夏塑像的材料和中原地区一样是用最普通的黄泥、谷草、木杆做成。泥塑匠以木杆作骨架，将谷草缠绕在骨架上作出雏形，再将草拌黄泥附在草型上完成外型轮廓，然后再在表面涂抹一层黄泥，并采用捏、塑、贴、压、削等方法塑出各种形体的细部，修正定型后涂一层白灰泥，最后在表面施色彩绘，塑出精美的泥塑像。 素烧象棋子32枚西夏(1038-1227)西夏陵博物馆藏象棋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是从先秦六博等早期棋戏逐步演变、融合军事与天文意象，最终形成今天的形制与规则。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象棋的定型时期约在北宋末南宋初。由于与中原王朝的相互往来，西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和一些生活习俗上深受汉文化的影响。2002年，在武威城区达府巷发现了一批象棋是我国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西夏建立后，其境内是否夏时期的窖藏货币，其中有一枚夏汉合璧铜象棋子，一面为西夏文“”（仕），另一面为文“士”。说明象棋在西夏也得到了传播，西夏继承了中华民族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活动，并融入了自己的文字。这盘棋，是研究西夏文化生活的珍贵实物资料。 西夏文字公元 1036年，李元昊命令大臣野利仁荣借鉴汉字创制西夏文字。西夏文字属表意性文字，形制和汉字相近，“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在整个西夏时期，西夏文字从未间断过使用。即使其灭亡后，仍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使用至明朝中期。它不仅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而且对西夏文化教育的兴盛、佛教的传播、印刷业的进步都有很大的影响，也为西夏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更成为今人探寻西夏后裔踪迹的有力佐证。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复制品西夏（1038-1227)西夏陵博物馆藏（原件现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总馆（文瀚阁）） 六足龟形铁暖砚西夏(1038-1227）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西夏竹笔 西夏文木牍西夏（1038-1227)甘肃省博物馆藏西夏铁器制作工艺的演变从早期依赖周边民族技术，中期通过专业化积累基础，鼎盛期以“双扇风箱”和“冷锻工艺”实现突破，成为当时中国冶铁技术的佼佼者，后期因政权衰落而逐渐式微。暖砚的雏形可追溯至唐宋，但成熟的金属暖砚（含铁暖砚）盛行于明清时期。此时文房用具趋于精细化，北方文人对冬季书写工具的需求推动1972年甘肃省武威县张义公社（今武威市凉州区张了暖砚发展。除铁外，铜、锡等金属也常用于制作暖砚，其中铜暖砚更为常见（铜导热均匀且易塑形)，铁暖砚因材质厚重、风格质朴，多为民间或文人实用器，亦有部分官造精品。此件铁暖砚呈龟形，头微抬，两眼圆睁,矮圆柱体龟身，六棱形底座下接六蹄足，龟身、底座皆中空，造型古朴生动。 西夏文木雕印版残块一组西夏（1038-1227）199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贸兰县宏佛塔出土 擦擦“擦擦”是藏语对梵语的音译，意为“复制”。常见有两种形制：泥塔婆多为圆饼和桃形，小泥塔为喇嘛塔形。在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山嘴沟、内蒙古黑水城、绿城遗址、甘肃武威亥母洞、张掖马蹄寺、敦煌莫高窟及西藏诸寺庙都发现有大量擦擦。部分塔式擦擦制作时在顶部插一根细木棍，或用墨书夏、汉、蒙古文字六字真言或佛经文字纸条、圆寂僧人的骨灰和名贵香料掺入，然后将大量擦擦作为佛塔或佛像腹腔的填充物，让人绕之巡礼，以求福荫。擦擦小泥塔 高僧肖像图轴(复制品）泥擦擦佛像西夏陵博物馆藏阿拉善博物馆藏 瓷纺轮福釉刻花缸褐釉瓷钩 褐釉刻花缸西夏(1038-1227)内蒙古博物院藏 褐釉剔刻牡丹花纹双系瓷扁壶褐釉剔花海棠纹梅瓶 黑釉剔刻牡丹纹六系罐西夏（1038-1227）甘肃省博物馆藏溜肩，长腹微鼓，圈足。肩附对称6系，宽扁耳形，上饰凹槽数道。肩部剔刻6组梯形开光，内剔刻折枝社丹纹各1枝；腹部剔刻3组菱形开光，内剔刻逆向牡丹花各2枝，开光外饰水波纹并牡丹花叶纹，花纹上下各饰弦纹1道，内外施黑釉。胎灰白色。下腹近圈足处1小孔，肩口接合处留波浪状泥条附着痕迹。3系残缺，其中1系烧制前残，以黑釉涂抹茬口。现存3系。口沿俱残。西夏有些瓷罐下腹靠近底部有一孔,直径多为1.5-2厘米，为酿酒器的流口。这类器物有大有小，最大的一件是现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博物馆的黑釉剔花瓷缸，高78厘米，靠近下腹的流孔孔径2厘米。最小的为现藏武威市博物馆的绿釉瓷罐，高30厘米，靠近下腹的流孔孔径1.5厘米。这些酿酒器中，小件的可能仅仅是供家庭使用的酿酒器，庶几可证史书中有关西夏私酒酿造屡禁不止的记载。 褐釉剔刻牡丹花纹双系瓷扁壶褐釉剔花海棠纹梅瓶 黑釉剔刻牡丹纹六系罐西夏（1038-1227）甘肃省博物馆藏溜肩，长腹微鼓，圈足。肩附对称6系，宽扁耳形，上饰凹槽数道。肩部剔刻6组梯形开光，内剔刻折枝社丹纹各1枝；腹部剔刻3组菱形开光，内剔刻逆向牡丹花各2枝，开光外饰水波纹并牡丹花叶纹，花纹上下各饰弦纹1道，内外施黑釉。胎灰白色。下腹近圈足处1小孔，肩口接合处留波浪状泥条附着痕迹。3系残缺，其中1系烧制前残，以黑釉涂抹茬口。现存3系。口沿俱残。西夏有些瓷罐下腹靠近底部有一孔,直径多为1.5-2厘米，为酿酒器的流口。这类器物有大有小，最大的一件是现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博物馆的黑釉剔花瓷缸，高78厘米，靠近下腹的流孔孔径2厘米。最小的为现藏武威市博物馆的绿釉瓷罐，高30厘米，靠近下腹的流孔孔径1.5厘米。这些酿酒器中，小件的可能仅仅是供家庭使用的酿酒器，庶几可证史书中有关西夏私酒酿造屡禁不止的记载。 褐釉剔刻牡丹花纹双系瓷扁壶西夏（1038-1227)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尾声多风，大山不动是山高众水，大海不盈是海深—西夏谚语《新集锦合辞》西夏陵是公元11-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大运河博物馆西夏陵展厅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作为宁夏人的我，在游玩途中遇到了西夏陵文物展，自当想了解更多，因为曾经的西夏疆域很大，包括甘肃，内蒙很多地方，所以本次西夏陵文物展除了来自于宁夏博物馆和西夏陵博物馆外，也来自武威，甘肃博物馆，内蒙古和阿拉善博物馆，谢谢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