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竹影敲窗

　　每当从那令人肃然的高等学府门前走过，心中总会莫名地泛起一阵难以自抑的酸楚，悄然涌来“长恨此身非我有” （苏轼·临江仙）的悲凉，那遥远而清晰的高考往事，便如涨潮的江水，裹挟着岁月沉淀的苦涩，携带着点点不灭的微光，一寸寸漫上心头，温热了整个浸满艰辛的历程。

一九七七年底，被“文革”尘封十年的高考制度，终于冲破桎梏，重见天日。对我这块“茅厕里的石头”来说，无疑是天赐的良机。心中充满的那份难以言说的喜悦，犹如沉浮于汪洋中的落水者，在彻底的绝望之际蓦然见到了灯塔。然而，经过一番仓促而有限的努力之后，我终究惨淡地败下阵来。败北的原因，只有天知、地知、我知，还有我同窗的好友萧君知。

萧君能知我，并不能使我在失败的心境中得到一丝宽慰，反而增添了壮怀落寞的无限伤感——因为他已“乘龙出水”，被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录取。

萧君临行前，出于真挚的友情对我进行了一番掏心的劝勉：你一定要重整旗鼓，下次再战，会有希望的。我说：命途所归，天之亡我，恐怕很难如愿。他说：有一联语道得好：事在人为，休言万般皆是命。我望着这位即将奔赴锦绣前程的挚友，心中百感交集，默默点头，决定在七八年秋季再考一次！

萧君走了，不免令人有些怅然若失，但“临别赠言”时时在耳畔回响，犹如冲锋的号角，催我不由自主地奋进。可是，浩劫之后，没有完整系统的教材可读，参考资料更是凤毛麟角。令人尴尬的现实，使我深深地陷入苦恼。正当我愁于茫茫天涯无归路之时，一个牛皮纸包裹从上海翩然而至。小心翼翼地拆开，是一套崭新的、内地从未见过的数理化复习资料。我双手捧着书，木然良久，禁不住鼻子阵阵发酸，眼眶挤满了温热晶莹的泪水，从心底涌出万千的感慨：天底下有如此情深义重的同窗好友作为精神的支撑，我有什么理由不去拼死一战呢？

从此，我的茅屋里夜夜亮着昏黄的油灯。皎皎的星月、凄凄的风雨、还巢的归鸟、报晓的晨鸡，轮番窥视从我茅屋小窗中透出的倔强微光。腹痛（都是神经性的）时，我便趴在床上看；胃痛了，就顶在桌子角上；头晕了，用冷水浇一浇又继续。吃饭的时候，两眼仍然落在书上，竟曾毫无知觉地把筷子戳进了鼻孔。由于经历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年代，自幼体质欠佳，年长时因生产队搞得糟，致使生活质量低下又影响了我的健康，但还是拼出了精神，拼出了信心，以致攻无不克逐渐有了瓮中捉鳖的喜悦。

大病中的母亲见我如此“亡命”苦读，从家中唯一一只母鸡的鸡窝里摸出一个热乎乎的蛋来，拖着羸弱之躯煮好了递到我手上，可我实在不忍心补充这点迫切需要的营养，强颜欢笑地加以拒绝，让母亲把它吃下去。那份沉甸甸的母爱，与萧君的情谊一样，成为我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

离考期只剩半个月了，语文是日积月累的功夫，不易忘却，无需多虑，可政治“资料”仍无半点着落。只是这一科可以热炒热卖，待先考的中考结束后去找熟人借，集中精力突击几天还来得及。正当我十分自信地准备奔赴“战场”时，多年未愈的神经衰弱却突然严重发作，脑壳又昏又胀，无异于一团混沌不分的浆糊。

历尽了艰辛，流尽了汗水，眼见就要抵达光辉的山顶，不幸一阵狂风袭来，如卷黄沙似的把我卷落深渊。这心境，岂是语言能够描摹万一的？

我坐在茅屋门前的石磴上，心情沉重，痴痴地遥望远山，任那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鸟儿从凝固的视线中穿来穿去。男儿不轻弹的泪水，终于悄悄地滚过面颊，簌簌坠落尘埃。我真想放声痛哭，咒骂那无眼的苍天。

我用后脑在墙上不停地轻轻撞着，产生适度的震荡，使大脑得到片刻清醒。然后，怀着沉重的心情，挪动沉重的脚步，用沉重的手拿起沉重的笔，作《临江仙》词一首，在瑟瑟的秋风中寄与天涯的知音，以示我的惭愧和不幸：

年少壮怀欺碧汉，

寒窗并驾飞星。

喜逢劫后选才英。

惟君攀桂去，

金榜我无名。

直上扶摇成一梦，

关山病马堪惊。

流光空逝暗销凝。

西风黄叶里，

孤雁两三声。

　　寄上海的信，一般要走七天，半月后，准时收到友人的回信，信中有段文字这样写道：“……我已从母亲的来信中知悉你的近况，虽然使人遗憾，但只要尽到努力就不后悔。与我同寝室的同学看了你的信，深表同情和惋惜，都认为你应该去考文科。其实，像你目前这种状况，考文科死记硬背的东西多，未必就有好的结果……”

命运多蹇，壮志难酬，是我人生中的不幸；在穷途末路之际，能得到好友的理解与慰藉……无疑又是不幸中的大幸，更是暗夜里最温暖的光！

考期到了，我背着药瓶走进考场，拿着试题只管做，究竟做了些什么，脑壳里一点印象也没有。语文试卷要求将一篇三千来字的长文缩写成五百字左右的短文，十分费劲地读了十几遍，仍然未在脑子里留下丝毫痕迹。最后只好将重要的句子一句句勾出来，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连缀，才算成篇。

发榜之日，我忐忐忑不安地去查看，其他科目虽然考得不好，总算都及了格，可政治呢？仅仅得了二十八分。

高考的再次失败，使我悲情地摇头摆脑，重复着诸葛亮烧不死司马懿而叹息的那句话：“‘谋事由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然而，每一想起那千里赠书的情景，就突生与命运抗争的决心。

七九年，我“贼”心不死，还想破釜沉舟。可一拿起书，脑壳就昏胀难受，犹如锈蚀斑斑的机器，无论如何都转不起来，只好无奈地仰天长叹，绝望地含泪放下。

八零年，上天终于睁开了半只眼，送来一个微小的机会——四川省金堂师范学校首次招收民办教师。为了跳出“农”门，我只好放弃之前“非大学不读”的执念，毅然前去应试。内容是语文、数学、理化、政治四科。尽管我神经衰弱并无好转，但高考的基础犹存，前三科根本用不着复习，也没法复习，唯有需要死记硬背的政治，我仍然心中没底。在政治考试的前夜，别人努地背，我只能洗耳旁听。待进入考场，与前几科一样，在太阳穴抹上清凉油，把头脑刺激得勉强清醒些。然后，拿起试卷细看，竟无一道题是听过、见过的。无奈之下，我只能凭着自己的理解胡乱答了半小时，便举起手来。监考老师赶忙拿张续卷纸走过来，放在我的桌上，我说不用了，交卷！老师会心地笑了笑说，你再做会儿嘛！我说，实在做不起了。老师只好说，那你出去吧！

走出考场，正巧碰上读高中时教物理、时任金堂师范的副校长辜老师。他惊奇地问：“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来考试。”他说：“开考了，你咋还不进去？”我说：“考完了。”他关切地问：“感觉如何？”我苦笑着回答：“政治很糟糕，其他还将就。”

拿到通知书，总分278分，政治56分。我至今怀疑是不是算错了——在我看来，26分或36分，才比较符合我的感觉。不过，同仁们大多考得不好，录取线低到两百分，即使我政治考得一塌糊涂，甚至吃“鹅蛋”，这个分数也绰绰有余。

八五年，全国统一成人高考正式开启，我转向文科。由于跳出了“农”门，生活得到改善，神经衰弱略有好转，稍加努力，便以超录取线34分的成绩，撞进了都江教育学院（后并入成都大学）汉语言文学函授班。

终于，我忝列于大学里的“杂牌军”，“圆”了一个永远残缺的梦。

现在，无论我站在哪所大学的门前，看那些青春飞扬的面孔进进出出，心中已无酸楚。那段煤油灯下的岁月，那包千里之外的资料，那些在绝望中挣扎的日子，早已沉淀为生命中最坚实的部分。

大学梦虽然残缺，但追梦历程本身就是最完整的抵达。那些在深夜里不曾熄灭的微光，终究照亮了一条属于我自己的、崎岖而真实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