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柏敦家庭在厦大

安平

（2026年4月16日）

潘世墨先生在其主编的《厦大建筑：流淌的故事（第二辑）》中谈到一位住在厦大国光（一）楼的小学同学简庆闽，其父为厦大教授简柏敦，其母是英国人。我当时也住在那里，由此引起对这个邻居家庭的兴趣，便搜集了一些他们的资料，特别是简柏敦夫妇与别人合著的《一个英国妇女在中国》，得知了他们在厦大久远的故事。
简柏敦（1914-20XX），原名简寅官，江苏江都人，1936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到英国进修，在那里与年轻的女护士艾斯特·贺兰（Esther Holland，1918-1990）相识相恋，1939年3月18日结婚，不久他们即分别搭乘轮船回到上海。
简柏敦的专长是电机制造及电磁场理论与应用，他回国后先后担任英商怡和工程公司工程师、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电业技术组长、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成员，还先后被聘为金陵大学、大同大学、上海交大的副教授。下图是二十世纪40年代简柏敦伉俪的合影（源自杭州章胜贤先生网文）。

　　1947年9月，简柏敦教授应聘到厦门大学电机系任教。他们伉俪从南京出发，到上海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厦门高崎机场，厦大派车来接他们到白城教职工宿舍住下。

他们被安排在大白城宿舍的2号。新居很舒适，有一个很大的起居室和两个卧室，厨房炉灶是烧炭的。房子建在海湾的斜坡之上，俯瞰大海，空气清新，每天都可以去沙滩游泳，坐在阳台可以眺望海上的船只，夜里伴随着轻柔的海涛声响进入梦乡。下图是厦大抗战后从长汀回到厦门刚扩建的大白城宿舍（源自网络），共有七栋，每栋住两户，简教授的家就在下面一排左边第一栋的右侧。

简教授的小弟简恩沛随同托运的家具和行李，从上海坐沿海航运公司的轮船，比他们迟三天到达厦门。不幸的是他严重晕船，而且第一天晚上钱包就被偷走了，整整饿了两天。简教授从白城宿舍看见海上有一艘烟囱有上海沿海航运公司标志的轮船进港，在厦鼓海峡抛锚，乘客由码头边的小舢板接送上岸。他就带着厦大的卡车去码头接恩沛，并帮着搬运家具行李。简恩沛在厦大住了几年，读完中学，厦门解放翌年他就参加解放军海军了。下图是他当年在厦大白城宿舍2号前门的留影（源自杭州章胜贤先生网文）。 简柏敦到厦大后，就在电机系任教。这个系原来是萨本栋校长1940年在长汀厦大创建的机电系的一部分，1947年与机械系分开，单独成立电机系，隶属厦大工学院。下图是1948年厦大院系设置图表（源自网络）。 据福建永定籍学生、厦大电机系1950年毕业的陈溶年回忆，当时电机系简教授教的课最多，包括《直流电机（上、下）》《交流电机（一、二、三）》，每学期都有他的课。这些课程没有现成课本，他就自编讲义，并开出参考书清单，由学生到图书馆借阅。他教电机设计时，在学期初叫每位学生选定容量电压等，他按步骤讲，学生跟着做设计，到学期结束，一台台变压器、电动机也就设计完成了。他讲课口齿清晰，有条理、扼要，重点突出，中英文参半，技术名词都用英文，学生记笔记和考试答卷，都是中英混合，实验报告用英文写。他对同学很和善，陈溶生大四时是系学生会主席，有一次简教授留他在家吃饭，说“解放了，师生是一家，今天发薪，菜较多”，他记得那天吃的是西餐。下图是简柏敦教授在厦大编写的《电机制造》教材，1953年7月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源自网络）。 简教授伉俪回国头几年，曾经先后生育一女一子，都是在一岁多时因病夭折，令他们十分痛苦。到了厦大，简夫人又怀孕了，她经常到鼓浪屿的教会医院检查。1948年9月23日早晨7点50分，她在这家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简庆闽，英文名安东尼（Anthony）。那天凌晨四点钟，她在家里肚子开始阵痛，简柏敦叫恩沛摸黑去校车司机家叫车，车开到码头边叫了一只舢板，才渡过鹭江到达鼓浪屿医院。
　　简夫人不愿按照中国的传统坐月子，在医院刚生下儿子就吃了一大杯冰淇淋，两周后又到白城海边游泳，令人称奇。某日游了一个钟头，不知不觉远离白城海岸了，她吓坏了，不停地喊叫，被附近渔船的水手听到了，才把她救起来。
　　简庆闽两个月大时，简柏敦的母亲王慧贞从扬州来厦门探望他们，原想只待几周，由于战乱和匪患，福建交通受阻，她就留在白城宿舍帮助带孙子，直到1950年3月才回扬州。当时他们还请了一位本地保姆素贞帮忙。下图是王慧贞在某地的照片（源自杭州章胜贤先生网文）。 下图是1949年初夏简夫人与儿子坐在白城宿舍的边门阶梯上的留影（源自杭州章胜贤先生网文）。 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造成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食品短缺。厦大每月发工资时，简教授要用行李袋去装那一捆捆的法币，后来又改为金圆券和银圆券。教职工们大都立刻去换成银圆或大米，否则第二天就会贬值。简教授总是立即骑着自行车去商店换成罐装食品和婴儿牛奶。
国民党的海军学院当时从青岛撤退到了厦门，要请厦大教授帮助教理工科课程。厦大电机系主任寿俊良教授请简教授去兼课，开头他一口拒绝，后来征求了共产党朋友的意见才接受。那里的月工资是用硬通货银圆发的，可以使他家免于饥饿，还能让孩子喝上牛奶。
人民解放军正在挥师南下，厦大地下党的活动日益活跃，学生与工人们上街游行，“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国民党派特务头子毛森到厦门，镇压群众运动，抓捕不少厦大学生和教师。简教授与厦大教师代表一起找国民党当局交涉，递交请愿书，要求释放这些师生。
　　一天，一位厦大地下党学生杨福生到白城来找简教授，请他帮助一位朋友在海军学院找工作。简教授猜到他们的意图，冒着风险推荐给海军学院人事部门，但几天后他被告知这个人已被列入嫌疑名单，叫他不要插手。简教授当晚找到杨福生报信，劝他们立即离开厦门。但他们为了工作坚持不走，几天后就被国民党逮捕了，那位朋友最后英勇牺牲了。
　　1949年9月，厦大被国民党军占领了，群贤楼群成为其司令部驻地，白城宿舍也被其占为军营，所有的住户都被赶走，简教授一家被迫迁到市区附近的同事家临时居住。10月17日厦门解放时，一个国民党军士兵脱掉军装，藏在他们家后院的树林里，被保姆素贞发现，在简夫人的劝说下，他才走出来，向在前门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投降。不久简教授一家就搬回白城宿舍了。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国民党军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不断空袭和炮击厦门，厦大师生经常跑防空洞，教学科研深受影响。一天，简教授夫妇在白城宿舍阳台看到，一架国民党飞机飞得极低，公然向停泊在海中的一艘香港客轮扫射，旅客纷纷从甲板上逃散躲藏，岸上一位解放军战士用步枪向飞机射击，才把飞机赶走。
　　因此，1951年3月厦大工学院和理学院师生临时疏散到龙岩办学。简教授一家三口与保姆素贞，随同工学院教师及其家属一起乘长途汽车去龙岩。他们在路上花了两天时间，在漳州住了一夜。当时闽西匪患严重，沿途检查关卡很多，他们经过南靖的一个检查站时，执勤警察看到简夫人是个外国女人，盘问许久，最后由同车的厦大教授书面担保才予以放行。
　　到了龙岩，厦大工学院四个系的学生住在城关溪南的村庄，教师们住在城里的民房。简教授一家被安排到龙岩中学旁边松涛山上的教堂居住，全家与保姆只有一个小房间，有些尴尬。后来简夫人看病遇到一位曾经住过那里的美国医生，他打开一间锁着的小房间给保姆素贞住，才有所改善。工学院把这座教堂的礼拜堂当作教室，每天简教授与其他教授在布道坛上给学生讲课，学生们要从溪南宿舍经过龙津河上的南门浮桥（下图，源自《奇迈奇缘》）进城来听课。 到了龙岩不久，当地开始流行儿童麻疹。简夫人与厦大的家属尽可能地向当地母亲们指导怎样照料孩子，向她们分发磺胺密碇，让她们给没得病的孩子服用，但是一些母亲不听。厦大一位姓李的司机，就是凌晨送简夫人去生孩子那位，他的三个孩子都死于麻疹，真令人痛心。
　　厦大家属带去龙岩的孩子很多，就在龙岩城里临时办了一个托儿所，简夫人把三岁的简庆闽送进去。下图是1951年12月厦大托儿所结业时的合影（潘世墨先生提供），后排12位教师都是厦大的家属，前面有30个入托儿童，简庆闽坐在一排左五，还有他后来的小学同学潘世墨（二排右二）、林之遂（一排左七）等。可以看出龙岩的天气寒冷，人们大都穿着厚厚的棉衣。

　　这个冬天的一天下半夜，龙岩街上的两家商店发生火灾，厦大工学院师生与附近群众一起参加了灭火战斗，简教授夫妇也参加了。大家拿着水桶和脸盆，排成长队，从龙津河里接水到火场救火，累得满头大汗，精疲力尽，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才彻底扑灭余烬。

1952年2月，台海局势较为缓和，厦大在龙岩的师生与家属分期分批回到厦门。厦大成立了家属委员会，将教职员工的家属分组，每组六到十个人。每周召开小组长会议，传达国家和学校时事，第二天各小组再传达到组员。简夫人也参加了一个家属小组，学习交流，互相帮助，参加义务劳动，包括挖掘壕沟、清扫垃圾、路边拔草、校园市场管理轮值等。她们还参加募捐买飞机大炮的运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简家有烤炉，几个小组的家属就到她家做馅饼，拿到校园市场里出售，所得收入都捐去买飞机。

　　此时简夫人又怀孕了，1953年春节前，她在位于市区厦禾路的厦门市立第一医院（原厦门省立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简云，英文名芭芭拉（Barbara）。下图是当年初夏简教授与儿子、女儿在白城宿舍合影（源自杭州章胜贤先生网文）。

1953年8月，厦大根据教育部发布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方案》，将本校的工科院系并入其他大学，简柏敦教授一家随电机系搬迁到杭州的浙江大学。下图是他们离开厦门前，7月间厦大电机系1953届毕业生与教师在群贤楼前合影（源自杭州章胜贤网文），前排右六为电机系主任寿俊良教授，右五为简柏敦教授，他穿着运动袜，看来是刚刚打完球。 在浙大任教五年之后，1958年暑期厦大又商调简教授来校任教。此时简夫人已来华十九年，她刚刚于7月份回英国探亲。她于1955年12月又生了一个小儿子（英文名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简教授将女儿和小儿子寄养到扬州的嫂嫂佩荣家，自己带着大儿子坐火车来到厦门。他们被安排住进厦大国光（一）楼的15号（下图标志处，源自网络）。
简教授夫妇曾经这样描写国光楼的宿舍：“我们的寓所在这幢宿舍楼的底层，有一个阳台，阳台外面是个院子。客厅挺大，高高的天花板上装有一盏漂亮的吊灯。但家具甚少且都是实用型的，只是几张坐椅和一张饭桌。一面没有漆过的木板墙将客厅和我们的卧室隔开，使卧室显得黑暗而狭小。安东尼的房间就更小了。另外还有一个小贮藏室、厨房和洗澡间。”下图是国光楼的一个院子（源自网络），右下角的宿舍就类似他们住的15号。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狂热的大炼钢铁运动，厦大也不例外。下图是厦大学生在建南大会堂前面的半弦场修建炼铁的土高炉（源自《那时候我们南下》）。 简教授一到厦大，就与师生们去闽南的诏安县山区参加大炼钢铁。他们用砖石建造起一座座小炼铁炉，当地农民们到山上砍下大树做柴火，旧农具、铁锅、废铁等都被收集起来，送进小炼铁炉。可是这些小熔炉的温度不高，很难熔化废旧钢铁，村里送去炼的废铁原料经常比炼出的产品含铁量还要高。更严重的是，许多树木甚至农村的风水树被砍伐，农民意见很大，最后不得不停止这项运动。
　　简教授去诏安时，把10岁的简庆闽一个人留在厦大国光楼宿舍，给他45元钱自己买吃的。简庆闽自己在家过夜，怕黑，就通宵开灯。当时正逢厦金炮战，白天夜晚经常响起空袭警报，厦大师生和家属都立即跑到防空洞躲藏，但是简庆闽却想冒险。一天晚上警报响了以后，他还在宿舍睡觉，两个路人看屋子亮着灯，就重重地敲门提醒，他不敢开门。直到隆隆的炮声不断响起，窗户玻璃与灯泡都被震碎了，他才裹着毯子跑出去，结果被倒在路上的树绊倒，头部与胳膊受伤，双脚被碎玻璃割伤，被路人发现后送到医院缝了几针。真是太危险了！
　　当时金门国民党军把厦大作为军事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仅1958年9月8日、9日两天就有61枚炮弹落到厦大校园，图书馆、芙蓉二、芙蓉五、外文系办公楼附近都有炮弹爆炸，一位大学生被炸伤。9月8日厦大立即成立了民兵师，开展对敌斗争。下图是当时厦大党委副书记、民兵师政委未力工在坑道内向学生民兵布置任务（源自网络）。 此时适逢各个学校新学期开学。简庆闽在杭州已读完了小学三年级，来到厦门就到厦大旁边的东澳小学读四年级。这所小学位于南普陀寺西侧院内，他的同班同学都是厦大及附近居民子女，其中包括他在国光（一）楼的邻居陈鹏、林之遂、何大汉、潘世墨，都是他的好朋友。
　　为了防炮防空袭，东澳小学在新学期开学后曾经把学生转移到南普陀后山隐蔽位置上课，下图就是9月初该校一年级新生在后山上课的情形（源自《那时候我们南下》），教课的好像是黄珠美老师。不久简庆闽就随东澳小学师生临时搬到市区的大生里上课，直到学期末才搬回南普陀。 在英国探亲的简夫人十分挂念丈夫和孩子们，想尽快回到中国，又没有路费。她到位于伦敦波特兰的中国驻英大使馆，找到临时代办陈林求助。简教授在厦大也找到校领导张玉麟，请求帮助解决外汇路费，厦大便给高教部打了报告，最后得到解决。
经过长途跋涉，1959年3月13日午夜，简夫人终于乘火车到达厦门，简教授在车站接她，乘三轮车回到厦大国光楼。她给大儿子带来一辆英国的红色滑板车，第二天简庆闽见到非常高兴，立刻拿出门，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就玩坏了。
　　但是他们的女儿和小儿子还寄养在扬州，简教授写信给他的嫂嫂佩荣，请她把两个孩子送来厦门。不久佩荣就带着小姐弟俩乘火车到达厦门，还是半夜到达的那班火车。孩子们与父母团圆了，家里充满了欢笑。
　　为了感谢嫂子，简教授夫妇在厦门中山路最好的绿岛饭店请她吃饭。但是大陆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奇缺，厦门平时供应最多的是空心菜。当他们在绿岛饭店点菜时，菜单上的菜大都无法提供，只好叫服务员自报，将可烹制的少数几个菜肴端上来，结果质量味道很差。
　　那时厦金形势有所缓和，但是炮战未停止，厦大仍然经常鸣放警报，师生家属还得常跑防空洞。1959年8月22日，第二天就是厦金“8·23”炮战一周年，晚上厦大校园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起来，预告下半夜可能有炮击，要求大家做好进入防空洞的准备，谁知另一场危险即将来临。
　　22日晚5903号台风艾瑞斯已靠近闽南沿海，由于省市气象部门缺乏海上探测手段，未能及时发布准确预警。厦门上半夜风平浪静，下半夜一点半风雨开始增强，两点钟风速飙升到12级以上，三点半前后超过17级的飓风肆虐市区，整个厦门岛山呼海啸，地动山摇，巨浪滔天，甚至将渔船推上街道。
　　位于海边的厦大首当其冲，巨浪冲上海滩，漫过建南大会堂等校舍，全校停电，伸手不见五指。简教授一家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直到拂晓台风减弱，才出门看看。只见校园里满目疮痍，建筑毁坏，树木拔起，电杆刮倒，一片狼藉。国光楼旁边的龙眼树被连根拔起，楼顶上那块写着“国光第一”的石板（下图，源自网络）也被刮下来，掉落一旁。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损失最大的台风，仅在岛内就造成了363人死亡，915人受伤，房屋倒塌十多万平方米，损失巨大，十分惨痛！下图是当时厦门灾情与群众救灾景象（源自网络），似乎在鼓浪屿。 简夫人喜欢在校园里到处走走，还与简庆闽一起到白城宿舍探访怀旧，那里附近已经建起南洋研究所大楼与新物理馆。她还想到新成立的前线人民公社去参观，厦大领导与简教授劝她不要去，那里是炮战前沿，厦大通往曾厝垵的路口有岗哨关卡，不让随便通行，她就去市公安局申请。一个外国人，在这种时期想去前沿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此事马上引起公安部门的关注。9月下旬，厦大通知简教授，国庆十周年即将到来，为了保护在厦外国人的安全，将他调回浙江大学任教，五天内要离开厦门。他们全家在火车站旅社住了最后一夜，搭乘第二天早晨六点多的火车告别了厦门，结束了在厦大第二次一年多的工作生活。
　　简教授一家回到杭州以后，简庆闽还与东澳小学的同学保持联系。下图是1965年元旦，小学同班同学何大汉（我的小舅）从厦门集美寄给他的新年贺卡（源自杭州章胜贤先生网文）。 下图是当年简教授一家在杭州玉泉公园的全家福（源自杭州章胜贤先生网文），孩子们都长大了许多，全家的笑容如阳光一般灿烂！ 离开厦门34年之后，1994年元旦简庆闽偕夫人从杭州回到厦门，与小学同班的国光（一）楼邻居相聚，下图是当天他们在厦大国光（一）楼东头的马路上合影（何大汉先生提供），包括简庆闽（左六）及其夫人（左三）、潘世墨（右四）、何大汉（右三）、陈鹏（右二）、林之遂（右一）等。 往事悠悠，现在厦大可能很少人还记得简教授家庭，但这些书籍文章照片讲述的老故事，仍然可以引起后人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