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哥

秦巴山人

　　辉哥今年四十有六，只因年龄比我小了四岁，所以铭记于心；又因生日与我家车牌恰巧相同，故而记忆犹新。

　　四十多岁的男人，按理说应是老成持重的年纪，也该是家庭的“顶梁柱”。可辉哥的柱子，几年前就断了。断得干脆利落，像冬天里被雪压折的枯枝，“咔嚓”一声，连个回响都没有。

　　去年冬天，当我再见辉哥的时候是在东关南街老刘家“永盛斋”泡馍馆，只见他身形清瘦，目光温和，眼里再也没了当年的浮躁与年少轻狂。他像跌落神坛的凡人一样，脸上写满了故事与沧桑……更令我大感意外的是，他如今竟然在送外卖。

　　昔日那个阳光大男孩，一米八、九的个头，说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也不为过，令我钦羡不已；不妨想像一下：曾经那个如我“赢哥”（赢政）般豪迈的男人喝高了--“额滴，额滴，都是额滴！”（陕西话，意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年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他，现在每天都骑着一辆电动车，后座绑着个保温箱，穿行在城市的街巷里。风吹日晒，皮肤糙得像砂纸，两鬓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些许白霜。幸许某年某日在某个路口遇见，他定会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且洁白的牙，然后彬彬有礼地和你说：“您先忙，我走了，单子要超时了。”他总是那么谦恭与文雅，却又在往事中留下一缕烟尘让人在风中凌乱。

　　可我知道，他以前不是如此。 十年前的辉哥，我们刚刚认识。那时的他是我朋友圈里最靓的仔。三十出头的年纪，刚刚结婚，娇妻出生世家，肤白貌美、家境优渥，还在市级幼儿园当老师。他也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拥有一千多平的书画基地，还有一层楼的办公场所，手底下管着十来号人，出入开着一辆白色的奥迪，车钥匙往桌上一搁，亮锃锃的，晃人眼睛。每次聚会，他都抢着买单，然后大手一挥：“跟我客气啥？兄弟们好好滴就行！”那志得意满的样子，随手便是一掷千金……如今想来，像是上辈子的事。

　　那时候的我觉得人生不过如此--辉哥这辈子，算是值了。可人生这东西，哪能由着你觉得“值了”就安稳了呢？

　　先是公司出了问题。由于政策调整和经济下行的原因，让原本勉强度日的书画生意举步维艰。于是，辉哥远赴银川干起了工程。文化公司下属书画基地入不敷出，赔了不少钱，就连办公场所租金都无力支付，他也因此陷入一场官司。工程投标花了不少钱，中标项目也垫了不少钱，核算下来又亏了很多钱。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钱几乎都是来自辉哥个人网贷与信用卡套现。人有时候就是如此，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事情将你逼成什么样。

　　由于他从未涉足过建筑行业，对工程施工并不熟悉，幸好有当地两位老哥帮衬，项目才得以中标并勉强做下来。然而，三个合伙人中一个提前撤资，另一个的财务状况比他还差，说是“兜比脸干净”也不为过。后来，劳务承包人卷款而去，民工工钱结不了，材料商的账也还不上……本想借此工程打个翻身仗，哪知“想像很丰满，现实太骨感”。所谓“一入工程深似海”--辉哥越陷越深。于是，他四处借钱堵窟窿，拆东墙补西墙，墙越补越薄，窟窿却越来越大。到最后，公司撑不住，欠了一屁股债，无奈关门了事，但欠下的债却一分不少地记在他的名下。那天，辉哥说等他哪天翻了身，一定要还清所有欠款，还要去感谢当初帮他的两位大哥，然后一个人喝了整整一瓶白酒。

　　然而，令人更加意外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没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起初她是陪着他一起熬的，可日子久了，争吵就多起来。她嫌他没出息，嫌他不着调，嫌他欠了一屁股债，嫌他东奔西跑不着家，嫌他提供不了情绪价值……辉哥一声不吭，闷着头出去找活干，可做什么都不顺，就像传说中“喝凉水塞牙”的那种。他似乎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脚，走一步跌一步。终于有一天，妻子把一份离婚协议书摆在他面前。

“没事，”他说，“我还年轻，还能从头再来！”辉哥猛灌一口酒跟我提起那天的事，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他告诉我：“男人要有担当，是自己的问题就不要否认。”然后他什么都没说，拿起笔就签了。由于没有孩子，房子、车子都卖了还债，他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出了门，在街边站了很久，竟不知道往哪儿去。

　　“后来呢？”我问他。

“后来，我去陪老娘了！”他挤出一副难为情的表情说，“老娘七十多了，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我和她住在曲江的一个出租屋里。”

　　辉哥说那天回去，老娘什么都没问。只是把他迎进屋，给他下了碗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又把自己攒了好些年的一个布包拿出来，塞给他。他打开一看，是厚厚一沓钱，有百元大钞，也有十块二十块的零钱，码得整整齐齐。

　　“拿着，”老娘说，“先缓一缓。”得知辉哥身陷囹圄，我了解他的不易，当时便从招行给他转去一万块钱。那一刻，辉哥没有哭。从公司倒闭到离婚，他一滴眼泪都没掉过。可那一天，他说他捧着老娘的那个布包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大约五年前吧，辉哥努力整合资源，梳理人脉，再次参与一个“养老地产”项目。项目很好，投资却很大，严重缺乏建设资金，甚至连启动资金都是东拼西凑。不用多说，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不幸的是，他却因此又被卷入一场官司，甚至个人信用都被直接拉黑。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他说，“后来老娘大病一场，为了生计，也为给老娘看病，最终选择了送外卖。”他又说，“凭本事挣钱没啥丢人的，送外卖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会骑电动车，会用手机，就能干；最重要的是时间上比较自由，更方便他回家照顾老娘。”起初他咬着牙干了一个月，月底一看收入，居然有七八千。他说，其实平常也就四五千，只因他足够拼命，拼了命的跑单，甚至在骑手圈有了很多“小迷弟”，同行都称他为“拼命三郎”。

　　可送外卖哪有那么容易。夏天晒脱一层皮，冬天冻得手指僵硬，下雨天路滑，刮大风车不稳。有一次他摔了，膝盖磕在马路牙子上，裤子破了个洞，血顺着小腿往下流。他给客户打电话道歉，说餐洒了，要赔钱。客户是个年轻姑娘，下楼来，看他一身狼狈，非但没要他赔，还递给他一瓶水和一包创可贴。

　　“那姑娘，真好。”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

我开玩笑说：“那你有没有加个微信什么的？”

他摆摆手说：“不了不了，我这条件，别耽误人家了。”

显然，此刻的辉哥更接地气。也许厘清自己比看清别人更加重要。

　　他每天早出晚归，中午抽空回家一趟，给老娘做午饭。老娘牙齿不好了，他就把菜炖得烂烂的，米饭多加点水，煮得软糯。有时他跑得远了，中午赶不回来，就在电话里叮嘱：“妈，冰箱里有我昨天包的饺子，您自己下着吃啊，水开了再下，别烫着。”老娘耳朵背了，电话里总听不清，在那边大声喊：“啥？你说啥？”他就耐着性子，一遍一遍地重复，直到老娘听明白了，才挂电话。

　　辉哥说，去年入冬他妈又病了一场，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他白天跑单，晚上去医院陪床，困了就趴在床边眯一会儿。

“你太不容易了！”我说。

他呷了一口酒，又看了看我，说：“有妈在，我就还有个家。”

这句话说得我心里一酸。

　　前几天，我在街上又碰见辉哥。他刚送完最后一单，保温箱空空的，电动车骑得很慢。夕阳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脸上带着一点笑意，大概是今天单子跑得顺，又或者老娘今天胃口好，多吃了一碗饭。

　　我叫住他，他停下车，摘了头盔，头发乱蓬蓬的。然后从车座下取出一瓶水，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瓶。

“这两天咋样？”我问。“挺好的，”他抹了抹嘴，“老娘身体好多了，天天还念叨着要吃我做的红烧肉呢。我给她炖了一锅，她吃了好几块。”

那一刻，他笑得像个孩子。

　　电动车又嗡嗡地响起来，他朝我挥挥手，拐进了一条巷子。我仿佛看到巷子深处有一盏灯亮着，昏昏黄黄的，却暖得让人眼眶发热。

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句话--有妈在，我就还有个家。

是啊！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四十多岁的辉哥，没有了公司，没有了车，没有了婚姻，没有了房子。可他还有一个老娘和一碗面条里卧着两个荷包蛋。也许这就足够了。也许这才是他翻过无数跟头之后，终于找到的那一点稳稳当当的东西。

　　电动车的嗡嗡声渐渐远了。我站在街边，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心想，明天他还会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风里来雨里去，为了那几块几十块的配送费，为了出租屋里的一日三餐。

　　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珍惜眼前，把握当下。经历了那么多，相信辉哥定会向阳而生，逐光而行，未来一片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