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青记 ——后来再也没吃过那样甜的东西

修德

带孩子逛水果店，是一件让我暗暗失落的事。

那些南洋的榴莲、智利的车厘子、墨西哥的牛油果，码得整整齐齐，标签上印着看不懂的洋文。店里亮堂堂的，冷气开得足，每一颗果子都像刚从画报上走下来的，漂亮得不像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孩子从这头走到那头，最后挑了一盒切好的哈密瓜，插上牙签，吃两口就放下了。

“不好吃？”我问。

“还行。”他说。

还行。就是这个“还行”，让我忽然想起，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村里是没有水果店的。别说水果店，连“水果”这个词都很少用。我们只说“果子”。而我对果子的全部记忆，几乎都与一个字有关——偷。

乡下有一个词，叫“偷青”。青者，未熟之物也。偷青，就是偷地里的庄稼、树上的果子，躲着吃。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在我生长的那个年月，没有哪个孩子的童年，不曾和这两个字纠缠过。那时候我们像一群饿极了的小兽，眼睛总往人家园子里瞄，往野地里寻。春天的樱桃，夏天的杏，秋天的梨和枣，哪一样挂在枝头，哪一样就挂在了我们心上。

唯一和“商业”沾边的，是夏天来的流动车。一辆拖拉机，后斗装满了西瓜，突突突地开进村里，停在老槐树底下。那声音隔着半里地就能听见，像夏天自己在打鼾。

不用钱买，用麦子换。母亲从粮缸里舀出几瓢麦，倒进那人带来的蛇皮袋里。麦子落进去，沙沙的，像一场小雨。那人便从车上抱下一颗瓜，拍一拍，听一听，递过来。那声音闷闷的，像夏天自己在说话。

那瓜抱回家，并不急着吃。先搁在井台边，用湿布盖着，等到晚饭后，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才取出来切。刀刃刚一碰，瓜就“咔嚓”一声裂开了，红瓤黑籽，凉气扑面。那一口下去，能从喉咙甜到脚后跟。但这样的甜，一年也就一两回。

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甜，是偷来的。

偷樱桃，要等到春末。

斌斌家的邻居有一棵老樱桃树，听说是斌斌爷爷那辈种下的，比我爹的年纪还大。树干有碗口粗，皮裂得像老人的手背，可每年春天，花照样开得铺天盖地，果子照样结得密密匝匝。枝丫伸过院墙，红艳艳的果子在风里招摇，像故意气人似的。我和斌斌观察了好几天——那家大人午后要下地，院里只剩一条黄狗。斌斌说，那狗老了，耳朵背，不要紧。

那天中午，太阳明晃晃的，晒得地上的土都发烫。斌斌蹲在院墙底下，我踩着他的肩膀翻上去，然后伸手把他拉上来。墙头不到一拃宽，骑在上面，碎瓦片硌得大腿生疼。院子里静悄悄的，樱桃树就在七八步开外，果子红得发紫，有的已经熟透，泛着黑，像一树随时会坠落的星子。没看见狗。

“我下去，你放梢。”斌斌说。

他顺着墙溜下去，猫着腰往樱桃树那儿摸。我骑在墙头，心提到了嗓子眼，连呼吸都压得又细又长。斌斌走了三步，五步，手快要够着树枝了——

那条黄狗是从哪儿窜出来的，我至今没想明白。它不是从狗窝里，也不是从堂屋里，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道黄色的闪电，没有叫，悄无声息地扑过来。斌斌甚至来不及喊，就被咬住了小腿。他惨叫一声，那声音又尖又短，像被什么东西掐断了。我看着他连滚带爬往墙这边跑，那狗不依不饶地追，牙齿咬在他裤脚上，撕下来一截布。

我伸手去拽他，两个人一起从墙头跌下来，摔在墙外的麦地里，滚了一身的土和碎麦秸。麦茬扎进手心里，生疼。斌斌的小腿留下一排牙印，破了皮，渗着血珠子，过了一夜就青紫了，像熟透的桑葚。

他呲着牙，没哭，只是骂那条狗，骂了一句又一句，把能想起来的难听话都骂了一遍。我们到底没有吃到那颗樱桃。

后来每年樱桃熟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条黄狗，想起斌斌小腿上的牙印，想起我们在麦地里滚的那一身土。说来奇怪，我记忆里的樱桃，从此便有了一种别的味道——不是甜，是一种悬而未得的痒。那痒在心里，比甜还让人惦记。

夏天的偷，要热闹得多。

杏子和梨差不多同时熟，目标大，风险也大。老孙家的杏树在村西头，有年头了，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果子结得密，把枝条都压弯了，从院墙外头就能闻见那股熟透了的甜香。我们三四个孩子，趁着午后人静，摸到树下。刚爬到一半，老孙就从屋里出来了。

他倒不急，搬了把竹椅，坐在树底下抽旱烟。

我们就那样僵在树上，像一群被逮住的麻雀，一动也不敢动。老孙也不抬头看我们，只管抽烟。烟从他嘴角溢出来，顺着树干往上飘，呛得我们直想咳嗽，又不敢出声，只好把嘴捂在袖子上，憋得眼泪都出来了。太阳从树叶缝里漏下来，晒得后背发烫，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每一秒都长得要命。我们蹲在枝丫上，腿麻了也不敢换姿势，杏子就在手边，伸手就能够着，却不敢摘。

那一下午，老孙抽了三袋烟，喝了两碗茶，还打了两个盹。他打盹的时候，头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我们以为他睡着了，刚要动，他又抬起头来，往烟锅子里续烟丝。那烟丝按进锅子的声音，在安静的午后格外清晰，像一种警告。

直到日头偏西，晚霞把西天烧红了，老孙才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冲着树冠说了一句：“还不滚下来，等留饭呢？”

我们连滚带爬下了树，撒腿就跑。身后传来老孙的笑声，闷闷的，像他那口老旱烟，像那个夏天的傍晚，像所有我们听不懂、但日后会慢慢明白的东西。

后来我才明白，老孙不是要抓我们。他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这杏是他家的，这树是他种的，这天下午的等待，是他给的。这是一种温和的警告，带着乡土社会特有的分寸感。他没有骂，也没有告到家里去。他让我们在树上蹲了一下午，那滋味比打一顿还难忘。那年夏天我们到底还是吃到了他家的杏——后来杏熟透了，他摘了一篮子，挨家送了些。送到我家时，我躲在门后不敢出来，他只说了句：“树上吃，不如摘下来吃甜。”

那句话，我记了三十年。

秋天的偷，最野。

土豆和豌豆荚都长在山上，离村子远，照看不过来。我们便成群结队地上山，名义上是寻猪草，背篓里装的却是另一回事。

挖土豆要技术，不能连根拔，得顺着藤摸到土里，用手指把旁边的土扒开，摸到土豆了，再轻轻一拧，土豆就脱了藤，悄没声地进了口袋。这样从地面上看，藤还是好好的，看不出少了什么。刚出土的土豆带着泥，湿漉漉的，有一股子土地深处的腥甜。在衣襟上蹭两下，啃去皮，白生生的肉就露出来，咬一口，脆，带着一点涩，一点甜，和煮熟了完全不是一回事。

豌豆荚就简单了。挑鼓鼓囊囊的摘，剥开来，豆子嫩得能掐出水，一排排躺在豆荚里，像刚出壳的小雀。塞进嘴里，甜丝丝的，带着露水的凉，嚼起来咯吱咯吱的，满嘴都是春天的味道——虽然已经是秋天了。

那次我们五个人，正蹲在豌豆地里吃得欢，忽然听见一声暴喝。抬头一看，是看山的老陈头，举着根棍子从坡上冲下来。他跑起来的架势，一点也不像个老人，倒像一头被惹怒的老牛。我们撒腿就跑，像五只受惊的野兔，往山上窜。老陈头在后面追，嘴里骂着什么，风把声音吹散了，听不真切，只偶尔飘过来几个字，大约是“小兔崽子”之类。

跑着跑着，前面横着一道田埂。那是修梯田时垒起来的，五六米高，立陡立陡的，上面长满了杂草和荆棘。放在平时，打死我也不敢跳。可那会儿什么也顾不上了，后面是骂声和脚步声，前面就是悬崖也得跳。我眼一闭，心一横，纵身跃了下去。

风从耳边呼啸而过，那一瞬间很短，又很长。落地时脚下一滑，整个人滚出去老远，嘴里啃了一口泥，牙齿磕在嘴唇上，尝到了一股咸腥。爬起来继续跑，膝盖火辣辣的，大约是蹭破了皮。等我们终于甩掉了老陈头，在山梁上瘫成一排，大口大口喘气的时候，才发现彼此的模样有多狼狈——满身的土，裤子划破了口子，手上有刺条拉的血痕，脸上泥一道汗一道的。

我们对视一眼，忽然一起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肚子疼，笑得山梁上的风都跟着抖。那笑声在山谷里荡开，惊起一群鸟，扑棱棱地飞远了。

后来我们找了一处背风的地方，把偷来的土豆和豌豆荚倒出来，拢了一堆枯枝，点起火来烧。火苗舔着土豆，皮渐渐焦了，发出滋滋的声响。用树枝拨出来，也等不及凉，两只手倒来倒去地剥皮。皮剥开，里面的肉粉粉的，冒着热气，香气顺着山坡往下飘，不知道有没有飘到老陈头的鼻子里。咬一口，烫得直呵气，可谁也不舍得吐出来。那香味，后来我再也没有闻到过。

这些事，已经过去三十年了。

前年我回村里，特意去看了看当年偷樱桃的那道院墙。墙早塌了，樱桃树也砍了，原地盖起了两层小楼，贴着白瓷砖，院子铺了水泥，干净得连一片落叶都找不到。斌斌在城里开了家小饭馆，过年才回来一趟，胖了，也秃了，坐在牌桌上，叼着烟，笑起来声音还是很大，但和当年蹲在墙头放梢的那个瘦孩子，怎么也重合不到一起。

老孙家的杏树也没了，那块地皮卖给了别人，盖了个车库。老孙过世好些年了。他追着我们骂的那些话，他坐在树下抽烟的那个下午，他说的那句“树上吃不如摘下来吃甜”，现在想起来，竟比许多好听的话都记得真切。

山上的土豆地、豌豆地，也早荒了。年轻人都进了城，谁还种地呢。那道五六米高的田埂，我后来专门去看过一次，站在底下往上看，草长得比人还高，怎么也不敢相信，我曾经从上面跳下来过。

三十年前，我们像一群小野兽，在这片土地上偷青。偷春天的樱桃，偷夏天的杏，偷秋天的土豆和豌豆荚。我们被狗咬过，被大人追过，在树上蹲过漫长的下午，从田埂上飞身跃下过。那些用麦子换来的西瓜，那些从土里扒出来的土豆，那些在衣襟上蹭两下就塞进嘴里的果子，那些来不及剥皮、来不及洗净、来不及等凉的甜——

后来，我再也没有吃过那样甜的东西了。

不是果子甜，是偷来的甜，是饿出来的甜，是从大人眼皮子底下抢出来的甜，是从五六米的田埂上跳下来、摔一嘴泥之后尝到的甜。是斌斌腿上的牙印换来的甜，是老孙的三袋烟换来的甜，是老陈头的棍子追出来的甜。

带孩子逛水果店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跟他说这些。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理解不了为什么偷东西还能偷出甜来，就像他理解不了，为什么他手里那盒切好的哈密瓜，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味道。

那是土的味道，是风的味道，是那个一去不返的年代，留在舌尖上最后的、不肯散去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