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时候，毛主席对他说道，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不过在华东战场上打得确实是相当不错嘛

八一⭐老黑

1973年12月的那天，中南海小礼堂的氛围有些异常。

大多数将领已经进了会议室，工作人员却把陈士榘一个人留在门厅里等着，既没人来招呼，也没人告诉他为什么要等。

他当时是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参加的是军队领导班子调整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

来的人不少，各总部、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军政主官加起来四十二人。

那次会议的主角是许世友、陈锡联、杨得志、韩先楚、丁盛、李德生、皮定均、曾思玉——八位大军区司令员，等着宣布对调的命令。

陈士榘心里犯起了嘀咕。

他被晾在门厅里的那十几分钟，脑子里转了多少念头，没人知道。后来，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走了出来，把他领进了小会客厅。

一进门，毛主席端坐在沙发上，两边坐着周恩来和叶剑英，还有王洪文、张春桥在场。

毛主席握住他的手说：“陈士榘同志，你就应该支持中央这次对军队领导班子和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决定。”

陈士榘答了一句：“主席，您的话我记住了，一定会支持的，一切行动听从您的召唤。”

这没什么特别的。

但接下来那句话让所有人安静了一下。

毛主席又说：“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这话的分量，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来。

毛主席还提到他在华东战场上的几仗打得不错，说他的风头已经出够了。

陈士榘敬了个军礼告辞。他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

为什么毛主席要单独把他叫进会客厅说这番话？为什么强调“井冈山的”这个身份标签？

答案不在1973年，而要往前翻几十年。

陈士榘这个人，在共和国五十七位开国上将里，履历上有些独特之处。

他早年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极为亮眼，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干的其实是参谋工作，并不是一线带兵打仗的指挥官。

1909年4月14日，陈士榘出生在武昌黄土陂。

他父亲陈午霆读过清朝的武备学堂，在湖北新军当过营管带，参加过辛亥革命。

但陈士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跟家世关系不大。

1926年，他加入了农民协会，带着同乡青年上街演讲搞宣传，很快就被通缉了。

他在武汉投奔了叔叔、中共地下党员陈雨苍，进了董必武领导的湖北学生军事训练班，入了共青团。

1927年7月，他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这支团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团长是卢德铭。

他们本想赶去参加南昌起义，到的时候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于是就地驻扎在修水，后来接到命令去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后的一天，陈士榘在文家市村头站岗。

他看到一个高个子、留着长发、穿蓝布衣裳的男人走过来，走路有点跛，身子晃来晃去。

陈士榘拦住了他，说要检查。

那个人说：“我叫毛泽东，从铜鼓来的。”

陈士榘愣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27年10月15日，在酃县水口街一个祠堂的阁楼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六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

陈士榘是那六个人中的一个。

同年11月，秋收起义部队攻打茶陵，打下来之后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毛泽东选了三个常委，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和士兵，陈士榘是士兵代表。

毛泽东到茶陵视察时打趣说：“你也做了县太爷啦，你也是个山大王哩。”

这些早年经历，在后来的军旅生涯里不断被提起，但真正让陈士榘在军事史上留下名字的，是解放战争。

而那一页的开启，要从1947年夏天的一次分兵说起。

1947年6月末，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中央担心一支部队深入敌后太冒险，要求华东野战军分路出击，吸引敌军注意，减轻刘邓的压力。

华野前委放弃了原先集中内线作战的计划，决定分兵出击。

当时华野一分为三：陈士榘和唐亮带着三纵、八纵、十纵向鲁西挺进；叶飞和陶勇带着一纵、四纵向鲁南出击；陈毅、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二纵、六纵、七纵、九纵和特纵留在沂水一带。

从那一刻起，陈士榘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再是野战军司令部里做计划、发命令的参谋长，而是成了一个独立兵团的实战指挥员。

三个纵队，占了华野主力的将近三分之一，这个叫“陈唐兵团”的战斗群，后来让国民党在豫东一带吃尽了苦头。

但最初的日子并不顺利。

1947年夏天的外线作战，陈唐兵团也遭遇过困境。

十纵在梁山一带阻击邱清泉第五军，从8月1日打到8月10日，扛不住轮番攻击，梁山失守。

刘邓那边也被搅得焦头烂额，发了火批评华野外线兵团。

局面一度相当被动，直到中央重新调整部署，才稳住了阵脚。

不过，陈士榘从这段艰难时期里学会了一件事：在外线独立作战，重武器和炮火的配置是决定性因素。

这个认知，在接下来的几次大仗中派上了大用场。

1948年3月，洛阳战役打响。

洛阳这地方，地扼秦、晋、豫三省要冲，号称“九朝都会”，北依邙山，南傍洛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洛阳城由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据守，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构筑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自称“金城汤池”。

陈士榘和唐亮受命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向陇海铁路潼关至郑州段发动攻势。

战前的判断很关键。

国民党军裴昌会兵团从豫西调走支援关中去了，从潼关到郑州四百多公里地段上，除了洛阳驻军外几乎没什么正规军。

陈士榘和唐亮研判之后，调整了原来的作战计划。

原计划是重点打援，他们改成了重点攻城，提出“东西阻援、四面攻城、速战速决”的方针。

3月8日，八纵强渡洛河袭占偃师，控制了嵩山隘路，截断了洛阳和郑州之间的联系。

九纵和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部队分别在3月7日和9日攻占新安和渑池，堵住了西面的援军。

3月9日，三纵和四纵秘密渡过伊河、洛河，完成了对洛阳的包围。

3月11日17时，总攻开始。

主攻东门的是三纵二十三团，专门组建了一个由三个突击连组成的突击营，采取逐层突破、边突破边巩固的战术。

3月12日，四座城门被攻破。

到3月14日午夜，全城攻克，守将邱行湘被活捉，歼敌一万八千余人。

这场仗的意义不止在于战果数字。

它是解放军挺进中原后第一次对国民党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发起的攻坚战，切断了国民党在中原和西北之间的铁路联系，巩固了豫西解放区。

更重要的是，陈士榘在指挥中贯彻了一套他自己摸索出来的打法——步炮协同。

炮兵先轰，工兵开路，步兵跟上，环环相扣。

这个打法在此后的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中一再被证明是有效的。

洛阳打下来之后，部队主动撤出过一次。

3月17日，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军主动撤出了洛阳，敌人四十八师、十一师及一二四旅进占。

但4月5日，陈赓兵团再克洛阳，全歼守敌一千余人，古都最终回到人民手中。

洛阳战役之后不到三个月，豫东战役就来了。

1948年6月，粟裕发起了豫东战役。

战役开始前，粟裕提出五个作战方案，陈士榘和唐亮在6月10日做了详细补充，其中提到可以包围开封吸引敌援军并歼灭之。

这个方案的核心逻辑很清晰：不打硬碰硬的阵地战，而是用一座城市做诱饵，让敌军在运动中露出破绽。

6月15日，攻城集团由陈留、通许、杞县地区隐蔽向开封急进。

6月17日，战役突然发起。

三天之后，三纵和八纵攻克开封城关，又过了三天，整座城市被拿下。

守军被歼灭约四万人。

消息传到南京的时候，蒋介石暴跳如雷——开封是河南省会，丢掉一个省会不是什么小事。

开封一丢，国民党军果然急了。

邱清泉兵团掉头回援，原本死死盯住粟裕主力的那股压力顿时松了。

粟裕抓住这个空当，指挥三个纵队成功渡过黄河，在运动中围住了区寿年兵团主力。

6月27日至7月6日，睢杞战役在睢县、杞县境内打了十天，解放军投入二十万人，国民党军二十七万人参战，结果国民党军被歼灭五万余人，兵团司令区寿年和师长沈澄年在睢县龙王店被活捉。

毛主席后来评价说，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加上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战役，使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进程大大缩短了。

在整场豫东战役的棋局里，陈唐兵团扮演的是那枚关键的“诱饵”角色——咬住开封这块饵，把敌人的援军调得团团转，给主力部队创造围歼空间。

这份差事不好干：既要打下来，又要在敌人援军蜂拥而至之前及时撤出，稍有不慎就会被反包围。

陈士榘把节奏卡得很准。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拉开大幕。

前两个阶段打得顺风顺水——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围歼，杜聿明集团被死死困在陈官庄一带。

但到第二阶段中间出了个问题：黄维兵团被围在双堆集，中原野战军啃不动。

1948年11月24日，黄维兵团刚到淮河南岸就钻进了中野预先设好的包围圈，被迫龟缩在双堆集一带。

11月27日，黄维调动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向南突围，结果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带着第一一〇师五千多人战场起义，其余部队被打回去。

12月6日，中野对黄维兵团发起攻击，但是进展缓慢。

原因很简单：中野在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为了轻装行军，丢掉了很多重武器。攻坚没有炮火，光靠人往上冲，代价太大了。

黄维兵团十二万全美械装备的精锐，像一头被困的猛兽，随时准备挣脱牢笼，反噬一切。中原野战军血战黄维兵团，伤亡惨重。

中原野战军，这支刚刚从大别山的泥泞和饥饿中走出来的部队，像一个骨瘦如柴的巨人。他们有钢铁般的意志，却没有足够的钢铁。刚从大别山出来，所有兵员也就是10多万人。

双堆集那地方地势开阔，守军依托高地构筑了坚固工事，中野的壕沟战术虽然有效，但推进的速度实在太慢。

一个连队冲上去，十几分钟，就只剩下十几个人退下来。另一个连队再补上去，同样在密集的火网中消耗殆尽。连队的建制被打乱了，团营的建制也被打乱了。机关的文书、炊事班的伙夫，所有能拿枪的人，都补充到了一线。

战至12月10日凌晨，四天四夜的血战，中原野战军已经付出了两万七千多人的伤亡。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然而，攻击部队依然未能突入黄维兵团的核心阵地。双堆集，像一个巨大的、流着血的伤口，不断吞噬着中野的有生力量。

身经百战的刘帅，眼睛湿润了。他知道，中野已经到了极限，是真的快要拼光了。大别山的艰苦转战，已经让这支部队元气大伤，现在又啃黄维这块最硬的骨头，已经超出了中野能承受的范围。

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即使最后能歼灭黄维兵团，中野也必然元气耗尽，甚至可能失去独立作战的能力。而东边的陈官庄，杜聿明集团数十万大军还在虎视眈眈。一旦他们不顾一切地突围，后果不堪设想。

10日深夜，一封中野发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的电报。

电报内容很短，但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电文大意：中野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伤亡巨大，攻击已呈顿挫之势。敌人防御体系坚固，火力凶猛，我军重武器奇缺，难以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华野能尽快抽调部队南下增援，协同歼灭黄维。

在电报的最后，刘伯承用一种近乎请求的语气，沉痛地写道：“再不支援，中野就要拼光了！”

战局不能久拖。早在当天的上午，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也在开会商量。

结论很明确：必须先集中华野、中野兵力解决黄维，再收拾杜聿明。否则，南北两个战场都陷入相持，越拖越被动。

当天下午，华野就发中野一封电报：“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一部炮兵，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作战，统由陈士榘同志率领南来，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第二天赶到中野司令部接受任务。

他跟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就很直接：黄维兵团依托双堆集高地做掩护，要先拿下其中一个堆，让它失去依托，全部暴露在火力面前。

他要求，有一个能接近指挥和使用部队的地方，让中野部队让出一个阵地。

刘邓说，这要和各纵队联系一下。

过了三、四十分钟，消息传回来了——各纵队都不愿意让出阵地。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你华野来了，要把我的阵地拿去打，那仗算谁打的？

中野的纵队指挥员们心里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想多了！

陈士榘也不争，反正我华野是来增援你们中野的。

于是，他提出另一个方案：我带部队去加强指挥阻击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的援军，争取时间，由中野部队自己解决黄维。

邓小平政委一听，当即表示同意。

陈士榘随即就带着华野三纵出发南进。车队走到中野六纵阵地的时候，六纵政委杜义德在十字路口拦住了他们。

杜义德问：“您是陈士榘参谋长吗？”

陈士榘说是。杜义德随即说到刘司令和邓政委让你接电话。

邓小平在电话里说的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现在不要南去了，立即留在中野，第六纵队司令王近山、政委杜义德归你指挥。”

陈士榘又提了一个条件：靠近六纵左翼的华野七纵和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炮兵第三团统归我来指挥。

刘伯承和邓小平考虑之后，全部同意了。

接下来的布置，把陈士榘对炮兵和兵力的调度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对围攻部队和重兵器做了重新调整部署，把突击力量集中在南集团，主攻部队由华野三纵、七纵和中野六纵及陕南十二旅组成，他本人在现场直接指挥。

东突击集团由中野陈赓指挥，西突击集团由陈锡联指挥，这两个集团担任助攻。

12月14日傍晚，总攻命令下达。

陈士榘那套管用的步炮协同的打法再次派上了用场。

炮火先打掉黄维兵团的高地火力点，工兵扫清障碍，步兵跟着炮火延伸的节奏往上冲。

由中野第6纵队‌、华野第7纵队‌、陕南第12旅‌组成的南突击集团率先突破，一举攻占了双堆集的制高点尖谷堆。

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从中间一下子被撕开一个大口子。此后黄维多次组织反扑，但都被击溃。

最终黄维被俘，兵团被全歼。

很多人后来评价这场仗的时候，会提到陈赓和陈锡联——毕竟“三陈协力”这个说法流传很广。

但实事求是的说，陈士榘带过去的华野三个纵队和炮兵部队，才是彻底敲碎黄维兵团硬壳的那把重锤。

中野没有那个炮火配置，围着打不穿，陈士榘一到，火炮一摆，战局就改写了。

华野参谋长这个位置，在全军各大野战军里是独一份的待遇。

刘亚楼在东野是参谋长，但从来没有独立带兵团打过仗；李达在中野是参谋长，也主要是做计划和协调；阎揆要在西野、张文舟在华北军区，情况类似。

唯独华野的陈士榘，不仅当着参谋长，还能带着将近三分之一的华野主力拉到外线去当兵团司令使唤。

这不是谁的面子问题，是战场现实的需要——粟裕在指挥全局的时候需要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搭档，陈士榘恰恰证明了自己能干好这件事。

华野内部的代号系统也能说明问题：“501”是陈毅，“502”是粟裕，“503”是谭震林，“504”就是陈士榘。

野战军四号首长，这个排位不是靠资历混出来的。

1949年全军整编，华野改编为三野，各野战军统一建立了十六个正规主力兵团。

陈士榘成为三野第八兵团司令员，在所有兵团司令中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没有任何争议。

排在他后面的，是叶飞、王建安、宋时轮这些同样赫赫有名的战将。

不过，到了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陈士榘反而没打什么大仗了。

他被安排了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出彩的角色——担任南京警备司令员，负责守卫这座刚解放的城市。

华东军政大学成立后，他又去当了副校长。

后来，刘伯承主持筹办南京军事学院，他调过去任训练部部长、教育长。

一个刚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指挥才能的人，被调去办学校、管训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被边缘化了。

但换个角度想，让他去管军事教育，恰恰说明高层对他的综合能力有另一种定位——不只是能打仗的猛将，还是能培养人才的帅才。

陈士榘在军事学院那几年，建章立制，编教材，培养干部，把一套完整的军事训练体系搭了起来。

1952年，陈士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建筑部部长。

这个任命下来之后，很多人没有太当一回事。工程兵嘛，修路、搭桥、搞建筑、挖坑道的，哪有当野战部队司令威风。

但陈士榘一干就是23年，一直干到1975年。23年，比他在一线带兵打仗的时间长得多。

他带着工程兵部队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沿边、沿海，一线、二线、三线层层设防，把新中国的国防工程体系从无到有建了起来。

真正让工程兵这个兵种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是1958年之后的事。

那一年，陈士榘被任命为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一个代号是“7169部队”的任务——他带领10万特种工程兵，在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为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事业“做窝”。

说白了一点：把基地建起来，把基础设施搞到位。

没有这些，再厉害的科学家也造不出两弹。

那支10万人的部队在大西北荒漠里待了六年，几乎从公众视野里彻底消失了。

外界不知道这支队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

陈士榘的儿子后来回忆说，父亲率领部队走遍大江南北，全身心扑在国防工程建设上。

直到“两弹”基地建成，真相才被外界逐渐知晓。

1969年，陈士榘进入中央军委，成为军委委员。

然后就是那段特殊的岁月。很多人被打倒、靠边站的时候，他的位置反而往上升了。

不仅没被整下去，还当选了中央委员。这跟1973年毛主席那句“都是井冈山的么”有没有关系？

如果说没有，估计那是自欺欺人。在那个年代，一个井冈山下来的身份标签，比什么都管用。

他在那个年代也做过一些今天看来不妥当的事情，说了该被批评的话，这是时代的烙印，没什么好回避的。

问题在于，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里，他能活下来，能把事情干下去，这就已经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了。

到了1975年，陈士榘从中央军委委员和工程兵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改任中央军委顾问，实际上就是已经退到了二线。

那一年他66岁。按理说，一个从秋收起义一路打过来的老将军，到二线该过几天安生日子了。

可开国将军里也有廷迟离休的，比如后来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将军，1997年离休时为‌81岁‌；张震‌将军1997年离休时为‌83岁‌。

其延迟离休，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资深军事领导人的特殊安排与高度信任‌‌。

陈士榘将军主要受到一些牵连，在所谓的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也被审查过。

不是说他参与了什么阴谋，而是那个年代的逻辑就是这样——特殊时期里跟某些人有交集、说过某些话，就得查一查。

审查归审查，审查完了也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干革命工作有错吗。但是，他的实际待遇却被降低了，后来经过多次反映，才逐渐解决。

晚年的陈士榘住在北京，身体却一年不如一年。有人去看望他，他还会说起井冈山那些事。

他说过一句话：“那时，井冈山才几个人啊，谁会想到毛主席从这座山上带出来的那支小部队，会搅得天翻地覆，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格局啊？”

他还说起过一件小事：他跟随毛主席几十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毛主席背枪，是在宁冈砻市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的庆祝大会上。

那天毛主席特别高兴，挎上盒子枪走到朱老总跟前说了句“背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

但大会一结束，毛主席就把枪交给警卫员了，以后再也没见他带过枪。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是有光的。

1995年7月22日，陈士榘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86岁。

从1927年那个在文家市村头拦住毛主席的年轻哨兵，到1973年中南海会客厅里被毛主席握住手的军委常委，他活了将近一个世纪。

翻看他一生的履历，不难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轨迹：

早年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打过平型关，抓过日军俘虏；解放战争大放异彩，带着炮兵敲开一座又一座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城池；建国后转身去办学、搞工程兵、在戈壁滩上建两弹基地，晚年又因时代的风波被审查。

他的职业生涯呈现出一种罕见的跨度——既能当参谋长做计划，也能带兵冲在最前面；既能管大城市，管军事教育，也能在荒漠里搞工程基建。

实话实说，在开国上将里面，有这种跨度的不多见。

许世友一辈子在带兵，刘亚楼在空军，韩先楚在福州军区，杨得志在济南军区，各自守着一亩三分地。

而陈士榘干过的事情，从最前线的作战指挥到最幕后的基地建设，几乎涵盖了一支军队的所有功能。

1988年，陈士榘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这个荣誉和1955年的三枚一级勋章——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加在一起，是对他半个多世纪军旅生涯的一个完整评价。

不管后来怎么被审查、待遇怎么被降低，那几枚勋章和那颗红星，是刻在史书上的，谁也改不了。

咱再说回到1973年中南海的那一幕。毛主席为什么要单独接见他？为什么要说“都是井冈山的么”？

表面上是一句安抚人心的话，但背后折射的是那条看不见的线——从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陈士榘就一直在毛主席的视野里。

他当过毛主席的士兵代表，参加过毛主席主持的入党仪式，在华东战场上的战绩毛主席了然于胸，甚至到了1973年，毛主席还在惦记着他处境如何、心态怎样。

这种几十年不曾断过的联系，在开国上将里面屈指可数。有人说，陈士榘一辈子运气好，关键时候总有人拉一把。

这话不对。运气是给没有准备的人的。

他在战场上琢磨出来的步炮协同打法，他在工程兵司令员位子上23年如一日的埋头苦干，他在两弹基地建设中的默默坚守，这些才是他立身的根本。

毛主席拉他的时候，他手里有东西让人拉得动。

1995年他走的时候，那些1948年跟他一起打过洛阳、打过开封、在双堆集冲锋陷阵的战友，大多数已经不在了。

他还算幸运的，活到了八十六岁，看见了他年轻时在井冈山想都不敢想的那个中国。

关于陈士榘，有一点可能被后人记住了：他不是一个只会打仗的莽夫，也不是一个只会搞工程的匠人。

他是那种把战场上学到的东西用在建设上、把建设中的经验反哺到教育中、把自己的一切都砸进去就为了把一件事干成的人。

从秋收起义到两弹基地，从茶陵县政府到中南海小会客厅，他走了一条绝大多数人走不了的路。

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时候，陈士榘79岁，头发白了，背也驼了。

但听说当时有人问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他没有说淮海战役，没有说工程兵司令员，也没有说两弹基地，而是说了一句特别简单的话：

“我是跟着毛主席从井冈山上走下来的，我最热爱最敬爱的就是毛主席。”

了解他人生轨迹的人都知道，他是真的这么想的。从文家市村头那次站岗开始，他就再没有离开过那条路。

陈士榘将军简介

陈士榘（1909年4月14日—1995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湖北省荆门市人，生于湖北武昌黄土陂。

其父陈午霆，是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的会员，曾任大清湖北新军驻武昌十六协统第三十一标第八工程营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率部参加了武昌起义，带领工程营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

其叔父陈雨苍，留德医学博士，中共地下党员，负责党的秘密电台。

1927年初，陈士榘在家乡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同年赴武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共湖北省委举办的学生军事训练班学习后，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9月，陈士榘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部队到达井冈山。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生涯中，历任红军排长、纵队副大队长、纵队司令部参谋、纵队参谋处处长、师参谋长、科长、营长、军参谋长、代理军长、随营学校校长、八路军旅参谋长、支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参谋长、兵团司令员、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

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的反“围剿”战斗、红一方面军长征、直罗镇战役、平型关战役、广阳战斗、山东抗日根据地历次战斗、攻克赣榆县城战斗、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转战鲁西南、挺进中原、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育长、军委工程兵司令员兼军事建筑部部长和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参与领导国防工程和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的建设工作，圆满完成“两弹”基地工程任务，为中国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5年，陈士榘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陈士榘将军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是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95年7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陈士榘将军为保卫和发展晋西南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中国人民军队军事教育，军事战略研究，工程兵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国国防工程和导弹、原子弹工程建设，呕心沥血，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陈士榘将军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他反对以权谋私、搞特权，提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顾全大局，廉洁自律，事事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

——本文图片来自百度和老黑图片库，文字素材参考自网络有关文章和百度-百科-陈士榘，一并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