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十 《东北师大院里孩子们》

杨若木

元宝AI制作，多少可以再现当年的时光。

妈妈端上一盆玉米糊糊粥，桌上只有一碟咸菜。今天是女孩儿的生日，所以她得到一个煮鸡蛋，快乐无比。其他孩子羡慕地咽着口水，但不争抢，他们耐心地等待自己生日的到来，那一天，他们也会得到妈妈给的一个煮鸡蛋。

2026年1月19日

昨天傍晚，微信视频通话响起，画面上出现了久无联系的老同学何平，“我在海南啊！”她说：“我看了九集你的《东北师大院里的孩子们》，等着看第十集呢！”

若不是看了文章有所得，不会久不联系从海南打来电话，这让我很欣慰。如果写的文字别人看了没有所感，不会对别人的认识有所启发，那我就不动笔了，那就是文学上的“劳民伤财”无意义的工程。

何平是东北师大教育系一位教授的女儿，小时候是大高个，大眼睛，梳着大辫子，嗓门也大，有点儿桀骜不驯的男子气度的女生。至于他的父亲，我无法介绍，恕我对各位老同学父母亲的职位、毕业于哪所大学甚至名校等都不甚了解。

因为1966年之前，我不到17岁，关注点没有那些，又是个心不在焉的孩子。wg之后1968年19岁当知青就下乡了，1969年20岁随父母走五七仍然在乡下，一直到1978年1月（1977年考生入学时间晚了几个月）才回到东北师大上学，前后10年在农村度过了青年时代。算算，我在29年间倒有10年游离于“院外”，所以连自诩是“院里的孩子”，资历都显得太浅。

远在海南的何平要求说：“你也写写我们四教啊！”

我说：“我写的‘院里的’孩子，就包括四教、八大舍，北五教甚至不在师大家属宿舍住的。”

记得在（之一）我已经把“东北师大院里的孩子”这一概念设定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就是指东北师大教职员工的孩子们，就像老百姓常把自己的媳妇称“家里的”“屋里的”一样的意思，我们是“院里的”。

现在看，我写的“院里孩子”的生活早已经超出这规范的圈子，可以说是写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

再说即使“师大家属的孩子”可以圈定，但师大家属孩子们的生活范围也是不可圈定的，像我，出了“院里”，就去过前郭尔罗斯，桦甸老山沟，当过农民，上山伐过树，干过扛大个的，教过书，卖过菜，但总归是“东北师大院里的孩子”这个界定倒是不会变的。

人生是什么？是经历。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还是经历。珍惜人生就是珍惜你的经历，不管是坦途还是坎坷。

何平，我们都叫她“大何平”，因为我们年级还有一个叫何平的，我们叫她“小何平”，我的一个姨妹也叫何平，这名字时代的印记很明显，不打仗了“和平”了！都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还记得那些年有一幅年画，上面是一男一女两个胖孩子抱着和平鸽，年画题名就叫“我们爱和平！”我在小学勤工俭学时卖过年画，这幅的销量最高。

这位在长春市妇产科医院“大”何平在百度上可以查到，简略介绍如下“二十余年共完成科研项目9项，分别通过省市级鉴定，其中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二项，省新技术三等奖一项，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二项，市新技术一等奖一项，局新技术一等奖一项……”可见成果斐然，令人敬佩。

我还认识另一位“师大院里的孩子”，也在长春市妇产科医院，是著名的妇产科教授叫闫光明……

发布这篇散文时，我对闫光明的介绍也仅仅到此，因为我对她的了解也仅仅到此，记得她在小学时就总是面带微笑，是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姐形象。

几十年过去后，她已退休，被聘请在一个月子中心兼职时，我曾经见过她，虽然几十年过去，我们都老了，容貌变了，但气质依然，她那叫人熟悉的微笑，多了一些像老奶奶一般的慈爱和温柔。

昨天，在附中文协群聊里，学兄王君实给我留言，王君实——大家都称呼他“夫子”，因为他的举止言谈自小学生起，就自带一种温文儒雅，说话表达有条不紊，少年老成，连他穿的白衬衣也不似一般的男孩儿邋邋遢遢，却一直是洁白无瑕，系着的红领巾总是端端正正贴伏着，像被熨烫在胸前。记得他是师大附小的“三道杠”（少先队大队长）。

夫子在群里给我发帖说，他要补充一下有关闫光明的事迹，他说：“闫光明是师大附中66届高中学姐，是我敬重的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妇产医院，接生了上万新生儿。她跟我说，接生助产是重体力劳动，粮食标准是45斤/月，那时一般人的供给标准才31斤/月。十几年前她不幸患癌症（淋巴癌），但她豁达开朗，通过手术化疗，尽然痊愈。后来又到月子中心工作，根据产褥期产妇生理变化规律，制定了护理手册和营养配餐原则，为产后护理科学化和正规化做出贡献。”

看到这里，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闫光明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光明！她让一万个孩子第一次见到了光明，这是何等伟大的壮举：她所迎接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带着她赋予的第一缕光明，走向各自的远方。

她不是神，却创造了人间最接近神迹的奇迹——让生命平安地在她的手里繁衍。

“大”何平和闫光明，你们是“东北师大院里的孩子们”的骄傲。

每每听到我们“师大院里的孩子”用他们一生勤勤恳恳工作，默默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贡献的时候，我内心都感动不已。我由衷钦佩这些为大众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的“师大院里的孩子们”

值得让我们的父辈感到欣慰的是：我们这代人，传承了东北师大老一代知识分子们的优秀传统，桃李无言，硕果丰厚，回馈于大众，死而后已。

再继续写孩子们的“日常”吧！

当孩子们清晨起床去捡粪、晨读回到家了，大人们就不断地催促：“快点儿！快点儿！六点半了！”

“六点半”似乎有着特殊的意味。

所以，赶在六点半之前要做完出发上学前的一切准备，因此这个时间段是一天最紧迫的。

大孩子一切都做得井井有条，很快整理好了书包，小孩子就不得要领，怎么仔细也常常把课书还有要交的作业本落在家里，落下作业本的事，几乎天天在发生，有的是真落家了，有的是没写作业，就谎说作业本落家了。

文具盒的盒盖里侧，贴着自己制作的课程表，打着格子，左侧竖着的是“星期”，横着填的是上午和下午的每堂课。文具盒里的格尺、圆规、笔都要带好，铅笔要削好，戴上铅笔帽，如果没有笔帽，大一点儿的孩子会用硬纸卷个纸筒制作一个纸笔帽。自来水钢笔要灌好墨水，没有自来水笔的，用蘸水笔，这就要同时带上墨水，有的大人会用钩针给墨水瓶钩一个小网兜，系在书包外，省得孩子拧不紧墨水瓶盖，弄脏了书包。但是孩子们仍然会把墨水弄得满手甚至衣裳。

墨水是老字号的鸵鸟牌，最开始只有纯蓝墨水，颜色扎眼不好看，后来有了蓝黑墨水，颜色比较沉稳，大家都爱买。如果要灌人家的墨水，墨水的主人先得问问：什么色的？什么牌的。因为有些小同学是用墨水片沏制的墨水，比较便宜，再去灌人家瓶装墨水，会把一瓶墨水都弄坏了，墨水里会变得浑浊不能用，叫一个什么词，好像叫“串色儿”（我忘了），孩子就会哭，因为回家要挨骂的。

如果铅笔被淘气男孩子刮到地上，很可能会“炸铅”，可以拿着笔去“告老师”，叫他赔铅笔。

快点儿！快点儿！六点半了！大人在催促。

母亲们已经摆上了早餐，从粮食定量供应开始，粮本上每月每人的定量和配给粮食的种类都是一样的，所以家家早餐摆在桌上的主食几乎都是玉米糊糊粥。家里男孩子少，粮食充裕些的，还有几块玉米发糕或窝窝头。菜，就是咸菜，肉类、鸡蛋、牛奶罕见或者说“不见”更准确，偶然会拿出一个热乎乎的煮鸡蛋，那是母亲不知在哪里讨来的，专门给过生日的那个孩子吃，其他的孩子不会争，他们有耐心，等待着自己生日到来。

现在想，如果你是母亲，看着围在桌子边嗷嗷待哺的孩子，常年如一日，每天早晨端上的都是一锅或一盆玉米糊糊粥，你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餐桌的另一侧，摞着大大小小的饭盒，到了冬天，天冷地滑，中午休息时间短，所以中午饭就吃自家带的饭。饭盒是铝制长方体的，大的是男孩子的，小的是女孩子的，都还摸着烫手，是早上刚做好的窝窝头、高粱米饭（粗粮多细粮少），菜就是三大主菜：白菜、土豆、萝卜，巧手的妈妈会把土豆丝切得很细，高粱米饭就土豆丝百吃不厌，要是偶然在饭盒里出现几勺炒黄豆芽，那就可以很炫耀地敞开饭盒盖儿了。

菜都是自家的菜窖里囤的，菜窖是上着锁的，开了锁，掀开菜窖门儿顺着小梯子爬下去，拿出冰手的白菜土豆，顺手从土里扒出一个青萝卜，青萝卜的须子已经变成了白须子，像白胡子老头儿。洗净切去的萝卜缨子马上用碟子加上水生上，窗台上就多了一盆嫩绿叶子的“花”，在暖气包温馨的吃吃声中，长得格外葱绿。

大青萝卜切成大块儿，一大盘子，冰凉凉的，带着土腥气端上桌子，蘸大酱吃，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到了晚上，回家的孩子们书包里都合着他们脚步的节奏咣当、咣当地作响，那是铝勺子在空旷的饭盒里“四处碰壁”，孩子们带着空空的饭盒和空空的肚子又赶紧回到妈妈的身边了。

我有一位高中同学刘永平，他说小时候早晨找同学上学，看到人家早饭的玉米糊糊粥盛在碗里是能鼓起来的，可自己妈妈做的糊糊粥，怎么是在碗里“躺平”的呢？所以回家就央求妈妈：能不能也做能“鼓起来”的糊糊粥——这恐怕就是那时孩子们最大的奢求了吧！

这种早餐是糊糊粥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8年之后，也就是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因为我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制我已经上了大学，我不住校，那时学校住宿环境紧张，要求本校教职工的孩子都“走读”，但听说师大学生食堂的早餐就是玉米糊糊粥，好像有少许玉米发糕和动物饼干，喝粥时不小心会滴落在衣服大襟上，那糊糊一干就呈现一种黄白色的嘎嘎，我的同学就叫那嘎嘎是东北师大的“校徽”，凡是东北师大的学生，胸前都有一枚这样别致的“校徽”。

看到今天的营养讲座，特别是儿童营养讲座。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铁、钙、叶酸、微量元素……原来一个肉体的人在生长过程中需要那么多营养？

而我的幼年、少年、青年时代，难道主要是靠吃淀粉和咸盐长大的吗？

（有关吃饭的故事，我会在后面的“衣食住行”篇的“食”部分，慢慢道来。）

1947年在佳木斯东北大学父亲杨公骥（时年27岁）和同事好友们。

一排左起：杨公骥 智建中

二排左起：吴伯萧 公木（张松如）

1956年父亲杨公骥（时年35岁）到北京参加教育部的一次会议，期间和在北京的老友相聚一同游北海，在九龙壁前合影。

左起第一：吴伯箫

第三：杨公骥

第五：公木（张松如）

其他两位叔叔，我不知晓他们的姓名，恕我当时年幼，后来又没有问明。如果哪位读者知道请告诉我，万分感谢！

快点儿！快点儿，六点半了！人们都相互催促着。

六点半了！所有的无线电收音机，后来的半导体收音机都在那一刻打开了。

“滴——滴——滴”三声响亮的笛鸣，轰的一声，军乐团管弦乐奏起铿锵有力的进行曲《歌颂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 飘扬

胜利歌声 多么 嘹亮

歌唱我 们 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 高山 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 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 坚强如钢

在乐曲声中，一个男中音用高亢的声调播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

六点半——人们等的就是这。

这时无论是吃饭还是准备上学的孩子，都必须敛气收声，如果发出嘈杂，大人会用严厉的手势或眼神制止——不许打扰大人听广播！

这是来自上头的也就是中央的声音：头条是什么？传达了什么精神？怎么个提法？怎么措辞？有什么变化？未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捕捉着每个细枝末节。

大人们的头脑在这时的思绪永远是孩子们猜不透的，尤其是到了1957年之后，孩子们也只是能偷觑一眼大人们的脸色，总想从中探寻些什么？可是，大人们的脸是没有任何表情的。

小时候我们不了解大人，可当我们长大了，就也是像他们一样，到了早上的六点半必然准时打开收音机，也像他们一样，从那里捕捉每一个动向，预测着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曾经通过这无线广播电台，播报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内容：

“一化三改”，一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论指出：到1956年底，国家提前完成了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基本结束，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可以说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一样，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事件。（见百度）

通过这无线电电波，也传达过党中央的历届会议公告。

例如：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还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反对胡风反党集团”、

“反右派运动”……

每一次运动，都是在这里率先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动员起全民参加运动，指挥和随时调整运动的走向。

我因为年纪小，直到“反右派运动”在我8岁那年，才有了一点儿感性的认识，第一次深刻理解当“右派”的严重性。

那是在院子里孩子们游戏时，一个男孩儿（忘记是谁？）指着我的玩伴张e说：“你爸是右派！”

我那个年龄已经知道什么是“左”和“右”，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但“左”好，还是“右”好？从来不曾听说。从那男孩子的表情看，显然是说“右派”是坏的。

张e和我同岁，一扭头就生气地往家走，“我告诉我爸去！”她说。

张e是一个脾气很温顺，行动慢慢腾腾的女孩儿，梳着两根细细的小辫子。她扭身回家，我们几个玩伴儿也为此愤愤不平跟着她回家，“告他爸去！”

她家在一楼，门开着，她进了家门。

突然我们听到啪的一声，这声响太惊人了，听到这响声的我浑身禁不住一颤，不待反应过来，见张e像被猴皮筋弹出来一般，从门里飞了出来，她很怪异地用两只手死死捂着一边的脸，猫着腰，两只小脚轮番跳着，跳着，直到这时，才发出一声炸裂的“哇”，她大哭起来。

原来她去问她爸爸：“你是右派吗？”

张e的父亲是“右派”。

这一场景至今仍然出现在眼前。

后来我和张e没有了联系，我只要见到老小朋友都要问起张e的情况，有的不了解，有的说张e因为自己的爸爸是右派，所以一蹶不振，从此沉默寡言，很少快乐。

我能够想象张e的处境，也能够想象我的同张e相同遭遇的同学和小朋友的处境，他们才是8岁的孩子，为什么要承受这些？他们的一生都因此改变了，这公平吗？！——发这一通感慨，我是否显得很“幼稚”？！

还有一个印象极其深刻的事：

那个夏天，我在家门口的大杨树下玩，猛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小名“戈娃”，这个名字是我七岁前用的，七岁上学时，我母亲说孩子大了，以后成人了，仍然叫“娃”不大好，就由父亲给改了名叫“若木”，所以那以后，知道我小名的人几乎没有。我很惊讶，扭身一看，并不认识啊？

这位中年男士的衣裳可以称得上“褴褛”，有补丁但并不显眼，因为补丁也都磨损得可以。他没有修剪胡子和头发，整个人像发黄的旧照片。

突然他笑了，我才认出他竟然是张伯伯张松如——公木，我的“戈娃”这个名字，就是他给我起的，因为我出生时，中国大地仍然处于战争状态，“戈娃”：就是在刀戈烽烟年代里出生的娃娃的意思。

他从破旧的衣裳口袋里却掏出一本精致的精装本旅游画册，递给我说：“戈娃，送给你吧！”记得是莫斯科景点图册，过去，他经常代表中国作家出国访问，这一定是在苏联购得的。

我引张伯伯进屋见我爸爸妈妈，大人见面都又惊又喜。那时供应已经很紧张，妈妈好不容易凑了几个菜，带肉的。大人们谈天说地，我们孩子看着也兴奋不已。

到了晚上，公木伯伯不走，要留在我家住。我爸爸对我妈妈说：“葛立！今天我要和公木一床睡，你另找地方吧！”三个大人就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我才知道：公木伯伯被打成了“右派”，在长春的一个什么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以后每到周日，公木伯伯都会到我家来改善一顿，走时带一罐我妈炸的肉酱或咸菜。

之前的公木伯伯，衣着很讲究，夏天要穿一套原色的桑蚕丝的干部服，头发从来打理得有样有型。

这就是所谓“右派”这个概念给我这个小孩打下的具体的形象印象：他们会转瞬间一落千丈，从一位有派头、有尊严的先生变成一个类似乞丐的“叫花子”。

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小孩子们不用听吗？错！我们也要认真听，每天到校后，课前的15到20分，我们要读报，班主任老师都会拿着带新鲜油墨味道的报纸，指派朗读好的学生，读那些老师用红蓝铅笔画着框的新闻和报道。我们从小就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也和大人一样，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步调统一地前进。

记得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九评”，那是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连续发表的九篇评论文章，逐篇回应苏修的公开信，核心是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我已经上了初中，九评都是在早上六点半开始播报，而且广播员要提前通告：今天的节目要延长时间。

所以到了七点钟，常规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仍然不能结束，孩子们不得不去上学，有课的老师也不得不出门去上课，但是，即使出了门，广播员的播音仍然会“跟着你”，因为他的声音从路过的每一扇窗子传出来，从学校的每一个高音喇叭传出来，从四面八方传到你的耳朵里，所以即使你走了一路，也不会漏掉一句话。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