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故事（24）——情志高尚，与日月争辉的屈原

常来常往

屈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忠君爱国英雄。梁启超、郭沫若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诗赞扬他：“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平是屈原的名，屈原是他的字），道出了屈原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朽地位。国人犹记得屈原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名句，受到励志的鼓舞。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称赞屈原为“情志高尚，与日月争辉。”这样的赞语，在以传记为主要叙事方式的皇皇巨著《史记》中是不多见的。

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0年。他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皆为芈姓，屈氏则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笔者注：春秋时期，“氏”与“姓”有明确区别，“氏”是“姓”的分支。汉代以后，氏与姓逐渐演变为后世“姓氏”的统称）。

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其子瑕于“屈”地，从此其子孙便以屈为氏。屈氏作为楚国昭、屈、景三大姓之一，世代担任要职，如屈重、屈完等都曾立下赫赫功勋。然而到了屈原这一代，家族已渐趋衰落，正如他在《九章·惜诵》中所言“忽忘身之贱贫”。

屈原的出生颇为不凡。他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在古人看来是天降奇才之兆。父亲伯庸见其生辰殊异，为他取名为“平”，字为“原”，寄寓着父母对他“法天法地”的殷切期望。屈原少年时便博闻强识、志向远大，又因家族背景得以接触治国之道，这为他日后登上楚国政治舞台奠定了坚实基础。

楚怀王即位之初，胸怀强国之志，对才华横溢的屈原极为器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有这样的记载：屈原“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学识渊博，记忆力很强，对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非常了解，对外交往来、接人待物的辞令也非常熟悉。因此他入朝就和楚怀王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对外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对各诸侯国的外交事务。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左徒”一职位高权重，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副宰相，主管内政外交。在楚国国力日衰、秦国咄咄逼人的严峻形势下，屈原深感变法图强乃当务之急。他主张对内修明法度、举贤任能、奖励耕战，对外联齐抗秦，推行合纵之策。

公元前约317年，屈原在楚怀王的支持下正式主持变法。他颁布法令，整饬吏治，楚国上下气象为之一新。他还积极参与苏秦的合纵主张，促成六国联盟抗秦，并推举楚怀王为盟主，楚国一时之间成为抗秦的中坚力量。屈原所提出的“美政”理想，核心是“循绳墨而不颇”——即一切以法度为准绳，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同时饱含着“哀民生之多艰”的深切关怀。楚怀王对他推心置腹，凡是国家大事无不与屈原商议后定夺。

屈原的改革如同暗夜中点燃的烈焰，照亮了楚国前行的道路，国势日渐兴起。然而，他的改革却也触动了旧贵族的根本利益，一场暴风雨正在悄然酝酿。以靳尚、子兰、司马子椒为首的群臣对屈原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秦国的张仪更是深知屈原乃联齐抗秦的核心人物，于是以重金贿赂上官大夫靳尚、司马子椒，甚至连楚怀王的宠妃郑袖也予以收买，让他们在楚怀王面前日夜诋毁屈原。上官大夫向楚怀王进谗说：“大王派屈原制定法令，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可是屈原却居功自傲，到处宣扬全是他的功劳。”楚怀王听信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免去其左徒之职，改任为掌管宗族事务的三闾大夫。

此后，屈原的命运便随着楚国的国运一同走向深渊。公元前313年，张仪以割地六百里为诱饵，欺骗楚怀王与齐国断交。楚怀王不听屈原苦劝，轻率地与齐绝交。事后发现上当，楚怀王悔之已晚，重新启用屈原出使齐国以求恢复联盟。然而楚怀王又在张仪的蛊惑下，再次抛弃合纵方略，甚至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屈原极力劝阻，楚怀王怒而将其流放至汉北（今河南南阳一带）。不久，秦昭王邀楚怀王入秦会盟，屈原闻讯赶到郢都，大声疾呼“秦乃虎狼之国，不可信。”楚怀王却听信小儿子子兰的话，执意前往，结果被秦国扣留，三年后客死于秦。楚怀王的大儿子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痛斥子兰误国，子兰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再度诬陷屈原。顷襄王“反听群谗之口”，将屈原放逐到江南沅湘流域。这位壮志满怀的忠臣，从此远离朝堂，踏上了漫长的流放之路。

在沅湘流域的流放岁月里，屈原形容枯槁、面容憔悴，却始终心系楚国。他在江畔且行且歌，写下了《离骚》《九章》《天问》等不朽名篇，将满腔忧愤化作惊天地泣鬼神的诗行。据有关史料，屈原流传下来的作品共有25篇，其中《离骚》长达2400余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离骚》中上天入地的奇绝想象、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标志着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唱走向个人独创的新时代。

然而，屈原的诗篇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都，烧毁楚王先王陵寝，楚顷襄王仓皇出逃。流放中的屈原闻此噩耗，万念俱灰。他深知楚国已无可救药，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再无实现之日。这一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怀抱着石头，毅然投入汨罗江的滚滚波涛之中，以身殉国。相传他在投江前写下了绝笔之作《怀沙》，“浩浩沅湘，分流汨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字里行间透露出视死如归的悲壮。屈原死后，百姓闻讯纷纷划船赶来打捞，并将糯米包裹成粽子投入江中，希望鱼虾不要伤害屈原的身体，这便是端午节赛龙舟和吃粽子习俗的由来。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结尾写道：“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意思是说，他情志高尚，说与日月争辉也是适宜的。此言至公至允，为后世定下了评价屈原的基调。屈原虽未能挽楚国于将倾，却以生命和诗篇为中华民族铸就了一座精神丰碑。

在文学上，他创立的“楚辞”文体（又称“骚体”）与《诗经》并称“风骚”，奠定了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浪漫传统。他所开创的“香草美人”意象，以善鸟香草比喻忠贞、以恶禽臭物比喻谗佞，成为后世文人表达情操的经典手法。在精神上，屈原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追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贞气节、“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高洁品格，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贾谊作《吊屈原赋》寄托哀思，李白以屈原辞赋悬日月而自许，陆游清夜焚香读《楚辞》，文天祥在国难当头以屈原为榜样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丽诗篇。朱熹更是首次用“忠君爱国”四字来评价屈原，这一评价从此成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每逢端午佳节，中华大地处处飘荡着粽子的清香，江河湖海上龙舟竞渡此起彼伏。两千余年沧海桑田，人们以这种方式纪念着那位在汨罗江畔踽踽独行的孤独身影。屈原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与情怀，正如司马迁所言，永远与日月同辉。

（根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