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泉传》后记摘录

巴丹弱水

郑大一附院院史办

巴丹弱水

2026年4月15日

　　四年前，我发表了一篇《丁宝泉教授的传奇人生》的文章，这篇文章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大洋彼岸丁宝泉教授的儿子丁一凡心中激起层层涟漪。丁一凡是河医77级毕业生，现任美国卫生部官员。他潜心四年搜集父亲生前的历史资料和亲友口述，撰写了一部描述父亲投笔从戎投身抗日、留洋求学、毅然回国报效祖国、右派坎坷与波折一生的传记。

该书即将收尾之际，先分享几篇精彩后记佳作，供读者欣赏。

一、风雨中的赤子——丁宝泉教授的一生

丁宝泉教授

张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USFDA）

　　我是河南医学院1977级毕业生，在阅读丁宝泉教授的经历后，我常常被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所笼罩。那不是单纯的哀思，也不仅是对一位长者的追忆，而更像是与一段历史反复对视之后产生的迟滞与回响。丁宝泉先生的一生，若仅以履历概括，不过是“留学归国的内科教授”“曾遭政治运动冲击的知识分子”，寥寥数语，似乎即是完整总结。但当我们试图将那些零散的记忆、片段的讲述、尘封的档案重新拼接时，才逐渐意识到：在这看似平静的人生表层之下，潜伏着的是一个时代最为剧烈的震荡，以及一个知识分子在风雨中始终不肯折断的精神脊梁。

　　我第一次真正“接近”丁宝泉这个名字，并不是通过面对面的交谈，而是在医院老一辈人口中反复出现的低声提及。那种语气很特别——既非单纯的敬仰，也非普通的怀念，而是一种夹杂着谨慎、敬重与隐约叹息的复杂情感。仿佛这个名字本身，就承载着某种不宜高声言说的重量。他们描述中的丁宝泉，总是沉默的。灰色中山装，旧皮包，清晨准时出现在内科门诊走廊，步履不快，却极稳。很少寒暄，从不张扬。若不熟悉的人，很难将他与“留德医学

博士”“内科专家”这样的身份联系起来。他也仿佛刻意把自己压低，压进人群之中，像一块被岁月反复磨损却依旧坚硬的石头。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近乎“无声”的人，却拥有一段极其不平凡的来路。

　　1916年的河南杞县，贫瘠而动荡。丁宝泉出生于农家，这几乎决定了他人生起点的艰难。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他早早显露出对知识的渴望。乡村的教育资源极其有限，读书本身便是一种奢侈，而他的父母却以近乎执拗的坚持，将这个孩子送进了学堂。后来回望，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之一：一个原本可能被困于土地的生命，被推向了更广阔的世界。18岁进入河南大学，是他命运的第二次跃迁。那时的开封，仍保留着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色，而河南大学医学院，则在时代的激流中承载着医学科学启蒙与民族觉醒的双重使命。丁宝泉并非那种只埋首书本的学生。他参与歌咏队、剧社，在舞台上高唱抗日歌曲，在街头宣传救亡图存。我们很难将后来那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与当年那个激情澎湃的青年直接重叠，但正是这段经历，奠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底色——对国家命运的敏感与担当。

　　1937年，入医学院第三年，抗日战火骤起。许多人在历史的关口犹疑、观望，此时他做出的选择却异常直接——投笔从戎。以军医身份走入战场，也是他第一次真正面对死亡的密集降临。战地医院没有完善的设备，缺乏充足的药品，有的只是不断涌入的伤员与几乎无法停歇的双手。医学在此刻不再是课堂上的理论，而成为与时间赛跑、与死亡对抗的实践。也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他完成了从“学生”到“医者”的转变。战争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也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他的人格——冷静、克制、专注，不容情绪干扰判断。这种特质，后来贯穿了他漫长的职业生涯，甚至影响了他在政治风暴中的处世方式。抗战期间的河南大学西迁，是另一段不应被忽视的历史。嵩县深山中的河大医学院，条件之艰苦几乎难以想象。破庙为室，油灯为光，解剖课在简陋环境中勉强进行。但也正是在这种近乎原始的教学条件下，一种更为纯粹的学术精神被保留下来。为了完成完整的医学教育，1942年丁宝泉从战场重返学校复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这既是现实选择，也是内心信念的延续。

　　抗战胜利后，他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这在当时无疑是极为难得的机会与捷径。从瑞士苏黎世医学院到德国汉堡热带病学院，从临床内科进修到热带病寄生虫病的研究，他以一个成熟的中国医生融入国际医学体系，并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果。若以常规轨迹推演，毕业后他完全可以在欧洲建立稳定而体面的职业生涯。但历史再次提出了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对于许多身处海外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既是召唤，也是考验。留下，意味着安稳与优越；回国，则意味着未知与风险。丁宝泉先生的决定，看似简单，却极具分量。他没有长篇辩解，也没有激烈表态，只以一句朴素的话作答：“学医的人，总要回到最需要他的地方。”这句话，在今天读来或许显得朴素，但放置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是一种带有牺牲意味的选择。他放弃的不仅是物质条件，更是一种可以预见的稳定未来。

1951年初获得德国医学博士的他归国返母校后，迅速投入医学院教学与内科医疗工作，将国外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这一阶段，本应是他学术生命最为旺盛的时期。然而，历史的轨迹并未按照个人意志展现。1957年的政治运动，几乎改变了他此后全部的人生走向。因言获罪，从副教授、科室教学负责人沦为被监管的“右派”，身份的骤变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匮乏，工作与学术上的限制，更意味着精神上的压抑与孤立。二十二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是最为宝贵的创造期，却在沉默与边缘化中悄然流逝。但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看到了他人格中最为坚韧的一面：他没有公开的抗争，也没有激烈的申辩。他选择了一种近乎隐忍的方式继续存在——在内科门诊被监督劳动改造，叫号病人，打扫卫生，清洗厕所工作，同时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保持对医学的思考。当年轻医生前来悄悄请教时，他依然耐心分析病例，传授经验。这种行为，本身便是一种无声的坚持：外在身份可以被剥夺，但内在的专业精神与道德责任却无法被取消。这种“沉默中的坚守”，或许正是理解丁宝泉一生的关键。

　　1978年拨乱反正平反，为他恢复了以往的名誉，但却无法补回逝去的时间。当他重新获得应有的身份待遇时，已步入晚年。历史似乎在此刻完成了一种迟到的修正，但个体生命所承受的损耗，却不可能逆转。1989年，积劳成疾的他悄然离世。没有盛大的追悼仪式，也没有过多的高调纪念。对于熟悉他的人而言，这样的离开，甚至与他一贯的低调相一致。

那么，为何仍要反复书写、讲述这样一个人的一生？也许答案并不在于他个人的成就，而在于他所代表的那一类人——在时代巨变中被反复塑造、打击，却始终未曾彻底失去自我准则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留下耀眼的著作，也未必拥有显赫的头衔，但他们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选择，在困境中所坚持的底线，构成了一个社会最为深层的道德支撑。丁宝泉先生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曾热血，也曾沉默；曾被需要，也曾被遗忘；曾站在大学讲台之上，也曾被迫退至边缘。但贯穿始终的，是一种极其朴素却又极其坚定的信念——做一个合格的医生，做一个不违背良知的人。这种信念，并不张扬，却足以抵御时间的侵蚀。经过多次阅读这本书的初稿时，我逐渐意识到，这不仅是一部关于个人的回忆录，更是一面折射历史的镜子。通过丁先生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轨迹：在民族危亡中觉醒，在国家重建中投身，在政治运动中受挫，在历史修正中迟得其名。而比命运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不同阶段所做出的选择。历史终将远去，具体的事件也会逐渐模糊，但那些选择所体现出的价值，却可能长久地留存下来。它们提醒后来者：在任何时代，个体都可能被卷入无法掌控的洪流，但仍然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守住某些不应被放弃的东西。或许，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新书写丁宝泉先生的意义所在。

好再次念起这个名字时，不必刻意拔高，也无需过度修饰。只需承认：在那样一个动荡而复杂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人，曾经认真地活过，坚定地选择过，并在沉默中守住了自己的位置。这，已足够值得记取。愿这样的记忆，不因时间而湮没；愿这样的精神，在不被察觉的地方，继续延续。

二、张静吾老院长眼中的丁宝泉

李光辉——河医77级毕业生

美国麻醉医师

　　姨夫张静吾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而追随他一辈子的学生丁宝泉教授也先于他1989年逝世了。可每当我翻开有关他们那些泛黄的旧照片、信件与报导的文章，心头还是会猛地一颤，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作为张院长的外甥，河医快毕业时偶尔听姨夫讲起河南医学院那些血与火的岁月，也多次听到他用最骄傲的语气提起他的得意门生——丁宝泉叔叔。那位和他一样留德读博士、一起在河医并肩战斗、又一起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互相搀扶着走过来的丁宝泉先生。姨夫晚年在他住的教授楼里握着我的手，声音颤抖地说：“光辉啊，丁宝泉大才啊。他是我这辈子最放心、最敬重的学生，他不光医术高，医德正而更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他多次弃笔从戎，那份壮志和担当，比我这个当老师的还让我感动……”

读完《丁宝泉回忆录》的初稿，我仿佛又回到了姨夫的书房，鼻尖仿佛还能闻到那股淡淡的墨香和硝烟味。丁叔叔和姨夫的几次交集点像一部浸透了血泪的史诗，在我眼前缓缓展开，每一幕都让我心痛得喘不过气。

那是1934年底的开封河大医学院。丁叔叔刚入学不久当着班长，用一口流利的德语，直接和刚到医学院当院长姨夫聊了起来。那一刻，院长的眼睛亮了，他后来常说：“这个学生有股子劲儿！”从那天起，丁叔叔就把姨夫当成了终身榜样，院长也把他当成最可托付的臂膀。那份师生初见的火花，竟点燃了丁叔叔为医学奋斗终身的梦想。丁叔叔1937年底休学抗日从军，那四年是他人生最壮烈的篇章：他开封报名参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从上尉军医一步步升到中校军医兼野战医院代理院长，在枪林弹雨里，他不光给伤兵包扎、做手术，还冒着炮火把野战医院撑起来，救了多少抗日将士的命啊！那四年，他把青春、把热血、把命都豁出去了！四年后复员回河大医学院复读，毕业留校做内科医生兼护校教务主任，当时任医学院院长的姨夫就把转移医学院医疗器材、教学资料的重任交给了他。那时候潭头血案刚刚发生，姨夫前妻惨死日寇刀下，侄儿（我的堂哥）被刺成重伤，姨夫自己也痛不欲生。可他还是咬着牙，带着部分师生在嵩县大山里向西转移。而丁叔叔此时二话不说，拖着疲惫的身子，跟着那些驮满仪器与书籍的骡马后面，硬是一路守护着那些宝贝的医学仪器和资料。姨夫后来红着眼睛对我说：“宝泉那时候是不足三十的年青人可他却比老兵还勇敢还有责任心！没有他，河大医学院的医学器材损失不知该有多大！”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丁叔叔手提着箱子，跟着运输车辆在山路上踉跄前行的身影，——这才是真正的医者！这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他们俩又一次交际是在1944年底，更是让我心潮澎湃。丁叔叔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又一次毅然从军！第二次弃笔从戎，再次把刚稳定的生活扔下赴战场！很快由于日本战败投降再次复员回河大不久，突接到军医署调令到南京做战后医疗器材协调分配工作，在新地方短期工作的他又考取了瑞士留学名额。姨夫那时在南京帮侄儿治伤，听说学生要出国，专门组织在南京的河大医学院校友们一起为他饯行。姨夫在饭局那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从瑞士到西德就一步的事儿，多读书，拿个学位回来”老师的鼓励像一记重锤，敲醒了丁叔叔更远的梦想。他在苏黎世大学医学院内科进修完，真的跨过国界，去了德国汉堡热带病学院，1950年底拿到了医学博士！姨夫是在1926年在哥廷根拿的博士，两人虽学校相隔几百公里，却都带着同样的荣耀回到了河南大学医学院。那一刻，姨夫和我讲起这些，脸上满是欣慰的泪光：“宝泉三次从军，又三次拿起手术刀，他是用命在守护河南医学的根啊！”

　　最后一次交际却是最让人心碎的1957年。师生俩同时在河医被打成右派，还被扣上“反党小集团”的罪名。姨夫是附属医院院长，走在牛鬼蛇神游街队伍最前面；作为检验科主任内科基础教研室副主任丁叔叔掌着瘦弱的身体紧随其后。高帽子上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金水河边偶尔相遇，他们也只能默默点头，不敢多说一句话。可丁叔叔到死都没承认那个莫须有的罪名！他就是那样一个自尊、正直、淡定的人，在屈辱中依旧挺直脊梁。舅舅后来常说：“宝泉的骨头，比我还硬！”

姨夫1998年以98岁高龄离世前，还嘱咐丁宝泉家人：“宝泉的儿子在美国搞放射生物学和致癌机理研究，很好！我们这代人的心血没白费。”丁叔叔的夫人孙燕阿姨移民美国前，也专门去看望住院的姨夫，老人家欣慰地说：“孩子有出息，好好养老吧。”如今，老河医的平房、教授楼都已不在，可那对德国医学博士师生的足迹，却永远刻在中原大地上。写到这里，我早已泪流满面。丁叔叔三次从军抗日的壮举，不是简单的“参军”两个字，而是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都献给了国家！他在枪炮声中救死扶伤，在野战医院里日夜不眠，在最危险的时候还帮姨夫保住了河大医学院的命脉！这份爱国情怀、这份医者仁心，让我这个晚辈既心疼，又无比骄傲。姨夫和丁叔叔这对师生，用一生的坎坷与坚守，点亮了河南现代医学的火种。今天，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早已成为全国医学重镇，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切，都始于1928年姨夫力促建院，都离不开丁宝泉叔叔那热血沸腾的从军壮举！

《丁宝泉回忆录》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更是一部师生同心、医者报国的悲壮史诗。愿姨夫和丁叔叔在天上，还能再做师生，继续并肩走那条救死扶伤的路。愿他们的精神，像金水河一样，永远滋养着后辈河医人。

三、同年同月同日而生的父辈

胡大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

　　当我开始阅读《丁宝泉回忆录》初稿时，不料却翻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书中的一字一段，不仅清楚描绘出丁伯伯的轮廓，也勾划出他和我父亲交往的轨迹。

我的父亲李公恕，生于1916年2月27日；丁宝泉先生，亦诞生于同年同月同日。这样的巧合，在往昔岁月里，常被当作一段轻轻带过的谈资，仿佛不过是时间偶然的叠合。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他们各自延展的人生轨迹，便会逐渐意识到，这并不仅是一个日期的重合，而更像是一种命运的并行——在同一历史时空的风雨之中，各自跋涉，又在精神深处彼此呼应。

据父亲晚年回忆：1942年，他就读于河南大学医学院已至四年级后期。彼时战事未息，学业与时局交织，西迁转移至嵩县的河大医学院校区亦难得安宁。某天得知医学院将安排一位早年辍学抗日从军的学长插班，参与他们那届后期临床课程实习。此人便是丁宝泉先生。丁先生原为河南大学医学院1934年入校的第六期学生。1937年抗战爆发之际，他毅然弃学从军，以军医之身投身抗日前线，辗转于战火之间，奔走于生死之隙。数年间，他在枪林弹雨中救护伤员，于简陋条件下维系生命，复学前一度担任中校军医兼野战医院代理院长。从军那四年是一段以血与火为背景的历练，也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中淬炼出的职业与人格的双重成形。

当他这次重返校园时，可以说此时回归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业延续，更像是从战地与书斋之间的一次回望与交接：一边是尚未完成的学业，另一边是已然历经的生死实践。在当时的学生眼中，他几乎带着一种传奇的光影：既是同道中人，又仿佛来自另一重世界。关于前线、关于伤员、关于死亡与生存的边界，同学们多有请益，而丁先生却从不以奇崛取胜。他为人谦和，语调从容，叙述之中既不刻意渲染战场救护之惊险，也不回避枪林弹雨的残酷与真实。那些本可惊心动魄的片段，在他的讲述中反而沉淀为一种近乎平实的经验。这种克制，恰恰显露出一名医者的分寸与一名历经战火之人的内在定力。或许正因他年长几岁或高几届学长的缘故众人皆以“涛兄”相称 （丁湧涛，字宝泉），而这一称呼中，既有敬意，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父亲与丁先生之间，或许正因那“同年同月同日而生”的缘分而格外投契。二人在临床实习之余，常相对而坐，或于病房之外，或于校园一隅，谈医学之道，亦论人生之途；谈战时所见，亦及山河之变。那是一个时代尚未定型的阶段，而这对年青人对于未来的理解，往往正是在这样的交谈之中悄然生成。毕业在即，去向未卜，天地广阔而又动荡。分别之际，丁先生特制书签，并题小诗相赠，以为共勉：

孤雁凌风征太行，

枪林弹雨锁戎装；

笑洒碧血提忠骨，

歌颂国祚光炎黄。

　　这首诗，可以说是丁宝泉青年时期心境最直接、亦最炽烈的凝结。那时的他，已不再只是埋首书斋的医学生，而是在民族危亡之际，被时代骤然唤醒的青年。“孤雁凌风”，写尽离群独行的孤胆与决然；“征太行”，则点明方向——那是山河的象征，也是抗曰的前线。“枪林弹雨锁戎装”，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战火紧密相扣，几无退路；而“笑洒碧血”，却并非单纯的悲壮，而是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甚至隐约带着青年人特有的豪情与浪漫——血可以流，志不可屈。“歌颂国祚光炎黄”，则将个体的牺牲与民族的延续相连，使个人生命在更宏阔的历史维度中获得意义。他好象在无声地表达离别的克制与不言之痛，赴战的坚定与无悔选择，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寄托。它既是告别校园时的自我誓言，也是一份写给时代、写给未来的青春答卷。此后岁月流转，史料所载并不详尽，二人亦未再有系统记述的往来。然而，从各自后来的人生轨迹中仍可看出，那段短暂而深刻的相识，早已在彼此心中留下印记，如潜流暗涌，未曾消散。

数十年后，历史进入另一重阶段。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与丁先生之子丁一凡先生，在不同年代先后步入医学院，完成学业继而从事医疗事业。回望这一选择，既有时代环境的引导，也仿佛是一种无声的承续。父辈未曾言尽的往事，并未消失，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路径与方向，延伸至下一代的人生之中。遗憾的是，由于父辈所处时代条件与个人境遇的限制，他们生前未能系统讲述这段经历。许多细节散佚于岁月，许多情感亦未及言明。直至今日，我们通过资料的整理、访谈的补充以及彼此之间的反复印证，方得以拼合出当年的若干片段，并将其谨慎地留存于本书之中。正是在这一回望与整理父辈历史的过程中，那些原本分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的后人，重新获得了一种联结——这种联结不仅源于血缘，更源于一段共同经历的历史与一种相通的精神气质。因此，将此段往事附于书后，并非为增添传奇之色，而是希望在丁宝泉先生的人生叙述之外，补上一层来自同时代同行者的侧影。或许，正是在这样的相互映照之中，一代人的精神轮廓，方能由单线走向多维，由个体趋于整体，而显得更加完整、更加真实。

至于那“同年同月同日”的出生，如今回望，已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它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代人共同的起点，也象征着在时代巨变之中所必须面对的责任与抉择。此后人生虽分途而行，却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彼此呼应，并通过后人得以延续。

丁宝泉教授

四、我眼里的大姑父

孙文瑾——河医校友

加拿大多伦多护士

　　在家族的记忆深处，有些人并不以宏大的事功留名，却以一种温润而持久的光，照亮后来人的心路。我的大姑父丁宝泉，便是这样的人。为《丁宝泉回忆录》作后记，于我而言，不只是对一位长辈的追忆，更像是一次迟来的对话——在岁月的回声中，重新辨认他的身影，理解他的选择，也理解那个时代赋予他的沉重与光荣。

我出生于1968年，成长于开封地委大院。父辈一代人，多是新中国成立后投身国家建设的基层干部，朴实、克己、勤恳，是他们最鲜明的底色。我的父亲是丁宝泉的内弟，解放后参加解放军，复原后一直在地方工作，默默无闻，却以一种近乎执拗的忠诚履行职责。而在我们这些晚辈的眼中，大姑父则带着某种“远方”的气息——他留过洋，是医生，是教授，这些身份在那个年代都带着几分神秘与敬畏。然而，关于他更早的经历，我们所知甚少。他的过去，像一本被轻轻合上的书，封面简朴，内页却无人细读。

直到1983年，我考入河南医学院医学检验班，在大姑家寄居三年，才真正走近他。那三年，成为我理解他、也理解“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最重要的窗口。彼时，大姑父刚刚被“右派平反”不久。那段历史，在家中很少被主动提起，但其痕迹却隐约可见：他对组织的态度依然谦和，对工作的投入依然专注，对生活的要求却始终克制而简单。国家恢复了他的职称与待遇，也分配了医学院为老教授新建的独栋小楼。从物质条件上说，这已是相当优厚的安排。但在他的身上，你几乎看不到任何“补偿”带来的情绪波动。他既不诉苦，也不炫耀，仿佛那段坎坷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段暗流，流过了，便归于平静。

那段时间，他在医学院负责老干部门诊，主要从事老年病的临床工作。那是一个极其需要耐心与责任感的岗位。老年患者病情复杂、变化多端，既要专业判断，也要细致关怀。他每天回家都很晚，常常是我已吃过晚饭，他才匆匆进门。简单用餐后，他并不休息，而是坐在书桌前继续阅读、做笔记。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用功，是不是太辛苦了？”他笑了笑，说：“医学发展太快了，边缘学科更快。一天不看书，就会落后。”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理解“终身学习”并不是口号，而是一种内在的自觉。大姑父的性情温和，几乎从未见他发脾气。无论谁来求助，他总是尽力而为。那时民盟与一些学校联合举办德语培训班，缺乏师资，他便主动承担起授课任务。每周几次，下班后还要辗转乘车前往教学点，一教就是几个小时。没有报酬，也没有额外的荣誉，他却乐此不疲。在他看来，知识本就应当被分享，而不是被占有。

我初到他家时，正赶上专业基础课学习。寄生虫学是一门既枯燥又要求精细记忆的课程，许多同学都觉得吃力。某天晚上，我伏案复习，面对书中那些复杂的形态图一筹莫展。大姑父走过来，轻声问我学到哪一章。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指给他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取过纸笔，开始为我画图解释。那一刻，我至今难忘。他的手法极为娴熟，线条流畅而准确，仿佛这些寄生虫的形态早已在他脑中定型。更难得的是，他不仅画出轮廓，还用不同颜色标示结构，甚至在关键部位加以强调，讲解时条理清晰，简洁而不失严谨。那些原本抽象的图形，在他笔下仿佛有了生命。我第一次意识到，所谓“学问”，并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能够将复杂变得清晰、将抽象转化为直观的能力。从那以后，每逢我复习相关内容，他总会抽空为我补画图示。有时我甚至故意把难点留到晚上，等他回来请教。他从不嫌烦，也不摆教授的架子，总是耐心讲解，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个晚辈，而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学生。后来我才明白，这种态度，正是他一生为人师表的自然延伸。

　　家中人口简单，大姑、大姑父，再加上我。表哥表姐都在外住校求学，家里常常只有我们三人。这样的生活，反而显得格外安静而有节奏。大姑父的生活习惯极为朴素。晚饭时大姑常给他煮一碗细挂面，加一个煎蛋，便算是一顿补充。他饭量不大，很少见他大鱼大肉。即使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他依旧保持着节制的饮食方式。可这种“简单”，并不等于粗糙。他对食物的做法、口味其实颇有讲究。记得有一次，有人送来几只海参，家中无人会做。我正以为这东西要被闲置，他却轻松接过，详细讲解如何泡发、如何处理，再配以葱段烧制，步骤清晰而专业。那一顿饭，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他的“见识”，并不张扬，却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之中。夏天的傍晚，他下班回来，常用一方小手绢包着几样水果——樱桃、杏子或是略带酸味的小桃。冬天则换成热乎乎的烤红薯或咸香的炒花生，都不是昂贵的东西，却带着一种特别的温度。我们三人围坐在小楼里，吃着这些简单的食物，谈些日常琐事，竟也其乐融融。厨房里偶尔还会炒一盘五香黄豆，香味弥漫，成为那个年代特有的“幸福气息”。周末则更有仪式感。大姑常带我去五里堡农贸市场买猪肉馅和韭菜，回来包饺子。那时我最期待的，便是周末的这顿饭。大姑父也会参与其中，虽然动作不算娴熟，但总是认真。饺子下锅时，屋里弥漫着蒸汽与香气，仿佛把一周的劳累都化解了。工作日的中午，他则提着铝制多层饭盒，到附近职工食堂打饭。通常是一荤一素，从不多买。那种节制，不是因为匮乏，而更像是一种长期养成的习惯——对资源的珍惜，对欲望的约束。

在衣着方面，他却有一种近乎严格的自我要求。那时没有电熨斗，他的的确良衬衫却总是笔挺整洁。可以想见，他为此付出了多少时间与耐心。他从不因此抱怨，仿佛这是一个医生、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基本体面。他对清洁的要求同样严苛，尤其是床上用品。每到周末，表姐从学校回来，总要清洗一大盆床单被罩。我也常帮忙，将绳子拉到金水河边的树间晾晒。风吹过，白色的被单在空中翻动，阳光透过布料，显得格外明亮。那画面，至今仍在我记忆中闪烁——既是生活的片段，也是一种对“洁净”的执着象征。姨夫还非常喜欢小动物。那个年代，能养的不过是猫。我们家先后养过两代猫，母親叫“Katze”，儿子叫“Zorro”。名字都是他起的，带着明显的德语与时代印记。尤其是“Zorro”，得名于当时风靡一时的电影。那只黑白相间的小猫，眼神灵动，仿佛真有几分侠客气质。它们陪伴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也让这个家多了几分生气与温情。

回望那三年，我渐渐意识到，大姑父身上最珍贵的，并不是某一项具体成就，而是一种稳定而内敛的品格。他经历过政治风波，却未因此怨怼；他恢复了名誉与待遇，却未因此张扬；他学识深厚，却始终谦逊；他生活简朴，却不失审美与秩序。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常常随着历史的潮汐起伏。但在大姨夫身上，我看到的是另一种力量——不以外界评价为唯一尺度，而以自身的专业、责任与道德为根基。这种力量，既不喧哗，也不耀眼，却足以支撑一个人走过漫长而复杂的人生。多年之后，当我再回望那段时光，才逐渐理解，当年那些看似平常的细节，其实都在悄然塑造着我对世界的认识。对知识的尊重，对工作的投入，对生活的节制，对他人的善意，这些并非通过说教传递，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自然浸润。大姑父一生“做静好事”。他不追求轰动，也不刻意留下痕迹。但正是这种“静”，让他的影响更为持久。那些被他帮助过的人，那些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那些在他门诊中得到安慰的老人，或许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却都在某个角落保留着一份关于他的记忆。

今天，当我为这本《丁宝泉回忆录》写下这些文字，既是对他的纪念，也是对那个时代一类人的致敬。他们不一定站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却构成了社会最坚实的底层结构。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会被广泛记住，但他们的精神，却在无数后辈身上延续。如果说，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他做了什么，更在于他如何面对世界，那么姨夫的一生，便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回答。

愿后人翻开此书时，不只是看到大姨夫一个人的经历，更能感受到一种温润而持久的力量。也愿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能多少承继他的一点风骨：认真做事，安静做人，在不张扬中完成自我，在不喧哗中抵达深远。

丁宝泉夫妻

五、大姨父我家的脊梁

梁忠——美国计算机工程师

　　在我心里，大姨父永远是那棵深根老树，默默撑起整个小家。他是解放初期河南医学院归国留德博士、内科教授。大姨是商丘圣保罗高级护校毕业的护士长，两人五十年代初结婚，共同撑起了这个医学世家。表姐和表哥后来也都学医，延续了家庭的传统。可那年代，他们夫妇都被错划右派，生活条件艰苦，周围环境艰难。大姨父却从不抱怨，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爱心慈祥、勇于担当、关心前辈、照顾后辈。他是小家真正的栋梁。

姥姥晚年几乎失明，青光眼和白内障夺走了她的视力，生活起居全靠人照顾。作为女婿，大姨父承担起这份重任，从未喊过一声累。母亲回忆道：把姥姥从开封舅舅家接到郑州时，大姨父特意借来一辆架子车，亲自到火车站去接。他把车子垫得软软的，一路慢慢拉着姥姥回家。夏天里，郑州火车站人声鼎沸、尘土飞扬，大姨父满头大汗，却一路开玩笑似的轻声安慰：“妈，您就当坐轿子，这车稳着呢。”到家后，他经常早起帮姥姥洗脸、喂饭、搀扶她上厕所。姥姥常拉着他的手念叨：“这女婿，比亲儿子还孝顺。”大姨忙工作时，大姨父就成了家里最可靠的支柱。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真正的担当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把老人的晚年当成自己的责任，一点一滴地扛在肩上。

大姨父对后辈的爱护关心，总是那么细腻而温暖，从不居高临下。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去郑州看姥姥，不巧感冒发烧，烧得难受。大姨作为老护士长，习惯性地要给我打针退烧。可我从小怕针，哭闹着不肯。大姨父却把我抱到膝上，轻轻拍着我的背，声音温和地说：“不打针也行，吃药也能好。来，姨父给你讲讲道理。”他没有强迫，而是耐心讲解人体像一台小机器，发烧是自我保护，吃药是慢慢调理。他还讲起德国留学时看到的医生如何安慰孩子，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我的恐惧渐渐消散，最后乖乖吃了药，第二天就退烧了。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医生的权威，而是长辈的慈爱。

唐山地震那年，母亲和我再次去郑州看病重的姥姥，全国人心惶惶。大姨家为了安全，全都搬到外面搭的小棚子里住。棚子狭小，余震一来就晃晃悠悠，大家紧张得睡不着。大姨父却坐在棚口，用他丰富的知识平静地给我们讲解地震成因：“这是地球板块运动，像走路时地面偶尔抖一下，不是世界末日。咱们这儿震级小，棚子搭得结实，大家安心。”他结合留学时学到的防灾知识，教我们如何观察前兆、如何互相照顾。声音稳稳的，像课堂上的教授，却句句暖心。记得大姨说：“有老丁在，我们就踏实。”那一夜，他不仅安抚了全家老小，也用科学知识化解了我们这些后辈的恐惧。他的慈爱，从来不是空洞的安慰，而是带着智慧的陪伴。

　　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大姨父也保持着惊人的勤奋与谦逊。每次去大姨家，我总看见他天不亮就出门上班，晚上匆匆吃过饭，又要回医院门诊“加班”。小时候我不懂，后来才知道，那时他作为带帽右派，下班后别人休息，他却要去打扫厕所、清理走廊。虽然门诊环境差，他却干得一丝不苟，只为让病人有个干净的地方。回来时，衣服上总是带着消毒水的味道，他却先问姥姥今天可好，问我作业做了没有，问表哥工作如何。生活再苦，他也把对前辈的关心、对后辈的照顾，融进每一天的辛苦里。他用行动证明：小家的栋梁，不是地位多高，而是无论逆境顺境，都能默默支撑。

最后一次与大姨父深谈，是八十年代中旬我到郑州考九中。那段时间复习压力大，历史题尤其棘手。我住在大姨家，每天晚上大姨父下班后，就坐在小桌前给我辅导。他用留学欧洲积累的丰富历史知识，社会经验，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结合中国历史分析考点，一遍遍帮我修改作文。他不厌其烦地说：“知识是最好的武器，考上中学只是开始，以后要像你表姐表哥一样，好好学医，服务别人。”靠着他的耐心指导，我顺利考上了九中。分别时，他拍拍我的肩：“以后多回郑州看看。”那温暖的手掌，至今让我难忘。

如今，姥姥和大姨妇夫早已离世，可那些郑州老院子里的点点滴滴，却像老照片一样清晰。大姨父用借架子车的担当、哄我吃药的慈爱、地震棚里的智慧、监督劳动打扫厕所的屈忍、深夜辅导的传承，织成了一幅温暖的画卷。他关心前辈、照顾后辈，从不张扬，却用一生撑起了小家。他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知识分子的缩影：留学归来本可大展宏图，却在逆境中坚守医道；地位不高，却成了家人最可靠的脊梁。

大姨父，您教会我，真正的优秀品质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把爱与责任，融进生活的每一件小事里。您永远是我心中小家的栋梁，那份爱心慈祥与担当，将伴随我一生。